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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管我叫做他的‘化身’，”董说，“现在我仿佛也在死去。我们一定得回到他那儿去。我们决不能让他死。”
董在院子里找到一条粗板凳，放在白求恩的屋子窗户底下，继续守护。方走过来在董旁边坐下问道：“他叫过人吗？”
“没有，”董说，“他安静地躺着哩。起来过一次，到桌子前面坐着写东西……”
“真奇怪，他还有气力爬起来，到桌子前面坐着。”方坐在那儿思索起来，望着殷红的炕火照耀着的屋子。“他现在会写什么呢？我纳闷他心里想些什么？”
二
美国，底特律——1926年……
他三十六岁，而从他的症状看来，他已离死不远了。
他躺在床上，细想一生是怎么开始的，而现在就要结束了。
他想历史上连他的名字都不会提起。他不知道，就在1926年，历史已经在部署伟大的国家和无名的人们从事战争、暴动、屠杀和英雄行为。他也不知道他还要再尝一次死亡的苦味；不知道有一天四分之一的人类会用“白求恩”这个名字来歌颂他；更不知道在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山野里，一个姓董的人会守护着他，会想起这一次，他的第一次“死”。
有那么一天他自己会写下：“并没有多少人有机会面对死亡，并在面对死亡中认识自己一生的真相——然后又活下去。”但是现在他只知道自己快死了，而他一生的岁月都付诸东流了。他对自己说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但是他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他记起了许多面貌、城市、伤心的事，虚荣的事。他记起了家、大战、放浪形骸的生活、荒唐的游荡和过度的兴奋、工作、手摸着黏泥和人体时的快感、霉烂了的爱情、强烈的渴望、癫狂、绝望。在那叫做“生活”的旷野里，他是在什么地方迷了路？又是为什么迷了路？
三
牧师住宅，木板盖的教堂、他喜欢在里面游泳的那些湖泊、他追赶过蝴蝶的那些小山——这些都是他的出生地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和他的童年的一部分。
他记得关于他祖父的许多故事——他的激烈的见解、非正统的言行和对科学的爱好——以及这些事曾如何成为他童年向往的目标。他尤其记得他那热爱语言文字的父亲，还有那又温柔又刚强的母亲，她一直私下相信她的儿子是注定了要做一番事业的。
他的父亲马尔科姆·尼科尔森·白求恩，在二十一岁的时候，抛弃了行医、传道和教书的家庭传统，去从事比较庸俗的商业。1880年他和哥哥安格斯一道乘船去夏威夷，准备买一片橘树林来发财。但是在檀香山他认识了伊丽莎白·安·古德温，一个长老会的传教士。他们的相识整个儿改变了他的一生。她不久就去加拿大跟他结了婚。
1888年，他们的婚姻生活里有了双重喜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珍妮特出世，同时马尔科姆进了诺克斯神学院准备做牧师。他被任命为牧师以后，便把他的小家庭搬到安大略省北部的小镇格雷文赫斯特，在那儿初次执行牧师的职务。就是在这儿，在1890年3月狂风暴雨的一天，在长老会的牧师住宅里，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出世了——他们的第一个男孩子。
诺尔曼两岁的时候，马尔科姆·白求恩牧师调到比弗顿，然后到多伦多，在以后若干年中，还到过艾尔默、盲河、苏·圣玛丽、欧文桑德，最后又回到多伦多。可是有许多年诺尔曼都在格雷文赫斯特过夏天。这儿，在马斯科卡湖里，他养成了对游泳的爱好。也是在这儿，他开始显露出对森林和夏日天空的爱好。
白求恩家无论搬到哪儿，家庭生活总很活跃、丰富而且温暖。有好多年全家爱玩一种识字游戏。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哪个孩子能正确地念出一个生词并且说出生词的意思，就得五分钱作为奖励。通常总是诺尔曼得奖，可是他总把得到的钱跟姐姐和弟弟平分。另一种游戏是诺尔曼一个人玩的：搬动家具。他喜欢按照自己对形状和色彩的想法重新布置每个房间。家里人认为他担任室内装饰师未免太早了一点，但是仍然耐心地任从他这种嗜好。
从最早的时候起，他的冒险精神和做外科医生的志向就被认为当然的事。刚八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一种肮脏但科学上是必要的工作——解剖苍蝇和鸡骨头。后来他在解剖方面的调查研究逼得他的母亲也做了一番调查工作。有一天下午，满屋子突然都是刺鼻的气味。她一直找到阁楼上，发觉诺尔曼正在那儿很细心地从他刚煮过的一条牛腿上把肉切掉。“你在干什么？”她吃惊地问他。他简略地回答：“我在把肉弄下来，好察看骨头。这些骨头可以做成很好的标本。”她急忙走开，让他继续搞科学研究。那天，他后来把牛骨头放在后院的篱笆旁边晾干。也是在八岁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宣布大家不许再叫他亨利了，而要叫他诺尔曼，并且把和他同名的祖父的外科医生铜名牌挂在自己卧室的门上。
他在许多城市的不同学校里受了早期教育，但最后在多伦多的杰斯·凯察姆公立学校和欧文桑德城的高级中学毕业。他快要进大学的时候，白求恩夫妇搬回到多伦多，以便让诺尔曼，以及不久以后让马尔科姆，能够进多伦多大学。
虽然他们生活过得还算宽裕，可是一个长老会牧师的薪水决不够供给两个儿子上大学。诺尔曼在多年前靠送报挣过零用钱，现在又去工作挣钱来缴学费。他在大学食堂里当侍者，挣的钱付了一年级的费用。以后又在五大湖的一艘轮船上当了一夏天火夫。
接着又在温索尔干了一阵新闻记者，其间他发现把字串成文章不但容易而且挺有意思。有一年他没有上学，在安大略省埃奇利城教书，挣够了下学期用的钱。他教有些年纪比他还大的学生读、写、算，这样净赚到三百元钱。另外他还教过一个圣经班，并且在安大略省北部的森林里当过伐木工人。在那儿做工使他的骨架长宽，肌肉长结实了。他讲起当过伐木工人总很自豪，并且多年来珍藏着那时候的一张相片，那是他和四个“真正的”伐木工人的合影，他们都比他高大得多，都有六英尺来高，并且肌肉都很发达。
他现在二十四岁了。他的小鼻子、宽下巴和金黄色头发像母亲，宽脑门和蓝绿色的眼睛像父亲。“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他喜欢这么说，“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劲。”不知在什么时候，他养成了对绘画和雕刻的爱好。他的手长得又长又坚实，使他得意非凡。
他也养成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他用手指捏塑的黏泥，涂在画布上的颜料、任何使他看了喜欢的东西、通过教科书和讲堂在他面前展开的愈来愈广阔的天地——这一切都是美好的，青春是美好的，生活是美好的。
就在这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粉碎了他的种种梦想和计划，正如对于所有憧憬未来的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一样。
他还有一年就可以得医学博士，但是加拿大宣战的那天他随即参加了军队，在多伦多是第十个入伍的人。他出发到法国去，在加拿大第一师的战地救护队当担架员。
可是不久以后，法国就不再是“美国的法兰西”，而是一所大停尸房了。他给一个国内朋友的信里写着：“这场屠杀已经开始使我感到震骇了。我已经开始怀疑这是不是值得。在医疗队里，我看不到战争的光荣，只看到战争的破坏。”后来在伊普雷，当加军大批地在敌人炮火下死伤的时候，他给一颗榴霰弹打倒了，左大腿炸得露出了骨头。这回该轮到他从战场上给抬走了。由于失血而十分虚弱，头脑里留下了伤员的呻吟和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使他往后在睡梦中也忘记不了。
他在法国和英国的医院里住了六个月，然后作为伤员遣送回国。对他来说，战争已经算完了。
两三个星期以后，他回到大学里准备取得学位。毕业的时候，多伦多的一家陆军医院给了他一个实习医生的位置，但是他拒绝了。他从战场回来的时候，怀疑在屠杀和破坏的后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不过他也只是怀疑而已。他找不到答案，甚至也提不出明确的疑问。他只知道别人还在那儿；且不管这场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总不情愿坐在边上旁观，而觉得有一种和他们在一起的需要。
他加入了英国海军，在“飞马号”军舰上当上尉军医，一直到1918年。停战以前六个月，经他自己请求，被调到驻在法国的加拿大航空队里当军医。
德国投降的时候他正在法国。庆祝胜利以后，他和朋友们坐在一家巴黎小酒馆里，大家都纳闷，不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事了。他二十八岁，两鬓未老先衰地露出了白发；大好青春已经付诸流水了。大战在白求恩的学生时代后面加了一个句点。现在又在白求恩的成人时代前面画下了一个问号。他突然感觉到衰老，不知所措——模模糊糊地开始向往新鲜的事物。
年轻的时候他只认识加拿大；成年以后他只认识欧洲。他发觉自己成了一个没有归宿的人，彷徨歧途，走投无路，只是丧失的时间需要去追补。他感到幻灭，那就是西方小说家在以后二三十年中要在西方世界传布的幻灭……他留起了胡子，在英国退了伍。
四
后来，他回想起战后的伦敦岁月，总说自己是“海外戆人”。
他到达伦敦的时候身边只有空军的军饷；可是不久他就很阔绰地过起日子来了。“我没钱，”他这样解释，“但是喜欢艺术。我不久就发觉一件很妙的事：许多很有钱的人对艺术却一窍不通。我就利用起我的鉴定的本领来了。”
他到法国和西班牙去，利用鉴定的本领，在艺术家的工作室和艺术品铺子里，以及灰蒙蒙的货栈里搜罗货色，拿到伦敦去卖，赚一笔厚利。他第一次去的时候，总共只有一百英镑本钱，都是向朋友们借来的。他带回来许多好货色和精巧的艺术品，卖给伦敦的艺术品商人，净赚了两百英镑。每到存款不多的时候，他就渡过英吉利海峡。有两年他就这样挣了足够的钱来买最好的衣服，最好的食物、最好的酒、无数的书，别人借钱有求必应，并给自己备办了粘泥、颜料和画布。
他走在街上的时候，摆动着一根手杖，胡子和灰白的两鬓使他显得比实在的年纪老些，做工极讲究的衣服使他显得很英挺。他出入梭瑚区的公寓，那样子真引人注目。在那个公寓里，他和一个在法国认识的澳大利亚医生住在一起。他们在这儿，在梭瑚区的中心过尽了放浪形骸的生活。这位年轻的医生沉浸在战后伦敦放荡的气氛里，他一面在医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通宵狂饮。目的是要体验一切。战争让他认识到生命不值钱，死起来很快，而人能用来体味生活所提供的一切事物的时间却很少。
与此同时，他母亲经常给他写信，劝他要牢记《圣经》，要做礼拜，要避免犯罪。他很孝顺地写回信，向她报告自己做实习医生的进展。一连三年他忙着做外科手术、绘画、雕刻、结交新朋友、解释佩特的学说。他坚信自己一定会成为伟大的外科医生，只不过是一个努力和时间的问题罢了。三年以后他的实习期满，便在伦敦东区的一家私人诊所里任职。
“啊，命运之神，命运之神，”关于这个时期他后来写道，“她们是以两个女子的形式出现的。”
第一个女子是埃利诺·德尔大夫，她的丈夫是一个富有的英国实业家，她本人也极富有。她就是白求恩在其中工作的那个东区诊所的所长，后来做了他的朋友兼资助人。在她的敦促指导之下，他努力进修，准备参加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的考试。德尔大夫供给他钱，白求恩大夫记下数目，好在日后全部还清。他答应德尔大夫到欧洲去继续进修两年，然后在她的赞助之下在伦敦挂牌行医。
1923年秋天，他到爱丁堡去参加外科医学会的会员考试。在那儿他认识了第二个女子，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那是一听钟情，”他老爱这么说。弗朗西丝讲话时用一种柔和悦耳的爱丁堡声调。她的声音、美貌以及“一种不平凡的天真、不平凡的脱俗、加上不平凡的聪明”，全使他大为倾心。接着他热烈的追求也让她倾心了，于是在他考试以后两三个月，他们就在伦敦结婚了。
她当时二十二岁，是爱丁堡一个有名望的人家的独生女儿，英国和欧洲上流社会最好的精修学校的产物。
他们婚后的第二天，他宣布身无分文，最好准备私人开业。在爱丁堡的时候，他向她提起过他打算到欧洲去进修。她问他为什么现在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她宣布她有一小笔遗产，因此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可以继续进修。她不愿意让他的医生事业因为结婚受到妨害。于是1924年春天，他们就到欧洲去了，一面度蜜月，一面求学。
弗朗西丝，年二十二岁，个性非常恬静而羞怯。白求恩，年三十四岁，为人非常直率，举止豪迈。他们彼此相爱，但是由于背景不同，发生了冲突。像当时许许多多上流社会的年轻妇女一样，弗朗西丝对于结婚生活的种种亲密关系怀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恐惧。不久以后他们中间就经常闹别扭、吵架、发生隔膜，使彼此间的敬爱受到了损伤。白求恩的婚姻不久就成为他失败的象征，而战后欧洲混乱的气氛更增加了他的惶惑。
他心里的种种不快使他做出了没理性的行为，弗朗西丝感到害怕，因此就更加矜持。他们的关系成为一串吵架与和好、气恼与温存、责骂与悔恨的不幸的循环。他们曾分离过无数次，结果总是又回到一起，发誓说两人绝对不能分开生活。他一向急躁，而这种不幸的关系又惹起新的急躁、对她爱情的幼稚的考验，以及围绕种种真正的和想象的隔膜而产生的痛苦思量。有一次他在狂风暴雨中跳进了英吉利海峡，险些给淹死。他很难为情地向她解释说，他一直就想要在暴风雨来临时在这个海峡里游泳。而在她看来，他似乎是打定了主意要毁灭自己。
还有一次，他激她跳过一个很宽的峡谷，如果她失足的话，可能会受重伤或者送命。她跳了过去，然后就跑回旅馆，搭了最早的船去伦敦。他写信给她，求她原谅，对那一件他自己也不能理解的古怪行为表示惊愕。她回来以后，两人亲热了一个星期，接着又因为每天闹别扭和吵架而闹翻了。
他拼命喝酒，拼命进修，拼命过奢华的生活，这样在一年之内把弗朗西丝的遗产差不多都花光了。
这一年并没有虚度，因为他在巴黎、维也纳和柏林观摩了欧洲外科名医的手术，但是他总不愿意记起这一年。他的蜜月是一场胡闹。他的婚姻是一场胡闹。他的生活是一场胡闹。
五
一年过去了，弗朗西丝的遗产只剩下了两百镑。他们用这笔钱回到伦敦，从伦敦到加拿大，又从加拿大到密执安州底特律城。
于是1924年暮冬，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夫妇在卡斯街和塞尔登街拐角处租了一套小公寓房子，他挂出了祖父的行医招牌，等机会来敲门。他等了一年，机会只是很轻微地敲了一下门。
在他简陋的诊所里。他发现了一个事实，那是他在多伦多、伦敦、维也纳和柏林学的医学课程中所很少提起的：最需要医疗的人，正是最出不起医疗费的人。
他等了一阵——又等了一阵——可是他的境遇仍然和他的病人们一样。到他诊所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些病人惹他生气。他们到诊所来，或者派人请他到家里去，往往已经病得很重，而他们的病如果在初期是很容易医治的。
“你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请医生？”他往往生气地嚷起来。而病人，一个斯拉夫人，或者匈牙利人，或者土生土长的汽车工人，因为穷觉得很难为情，往往会弄得语无伦次。
在富庶的美国的这个新兴城市里，破烂的小公寓房子、欠付的账单、莫名其妙地普遍患有的疾病，开始使白求恩忧闷起来。他一个月一个月地挨了过去，一种新的恐惧侵入了他的单调不堪的生活和工作。他发觉自己比以前容易疲倦并且需要更多的睡眠。他担心自己会失去以前一向充沛的干劲和精力。于是随着愈来愈厉害的疲劳，他更加疑虑，更加喜怒无常，更加愤懑。
突然间，一夜工夫，他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就一跃而成名了——而且有钱了。
他曾在一家州立医院弄到一个兼职，做普通的手术。有一天他从手术室里出来，在走廊上被一个衣着整齐、彬彬有礼的人拦住了。那人介绍自己是格兰特·马丁大夫，白求恩曾听人说起他是底特律最有成就的开业医生之一。
“我很佩服你的技术，”马丁大夫对他说，“我想提议把我的外科病人送到你哪儿去……哪天晚上你和你夫人请到我家里来，我们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