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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零零丁丁坐在黑黢黢空荡荡的车厢里，望着窗外一轮远月飞度关山。我寻味着在北大荒度过的这5年光阴，从门岁到22岁，这是我一生中的青春岁月，最美好的时光。我洒下了成吨的汗水，流过了成桶的眼泪，感到受了欺骗，我为之而愤怒。但同时我又有说不出的惭愧：我就这样开小差溜了号，跳离了一条正在下沉的大船，把朋友和恋人统统抛在身后。还有那些善待我的老乡，我也一并背弃了他们。
我死的那天，如果灵魂还在，我大概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一丝不挂来，两手空空去，一生的挚爱和投入全都成为身后之物。爱情、友谊、雄心、愧疚、怨恨，种种情愫都化作过眼烟云。此生已休矣，来世未可知。我失去的无法估量，而前途又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唯有这一刻，我敞开了一个自由的灵魂。
23 我何所得？我何所失？
刚迈进家门，母亲就冲出来迎接我。她的脸仍是又黄又肿，此刻却洋溢着快乐，写满了关爱。我觉得她就像童话里的母亲，一下看见自己在森林里迷途三天的小女儿回到家中。看到母亲这样，我很感动，一下释然了。父亲随后告诉我他们那头的故事。
父亲说他开始完全没有注意到我那封短信的弦外之音，他平时在家中还算比母亲更善解人意呢，但这次他却疏忽了，只把这当成一般的信，径自回复，用的是惯常的那种令我痛恨的官腔。而母亲却感到不安。她不断地在琢磨我写的那几行字，不久她就恍然大悟，意识到我遇到了麻烦，很大很大的麻烦。
她对父亲说：“听着！小瑞一定碰到了麻烦。你知道她那个倔性子，以前她从未抱怨过北大荒，总说她过得很好。这孩子特别好强，若非山穷水尽，她不会向我们开这个口的。她真的需要我们帮助！她一定是走投无路了，这封信是她最后的一线希望！”
父亲一听之下，觉得大有道理，不由得也着急起来。他们于是马上行动，电报都是出自母亲之手，父亲只是代母亲跑腿。当他第三次去邮局，所有的员工都停下手中的活，从柜台后走出来拉住父亲的手，向他表示对母亲的哀悼。父亲猝不及防，万分尴尬。
这时父母的干校搬到冀县县城一年多了，在这么个小县城里，人们彼此稔熟，而且平时多是母亲去邮局给3个孩子寄信寄包裹，邮局的工作人员都认识她。这之后，她再也不敢上邮局了。她说她可不想吓着那些好心的工作人员，免得他们以为大白天撞到鬼了。
虽然我和父亲都觉得母亲的第三封电报写得太过分，我还是大为感动。母亲！谁能想得到在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她反而是唯一理解我的人呢？这令我感到过去我对她有欠公允。我一直把她看作父亲的应声虫，我们两人从来不曾将心比心地好好交谈过。我错看了她，但得出这个结论使我无比欣慰。
这么说事情既没我想象得那么槽，也没我想象得那么好。父母把我召回来仅仅是出于他们对我的担心，他们对怎么把我的户口从北大荒调进城完全一筹莫展。
“先不去想户口的事吧！”父亲说，“只要你母亲和我有一日吃的，就饿不着你。你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户口，而是你的年龄！你已经22岁了，连初中都没念完，时间一天天过去，如果你再不赶快学点儿东西，你一辈子就完了！”
“幸好，”他接着说，“这段时间我们正闲着，又不能走。我们也不像其他人没事就做家具、养鸡什么的。从现在起，干脆我们来教你英语。两个教授对一个学生，你听说过这个比例吗？如果你集中精力学，把你教出来是十拿九稳的。”
母亲和我对他的理论将信将疑，但我们也都支持这个计划，因为似乎别无它路可走。于是在接下去的两年半时间里，我按一个很严格的作息时间生活：清晨6点即起，跑步半小时，背单词1小时，吃过早餐，跟父亲上3小时的语法及课文，下午跟母亲做3小时的练习及对话，晚上或写大字或跟着听美国之音播放的英语九百句，这档节目在那个小地方居然并未受到干扰。
我最喜欢的活动还不是这些，而是黄昏时的漫步。晚饭后，我们常沿着冀州古城的残垣断壁慢慢散步，这些城墙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的三国时期。当时冀州是北方军阀袁绍据守的重镇，城墙高且厚，护城河宽且深。要塞纵然固若金汤，袁绍还是被曹操打败，吐血而亡。此后，城墙失修记塌，护城河也被填平了。现在城墙的两面种了冬麦，因持续干旱之故，冬麦长得又矮又细，只有尺把高。
父母发现这古城墙是个谈话的绝妙场所。在家他们不敢随便说话，门窗紧闭仍不能放心，生怕隔墙有耳。邻居中的一些人“文革”伊始就成了父母的死敌，这些人擅长刺探情报，投书告密，堪称世界级谍报人员。
我的父母亦是不弱，居然想出了城墙这一高招儿。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城墙上，他们可以任意高谈阔论，即使偶尔有人走过，他们在城墙上也能早早看见。我一到那儿，就把这几年郁积在心头的想法统统倒了出来。
“你们不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但劳民伤财，而且制造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间悲剧！不过我倒因祸得福，的的确确学了点东西，长了点儿见识，只不过这并不是领导所期望的。比如说，我同意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存在，但这不是地主和贫农或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官僚和平民百姓之间的斗争。从上到下的干部都专横跋扈，滥用职权，不管是腐败透顶的，还是尚不太腐败的。而且一向封锁消息，制造谎言，其结果我们变成了白痴，变成了跳梁小丑。现在我看到了真相，开始觉醒，我失去了信心！这些年来，诚实正直、有能力、有才干、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一批批被清洗，在历次内部斗争中稳坐钓鱼船的都是些八面玲拢的平庸之辈。结果现在的干部只知道讨好上级，溜须拍马，老百姓的甘苦他们哪里会放在心上！这些人全是伪君子！……”
“住口！”母亲气急败坏地吼道，“你的想法极其危险，怎么像一个反革命分子在说话？”
我真的住了口。早就料到我的父母会暴跳如雷，他们毕竟是多年的党员。我也不是故意刺激他们，我只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农村接受了什么样的再教育。
父亲倒还沉得住气。他眼中掠过一丝微笑？恐怕是我的幻觉。但几天后，父亲和我单独在城墙上散步，他对我说那天我说的话，他一多半都有同感。甚至早在1949年以前，解放区的干部已经开始滥用职权了，党内斗争向来残酷无情。种种问题如果那时还只是潜伏在体内的癌细胞，现在则早已四处扩散了。
他给我讲了件事，似乎想证实这点。说的是他自己的初恋。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事情的结局不是这样，就会有另一个人取代我的位置生活在世界上，她或他会长得什么样？父亲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孩子呢？
1942年，父亲是辅仁大学的学生，他迷恋一位女同学，爱她爱得神魂颠倒。起先父亲怎么也不肯透露这位女子的姓名，但后来我还是知道了。（在这我姑且把她称作丁香，当然这非其本名。）
他们的爱情一开始就受到祖父的反对，他认为女孩家不够有钱（虽然她的父亲还是一位银行的经理）。这对恋人却压根儿没把老头放在眼里，他们不久先后离开北京，几个月后他们又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会了面。
在那儿他们进入华北联大成了同学，并在此时订了婚，领导和同学都祝贺他们。就在婚期临近时，父亲却调去了延安，丁香则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工作。之后这一对恋人失去了联系。3年中，父亲无从得知他未婚妻的生死。因为个人生活必须服从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父亲也无话可说。
终于到了1946年，父亲有机会作为共产党的和谈代表返回北京。在那儿他见到一位老朋友，说起她参加过一场婚礼，新娘的举止颇为怪异，她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整个婚礼反复折腾，弄得客人都不知所措，只好中途纷纷告辞。这位朋友觉得新娘大概精神有点问题。
说着说着，父亲发觉她说的这位怪异的新娘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未婚妻丁香。他心中充满了痛苦，一脑子全是问题。几天时间里，他茶饭无思，夜难成寐。最后他决定去见她，当面问个明白。
他们真的见了面。丁香告诉父亲，她嫁的人是一位地下党的负责人。始而她是他的助手，继而她受委派照顾他的生活，终而她被迫说服了，同意与他结婚。领导一再强调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和党组织的希望，作为党员，她应该把“党的事业置于私人情感之上云云。但婚后她发现不管如何尝试，她仍没法爱她的丈夫，这位丈夫年纪比她大很多，文化水平也不高。她婚后一直郁郁不乐，她丈夫也被她搅得心绪不宁，看出丁香对父亲始终不曾忘怀。最后丁香要父亲原谅她，他确实也这么做了。此后，他再也没见过她，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城市，他也有她的住址。
“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些领导是多么虚伪，多么自私！你早在40年代就有了切身体会，居然成天对我说党永远是正确的，我必须事事听党的话！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把实话告诉我？却让我独自在暗中摸索，四处碰壁，心虚胆寒，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
“因为我不想让你倒霉。大名鼎鼎的书画家郑板桥说什么来着？‘难得糊涂’，这话在今天仍然是至理名言。另外，当然了，我自己也不想因为你而倒霉，如果我对你说我早就对这场革命不再抱有幻想，尽管我们怀着良好愿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到头来我们只成就了一所坚如磐石的大型监狱。如果我在60年代当你还是个激进的红卫兵时对你说这些话，你会作何反应？你难道不会举报揭发我？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内心又会怎样？我不愿让你生活在心灵的重重矛盾中！”
他说得对，我不得不承认这点。1967年，他即便没有对我说这些，我的思绪已经混乱不堪。他若真的和盘托出，我难免不变成另一个张黑黑。其实我和父亲在1973年谈的这番感想，我们都不敢在母亲的面前流露。母亲属于50年代的人，对他们这代人而言，国民党腐败到了极点，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所谓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到政府部门。由于他们的地位特殊，视野局限，他们对中国的严峻现实了解得不很透彻。又或者他们在反右和“文革”中吓破了胆，所以他们不但服从权威，而且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认同权威。他们和我们之间有着明显的代沟。
父亲和我之间反而找不到这种代沟，我们说话百无禁忌。有时我们的话题涉及个人感情生活，一次父亲甚至对我说和母亲结婚是他犯的一个大错，把我听得目瞪口呆。他说他求婚后不久就意识到他的个性与母亲极不相合。但他还是完了婚，一方面是觉得不应毁约，另一方面乃是由于绝望，觉得他再也不可能找到他的梦中情人。婚后他郁郁寡欢，曾想过离婚，但看在孩子的分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当然也是看在母亲的分上，他知道她还爱他，她不会愿意离婚的。在中国，离婚对女人的伤害比男人来得大。
虽然听后吃惊不小，我知道父亲说得都是实话。我也能看出他和母亲性格上的巨大反差。父亲这段表白使我回忆起孩提时期他们的风风雨雨，有一晚睡到半夜，我突然被隔壁房间的吼叫声吵醒：“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我们离婚吧！”
“好！离婚！离婚！离就离，我也不想过了！”
原来我是父亲多年前所犯错误的产物，后来我又成了他没有爱情的婚姻的一道枷锁。怪不得那些年他常常对我发火，用戒尺打我的手心，说我是坏女孩……13年后他终于向我道了歉，我也原谅了他。我的童年毕竟不算太糟，尽管父母的婚姻有问题，他们对孩子还都付出了爱心。此外我有亲爱的老二姨照拂！家中风起云涌时，她永远是我的避风港。奶奶也是。我还奢求什么？
我从北大荒回来后，发现父亲好像变了一个人。我们的关系也随之变了，过去5年里，我长大成人，父亲看到了这点，他开始把我当成年人对待，平等相处，我们成了好朋友。这种父女关系在中国是不多见的。我很喜欢我们晚上在残垣断壁旁散步谈心，看夕阳西下，我在心灵深处对他的孤独感受得一清二楚。看得出他也很脆弱。从前，我被他的权威唬住了。
而这段时间，我和母亲的关系尽管已经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却仍时时陷入僵局。为此我烦恼不已，现在我对母亲爱我这点毫无疑问，她不是我想象中那狠毒的后妈，相反，她已尽其所能帮我走向成功之路。那为什么我们会吵架吵得这么频繁这么凶？说来也都是为些鸡毛蒜皮的事，如发音发不准啦，用错了一个介词啦，菜做得太咸啦，我买的鸡价钱太贵啦，诸如此类，什么小事都能成为导火索。母亲是一桶炸药，我则是一枚地雷，我们俩谁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火爆性子。
几年来我一直想弄个明白。我知道自己为什么烦躁，但我搞不懂母亲为什么也烦躁。不过有一点，她身体很差：更年期，高血压，骨质疏松，失眠，种种症状不一而足。母亲倒从不呻吟，她忍得住病痛，我们也不清楚她到底得了几种病。冀县没有一所像样的医院，只有一个卫生所。两三排砖房，空荡荡的几间屋子。看不到试验室，X光仪器或任何其它现代设备。
母亲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她比父亲更要强，雄心勃勃，总想与人一比高下。过去，父亲的光荣历史和她自己的党员身分，加上受了高等教育，工作勤奋，她在别人眼里生活得很成功。特别是60年代，我考人了一零一中学，小炼在小学成绩也好，其他做家长的都羡慕她。却说眼下我们的家庭，一落千丈，父母陷在干校，3个孩子前途未卜，一个都没能参军，也上不了大学，甚至连在工厂做一份工的机会都没有。如果说我的弟弟们还年轻，我肯定已经令母亲大失所望了。她也同样令我大失所望，70年代那会儿，父母有义务帮孩子走后门，找一份好工作。母亲又焦虑又觉得没面子，父亲对这一切却无动于衷，他不在乎别人在背后如何议论我们。
我和母亲一样焦虑，一样觉得没面子。一零一中的好学生，那是7年前的往事了，现在我学习时常常心不在焉，尽管我极想证明自己不但不差，还远比有机会上大学的那些人学得好。
在所有使我心猿意马的事情中，最难堪的恐怕要数我对周的思念了。我也知道，中国的现状一日不变，我们的爱情便一日无望，我们不可能结婚，不可能生活在一起。我应该死了这份心。但每念及此，阵阵痛楚就传遍全身，令我泪如泉涌，夜难交睫。
晚上我总是梦见他。那些梦七彩俱全，洋溢着欢乐。无怪乎人们说梦是反的。在紫罗兰色的天幕下，一地金灿灿的百合花极目望不到头。周和我手拉手，跑呀笑呀，气都接不上，但还不肯停下来。起风了，我们像是插了翅膀，翱翔在天空。大地离我们越来越远，亿万颗星星在我们身边旋转闪烁。月亮是那么圆，发出柔和的光，我快活得发晕……
梦醒时，四周一片漆黑，我孤枕独眠，周的爱抚和温存消失在千里之外。我身边是个空洞的冰冷的世界，他周围的世界更要冷上百倍。虽然他在信中只字不提面临的煎熬，我又怎么可能感觉不到？他所受的煎熬都是由我一手造成的。
户口是我终日为之烦恼的另一块心病，没有户口，我走到哪儿都是一个黑人（非法居民），不能进工厂，不能上大学，衣食住行全都困难重重。有时我简直怀疑学了英语有鬼用，我的户口丢在了北大荒。
干校的其他子弟大概也这么想，尼克松访华及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后，有20多个年轻人回来跟着他们的父母学外语，但几个月后只有两个人还在坚持，其他都不了了之。两个人中我是其一，另一个男生在家庭大学坚持了4年，英语学得炉火纯青。
母亲也为我的户口发愁，她比父亲实际。开始我们两人设法说服父亲，让他活动活动，把我的户口弄回来。但每次我们开口提这件事，父亲就直皱眉，他边摇头边说他对如何去活动没半点主意。此外，他还会说，国家的形势一定得变，不变就要亡国，过不了多久，一个人就得凭他的真才实学吃饭，找工作要靠一技之长。他的话像是天方夜谭，我们都不敢太拿它当真。
母亲和我渐渐不再求他了，我们觉得这事恐怕只能靠我们自己。但我们也完全不知从何着手，只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