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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脸色一下变了：“我不允许你在监狱里还搞什么绝食斗争！我奉波特纳将军之命来劝说你们！如果不服从命令，我将给你们注射针药，让你们的胃里沸腾起来！”
我看了一眼那个美军端的盘子，那里用纱布盖着的真是注射器。
我正色道：“布鲁克斯先生，如果你真敢对中国战俘代表下毒手，如果我不死，我一定要向全世界控诉你！”
他狠狠地看着我，一挥手和那个美军医生一起退了出去，把牢门“砰”的一声关死了！
临走，他从窗口对我吼了一句：“我要让你永远在这里呆下去！”
第二天，我凑空问老孙：“布鲁克斯去见你没有，给你打了针没有？”
老孙说：“那个上尉就是布鲁克斯？打什么针？他进来看了看，话都未说就走了。我还以为他是来查房的呢！”
我便把他在我牢房的情况汇报了。老孙说：“你做得好，你在斗争中越来越成熟了！”
人的一生受到真正值得记住的表扬不会太多吧。但是“成熟了”这个表扬却给了我多么大的激励啊！
上午进餐时，我们3个中国人都在碗底发现了一个肉团子。这是监狱伙房朝鲜战友们冒着危险拿狱中美军的供应慰劳我们的。这使我十分激动，朝鲜战友们和我们心相连啊！我的这些朝鲜战友肯定也不会忘了35年前的那个7月1日和8月1日，这两天我们都进行了纪念性绝食，他们都这么慰问过我们。如今，他们也老了吧！在我的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打听到，再见到他们呢！
第十三章 在朝鲜蹲美国监狱（下）
囹圄中的反思
在这个监狱里，除了每天一次放风、两次吃饭和晚上听命令躺下睡觉外，其余时间都只能困在那个1。6平米的牢笼里呆坐着，任生命无声地流逝。这对我这个生性活泼好动的人来说更加难以忍受。所幸的是敌人虽能囚禁我的躯体，却无法囚禁我的思维。我大半时间是靠板墙坐着，抱着双腿，低头闭眼，轻轻摇晃，让记忆把我带往童年、故乡，带到外面那光明、温暖的世界里去。
虽然我对自己幼年毫无记忆，我也能根据父母告诉过我的情况再次去想象：想象1929年7月23日我在上海四川北路那个四川饭馆的里屋呱呱落地；想象父亲在北平工业大学毕业后失业，到上海开饭馆，满头大汗地在充满油烟的灶间给顾客炒回锅肉的样子；想象母亲为了继续她在德国人办的妇产专科学校学习而不得不离开我去上学，回来却发现我爬在床上抓自己的粪便吃，心痛得抱着我大哭的样子；想象“一·二八”事变后父母带着三岁的我绕道厦门、广州、武汉回老家四川广安县代市镇时的仆仆风尘……
从那以后，我自己的记忆出现了：故乡的青山绿水，童年的嘻戏欢笑，祖父母对自己的钟爱；在祖父那幢兼营造纸和卖纸张文具的小作坊里和哥哥们捉迷藏；清明时节全家下乡去祭扫那么多的祖坟时，我们张家众多的小孩子在竹林和松树、青杠树林子里奔跑着“打仗”；在乡下那铺满月光的石坝子里玩老鹰抓小鸡……
我闭上眼，生怕这么令人愉快的回忆飞去：在代市镇小学那用庙宇改成的阴暗的教室里的琅琅读书声；我和同学们趴在草地上支着下颏出神地听国文教师给我们讲《木偶奇遇记》；在远足旅行中，我们在石岩下躲雨时自然课老师给我们描述将来人类怎样用电光来轰散乌云，赶走我们四川那没完没了的雨水了；在旧风琴伴奏下，音乐老师在教我们唱儿歌：
“蝴蝶姑娘我爱你，你的家住在哪里…”
啊！我的亲爱的启蒙老师们，是你们给了我文明、智慧和理想！你们在哪里？我的泪水洒满了衣襟！
回忆飞到了抗日战争：镇子上来了一批东北流亡学生宣传队，对着我们这批穿草鞋的小朋友们唱：“打回老家去！”我们陪着他们哭，参加他们为庆祝台儿庄胜利举行绕镇子一周的“提灯大游行”。
音乐老师开始教我们唱《中国不会亡》—“啊！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我止不住轻声地哼起这支记忆深处的歌子来。
有时，饭送来了，我的回忆暂时中断，但吃完饭，那种噬心的孤独感又迫使我尽快钻进回忆里去：武汉失守了，大人们的情绪十分低沉，我看见几个教师在宿舍里流着泪唱：“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这在我那少年的心灵里深深地播下了爱国和仇敌的种子！
然后是小学毕业，我抱着得了全班第一名的奖品跑回家。祖父抚着我的头说：“老三，你爸派人来接你出去，你别把公公婆婆给忘了啊！”我扑在祖父身上哭嚷着不去，但第二天还是拿着祖母给我们三兄弟煮的腊肉跟一个伯伯哭着上了路。到广安县坐船去重庆，又坐汽车去成都，最后到了雅安。一路上的新鲜事真多啊，那么美的渠江、嘉陵江；重庆有那么高的楼房，街上有那么多的人，大哥、二哥拉着我，怕我走丢了！成都有那么好吃的麻婆豆腐、米花糖；到了雅安，站在摇摇晃晃的铁索桥上看水流湍急的青衣江真好玩；在父亲当总工程师的那个稚安毛织厂里，有那么多飞快旋转着的纺线机…
啊！我的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的故乡，你曾在我梦魂中出现过多少次，现在我多么怀念你！
雅安张家山上的私立明德中学校舍真美，一式的红砖楼房。那个总是带着十字架从加拿大来的老校长在第一学期就熟悉我了。一个早上，教我们班英语的老师—一个美国教士陪着老校长散步，听着我在小树林子里大声郎读英语课文时停下来。他们拨开树丛站在我面前，英语老师扶着我的肩，用发音不准的汉语说：“这是我班上年纪最小又最用功的学生。”老校长弯下腰来在我的光脑袋上敲了一下说：“嗯，这里面能装下好多知识。小伙子好好学，长大当个科学家！”
回忆到这里，我奇怪，同样是洋人，差别怎么这么大！那个美国老师大概没想到他的学生以后会跟他的国家打仗，并且正在用他教的英语去同他的国家斗争！
我还回想起在那个高耸入云的教堂里，听神父传道的情景：那辉煌的大穹顶，四周那雕花窗户上的彩色闪着光，管风琴在教堂里奏出优美的旋律，大厅里回响着深远的回音，比起周围的村舍，真好像是天堂呢！神父宣讲的那段《圣经》我听不懂，但对于“你，如果有两件外衣要送一件给穷苦的人”这样的话我听懂了。
想到这里我又感到奇怪：为什么基督教劝人行善，却不能在中国扎根？尽管外国传教士费了很大的劲，像我这样上了六年教会学校，读过全部《圣经》的学生，最终却变成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国家文化太悠久，还是因为我们受帝国主义欺负太深重？
回忆把我带到位于成都附近那风光绮丽的金堂县曾家镇的铭贤中学。尽管孔祥熙是这个教会学校的名誉校长，但大部分老师和同学都和学校一起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战乱与流亡的痛苦，连我的美籍英语老师席勒和加拿大英语老师威尔玛特都有很强的正义感和抗日热情。
学校的管理和教学都比较民主，课外活动很活跃，既有基督教的“团契”社团、唱诗班，也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壁报社，还有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秘密的读书会。那时候，同学们都住校，我学习又不吃力，课余时间，全部用来参加各种活动。唱歌从圣诗班的宗教歌曲《哈里路亚》到合唱队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演剧从《风雪夜归人》到《放下你的鞭子》；读书从鲁迅、巴金的作品到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
从14岁到16岁，我在高中这三年里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丰富的人类文化的乳汁，我多么感谢那些文学巨匠送给我的精神财富，多么感谢我的老师们教给我的文化知识！多么思念学校里那些给我关怀和友爱的师哥师姐！他们现在知道我在监狱里思念着他们么……
如果没有每天早上放风和每天两次进餐，关在巨济岛最高监狱那间小小牢房里会完全失去时间观念，白天黑夜都是同样昏暗的灯光，同样的狱卒在头顶上的踱步声音和同样不时传来隔壁牢房难友的呼噜声。时间冻结了，但我的思维却未冻结，我仍然闭着眼，靠坐在板壁前，抱着腿摇晃着上身，陷入漫长过去的回忆之中。
高中毕业那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了！“八·一五”那天，人们是多么欢乐啊！整个成都市都沸腾了，鞭炮声响彻全城。酒一下卖光了，人们不管认不认识在大街上互相举杯祝贺，拍肩拥抱，庆祝民族的苦难从此结束了！谁想到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是美国兵代替日本兵在沿海大城市耀武扬威、强奸妇女，是美国货充斥市场。
我父亲所在的工厂倒闭了，他这个总工程师失业了，家境每况愈下，我考上清华大学后不得不申请助学金。国民党的教育部宣布停止派送公费留学生，我那留学美国在物理学上深造的幻想破灭了，科学救国之路走不通了！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流传着：“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的歌谣，进步的同学把我从图书馆里劝出来连夜写标语、练歌子准备反美抗暴游行；动员我去参加“大家唱”合唱团，动员我参加“民间歌舞社”演秧歌剧；动员我参加系里成立的“戈壁草”读书会，学习《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大众哲学》等书，一个崭新的广阔的天地呈现在我眼前！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队伍里，在北大红场上参加三千人《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中，我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对敌人军、警、宪、特的镇压，我们愤怒！对解放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胜利，我们欢欣鼓舞！
我在清华园工字厅外的小湖边被吸收为民主青年同盟的盟员，在女生宿舍“静斋”后面的小树林里参加了共产党，要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种种人间悲剧而奋斗终生。向往使我年轻的心血沸腾着！
想到这里，我的那些亲密的同学和战友的面影一个父浮现在我眼前，他们那么亲切地注视着我，好像在对我说：“石头，你可要像石头一样坚强啊！”
1948年夏天，组织上调我到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受训。我化妆成小学徒，剃光了头，穿上破旧的中式短衫，经天津坐火车到陈官屯，再坐马车前往封锁线。
过了中立区，我走进一个村庄，一个儿童团员盘问了我，把我带到村政府。
“这就是解放区了，让我跪下来亲吻这圣洁的土地吧！”
大概每一个从那黑暗污秽的蒋管区来到解放区的青年学生都会有这同样的感受。
“有一天当我从集中营释放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我肯定会有比这更强烈的感受的！”我闭着眼坐在牢房里这么想着，心里升起了一股神圣的感情激流。
1948年八一建军节的动人情景鲜明地来到我的记忆中：那天，我们五名要回到敌后的北平学生为了从中央转组织关系，由敌后工作培训班的负责人荣高棠带着从泊头镇来到刚解放不久的石家庄，正遇上华北军政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荣高棠把我们带到会场，介绍给朱总司令、叶剑英、聂荣臻等首长。
当我握着朱老总那温厚有力的大手时，心情是何等激动啊！朱老总把我们让到那个农民院子的一间土屋里，给我们切西瓜，在递给我西瓜时还问是哪里人。当知道我也是四川人时，他笑着说：“你是我的小同乡，你这么小年纪就参加革命，很幸运！”
“朱总司令，现在我是您麾下的一名战士了。尽管我身陷囹圄，但仍然不后悔参加革命。我一直记着您对我说的参加革命很‘幸运’这句话。这个幸运是一般人难以理解、难以获取的！”
从解放区再次通过封锁线，坐船从大清河抵达天津。回北平后，我被安排在傅作义公馆，傅冬菊同志对她爸爸说我是她同学。我们党的本事有多大，竟能把剿共司令的家变成掩护共产党的“窝子”！
冬菊同志为我买了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到了上海，我的同班同学、地下党员张莹祥又向她在银行当协理的父亲要钱给我买好了去重庆的船票。
1948年秋的大上海混乱萧条！那些睡在霞飞路梧桐树下拖儿带女的难民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真希望受苦人的苦难不会捱得太久了！
回到重庆后，因重庆市委遭敌特破坏而无法联系，我失去了党的领导，只好独立作战。我去闯过华銮山找游击队，也去乐山县、广安县找过党组织，都未找到。我只好回到成都去四川大学借读物理系，总算通过我在该校当助教的二哥找到地下党外围组织，投入了川大的学生运动。
想到那段岁月，我不禁微笑了。川大党组织一方面很重视我这个从清华大学来的“学运老手”，让我参加“方言歌舞社”活动，一方面又派人监视我，担心我是“红旗特务”！而我却如鱼得水，把我在清华从事学运的经验、方法都用上了。我们排练了许多革命的歌和舞，其中包括《白毛女》第一场“年关”，我们的演出感动了那么多观众！
1949年4月9日晚上，声讨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大会结束时，在川大广场上我们组织了上千人的《团结就是力量》集体舞，同学们的革命热情多么高涨啊！
1949年“四·二○”大逮捕之后，地下党组织让我们撤退到乡下。我和方言歌舞社的一个小组住在市郊牧马山上的一个地主大院里，学习革命理论。在共同的斗争和学习中，我们结下了那么深的兄弟姐妹情谊，即使在阴暗窒息的牢房里，我也能感到它给我带来的温暖！我深信他们正在远方祝福着我，祝愿我以最大的坚毅去迎接最严峻的考验！
也正是在牧马山那个庄园里，M和我确定了爱情关系。
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们，一直让她跟我一起下乡搞农运，上山打游击，我们的感情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迅速成长起来。现在她是否也在想念我呢？
最后，我想起在四川解放前夕那段经历对我的成长所具有的重大作用。我现在之所以能够比较坚强地去战胜集中营和监狱里的一切艰难困苦，不能不说得益于那时的锻炼！
开始我到双流县红石乡去当农民，发动贫雇农参加革命，后来周鼎文同志重新吸收我参加川西地下党组织，叫我创办山西地下党报《火炬报》。白天参加艰苦的农业劳动，夜里通过秘密电台收听延安新华社广播，连夜刻印报纸，再步行几十里送到接头地点去。联络站遭到特务破坏后，我连夜走百里路通知各据点的战友们紧急撤退。
我们撤退到名山县，在周戈西同志领导下准备成立游击队。我以“刘伯承派出的代表”的名义到乡政府去做统战工作，还深入到总岗山的土匪山寨里去动员土匪武装加入反蒋行列，参加游击队。11月川康边区人民游击纵队成立后，我们在邛崃山区里为堵击胡宗南部队逃往西康、云南，进行了艰苦行军作战。
所有这些革命实践，对我这个青年知识分子的磨练太重要了！但只是在监狱里特别需要这种磨练时，我才深切地意识到它！
在牢房里，当我从反思中意识到我自从来到人间接受了那么多的爱，我的亲人、老师、同学、战友都曾无私地关怀、爱护、帮助我，使我成长为一个知道生命价值所在的人。我应当能够承受一切痛苦，去坚持真理和正义，决不能使爱我的人们失望！
现在回想起当年在监狱中度过的这段生活，使我有机会冷静地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冥思苦想人生的许多问题，悟出了不少人生的道理，为此，我还应当好好感谢波特纳呢！
再次和菲利浦打交道
1952年8月2日，在我们为纪念“八一建军节”绝食后第二天，菲利浦来了。他进到我的牢房，一见我就“同情地”摇着头说：“这样对待你们确实是不公平的，又不是你们抓的杜德将军！”
见我没有说话，又说：“张，你有什么要求？让我看看能否帮助你减轻些痛苦！”
我想：“你披上羊皮是好看些，但我也不是小孩子了！”
他又说：“你说说现在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看看我猜得对不对！”
“好嘛！你又在收集共产党人在监狱中的心理状态的情报吧！我可以告诉你，只怕不合你的意！”想到这里，我便说：“第一我想我们三个中国代表应住在起，第二我想读书。”
他拍了下手说：“果然如此！这好办，我将设法满足你的愿望！但你们的秘书黎子颖即将放回”602“，他不算是代表团正式成员。你可以和老孙在一起。”说完就走了。
我对此未抱任何希望。没想到刚吃过下午饭，看守长就打开我的牢房，显得挺高兴地对我说：“张，你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