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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团；鲁南：３团、５团；清河：直属团；山东军区直辖特务团）。其余部队分别编为军分区、县、区地方武装。
按照新老干部相结合的原则，经过慎重考虑，罗荣桓提出了各区主要领导干部配备方案。３月１１日，经中央书记处复电批准，以后又在４至９月作了调整。
山东军区各区的主要领导干部是：
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林浩；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王卓如；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景晓村；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罗舜初；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王麓水；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符竹庭。
精简整编时，罗荣桓特别注意处理好两支部队的关系。在领导班子的配备上，尽可能做到一视同仁，不分亲疏。在干部的使用上，搞五湖四海，坚持任人唯贤。罗荣桓认为，特别是任人唯贤这一点，在战争时期更为重要。如果只是根据关系的亲疏，或是为了照顾一些人的面子，把一些能力低下的人推上某一领导岗位，最后将会付出血的代价。他经常讲，干革命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一次会议上，他很透彻地谈到：
“如果因为个人的熟悉不熟悉，决定使用与不使用，领导者就不会使用大量的干部，容纳大量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团中打圈子，领导者要变动工作，就想把熟人也来一个搬家，必然会造成个人的干部政策倾向。”他还谈到，如果以合乎个人口味为标准，那么能够使用的干部就少得可怜了，甚至可能用些庸俗的吹牛拍马的角色。
在精简整编中，罗荣桓十分注意使新老干部、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干部互相交流、加强团结。他认为，红军干部经过长期锻炼，十分可贵，但数量很少。而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与当地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熟悉本地斗争的历史状况，所以在整编中，安排了大批本地干部做领导工作。如林浩、景晓村、张光中等都是各区的领导人。在红军干部中，罗荣桓对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也一视同仁，各军区负责人中，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有。
在整编中，旅都缩编为团，一部分团缩编为营，一部分营缩编为连。这样，就有许多干部编余。对于这批干部，除将老弱病残交地方妥善安置外，对骨干均予保留。有很多干部被降级使用，去充实基层，有的班长排长去当战士，使基层干部的军政素质和部队的战斗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罗荣桓说：“这样做，干部可能有点思想问题，总认为没有犯错误，为什么降级使用？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他亲自找梁兴初、罗华生、曾国华几位由旅级降为团级的干部谈话，勉励他们从当时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部队的长远发展看问题。他们出于对罗荣桓的信任和尊敬，都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命。
日本投降以后，以保留下来的骨干为基本力量，在山东一下子就拉起了八个师。这时，有些干部回过头来才认识到，罗荣桓在精简整编中保留骨干的深远意义。罗荣桓一开始未必想到要拉起八个师，但他心里明白，骨干是革命的财富，财富就不能随便丢掉。
在整编中，新的山东军区还把抗大第一分校和１１５师教导大队合编为教导团，由袁仲贤（后为曾国华）任团长，梁必业任政委。在胶东的抗大支校改编为教导第二团。
教导团共办三期，第三期下设三个大队。原训练连排干部的大队编为第一大队；将原分校中知识分子分配到部队，把部队中有实战经验而文化水平较低的老战士、班长调进教导团，编为第二大队，亦称文化大队，着重进行文化训练；招收初中毕业以上的学生入伍，编为第三大队，亦称特科大队，准备培养工兵、炮兵等特种兵。这个大队的学员后来到东北，成为各军兵种的骨干。解放军空军部队的林虎、徐登昆、张积慧等英雄人物，均出自这个大队。
实现主力部队地方化，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了部队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团结，减少了领导层次，精简了机关，提高了部队的指挥效率和战斗力，为转变山东斗争形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陈毅邀请罗荣桓
部队的精简工作完成后，罗荣桓似乎松了一口气。第一把火烧得不错。但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３个多月过去了，罗荣桓的病情依旧。最急的当然是林月琴，她看到丈夫日渐消瘦的脸，忧心如焚。罗荣桓的同事和医生们也很着急，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还不能确诊究竟是得了什么病。
除山东有人着急外，在江苏也有一个人着急，他就是新四军军长陈毅。当陈毅得知罗荣桓的病情后，拍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让罗荣桓去新四军所在地治病。他说，新四军里有位奥地利的泌尿科专家，名叫罗生特，医术很高明。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八路军总部同意了这一提议，批准了罗荣桓到华中新四军驻地去治病。罗荣桓也意识到了自己病情的严重性，这次也没有推辞，决定到苏北去治病。１１５师的很多人认为，罗荣桓的病这次有了希望。
４月间，罗荣桓在原１１５师卫生部部长谷广善和夫人林月琴等陪同下，从滨海驻地出发，越过陇海路，经过苏北的沿海区、盐阜区到淮北区，然后渡过洪泽湖，于５月２８日到达驻在淮南区盱眙县东南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
陈毅立即风尘尘仆仆地从前线赶回来，迎接他的“客人”。
当时，１１５师与新四军是近邻，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作战地域逐步向北转移，最北端已接近鲁南地区。
陈毅非常热情地招待他的客人。
当天晚上，他请罗荣桓和林月琴吃了一顿小笼汤包。５月３１日，新四军军部开了欢迎会，晚间演了戏。由于军务缠身，陈毅把罗荣桓治病的事安排好后，又返回前线。
这次罗荣桓到新四军，一路上还见到黄克诚、彭雪枫、赖传珠、张爱萍、钟伟、王东保等老战友。罗荣桓与他们在一起回忆往事，缅怀已牺牲的战友，有时谈得兴高采烈，倒也减轻不少病痛。
罗荣桓到达后，罗生特医生便很快对他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为了弄清楚是膀胱还是肾脏出血，需要作一次膀胱镜检查，可当时没有麻醉剂，做这样的检查又是十分痛苦的，罗生特面有难色。
罗荣桓像是猜透了罗生特的心思，对站在一边的翻译说：“请转告罗生特大夫，我是专程来请他治病的，他要怎么检查，怎么治疗，就放心大胆地进行吧。”当翻译转告罗生特后，罗生特立即高兴地点了点头，然后用膀胱镜给罗荣桓进行了检查。
膀胱镜是金属制作的，检查时尿道内壁不可避免地会被擦伤，当用稀释的硝酸银溶液冲洗膀胱时，刺激擦破的伤口，便钻心地疼痛。
罗荣桓的额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整个身体都处于轻微的痉挛之中。
林月琴看不下去了，含着眼泪跑出门外。
随行人员也看不下去，把目光移向别的地方。
罗荣桓也是人，他也感到了难以忍受的疼痛。但他毕竟是罗荣桓，能以顽强的意志与疼痛抗争。此时此刻，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所承担的义务，他想到毛泽东给他的电报，想到了山东军区９万人的抗日武装，他也想到了林月琴“东进”和“南下”一对儿女……
在场的人无不为他捏了一把汗。罗生特细心地操作，尽量减轻罗荣桓的痛苦，用不大熟练的汉语叨咕：“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检查结果证明，膀胱本身并无病变。于是，罗生特又给罗荣桓作了靛胭紫的静脉注射，以检查肾功能。结果查明罗荣桓左右两侧的肾脏都有病变。这究竟是肾肿瘤还是多囊肾，由于没有Ｘ光机，无法再作进一步的检查，罗生特只好决定暂时进行保守治疗。
为了让罗荣桓能够安静地休养，新四军领导特意把他安排在一个环境幽静的地方。住的是几间桑竹掩映的新茅屋，在这里听不到枪炮声。可罗荣桓却一心挂着山东战局，想着自己的工作，无心静养，便不顾陈毅等人的一再挽留，于６月２０日踏上了返回山东的归程。
在回山东的路上，罗荣桓似乎已感到疾病对自己生命所构成的威胁，对守在担架旁的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５年计划，争取再活５年，打败了日寇，死也瞑目了。”
林月琴对罗荣桓的病心中没有底，她抑制着焦虑的心情，安慰他说：
“你的计划一定能够实现，将来革命胜利了，就有条件把病治好了。”
“是吗？”罗荣桓笑了一下，没有再说什么。
当年秋后，陈毅又专门派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专家黄农（后改为王雨田），陪同罗生特到山东为罗荣桓治病。
这两人的到来，给治好罗荣桓的病又带来了希望，罗生特也有机会了解罗荣桓的为人。
罗生特身材高大，性格开朗活泼。在新四军时，常同性格同样十分豪爽的陈毅、彭雪枫拊掌而谈，有时还拍拍肩膀，开几句玩笑。但他认识罗荣桓后，发现罗荣桓的性格与陈毅、彭雪枫完全不同。罗荣桓沉静含蓄，但又十分平易近人。罗生特同他交谈时，他往往是听得多，说得少，而每次说话又都是言简意赅。
罗生特还喜欢了解一些中国革命将领的经历，到山东后，他对罗荣桓进行“采访”，然而不管他怎样动员，罗荣桓还是很少谈自己的过去。
有一次，罗生特听梁兴初说，罗荣桓曾在“湖西事件”中救过他的命。罗生特颇感兴趣，去问罗荣桓，可罗荣桓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声“这都是应该做的”便完事。
罗荣桓夫妇经常留罗生特在家吃饭，相处如同一家人。他同罗荣桓的孩子东进混得很熟，东进称他为“大鼻子叔叔”。
罗生特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因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而被捕，在狱中被法西斯暴徒打断了两根肋骨。来山东后，罗荣桓对他非常关心。前线缴获的炼乳、咖啡等罐头，罗荣桓都吩咐送给他吃。然而，限于条件，有时罗生特也得啃煎饼。常常寄养在老乡家中的罗东进吃惯了高粱煎饼，称之为“嘎崩”，啃起煎饼来，也是津津有味。罗生特学着东进的话说：
“这个嘎崩很香。”
罗荣桓回到山东不久，就在８月间，朱瑞奉命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９月，罗荣桓被任命为山东分局书记。这样，罗荣桓的工作又加了一码。
自罗荣桓主持分局和军区的领导工作后，山东根据地完全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军队和地方的一切工作，均在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统一领导下行动。这时的山东分局，由罗荣桓、黎玉和萧华组成。到１９４４年下半年，又增加了舒同为委员，担任分局的秘书长。他们四人组成的山东分局形成了统一领导山东斗争的核心。黎玉在领导山东人民武装起义、建立山东纵队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时，他除了兼任山东军区副政委以外，主要是分管地方党政方面的工作。他积极支持罗荣桓，做了大量的工作。
罗荣桓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又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凡遇重大问题，别人有不同意见时，他从不独断专横，总是广泛听取意见，集体讨论决定。他常常把与自己共事的几位领导干部，形容为他的“三头六臂”。他自己也经常对人讲：
“我自己能有多大本事？还不是依靠大家的努力！”
１９４３年以后，山东共产党的领导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大家的心情也比以前愉快多了。说来也奇怪，罗荣桓的病也再没有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内部出了叛徒
就在山东八路军忙于应付李仙洲进入山东的紧张时刻，从冀鲁边区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１９４３年６月３０日，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被刺。
黄骅被刺不是国民党干的，也不是日本人干的，而是八路军内部自己人干的。这对罗荣桓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１１５师在这一地区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山东６个大战略区中，１９４２年和１９４３年处境最困难的就数冀鲁边区了。１９３８年８月，萧华率３４３旅机关部分人员和小量部队进入这一地区，与当地的抗日武装汇合，组成了拥有２万人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辟了拥有１４个县政权的根据地。由于这一地区直接威胁天津、德州、沧州、济南等战略要地，可以说处于日军的肘腋之间，因此日军对华北“扫荡”，这里就首当其冲。加之１９３９年灾荒严重，大部队难以在此活动，１９３９年９月下旬，萧华奉命率部队转移到了鲁西，只留下一部分部队坚持冀鲁边区的斗争。以后，由于日军加强对津浦路的封锁，冀鲁边和鲁西的联系基本上被切断。
萧华调任１１５师政治部主任后，出席了１１５师的桃峪会议，报告了冀鲁边区的工作。随后，罗荣桓、朱瑞、陈光和萧华等人深入研究了那里的形势，作出了打通冀鲁边区与清河区联系的决策。此前，由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地处小清河一带的清河区同老黄河以北的冀鲁边区长期被割断联系。清河区地处小清河两岸平原，拥有寿光、广饶、青城、邹平等十几个县，人口达４００余万，因受胶济路沿线日军的进攻和封锁，小清河以南地区逐渐被分割。他们便向黄河入海处的利津、沾化一带地区发展。这里虽然人烟稀少，但地区辽阔，远离城镇，很便于生存。如果冀鲁边区与清河打成一片，可以互相支援，互相策应，扩大机动余地。从１９４１年春天开始，１１５师冀鲁边区部队连续进行了几次东进作战，开辟了黄河北岸濒临渤海的鲁北游击区，山东纵队的清河部队也在反击顽固派以后，控制了利津、沾化一带垦区。两区部队终于粉碎了顽固派对八路军的长期封锁，打通了冀鲁边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为了加强冀鲁边区的工作，罗荣桓从１１５师抽调了几批干部到那里。萧华调走后，任命周贯五为冀鲁边军区副政委（政委是王卓如）。１９４１年夏天，又派黄骅去冀鲁边区，任教导６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为了加强冀鲁边区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团结，发挥本地干部的作用，１９４２年春，山东分局与１１５师决定把１９３９年从冀鲁边区调出的邢仁甫调回，任教导６旅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与此同时，罗荣桓又抽调卢成道、王文模、黄荣海等一批干部到冀鲁边区担任领导工作。
然而，由于日伪军多次进行“治安强化运动”，这一地区形势越来越严重。到１９４２年下半年，区内的日伪据点林立，９０％的老百姓被迫向日伪军缴纳租税，多数的地方政权是表面上应付八路军，而实际上是服从日伪军，八路军和共产党在当地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沿津浦路以东，以德州为中心的南北各县，基本上为日伪所控制，八路军不能入境，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根据地已完全变为游击区。加上敌人实行残暴的掠夺政策，边区人力、物力损失严重，粮食困难。部队不得不换穿便衣，长期分散活动，得不到休整，伤病员也得不到安置，处境非常困难。就在这时，山东军区的一项决定成了黄骅被刺的导火索。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１日，在实现山东军事领导一元化时，山东军区任命黄骅为冀鲁边军区司令员，调邢仁甫去延安学习。邢仁甫却认为是山东分局故意拿主力部队的干部压地方干部，心里就憋了一股怨气。
邢仁甫是旧军人出身，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领导本地抗日武装起义，１９４０年调离边区，担任过１１５师政治部的军区工作部部长。因为他在该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到１９４２年春，山东军区就又把他派回了冀鲁边区。边区有很多人是他的老部下，由于他平时喜欢拉拉扯扯，经常给一些人小恩小惠，这些人受了他的笼络，就跟着他屁股后面跑。为此，当时任军区副司令员的黄骅经常帮助他，他却非常反感，反而视黄骅为“眼中钉”。当他接到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后，便认为是黄骅把他挤出了边区，夺了他的权。他离开机关，带着电台和一部分部队住在小岛上，在暗地里设计自己的阴谋。１９４３年６月３０日晚，黄骅和卢成道等人正在新海县赵家村学堂召开边区侦察工作会议。突然，军区手枪队长冯冠魁带了四五个人闯到室内，向黄骅等与会人员开枪射击，黄骅和卢成道等５人当场牺牲。
冯冠魁系土匪出身，当过伪军，后来被争取过来，仍匪性不改。这次刺杀黄骅，就是由邢仁甫策划，由冯冠魁实施的。
刺杀黄骅的事件发生后，邢仁甫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