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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只见屋子正中摆了张方桌，桌子上摆满了集中营里罕见的罐头食品听装啤酒，桌子周围坐了好几个人。
傻大黑粗的大麻子程立人校长站起来说：“张翻译官大驾光临，欢迎999！”别的人也站起来说：“张翻译官请坐，请坐。”
我平时极少和这些人来往，只知道程大麻子是个“铁杆汉奸”。
“他们这是干什么？”我心里有些怀疑，嘴上却说，“不敢当，是伍牧师要找我吗？”“伍牧师今天没来，是我们兄弟想请张翻译官来叙叙家常。您请坐，随便吃点，随便聊聊！”程大麻子干笑了一下，边说边把那些绿色军用罐头移到我面前。我在他对面慢慢坐了下来，努力用微笑来掩盖心里的紧张，平静地说：“我从釜山来的时间不长，整天跟着史密斯上尉瞎忙，没有早点来看望你们，抱歉，抱歉！”
其他人七嘴八舌地抢着说：
“张翻译官，太客气了。”
“您不比我们这些小兵整天吃完了没事干。”
“我们早想请您来见见面了！”
“大家都是落难之人，您不必客气！”
“今后还请张翻译官多帮帮我们弟兄的忙！”
程大麻子把手一摆，大家停了下来。他端起打开盖的听装啤酒站起来说：“张翻译官，我们早就听说您的才干深受美国人赏识，您要是瞧得起我们，今天就同咱们弟兄喝杯团圆酒。今后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您请！”
这时我心里反倒平静下来，我也端起啤酒站起来说：“程校长过奖了，我只不过会说两句洋文，借此混碗饭吃罢了。今后还要你们多指教哩！”说完，我喝了一口酒坐下来。
程大麻子坐下来想了想说：“张翻译官，您才来‘86’不久，可能还不大清楚这里的情况。咱们战俘营虽说进来的都是战士，可混进了不少当官的，还有好些共产党分子，这些人暗中串联，还想抓权来压制我们。咱们这些当兵的，出身不好的，上过学的，以前在部队尽受他妈的排斥、压制，好不容易解放出来，决不能让那些当官的再骑在咱们头上！您在联队部，又受到史密斯上尉重用，您得站到我们这边来。今天请您来，是想邀请您加入我们的组织。”
我把啤酒罐拿在手里转了转，含笑问：“你们的组织叫什么？”
程立人说：“这个，您若是答应参加，我自然会告诉您！”
我把身子往后靠了靠说：“咱们都是为联合国军效劳，参不参加组织只是个形式问题。再说，联合国军司令部早就宣布过禁止在战俘营内进行任何政治活动，让史密斯上尉知道我参加了什么组织反而不好。您说呢？”
这位校长盯着我看了半天说：“张翻译官，您既然这么说，我也不勉强您。不过，今天您既然来了，我们还是想听您一句准话，究竟是不是跟我们站在一起？在关键时刻是不是能仰仗您在史密斯上尉跟前替我们说话？”
好家伙，这是逼着我表态了。我该怎么应付这群走狗呢？我也盯着他紧张地思考着。
忽见他摆了下头，立即从外面进来了几个手提警棍的大个子PG队员，围在我身后。我感到心跳加剧，血往头上涌。
“决不能让他们看出我心慌！”我告诫着自己，“奴才最害怕的是他的主子。”
于是，我把啤酒罐往桌上重重地一放，说：“程校长，您不会认为美军是无缘无故地重用我吧！我的情况。您可以去问史密斯上尉，或者向第八军情报部调查更好！不过，今天承蒙您盛情款待，我也请大家放心，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心里很清楚！”说完，我很自然地环视了一圈。
一时他们都愣着说不出话来。然后，由程大麻子带头鼓起掌来。
程翘起大拇指说：“张翻译官，有您这句话就行了。来，来，喝酒，喝酒，吃菜，吃菜！”
我把剩下的啤酒喝完说：“对不起！我得回联队部了，免得史密斯上尉有事找不着我！”
“好，好，招待不周，张翻译官，多多包涵。”程说完话，指挥这群奴才恭恭敬敬地送我出门。
我走出“学校”大门，迎着清凉的海风，不禁长长地舒了口气。
夺旗之战
随着美方在板门店和平谈判中提出所谓“根据战俘志愿进行遣返”的无理建议，造成停战谈判的僵持之后，战俘集中营内双方的斗争也急剧尖锐起来。叛徒们一方面极力发展反共抗俄同盟等反动组织，一方面利用其控制的联队警备队的执法权利，在集中营内不断制造事端，向我们控制的几个大队挑衅，殴打我们的人，制造白色恐怖。
我把从美军《星条报》上看到的有关和谈的消息告诉了金甫。我们决定开展以反背叛、争取回归祖国为宗旨的斗争，在群众中大力进行秘密宣传和发展地下斗争组织，并把分散的、自发的地下党、团和爱国组织逐步联系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
我所在的军被俘的人最多，其中相当多的新战士是四川人，不少还是从成都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95军合编过来的，在旧军队中多半参加过袍哥组织。这些新战士虽然接受我党、我军教育的时间很短，但大都有爱国心，讲义气，被俘后也不像有些党员、干部那样，因怕暴露身份而顾虑重重。他们对叛徒们克扣粮食、副食，故意派不顺从他们的人干重活、脏活和随意打骂人的做法也敢于反抗。他们中有的人在反虐待、反迫害的斗争中自发地团结在一起，成立了类似袍哥的“弟兄会”组织。我们一些地下党团组织则因势利导地积极争取弟兄会组织投入反叛徒控制和反背叛祖国的斗争。
为了对抗联队警备队的挑衅，在我们所控制的几个大队都由弟兄会成员来组成自己的“大队警备队”，形成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这样一来，集中营的气氛更为紧张，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1951年10月9日下午，金甫叫人找我到一大队去开会，我去后见到了一大队的时占魁、四大队副大队长曹明和卫生员钟俊华等我已经比较熟悉的地下组织负责人，还见到十来个不大熟悉的同志，其中有四大队警备队长陈昆、五大队警备队长陈其武等同志。
金甫主持会议说：“因为形势紧迫，只好把各大队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都找在一起，开个紧急会议，先请李志虹同志介绍情况。”
小李是我们秘密打入联队警备队的自己人。他报告了如下情况：
当天中午，他们警备队长周演达召集了紧急会议。这个刚从东京受训回来的队长在会上先拿出一个包袱，让大家猜包里是什么东西。大伙猜不出，他就打开包袱，抖出一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狗腿子们不禁惊呼起来。周演达立即摆手说：“轻点，别让共党分子听见了！”然后又得意地告诉队员们：“这面旗子是伍牧师送来的，要我们警备队明天早上在大门口把旗子挂出来，庆祝双十节（即国民党政府所定国庆节），好让美国随军记者来拍照。这个照片登出来全世界都将知道中国战俘不愿回大陆，这就会让在板门店谈判的共党代表下不来台！咱们警备队也就立了个大功。”周演达还说：“估计共党分子要捣乱，大家要严密监视他们，对为首分子要来个突然搜捕，先抓起来再说。伍牧师已跟宪兵司令部打了招呼，必要时，美军协助我们行动！”
听了小李揭露敌人这一卑鄙阴谋，大家都十分气愤，大骂这些狗腿子卖国求荣。
金甫站起来请大家安静下来，说：“时间紧迫，我们集中研究一下怎样粉碎敌人的阴谋吧！”
只见四大队大队副兼譬备队副曹明同志，这位智勇双全的老侦察员，操着一口山西口音，不紧不慢地讲出了他的主张：“对付疯狗的最好办法就是拿棍子揍他！我建议把咱们各大队的力量紧急动员起来。今天晚上，咱们来个围攻警备队，烧掉狗牙旗！”
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又补充了一些怎样分工，怎样加强战斗力的想法。还提出了可以让小李力争先把狗牙旗偷出来烧掉更保险些的建议。金甫归纳了大家的意见，作了详细部署。其中包括他本人将立即通过医务室的朝鲜医生转到64野战医院去暂时回避一下可能出现的敌人的大搜捕。
最后，他说：“在我返回之前，张泽石同志将代替我负责集中营的联系和协调工作。现在，请张翻译官讲话，”
我激动地站起来，看了看我的这些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但又坚贞不屈的战友们说：“同志们，这次斗争关系到咱们的前途、命运，更关系到祖国和党的荣誉。我们决不能让美国鬼子的这个政治阴谋得逞，也决不能任凭咱们部队中这些民族败类肆意歪曲我们志愿军被俘人员的形象！即使要付出鲜血和生命也在所不惜，希望大家下去立即动员咱们的爱国力量。今晚一定要把那面狗牙旗烧掉，力争把叛徒们都抓起来。我将向史密斯上尉控告这些坏蛋一贯为非作恶，激起众怒，请他将这些肇事分子调离‘86’，以保证我们联队的安全。”
大家点头称是，立即回到各自大队，分头准备去了。
我回到联队部，史密斯正在神色不安地看一个文件。见我去了，立即把文件递给我。
只见那份英文打印件上写着：“致第86集中营总管史密斯上尉：据悉您营内的中共分子将于今晚举行暴动，我已命令海军陆战队做好一切防范准备，请通知全营战俘今晚将实行戒严：当发出第一声警报时所有在帐篷外的人必须就地立正，第二声警报后必须立即回到帐篷中去，否则格杀勿论。”在文件上署名的是联合国军巨济岛战俘营司令官菲茨泽拉尔特上校。
史密斯接着问我：“这是怎么回事？”
我耸耸肩说：“我也奇怪怎么一点暴动的迹象都没见到，我甚至怀疑那些共产党人真会如此幼稚，不想想即使拼命翻出了铁丝网，也不可能游过几千哩到达中国海岸。”
“不管它究竟怎么回事了，你马上把菲茨泽拉尔特的命令传达下去吧！”
就在我请通信员通知各大队和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前来听取命令时，营外公路上传来隆隆的发动机声，几辆满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装甲车开了过来。士兵们拿着铁锹下了车，在铁丝网周围以大约20米的间距散开，在一个军官的指挥下，挖开了机枪掩体。
我心中暗暗叫苦：“敌人已经为在‘86’升国民党旗做了周密的布置，今晚的夺旗斗争将是一场流血斗争！”
我在传达了杜德准将的命令后立即到四大队找曹明等同志研究了新的形势，我们决定先叫小李力争把旗子偷出来烧掉，不管成不成都要以四大队为主力。以路灯亮时为信号，突袭团警备队，力争在美军发觉之前解决战斗！
晚饭前，我回到联队部帐篷，正准备开饭，忽然传来一阵喊叫：“抓住他！抓住他！”
我刚站起打算出去看个究竟，帐篷门一下被冲开，钻进一个人来。我扶住一看正是小李，忙问怎么回事？他喘着气说：“快！快把我藏起来！他们要抓我！”
我急问：“他们看见你进这个帐篷了没有？”
“没，没，我绕着弯过来的。”
没等他说完，郭乃坚已把他拉往“贮藏室”，将他塞在杂物堆里，拿许多军毯将他盖得严严实实的，我们刚端起饭盒，五六个带“PG”袖章，拿着狼牙棒的警备队员进了我们的帐篷，东张西望地找人。
我满脸不高兴地问：“你们这是来查看我们在偷吃什么罐头肉吧！”
一个狗腿子赶快弯腰说：“不敢不敢，我们在抓一个共党分子，像是跑到你们帐篷这边来了！”
“那好办，我们联队部的人都在这里，请搜吧！”我笑一笑说。
狗腿子们伸头往“贮藏室”看了一遍，扫兴地走了。
我让通信员杨永成在外边放哨，进“贮藏室”把满头大汗的小李拉出来，问他怎么回事？他激动地告诉我他已经把狗牙旗偷到手并且已经塞进伙房的灶火里烧掉了，不幸的是正在他烧旗时，被伙房的一个坏蛋发现，告了警备队，这就追着抓他。
“你干得太好了，但这里也不保险，等天黑到四大队去躲起来就安全了。”
我心想：事情闹大了，坏蛋们决不会善罢干休，今晚这一仗将决定“86”的命运。我们的力量是足够打垮联队警备队的，就看美军当局是否亲自出面支持叛徒们了。我不安地等待着战斗时刻的到来。
太阳终于向西边山背后落下去了，夜幕从大海中翻越山顶漫了过来。
路灯亮了，我钻出联队部帐篷，站在坡上，觉得心跳得厉害，我看见大约有100多位战友从四大队、一大队的帐篷里钻出来，弯着腰，手里拿着帐篷杆子、石头往联队警备队方向聚集。
突然有人高喊：“冲啊！”顿时，巨大的“打死叛徒！”、“打倒卖国贼！”的怒吼冲上夜空，惊慌失措的站岗的狗腿子们抱着头后退了。小铁丝网门被冲倒了，战友们冲了进去，扑向狗腿子，有的抱在一起互相撕咬，有的双方撕扭滚在地上，一个人骑上去又被另一个翻下来。捧棍相碰，拳脚相击，一场混战在厮杀声中激烈地进行着。
就在这时，大门外美军警备车上的警报响了，凄厉的声浪盖过了喊杀声，几辆装甲车开进了营门。大约一个连全副武装的美军下了车，一面持枪跑步向武斗地点包围过去，一面高声喊着“STOP！STOP！”（住手！住手！）武斗双方都被迫停了下来。
我看见高大的史密斯上尉在几个美军的陪同下向联队警备队住地走去。不久，戴有“PG”袖章的警备队员全部出来列队坐在广场上。而我们的人被美军轰回各自的帐篷。
我想：糟了，我们的人一旦被分散，再集中起来就难了，怕要被各个击破。
这时，联队警备队一个中队长跑来喊：“张翻译官，史密斯上尉请您去！”
我随他到达时，史密斯上尉正站在“PG”队员前面，而美军武装人员集合在一旁待命。
史密斯对我说：他要对“PG”队员下命令，让我翻译。他接着发布了命令，大意是：“联合国军当局委任你们负责维持战俘营内秩序，你们平时管理不严，以致发生今晚的暴乱。现在我命令你们将主要肇事者给我找出来，宪兵司令部将审讯他们。我调来的美军将在必要时协助你们。”
这样的命令我决不能翻译出来，便说：“史密斯上尉说你们都是中国人，是同胞兄弟，为什么要打架！今后不允许再互相殴斗，不论是谁，打伤人要坐牢，打死人要偿命。”
我刚“翻译”完，狗腿子中就有人喊口号：“共党分子要暴动！”又有人喊：“张翻译是共党，我们不要他翻译！”
史密斯问我他们喊什么？
我说：“他们表示坚决执行上尉命令，请上尉放心。”史密斯做了个抓人的手势：“那好，现在立即行动！”
警备队长周演达站起来布置说：“别听张翻译的，咱们去把共党暴动分子抓起来再说，一中队去一大队，二中队去四大队！按我给你们的名单搜捕。”
史密斯让我陪他去联队部等着押送人去宪兵司令部。史密斯坐下来，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掏出烟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掏出一支扔给我。我却把烟拿在手里忘了划火柴，为自己无法保护战友们而心急如火。
不久我就听见叫喊声和鞭笞声从旁边的小铁丝网里传出来，我从窗中里看见一些“PG”队员已经抓了不少人在那里拷打，广场上还陆续有我们的战友被反剪着手挣扎着在探照灯光下被狗腿子们押送到小铁丝网里。而站在广场上看热闹的美军士兵，有的在吹口哨，有的在喊：“NUMBERFUKINGONE！”（他妈的，顶好！）
从小铁丝网里传来的惨叫声愈来愈高，我终于忍不住对史密斯说：“上尉阁下，这样下去恐怕要打死人。真死了人恐怕会给您，也给联合国军带来麻烦。”
史密斯仔细盯着我看了半天，说：“好吧，我们去看看。”随即走了出去，我跟着他到了小铁丝网前面。
史密斯对站在门口督察的周演达说：“停止惩罚！”我翻译了上尉的命令。周演达看了看我的脸色，扭过头去喊了声：“史密斯总管让留他们一条狗命，弟兄们歇会气吧！”又回过头来，幸灾乐祸地对着我狞笑。我极力忍住了想向这条癞皮狗的小白脸狠狠地挥上一拳的冲动。
大门外传来了宪兵司令部囚车的刹车声，史密斯上尉便让我传令将已经被抓来的约60名“暴乱分子”押上囚车。
当我看见头破血流的战友们被押过我身边走向囚车时，心里痛苦异常。
我对史密斯说：“这些人伤势很重，是否先送医院包扎一下，以表明阁下对战俘的人道主义精神。”
史密斯听了笑笑说：“OK，按你的意见办。”便向押送囚车的美军做了交待。
我接着要求说：“那我陪他们去一趟医院替医生做做翻译工作吧！”
史密斯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