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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好，兄弟和手下弟兄在日本那边还有不少的工厂，主要出产棉纱，生丝，数量可不少啊，我就怕率真兄你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仲良老弟，你这点就尽管放心，没有金刚钻，我不是不会揽这个瓷器活。就算我吃不下，还有大老板吃得下。”
“是吗？看来，率真兄是背景很大。”
“说起来，这个大老板和你也算有一点渊源。”
“那会是谁？小弟多年不在国内，孤陋寡闻。”
“我就知道你想不起来，实话对你说吧，就是孔二小姐。”
“是她？她现在不在南京吗？”
“大公子前脚刚到上海，她就跟着来了。”
“看来，大公子这趟差事不太好办啊。”
1948年，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如同军事一样，也已处于崩溃的境地。这是由于多年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如脱缰之马，持续猛涨；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强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经济破产，民生艰困的景象。
其中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最为严重。至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6月份，上海的米价竟上涨到每石1800万元，而当时一般公教人员工资低微，小学教师每日收入仅够买四五副大饼油条，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难以言状。许多人真是到了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医的地步，生活痛苦到了极点。国统区到处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浪潮。为了防止国统区经济出现总崩溃，1948年夏，国民政府经过一番酝酿，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人民所持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所谓“经济改革”，企图依靠行政力量对国统区经济实行管制，以此来摆脱政治、经济危机，维持统治。7月下旬，蒋总统召集高级幕僚会议，提出了币制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总统在庐山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谈，就经济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国政府的认可。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蒋总统与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招待所谓民意代表及南京，上海的金融界人士，要求经济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同时宣布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紧接着南京政府宣布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总统大公子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总统派大公子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总统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
然而，当时的舆论对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大公子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大公子有蒋总统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来头不小，但他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困难重重，而此次币制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蒋大公子不是个轻易退让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颇为自信，相信充分运用所谓的“革命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8月20日，大公子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抵达上海。他调来“勘乱建国大队‘，组织”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作为实行紧急措施的骨干队伍，提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等口号。上海各地旋即出现公告，凡检举违反经济管制者，经查属实，可以得到没收的黄金、银子、外币或囤积物资价值之三成，作为奖金。老百姓也可以把密报消息，投进设在街头的建议箱；各方报告开始涌进大公子设在中央银行内的办公室。同时，大批青年男女亦主动支援警察及王升的戡建大队检查工作。上海街头到处突检市场、仓库、工厂囤积的物品，查核申报存货与现场实际数量是否吻合。大公子和部属审阅检举函，必要时即对可疑设施突击检查。奸商立予速审速决，不予宽贷。8月23日和27日，他两次指挥上海6个军警单位，到全市库存房、水陆交通场所进行搜查。凡触犯法令者，商号吊销执照，负责人法办，货物没收。
大公子采用杀鸡儆猴的方法，把泄漏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判刑；把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人枪决，把囤积居奇的商人王春哲判处死刑，又把包括一部分巨商大户在内的商人六十四名关进监狱。大公子本人还微服出巡，发现贪赃受贿官员严惩不贷。他这种举动尽管锋芒逼人，却经不起孔、宋势力的反击。
孔宋家族成员孔令侃在上海经营扬子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孔令侃在商界的诨号是“南京老虎‘，他和杜老板关系不错。杜老板的绰号是”大耳杜’，有时候被称为“经济老虎‘。另一只”老虎’是杜老板的外甥万墨林，因为日本占领时期从米粮上赚得大钱，绰号“米粮老虎‘。大公子的检查小组一开始就逮捕万墨林，罪名是非法囤积稻米，迫使米价上扬，不当侵占政府米谷贷款。9月3日，大公子更放胆逮捕了杜老板的儿子杜维屏，理由是投机炒作、囤积居奇，非法在股市交易。9月7日，上海银行公会同意，市内全体商业银行把持有的外币和金块交给中央政府。
经济改革实施一个月后，物价明显稳定下来。这段期间物价指数只上升了百分之六，有三千多名套利者被捕。但是，蒋大公子认定，通货膨胀不是关键问题，GMD若要扭转颓势，唯一的方法是不再扮演既得利益团体的政党。
蒋大公子根据杜老板提供的资料，控诉扬子公司经济犯罪，逮捕孔令侃的若干职员。总统夫人闻讯立刻赶到上海，和蒋大公子及外甥孔令侃一起见面。最后，孔令侃做出和解，据说交给政府六百万美元，然后前往香港，再转赴纽约。杜老板也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不久，杜维屏交了大笔罚款给政府，获准结束事业，前往香港和父亲会合。
十月底，蒋大公子接到父亲蒋总统的紧急命令，召他到南京开会。行政院决定解除全国对物价冻结之前令。次日，蒋大公子的办公室发表一篇《告上海人民书》。他向上海市民道歉，告诉他们：他的任务失败了！
当然，刘建业是看不到这些事情的。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处境也很不妙。
部队抵达上海以后，刚刚在吴淞军港集结完毕，新20军就接到南京国防部的命令，被调往河南驻马店，加入由整编第十一师改编而成的第十二兵团序列。而刘建业则接到命令，接任国防部三厅（作战厅）常务副厅长，协助郭厅长负责国军作战事务。
9月初的一天，南京郊外汤山“陶庐”。
这里建于20年代。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后，最高统帅看上了这里的清静幽雅，特拨专款整修一新，用作自己的温泉别墅。别墅总体上是二层建筑，一楼部分建筑位于地下室里。
一楼，会客室。
穿着一身丝织长袍的蒋总统用一口的浙江话对笔直站立在面前的刘建业说道：“仲良，我知道这一次对你的人事安排，是委屈了你。”
“学生不敢。但凡是校长的安排，哪怕是把学生所有职务一抹到底，去做一个大头兵，学生也绝对毫无怨言。”刘建业自然不会在这位枭雄的面前显露出任何的不满情绪。
“坐下来说话。其实，这一次国防部是要把你派到驻马店去当第十二兵团的副司令，做培我的副手，稳定中原的战局。人事命令报到我这里，被我卡住了。我亲自下令把你任命为国防部三厅的常务副厅长，协助主持三厅的事务。你明白我的用意吗？”蒋总统G气亲切地说。
“学生愚钝，还请校长明示。”刘建业毕恭毕敬地说。
“现在时局艰难，东北，华北的战局很不乐观。中原战局也近乎糜烂。从眼下的局势和动向来看，G匪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徐州。徐州之得失对于国军意义重大。只要国军能够保住徐州，江南半壁就能够得到保全，我们还有资本可以重整山河。徐州一旦失守，南京就将直接暴露在G匪面前。自古以来，守江必守淮。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吧？”
“学生明白。”
“明白就好。据可靠情报，G匪即将在徐州一带有大的动作。国军必须积极应对，击退G匪对徐州的进攻，所以，我才把你安排到这个重要的位置上，希望用你的能力转危为安。我对你的能力是很信任的，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学生才疏学浅，恐怕难当大任。”
“难道你也要对我离心离德吗？”
“学生不敢，学生只是怕行事不当，有负校长重托。”
“不要害怕，我对你始终还是信任的。你在日本只是年轻气盛，我都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校长如此信任学生，学生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你呆会吃完饭再走，去找一下郭厅长。你是他的学生，你们俩人一定是能够相处得好的。”
吃完饭以后，坐在回城的汽车上，刘建业看着窗外阴暗的天色，许久没有说话。
第三百四十七章 … 回国（二）
南京城内，四条巷，一座普通的民宅。
这里虽然外表十分普通，但是却住着一位重要人物，陆军中将，南京政府国防部第三厅郭厅长。
“仲良，什么3把你吹来了？”郭厅长从门口把刘建业迎进房内。
“我刚从汤山那里过来。承蒙校长召见，然后马上就到老师这里来了。”刘建业直接说到。
“校长对你是怎么讲的？”郭厅长问道。
“校长判断，在目前形势下，G军华野很可能会在徐州周围地区有大规模的行动。校长认为我军必须做好准备，在徐州一带给与G军坚决打击，彻底粉碎G军的企图，以保卫南京的安全。”刘建业并没有在郭厅长面前有所掩饰。因为，身为国防部作战厅厅长，想知道这些简直是举手之劳，而且根本不会有任何人对他怀疑。
“坐下来说吧。寒舍十分简陋，招待不周，还请不要见怪。”郭厅长招呼道。
“老师不要客气，学生此次前来也是想要和老师交换一些对于时局的看法。”刘建业一边说着，一边在沙发上坐下。
刘建业坐下来以后，眼睛**的打量了一下四周，果然与后世书籍里所说的一样，郭厅长的居所无论怎么看都绝对不能说豪华，各种陈设和家具，几乎都是旧的，连自己坐着的沙发也是用了多年的，沙发套子上打了三四个补丁。
“外界传言老师的生活非常俭朴，根本不像一个国军现役中将，今日学生亲眼所见，确实如此。”刘建业说道。
“我们身为军人，没有必要追求生活上的舒适。古希腊时候，斯巴达军队的强悍战斗力，有很大程度是来自于他们的艰苦训练和朴素生活。”
“老师所言极是。今日之国军支装备远非昔日北伐时国军可比，但是战斗力却未必赶得上昔日的北伐军了。”刘建业感慨地说道。
“无论是军队还是政党，都不能背离自己的理想，否则，前景将是暗淡的。”郭厅长说道。
“老师，我知道，现在的时局对于政府来说，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东北那里，卫长官把所有的部队集中在锦州，沈阳和长春一线，依托铁路坚守防卫，也仅仅只能勉强保住这几个要点罢了；华北方面，傅长官所率领的部队只能在绥远，张家口，北平，天津这一线摆出一条一字长蛇阵；山西那里，阎长官的部队只能紧缩在太原城四周，猬集一团；胡寿山的部队在陕西被打得快要连西安都保不住了，眼看就只能通过汉中退到四川；中原一带，开封洛阳，接连失守，白长官所在的武汉北面门户襄樊也在不久以前刚刚被攻占，武汉门户洞开；山东已经几乎完全丢失，总体上，国军眼下唯一可能有所作为的，也只有徐州一线了。”刘建业说道。
“你说得也只是军事上，其实整个政治和经济上，政府也几乎无计可施了。现在，政府的财政已经接近完全破产了，如果不是当年美国人送给政府大批的军用物资，恐怕现在，国军连炮弹都快卖不起了。”郭厅长说道。
“我也明白，以现在的时局，政府想要取胜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不过，现在我们不是还有几百万的军队吗？不是还有半壁河山吗？只要政府能够痛下决心，励精图治，东山再起未尝不是可能的。”
“你说，以校长身边的这些人，这可能做得到吗？”
“我也不相信他们。”
“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应该明白，现在不论是对政府还是军人来说已经到了必须深刻思考的时候了。”
“这一点我相信。”
在三条巷，郭厅长的住所里，刘建业和自己的老师郭厅长一直谈到了很晚。刘建业很清楚郭厅长其实早已经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刘建业并不打算向外面人说起，更不愿意告发自己的老师，况且，刘建业也很清楚，即使国军内部没有郭老师这样的人在，国军也会输掉这场实际上已经根本没有取胜希望的战争，只不过会慢一些罢了。中国人用在内战上的精力已经太多了，在内战中流的血也太多了。
自从来这个时空以后，刘建业亲眼看到了中国贫穷落后，人民苦难深重的现实。他一直以来只是想依靠自己的力量尽力地为祖国多做一些事情，保住一些元气。自内战重新开始以后，社会腐败，民不聊生，刘建业也开始觉得中国只有经历一次翻天覆地的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人民挣脱苦海，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内战必须尽快结束，决不能让内战把中国的血放干。有能力领导深刻变革的力量，在中国只有两大政党，而眼下自己身处的这个阵营，它的根都已经烂了，可以说既是华佗再世也无法妙手回春了。
所以，刘建业在与郭老师的谈话里，既没有点破他已经知道他的实际身份，也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打算。他只是在老师面前表露出对时局的不满，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对未来前途的少许彷徨。相信，这些话在其他人听来，也就是一些私下里发发的牢骚话罢了，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是在郭老师这样的有着特殊身份的人听来，里面就会有不一样的味道了。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即1948年秋时，形势变得更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解放区空前扩大，部队士气高昂，装备改善，攻坚作战能力提高。国军力量不断削弱，被迫改“分区防御”为“重点防御”，一面加强大城市的设防，一面组织若干机动兵团准备随时救援，以求保持对重要点线的控制。在华东战场，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接连取得周张、潍县及兖州等战役胜利后，解放了除济南、青岛、烟台等少数国军据点外的山东全部地区，已形成对济南的包围之势。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山东兵团、苏北兵团也已经会合。
为屏障徐州，隔断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的联系，并迟滞华东野战军南进，蒋总统作出确保济南的决定，令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率部固守济南，并在徐州及其附近地区集中3个兵团，准备待华东野战军进攻济南受到一定消耗后，伺机北上举行会战，还决定集中162架战斗机、42架轰炸机进行空中支援。
济南位于津浦、胶济铁路的交会处，是蒋总统由“分区防御”改为“重点防御”情况下借以支撑其华北局面的战略要地。该城是山东地区国军部队唯一的坚固堡垒，城内驻有国军第2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所部及空运来的2个旅，共11万人。
ZG中央和军委根据华东野战军领导人提出的作战方案，确定了“攻济打援”方针，令华东野战军秋季作战以攻克济南为主要目标，并准备歼灭徐州北援的国军。
国军第2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令守军尽量缩小防御圈，加强要点，特别是机场和城区的守备，控制强大预备队，准备适时进行反击，支援外围据点防守，消耗人民解放军力量于外围，达到固守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