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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下册)-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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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仑在其所有征服地区贯彻法国革命的一些基本原则。他废除封建制度和农奴制,承认所有公民的平等,实施其著名的法典。这些改革意味着进步,或至少意味着维新。虽然各地极为不安的既得利益集团反对这些变革,但变革也在许多地方得到普遍的支持。资产阶级和许多知识分子不仅在他们所居住的一些地区,而且在法国外面赞成这些变革。法国的统治是进步的,但事实仍然是,它乃一种外来统治,在必要的地方,是凭武力强加的。1792年12月15日,国民公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法兰西国家宣布,凡是因拒绝或抛弃自由和平等而希望维护、恢复或宽待君主和特权阶级的人,它都将把他们作为敌人来对待。”这是专横的,但是拿破仑对臣民甚至更专横、更苛求。他的非法国臣民终于渐渐对征购、赋税、征兵、战争和关于战争的谣言感到厌烦。法国的统治通常意味着行政管理质量的提高,但是,人们对行政管理的法国式性质的印象比对行政管理的质量的印象更深刻的时候来临了。
  换句话说,这些人已成为民族主义者,而且他们的民族主义已发展为反抗拿破仑统治的运动。这不仅解释了意大利的动乱、西班牙的武装抵抗和德国的日益增强的民族团结,而且也解释了一位意大利爱国者发自内心的话;他在1814年写道:“我这样说是痛苦的,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意识到我们应向拿破仑表示感激,没有人比我更懂得湿润意大利土壤并使之恢复生气的每一滴慷慨的法国人鲜血的价值,但足,我必须说这样一句真实的话:看到法国人离开是一种巨大的、说不出的欢乐。”
  对拿破仑来说,最致命的是他于1812年侵入俄国时所遇到的俄国各阶层人士的激烈抵抗。这种抵抗正象冰天雪地一样,造成拿破仑大军的灾难性的毁灭。从俄国冰冻的平原上开始,拿破仑的事业一落千丈、不可避免地在厄尔巴岛上结束了。因而,法国革俞的思想意识对其创始人发生了反作用。拿破仑所“冒犯”的人民先是因“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而觉醒并充满热情,然后又在其导师背叛自己的原则时转而反对其导师。
  维也纳的解决方案  维也纳会议在1815年召开,重新炮制了拿破仑垮台之后的欧洲地图;指导这一会议的原则有三个——正统主义、遏制和补偿。根据正统主义的原则,法国、西班牙、荷兰和意大利诸国的君主均恢复王位。根据遏制的原则,与法国接壤的国家都要尽可能地强大起来。荷兰得到比利时,奥地利得到伦巴第和威尼托,普鲁士除了得到萨克森的部分地区外,还得到沿莱茵河的一些地区。得胜的同盟国以各种领土补偿自己——挪威划归瑞典,马耳他、锡兰和好望角划归英国,芬兰、比萨拉比亚和波兰的大都分地区划归俄国,达尔马提亚和加利西亚(以及伦巴第和威尼托)划归奥地利。在预想到以后的事件时,应注意到德国和意大利仍是分裂的:德国是个由39个州组成的松散的德意志联邦;意大利是个包括9个州的“地理名词”,这9个州因为奥地利在伦巴第和威尼托所居的统帅地位而由奥地利统治。
  六、民族主义
  我们所已研究的三个伟大的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世界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呢?于1821年率领其同胞反抗土耳其霸主的一个不识字的希腊游击队首领对这一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他宣称:“依我看,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使世人知道了世界真相。以前,世界各民族了解的情况很少,人民曾认为国王是地球上的神,认为国王有理由说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做得很好。通过现在这一变化,统治人民更困难了。”
  这位游击队首领以这种朴实的语言不仅概括了法国革命的实质,也概括了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实质。我们已看到李尔本、潘恩和罗伯斯比尔,还有平均派、后备民兵和无套裤汉,是如何使世人了解了世界真相。了解世界真相意味着一场深远的政治革命。它标志着有史以来积极的、有组织的群众首次开始投身于政治。这一革命在兴盛于19世纪的许多主义中表现出来。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考察其中的三个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从那时起已对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它并没以可辨认的形式存在于中世纪。中世纪时,所有西方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罗马帝国的普济主义存在于天主教会,存在于拉丁语,存在于神圣罗马帝国中,虽然神圣罗马帝国是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因而,在那些世纪里,民众应忠于国家这一点是无人知晓的。相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员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知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
  三个发展逐渐更改了忠诚的这一尺度。一个发展是各种方言的兴起和这些方言在文学表达方面的运用。另一发展是若干国家教会脱离了天主教会。、最后一个发展是西欧的一些王朝建立并巩固了几个性质相同的、独立的大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这些发展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不过应该注意到,18世纪末叶以前,人们一直把国家与君主本人混为一谈。例如,路德认为“主教们和诸侯们”构成了德国,而路易十四则声明法兰西国家“完全属于国王本人”。
  民族主义直到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才呈现其近代的形式。西欧资产阶级是以国家的名义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的,因此,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更确切地说,国家这时由公民(仅指19世纪末叶以前有财产的公民)组成,“这些公民居住于一个共同的地区,在其共同的政府里拥有一个发言权,并意识到其共同的(想象的或真实的)遗产和其共同的利益。”
  民族主义的这种近代的形式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中得到了最大的促进。革命的领袖们为了从欧洲旧政权的猛攻中逃生,不得不动员国民军队——由乐于并渴望为祖国而战的、有政治觉悟的公民组成的军队。法国革命还以其他几种方式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它要求所有法国公民都说法语即“中央的或国家的语言”,来代替许多地区方言。它建立了公立小学网,来教授法语和灌输对国家的热爱。法国革命也促进了报纸、小册子和期刊的出版;这些读物写得粗浅、通俗,因而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法国革命还创立了象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那样的民族主义仪式和象征。
  所有这些发展使民族主义能压倒人们对宗教和地区所承担的传统义务。这种对国家的新的忠诚的性质和程度反映在1793年一位年青的雅各宾派士兵给他母亲所写的以下这封信中:
  当祖国召唤我们去保卫她时,我们应该冲到她跟前,就象我会冲向一顿美餐一样。我们的生命和才能并不属于我们。所有一切都属于国家、属于祖国。我确实知道,你和我们村的其他一些居民并不持有这些看法。你和他们都没察觉到遭蹂躏的祖国的呼唤。但是,我是在良心和思想的自由中给培养出来的,我在灵魂深处始终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虽然我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下;就我而论,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热爱共和国的原则不仅铭记心头,而且已化入我心中,只要统治天地万物的上帝乐意让我保持这些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们将继续留在我心头。
  我们前面已提到,对国家的这种息息相关之感从法国传到了邻国。它是通过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自然扩散而传到邻国的,而且,也是作为对法国侵略和统治的一种反应。民族主义因工业革命而得到进一步促进,因为工业革命凭借其新的大众交流工具,使对公民进行有效的、无所不包的教导成为可能。因而,民族主义成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以后又成为ZO世纪世界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随着19世纪的逝去,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相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但是,在19世纪后半世纪,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其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于俾斯麦用马基雅维里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称的“铁血”战争成功地统一了德国。
  民族主义在1815年以后立即强烈地表现出来,因为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领士解决方案使一些民族的数百万人或者陷于分裂,或者遭受外族统治。德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挪威人以及哈普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许多民族的情况就是如此。其必然结果是,1815年以后,在欧洲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民族反抗运动。希腊人于1821年成功地进行了起义,从土耳其人统治下赢得了独立。同样,比利时人于183O年也进行了反抗,摆脱了荷兰的统治。意大利人在经历了干1820年、1830年和1848年举行的三次无效的起义之后,在 1859至 1871年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家。德国人在普鲁土的领导下,于1866年击败奥地利,于1870至1871年击败法国,然后,建立了他们的德意志帝国。
  到1871年,民族主义的原则已在西欧获胜。但是,在中欧和东欧,哈普斯堡帝国、沙皇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仍是“各民族的牢狱”。不过,这些牢狱中的居住者正变得愈来愈难以控制,因为民族主义运动已在他们四周围取得成功。这三个帝国的统治者已认识到民族主义将给他们的多民族国家带来的后果,因而试图通过各种限制性措施、通过故意在一些从属民族中间挑拨离间,来遏制民族主义。这些措施起先是成功的,但不可能无限期地奏效。这些帝国组织的最初的缺口是由土耳其人的巴尔干臣民打开的。到1878年,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黑山人已赢得独立,1908年,保加利亚人也赢得了独立。更为重要的是,1914年6月,哈普斯堡王室的弗兰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的爱国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暗杀。这一重大事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结果是中欧和东欧的所有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均遭到毁灭。结束这场大战的一些和平条约(将在第二十章第七节中探讨)一般都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因此,出现了几个新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它们体现了以往的一些从属民族这时已能独立存在。不管怎么样,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民族主义已在整个欧洲获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民族主义的思想开始使欧洲海外殖民地诸从属民族的亿万人民觉醒并行动起来。这一觉醒的详细情况将在以后章节中考察。这里只要注意到以下这点就够了:20世纪以前,殖民地诸民族一直保持着西欧人在18世纪以前所具有的宗教和地区方面的忠诚。只是20世纪时,他们才开始具有民族意识,这一方面是对西方统治的一种反应,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传播。再一方面是因为特别易受这种思想意识影响的土著中产阶级的兴起。无论如何,民族主义连续地出现在中东、南亚、远东和非洲。这种传播中的思想意识具有不可抵挡的力量,它反映在以下事实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年中,有50多个国家赢得独立。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断言的,“20世纪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政治观念即民族主义观念的第一个时期。”
  七、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欧洲第二个影响世界的伟大的主义,其主要特点是把个人从阶级、社团或政府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它的兴起与资产阶级的崛起有密切关系.不过,在中欧和东欧,由于那里的资产阶级很软弱,自由主义为一些开明的贵族所采纳。还有,自由主义是以其古典形式在西欧发展起来,就其信条和支持者来说,它实质上仍是一种中产阶级的运动。
  自由主义的学说在英国革命期间首次被明确地提出来并得到贯彻。当时,这些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王室任意干涉的宗教信仰自由、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更准确地说,这包括议会对统治权的控制、独立政党的存在以及对反对党的必要性及其权利的承认。另一方面,由于公民权受到财产条件的限制,构成人口的绝大多数的中下层阶级和劳动者无投票权。因而,17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增进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例如,克伦威尔不顾平均派的“一张选票是一个评价”的口号,力求使代表席位与缴纳的赋税成比例。
  主义随着美国革命而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和应用;美国革命期间,在限制奴隶制度、扩展宗教信仰自由、扩大公民权和确立立宪政体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1791年所采用的联邦宪法是以分权原则为基础,也就是让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互相牵制和平衡,目的在于制止暴政。《人权法案》保证了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因此,美国宪法同英国的解决办法一样,通过限制公民权、通过规定对议长和参议员的间接选举和对不同时期的政府各部门的选举,仔细地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安排的目的是要使一个激进的民众运动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无法获得对整个政府的控制、都不会引起危险的变革。
  在自由主义信条方面,甚至比美国革命更进步的是法国革命。它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是18世纪自由主义的典记陈述,因为它以响亮的词语宣布了个人自由权。但是,法国自由主义主要也是一种资产阶级运动。宣言同法国革命者所采纳的所有宪法一样,强调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拿破仑的已得到证明是最持久、最有影响的著名法典,明确禁止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这类现定的哲学基础由一个法国立法者概述如下:
  我们应该由最好的人来统治;这些人受过很高的教育,十分关心法律的维持。如今,极少例外,这样的人只有在财产所有人当中才能找到,因为财产所有人热爱他们的国家,热爱保护其财产的法律,热爱使其财产得以保存的社会安宁。……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出现的自由主义采取了立宪议会政体的制度形式,关心平等的公民权利,不过,并不关心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即使在这一有限的意义上。自由主义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岁月里仍是采取守势。这是一个反对革命年代的过激行动、在贵族和教士的援助下恢复君主制、企图倒退到1789年以前去的时期。多数情况下,君主们不受宪法制约,专制地进行统治。而在宪法的确起作用的地方,公民权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以致中产阶级大多没有投票权,更不必说劳动者了。因而,1815年以后的时期不仅是民族主义骚动的时期,也是自由主义骚动的时期。
  凡是由外族进行统治的地方,其革命运动就性质而言是民族主义的,如希腊反对土耳其、波兰反对俄国、比利时反对荷兰、匈牙利反对奥地利的情况就是如此。凡是在政府是本土的但不代表人民的地方,革命运动就性质而言是自由主义的。一个例子见于法国,在那里,复辟的彼旁王朝于1830年被推翻并由自封的“资产除级国王”路易·菲利普取代。另一例子是1832年英国的《改革法案》,该法案多少扩大了选举权,不过十分有限,仅使选举者人数从大约50万人增加到约81.3万人左右。
  随着19世纪的逝去,自由主义同其他历史运动一样,性质上起了明显的变化。在群众通过接受愈来愈多的教育和参加工会组织而变得更加自信的同时,自由主义不可能继续主要关心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转为一种更加民主的自由主义。投票箱前的平等补充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到19世纪末叶,成年男子选举权已在西欧大部分国家起作用。甚至受崇敬的自由放任主义原则也逐步得到修改。以往,政府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干涉一向被看作是对自然法则的作用的干涉,是有害的、无效的。不过,就劳动者而论,这一理论上的主张与基本事实并不相符。公民自由权和选举权不能使劳动者免受由失业、疾病、伤残和老年引起的贫困和不安全。因而,他们利用选举权和工会组织迫切要求实行社会改革。在这种压力下,一种新的、民主的自由主义发展起来,它承认国家对全体公民的福利所负的责任。囚此,西欧各国由德国带头,纷纷采纳了种种社会改革方案,其中包括老年养老金,最低工资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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