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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疲惫不堪地躺在潮湿的草垫子上，思考着下一步行动计划时，进来了一位胖胖的战俘操着四川口音问：“你们哪个会写英文？要会，就来参加填写登记卡片工作，我们人手不够。”帐篷里无人响应，我慢慢地举起手，他高兴地向我招手，我们一直走出帐篷。
我们坐在一条田埂上，手里扯着脚下那些因修建集中营而荒芜了的田里的杂草，慢慢地交谈起来。
开始我们只是互相试探，交换了各自的简单情况。当他知道我也是四川人、大学生、宣传队员等等情况后，显然在感情上比较亲近了。于是，他告诉我他名叫方向前，四川人，从中学志愿参军，在部队当文化教员，被俘较早。因为会些英文，一直在这个集中营的“卡片登记科”工作。
在我请求下，他介绍了不少情况：这个集中营主要是接收从前方新下来的志愿军战俘，进行登记、分类、编队后，即送往巨济岛战俘营长住，只有登记卡片的工作人员、炊事班、清扫队继续留下来。另外在这个集中营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小集中营，叫“G－2”，是美军情报部门设置的专门审讯战俘、收集情报的地方，受审人员也是流动的。管理这个集中营的美军上尉叫泰勒。看起来为人还和善。他手下有个美军少尉负责后勤供应。负责营内管理的有一个大队部，从大队长、翻译，到文书、卫生员、通讯员等都由战俘担任。大队下面有中队和小队，都设有中队长、小队长。只有大队长是由美军上尉任命的，其余工作人员全由大队长挑选。
最后他说：“你就到卡片登记科来工作吧！这样至少可以不出苦工，可以吃饱饭。”我问：“怎么当个普通战俘连饭都吃不饱？”他苦笑了一下说：“这里每天吃两餐，每餐只有大半碗大麦米饭，饿不死也吃不饱。”
“担任工作的战俘不是应该和美军士兵同等待遇么？”
“你听谁说的？”
“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的呀！”
“我们这里从没有听说过。”
“你们怎么能吃饱饭呢？”
“美军上尉规定我们工作人员吃饭直接由伙房送来，一般都比普通战俘多点，这就算是报酬吧！”
我想：我必须首先熟悉环境，摸清敌我友情况，再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既然在“卡片登记科”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便同意了方向前的推荐，和他一起干上了登记工作。
几天以后，我确定他是一个敦厚正直的爱国青年，便发展他参加了爱国主义小组。
朝鲜战友崔成哲
一天，我因感冒发烧到营内的医务室去看病。给我看病的是个很精干的黄种人，年龄不过30岁，穿着白大褂。我以为是美方雇佣的华侨大夫。但等我刚坐在他旁边，他举起大拇指用很蹩脚的中国话问：“你的，蒋介石的这个？”
我惊讶地看着他，没回答。
他又问：“那么，毛泽东的这个？”
我环顾一下周围，用英语问他：“你会说英语吗？”
他高兴了，使劲点点头说：“当然！”便用英语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反问他是不是劳动党员？怎么来这里当医生？
他笑了，说：“我是人民军军医，去年被俘的，我一直在给中国难友们看病。但凡是找我看病的我都要进行考试，如果你说蒋介石好，我就不给你好药！”
他的神情是那么天真。我也不禁笑了，说：“你不怕我去向泰勒上尉告密？”
他摇摇头说：“我看你不像坏蛋，你一说英语我就更可以肯定了。你们志愿军会说英语的只有大学生，而大学生是不会当叛徒的！”
“你的这个推理并不可靠。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你的同志，你的兄弟！”
他激动地站起来，紧紧地拥抱着我，在我耳边低声说：“我是劳动党员，你是共产党员吧！”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我们拥抱得更紧了！看到旁边的病人奇怪地看我们，他冷静下来，放开我仔细地为我诊断了病情，给了药，又用英语跟我约定晚饭后在医务室见面，有要事相商。
晚饭后，我走进医务室，只有他单独在那里等我，桌上还摆着打开了的水果罐头。他一见我又赶上前和我热烈拥抱，把我按到他自己坐的椅子上，把罐头移到我前面用英语说：“我没有更好的东西招待我的好朋友，请吃吧！”
“你要先告诉我这罐头怎么来的？”我笑着说。
“这是这里管后勤的美军少尉送给我的。为了酬谢我常给他开些贵重药品拿到黑市上去卖高价赚钱。我这是帮助敌人去偷敌人的物资，多有意思！”他低声地说完爽朗地笑了。
“医生同志，我还不知道你的姓名呢！”
“哦，我叫崔成哲，毕业于平壤医科大学，中尉军医，今年29岁。你呢？”于是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他告诉我说：“这个集中营里有志愿军的叛徒，已经把握了G－2特号的大权，正在帮助美第八军情报部拷打被审讯的难友。他们把伙房也掌握了，贪污大家本来很差的伙食。我真急死了！我看志愿军战友们太老实，叛徒们太坏！你要主动去争取泰勒上尉的信任，把这个集中营的大队部抓住。否则就太晚了！”
他抓住我的手使劲摇着说了他的上述建议，我也使劲地点了点头。
争权
当晚，我躺在炕上反复考虑崔成哲的建议：看来美军并不了解战俘内部状况，语言又不通，只得任用战俘来管理战俘，谁当上了大队长谁就掌握了这个集中营的内部控制权。最好的办法是请一位连、营干部来当大队长，我来当大队翻译协助他掌权，但目前我熟悉的连、营干部这里一个也没有。我必须自己去当这个“俘虏官”了。只是，难友们会怎么看我呢？会不会把我当成敌人的走狗呢？我最好等见到团里的首长请示之后再行动。可空等下去会不会丧失时机呢？最后，我还是下了决心立即去争当大队长。
第二天，我转到位于营门口的泰勒上尉的办公室。泰勒看起来有50来岁，不像军人倒像个和善的老头。我尽量自然地用英语对泰勒说：“哈罗，您好！泰勒上尉。我希望能为您做些什么以减轻您的辛劳！”
体格健壮、脸色红润的泰勒抬起头来，像看见了什么怪物一样惊住了。然后摊开双手说：“怎么搞的，你是从天下掉下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在我的眼前还有一位英语说得这么好的战俘！”
“我一直在卡片登记科为您效劳，现在工作量很少了，以致我想我快要失业了。另外，我还希望最好能说说英语，以免错过一个能增强我的口语能力的机会！”
“等一等，你先坐下来告诉我你的名字，你是怎么学会英语的？你是不是在美国生活过？”泰勒问了我一连串问题。
我又把曾对布鲁克斯说过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
他把上身往后一靠说：“哦，哦，你想有一个练习英语的机会，你肯定会有的，只要你在我手下！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翻译官了！不，等一等，对了，现在这一批战俘过几天就要送往对面战俘营在那里等待去巨济岛了。你立即为我建立一个新的大队部，你来当大队长。”
我故作为难状说：“大队长！我担心我干不下来。我从来只执行军官们的命令，还没有指挥过别人呢！”
泰勒不屑地一摆手说：“有我呢，谁要敢不服从你，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看的！”
“那我就试试看吧，如果不行，还是只当你的翻译算了！”
我谦虚地说。
“不，你一定行！”
“我尽力而为吧！”于是，我戴上了大队长的袖标，真的当上了这第10收容所内最大的“俘虏官”。
当天，我就找了方向前担任我的大队文书，并请他替我物色了管理员、卫生员、翻译员等等，组成了大队部。在第一次大队部会议上，我宣布了“根据泰勒上尉指示”必须遵守的两条规定：
（1）不得打架骂人。大家都是中国人，要讲同胞兄弟的团结互助。
（2）不得搞贪污，搞特殊，要和大家同甘共苦。
随后，我又请管总务的美军少尉布朗领我前去“视察”伙房、清扫队。我请少尉做指示，少尉强调了饭要做好，卫生要搞好。我在翻译时则趁机补充了上述两条规定，并明确说违反规定者将立即解除工作，送往巨济岛去。
在用这种策略建立了我的权威之后，就等于建立起了一个核心。这要求我首先深入了解我周围难友们的政治态度，精神面貌，但又不能暴露自己。该怎么做呢？想来想去，想出了个好主意。
方向前为我挑选的通讯员小刘，卫生员小夏，管理员小李都是四川小鬼，只有原来就在清扫队担任翻译的曹友是湖北人，是个“老”战俘。
据方向前介绍，曹友脑子受过伤，有些疯疯癫癫的，这首先引起了我的警惕。于是每天晚饭后我开始给几个小鬼讲故事，从《安徒生童话》到《一千零一夜》，我观察他的反应；后来又教他们唱民歌，唱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插曲。
一天，我已睡下了，曹友拿着军毯挨到我身边躺下，轻声地要我再唱唱歌剧《刘胡兰》、《白毛女》插曲。我轻声地唱了几首，忽然听到他低档的抽泣声，便问他怎么了？
他沉默了好久说：“你唱得太好了，这些歌使我想起在祖国的自由幸福的生活，现在一切都完了。”
我问他是怎么被俘的？他详细地叙述了他作为侦察员深入敌后抓“舌头”被敌人发现后，为了掩护战友们撤退，头部受重伤被俘的详细经过。
“多么好的同志！”我完全解除了对他的怀疑。于是我详细讲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必须与叛徒斗争、团结教育难友、坚持革命气节的任务以及秘密建立爱国主义小组形成斗争核心的措施。他听了非常兴奋，说：“你消除了我心里的苦闷。我就跟着你干了，给我分配任务吧！”我布置他继续装疯卖傻掩护自己，以便接近“G－2”特号里的叛徒们，了解他们的活动内幕，为我们下一步与他们开展斗争提供情报。
用同样的办法，我分别和大队部的几个小鬼谈了心，发展他们为爱国主义小组成员
掩护政委
一天曹友带领清扫队到“G－2”特号掏粪，忽然跑下来把我单独拉到一个空帐篷里，说：“你们师有位叫王芳的团政委正在‘G－2’受审讯，叛徒们奉美军情报官员的指使正在残酷地析磨他，想迫使他说出军事机密。我们要赶快想办法救他！”
我想了想，便在香烟盒上写了两句话：“您已得了痢疾！赶快要求到医务室看病！明天上午我等您，您的战士。”要曹友想办法把字条偷档塞进单独拘禁政委的帐篷里去。曹友回到“G－2”特号后，和叛徒们嘻嘻哈哈闹着要去看看共产党的大官。叛徒们就陪他进去了。他看见团政委蓬头垢面，裹着床破毯子，佝偻脊背，闭着眼坐在草垫上，便说：“这哪里像个团政委！恐怕是个炊事班长吧！”叛徒们哄笑起来，出门时他走在最后，把字条从背后扔在帐篷里。
“是哪个团的政委呢？不会是我们团的赵政委改了名字吧？”
第二天，我站在医务室外面等着“王芳”团政委下来看病，心里总是想着这个问题。
早上九点钟左右，我看见两个狗腿子押着一个行动艰难的老头儿走下来了，那样子有点像赵政委，可又不太像，等走到跟前再仔细一看，原来真是我们团的赵政委！
狗腿子们先向我点头哈腰地打招呼：“大队长，您在这儿看病哪？”
“这是谁？还麻烦你们送来看病！”
一个狗腿子说：“嘿，是条大鱼！”
“什么病？”
“他今天一早就喊肚子痛，尽往厕所跑，看来是吃多了，哈哈！”
“好吧，你们在外面歇会儿，我带他进去看看是真病还是假病！”说完扔给他们一人一支泰勒上尉送给我的“金骆驼”牌美国香烟。
我把赵政委引进了医务室，又领进用白布帘隔开的检查间。当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时，我转过身来紧紧地用双手握住了赵政委的手，看着他变得十分苍老衰弱的脸，我心里说：“我的政委，你受苦了！”在敌人集中营内重逢的痛苦和对我的团党委书记的担心与思念，使我不禁流下泪来。政委的眼睛也湿润了。
我们好一阵相对无言。我擦干泪低声说：“政委，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我先送您到伤病战俘集中营去养伤治病，我会去看您的。”于是我把他引到崔成哲医生桌前。
崔大夫见我领了“病人”来便会意地点点头，仔细地“检查”了一番，然后按我们事先的约定在诊断书上写了“病毒性痢疾”的诊断。在他报告了泰勒上尉之后，特别害怕传染病的泰勒立即摇电话要救护车把赵政委送进了伤病战俘集中营。在那里，中朝难友们经过共同艰苦斗争，已经迫使坏蛋们请求“病愈出院”，从而掌握了营内管理权。赵政委总算暂时摆脱了叛徒们的控制与迫害。
过了几天，我带着掏粪队来到伤病战俘第三收容所，见到了赵政委。这时，他已经理了发，换上了病号服，显得精神多了。
在他的行军床前，我向他详细汇报了自己的被俘经过和被俘后两个月来的情况。最后，我拿出由我起草，方向前、曹友等同志共同研究了的爱国主义小组的章程向他请示。
政委看了很高兴。他深沉地看着我说：“敌人可以俘虏我们的肉体，却夺不走我们的革命精神，我相信咱们部队的大多数战士和绝大多数党员不会叛变。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么主动积极地跟敌人斗，和叛徒斗，我的信心更足了。你们就坚决地干吧！我支持你们！”然后就一些具体斗争策略给我做了详尽的指示和建议。
我是多么激动呵！不管怎么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依靠。以后，我就经常自己带队去伤病战俘第三收容所掏粪了。
使我十分高兴的是我在第三收容所还碰到了闹胃病住院的姜瑞溥，我的第一个爱国主义小组成员，刚两个来月没见他，他似乎一下变成大人了。他告诉我他在第三收容所已经发展了两名小组成员，告诉我在各个伤病战俘收容所里，中国战俘表现都不错，特别是我们师的连级干部李喜尔和韩子建挖地道出去和游击队联系，被鬼子抓回来毒打都没有屈服。我听了很高兴，要他好好向这些党员干部学习，并告诉他我的团政委已来到这个收容所。随后，我立即领着他去见了政委，请政委直接领导他斗争。
女难友
七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午休，泰勒到大队部帐篷里来喊我：“快起来，张，你们的一个女兵送来了，赶快去替她登记卡片。”我一翻身爬起来急忙跟他走出去。走到半路，他又停下来说：“等一等，你去叫布朗少尉，从我的日供应餐里给你一个罐头带来，你该好好招待一下你的女同胞哩！”于是我跑到布朗住的办公室拿了一筒罐头就向泰勒的办公室赶去。
一进门果然靠桌子站着个姑娘，顶多有十六七岁，尽管穿着一身志愿军的男军装，也没有长发露在军帽的外面，却掩盖不住她少女的窈窕身姿。这又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我难以想象单独一个女同志怎么度过战俘营里艰难而又阴暗的日子！
我把土豆牛肉罐头打开，泰勒又亲自冲了杯炼乳放进一块方糖，一齐送到她跟前。我亲切他说：“你先坐下吃点东西吧！”她看看我，坐下来急切地吞食。等她吃完，我一边问她一边替她填写战俘登记卡。原来她叫小丫，16岁，四川人，是我师卫生队的护士。我问她怎么刚被俘？她告诉我她病了，没跟上突围队伍，5月底就躺在担架上被俘了。好在她头发已剪得很短，又穿着男军装、敌人没看出她是女孩子，在前方医院里病好后就女扮男装帮助照看伤病战俘两个月。后来还是被敌人发现是女的，就被送来了。
“和你起被俘的还有其他女同志没有？”
“当时和我起的还有三个女护士，敌人一来都冲散了，不知她们是不是也被抓住了？是不是都送来了？”我告诉她到现在为止只来了她一个。她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我赶快说：“别哭，别哭，别让美国鬼子笑话！你并不孤单，我们大家都会关心你的！”
这时泰勒嚷了起来：“你怎么使她伤心了！告诉她，战争一结束她就可回到她妈妈身边了！现在你带她到女战俘营去吧！”于是叫了一个卫兵押送我们两个去女战俘营。
路上，我把泰勒说的话告诉了她。她低下头说：“我从小就没妈妈了，我是跟婆婆（祖母）长大的！”呵！还是孤女！我轻声告诉她：“朝鲜女同志们都很好，会待你像亲妹妹一样！你要好好向朝鲜大姐姐们学习，学会说朝鲜话，唱朝鲜歌，学习她们的斗争精神。等到和谈签字了就可交换回国了，再苦你也要坚持下去！”她听话地点点头，又抬起泪眼对我说：“你可要常来看我啊！”我肯定地点点头。
我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