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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想帮他找份工作，但这并非易事。自己家中虽有几个买卖，那些活计弟弟却是一件都拿不上手，再说了，老太爷定了规矩，若非确有专长，决不雇用亲戚。奶奶又能怎么办呢？
最后她想出了一个主意。她对我爷爷说戏院晚上要一个可信的看夜人手，她弟弟是个合适人选。他要做的便是晚上曲阑人散时睡在戏院里，白天仍可泡他的酒馆茶馆，演戏时又能大饱眼福耳福。每月能领一份薪金，当然不能说是薪金，得叫谢礼。纵是如此，她弟弟仍不堪胜任：一个晚上他睡觉时受了寒，不出数月，便赴黄泉与父母相会了。
弟弟的死使奶奶悲痛欲绝。她很钟爱这个弟弟，他们小时候乘同一驾马车长途旅行，受业于同一位私塾先生。朝朝暮暮，姐弟俩一起练字，比赛背诗。弟弟体弱多病，冷暖嬗变，若染时疾，奶奶便帮母亲悉心照顾他。多年来，姐弟俩相依为命。
奶奶的伤悼还不止于此。真正的原因是弟弟身后无子嗣，使奶奶的娘家这户曾经显赫一时的满清贵族之家断了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奶奶虽有二子，怎奈女儿的后代只能承接夫家的香烟。
奶奶的祖宗没了后人，几百年后逢年过节谁来给列祖列宗祭祀，送上美味的供品呢？清明时分谁去为他们上坟扫墓，修葺他们的安息之所呢？谁会记得为他们烧纸钱，迭寒衣，供他们在地府使用？又有谁会为他们焚香念佛祝祷，以超度他们有罪的亡灵？……
奶奶的祖先于是万劫不复了。他们像是枯枝败叶，在阴间的寒风中颤抖、号泣。他们泪流成河，却是再浇不活这棵家族的死树。此后的旭日光芒，满月清晖，春华秋实，太平盛世全都与他们无缘，这些美好年景的福分由别的家族享占了。奶奶的祖先求助无门，他们与人间的联系已一了百了。他们被人遗忘，家族昔日的辉煌刹时风流云散。
5 父亲为什么参加革命？
奶奶嫁后的10年之内共生了10个孩子。父亲和叔叔出生时都有7斤多，姑姑则不到6斤，接下来，每年问世的婴儿，一个比一个小。奶奶又不能不生，生了又养不活他们。有的宝宝出生几天就夭折了，有的只活了几个时辰，甚至还来不及睁眼看看他们母亲毫无血色的脸。
一次次失去儿女的悲痛使奶奶更加宝贝上天留给她的三个孩子。她为先天不足的姑姑找了最好的奶妈，因为奶奶自己太虚弱，无法哺育孩子。两个儿子也分别雇了保姆，而奶奶自己则全力以赴，照顾全局，结果3个孩子都长得结结实实的。
俗话说，三岁看到老。父亲和姑姑的性格像奶奶，待人接物一团和气。而叔叔则像爷爷的火爆性子，高兴时开怀大笑，不高兴时马上给人脸色看。但他说归说，不记仇，对人不满当场开销，过后仍当人家是朋友。
尽管奶奶的3个孩子性情迎异，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母亲都怀着爱心与孝道。在母亲受公公责骂时，孩子们都知道如何使她用一丝微笑扫却愁容；在母亲对娘家人接连去世感到万念俱灰时，孩子们又围在她身边，抚平她的伤痛。正因了孩子，奶奶心中重新燃起希望之光。她暗下决心，要让自己的子女都上大学，特别是她的女儿！一定不能让女儿再像她那样依附于人，年年岁岁空将羞辱的苦水往肚里咽。女儿长大得有一技之长，自食其力。
再到后来，孩子们大学毕业了都能找到一份工作。然后他们就会择偶婚配，生儿育女。不论男孩女孩，多多益善。孙儿们会欢蹦乱跳，大闹天宫，她家会有一屋子的笑声叫声。她要为每个小孩找一个好奶妈，她会对孩子们讲很多故事。三世同堂，和和睦睦。她理想中的生活，便是如此。
时至1942年，奶奶的理想似乎指日即可实现。父亲、叔叔、姑姑全都上了大学，父亲是辅仁大学西方文学系三年级学生，叔叔在燕京大学经济系读二年级，姑姑则刚开始念医科，奶奶为他们每个人都感到无比骄傲。
奶奶不知道，她的孩子们正计划着远走高飞。是时日本侵华战争硝烟正浓。30年代，先是东北沦丧；接着，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相继陷落。全国各地民众义愤填膺，既恨日本鬼子凶残狠毒，也恨国民党政府抵抗不力。许多学生都被一句呐喊打动——偌大的中国，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
一日日沦为亡国奴，父亲、叔叔和姑姑忍无可忍。学生们每日都能在街头见到市民被日本兵肆意凌辱，西方国家来的教授相继被迫放下教鞭，爱国仁人志士被逮捕，被折磨，被屠戮。人见人恨的“膏药旗”耀武扬威地飘在头顶，压得每个有骨气的中国人透不过气来。他们都认为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父亲在外面很有些朋友，所以他安排弟弟妹妹先走。在地下工作人员协助下，他们通过了日军的封锁线，直下西南。他们的目的地有数千里之遥，战事纷乱，行路艰难，沿途到处刀光血影。轰炸、抢劫、抓人、翻车，五花八门的敲诈勒索屡见不鲜。叔叔和姑姑或搭车，或徒步，数月后才到达四川，重新进大学复了课。
至于父亲，他没去西南大后方继续学业，而是到晋察冀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他为什么这么做？这又是一个费解的谜。关于爷爷的发家史，我绝少线索，而关于父亲的这段光荣历史，他给过的答案太多，而且互相矛盾。
比如说父亲曾告诉我他入党是因为他相信惟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创造一个人入享有自由、平等、幸福的社会。
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对日本侵略者满怀仇恨，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得亲自上前线去搏杀。国家危亡，年轻人岂能坐视，让别人去捐躯流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说法给富家子弟的良心预留了宽阔的退路，但父亲对此说极不以为然。
于是他去了正频遭日军疯狂扫荡的晋察冀。那里一方面鬼子兵烧杀抢掠，一方面八路军游击队坚予还击。战火中一批批人倒下，但更多的人自愿参加抵抗队伍，其中不乏像父亲那样的大学生。
父亲到晋察冀时生活条件恶劣到了极点。由于日军的反复扫荡，1942年冬，这个地区所有房子的门窗都被烧光，夜间的气温降至零下10度甚至20度，山风呼啸，战士们打的草帘实难御寒。当时莫道没有煤炭取暖，连冬衣棉鞋都很难得。食物奇缺，士兵村民时靠糠麸野菜度日。上乘的美味窝窝头、贴饼子，白面和青菜根本见不到，连盐也非常紧缺。
另外由于日军封锁，这一地区极度缺医少药，有时受伤的士兵要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再加上伤寒、天花、感冒流行，许多人因得不到及时的药物治疗而丧生。
父亲在北京时清楚这种情况，他有位朋友是地下党。父亲离开北京时，不动声色地采购了当时根据地亟需的大量药品。这些药品在北京被日本人控制得非常严，但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父亲既有祖父的大笔银子和生意关系可资利用，把清单上的药品买全倒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带着这些禁运的药品穿过日军封锁线。此举万分危险，鬼子、汉奸屡屡在火车上搜查乘客的行李，若药品被发现，父亲便会被捕，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场平地风波，行至中途，联络人之一突然被捕。由于一路上都是单线联系，出现这种情况，父亲他们就不知如何才能和下一个地下党人接上头。他们几个外来人又不敢在当地久留，怕被汉奸发现告密，于是前功尽弃，只得折回北京从头开始。
历尽千难万险，父亲终于带了所有的药品到达晋察冀，二话不说他把药品悉数捐给了当地政府。正是这些药物雪中送炭，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为此父亲受到嘉奖，这是他在战争年代第一次立功受奖。
其后父亲进入抗大分校——华北联大学习。数月之后，父亲自己也染上了伤寒，差一点不治。
这个时候，父亲带来的药已经罄尽，他只能以自身的力量与病魔抗争。许多天他倒在床上，持续高烧，粒米不进，剧痛搅得他五脏六腑都错了位。他能活下来不啻为奇迹。等他终于离开病榻，移步户外的阳光下，已是形销骨立，衰如槁草，一阵山风都能将他吹倒。
一天他问别人借来一面镜子，镜中的形象使他大吃一惊。这一病，他的头发大把大把脱落，顶都快秃了。两只眼睛深陷成两个黑洞。皮肤又干又黄，脸上皱褶横生，像劳作一世的老农。这副模样，谁能认出他就是不久前大家在舞台上看到的那位英俊潇洒的达西先生呢。
当时根据地有位导演一眼相中了父亲气质不凡，他要父亲在话剧《傲慢与偏见》中扮演达西先生一角，父亲被他的约请逗乐了，声明他这辈子从未上过舞台。导演说这不打紧，演就是了，于是父亲就扮了一回傲慢的达西先生。
据父亲说尽管他毫无演技，他们的话剧在当地还是引起不小的轰动。农民们即使看得一头雾水，也还是非常喜欢，倾村而出。他们只觉得话剧这种东西奇怪又好玩，父亲说，我们扮演的英国绅士淑女个个都很滑稽。
父亲康复后被派去延安工作。40年代初，延安地区外语人才不多。晋察冀的领导发现父亲英语不错，还懂一点法语，便立即送他上延安当翻译。因此整个战争时期父亲的从军徒有虚名，他始终就没向敌人发射过一枪一弹。
至于和他一起的同学，有些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工作，有些则留在农村打游击——什么人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都由党组织来决定。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对这些安排并无二话，他们在入党时曾宣过誓：“牺牲个人，服从组织。”
父亲入党不算，连名带姓都改了。他原名刘炽昌，跟祖父姓，名字也是他祖父给起的。一到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父亲就改姓于，名山。当时投奔革命的城市青年一般都爱起单名儿，而且笔划简单，叫起来琅琅上口。
以前我总以为父亲改名只是为了与剥削家庭划清界线，后来我的革命热情灰飞烟灭，才意识到父亲改名还在于保护奶奶和在北京的亲人使他们免遭日本宪兵和国民党特务找上门的麻烦。
其实父亲说过他参加革命的真正原因，乃是我曾祖父。日积月累，老太爷对全家人，尤其是对奶奶的欺压侮辱激起了父亲的无比愤恨，他暗下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旧制度，打倒封建专制，铲除一切大大小小的封建暴君，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新制度，再不允许人压迫人，这样奶奶的生活就不会像往日那么艰难了。
带着这一梦想，父亲上了太行山。临别时他并没有告诉奶奶他的去向行踪。多年来奶奶一直以为他像叔叔、姑姑一样在大后方读书，这对奶奶来说倒真是难得糊涂，倘若她对父亲的真实处境稍有所闻，她非担心得折寿不可。
至于奶奶那些年在北京的生活，我从她那的两个忠心耿耿的老太太那儿听到过一个故事。
父亲离家前有一天，动手在院里种了一棵山药。这不过是心血来潮之举，父亲自己也很快忘了。不久他便离开了北京。而那山药十来天后竟抽了芽，奶奶看到后弄了个考究的栅栏将山药围了起来。
山药本是多年生的农作物，登不得大雅之堂。奶奶把它置于花园里，与牡丹玫瑰等名花为伴。不多久，山药的嫩藤便爬满了太湖石。
那段岁月，奶奶对几个孩子牵肠挂肚，其落寞可想而知。战火连天，路途险阻，他们兄妹都渺无音讯。奶奶忧虑难忍时，便去向那棵山药窃窃私语。
有时山药树善解人意似地默默听她倾诉，只是无法开口安慰她；有时熏风徐来，心形的绿叶婆娑起舞，发出沙沙声响，奶奶只把这看作是山药用一种秘语向她吐露天机。凭着深厚的慈母之爱，她听懂了山药所传递的消息。一颗焦灼的心平静了。她感到只要这山药依然枝叶繁盛，向她说着悄悄话，孩子们便都健在，逢凶化吉。
奶奶日夜祈祷，求祖宗保佑她的孩子平安归来，求上苍使得人间战火早日停息。1945年日本投降，叔叔和姑姑终于回到奶奶怀抱，而奶奶等父亲却一等又是十个春秋。
6 叔叔是个纸老虎
我们1956年从瑞士回国，奶奶终于圆了她的心梦：一家人骨肉团聚，三代同堂。此时，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已去世，奶奶成了一家之主。
虽然我不曾见奶奶读过《老子》，她的治家之道倒是深得个中三昧。老子主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就是说让世间万物自由自在，率性发展，各得其所，各安天命。于是天下太平，皆大欢喜。
偏偏姥姥家就有着许多规矩。饭桌上，我拿筷子的姿势总是不对，手肘不可撑着桌子，一边吃饭一边说话不礼貌，连筷子碗碟也不能碰出声响。吃饭时我自始至终得端着饭碗，水或饮料是不能和食物一起上桌的，汤则必须吃完饭才开始喝。
这些清规戒律使我对姥姥家的饭桌敬而远之。虽说姥姥做的南方莱大人都赞不绝口，我一小孩，对吃什么并不在乎。不是说自由最可贵么？
奶奶家最自由了。我乐意的话，爬石上树、搭梯打枣都不成问题。那年国庆节的晚上，小牛、小强和我还获准爬上奶奶住的大瓦房的房脊，看天安门的焰火。
后院的老槐树，枝桠横逸。那天晚上挂住了几顶被西南风吹来的小降落伞，每一顶都有方巾大，还带了个哨子。对我来说，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我激动万分，焰火放完了还不肯从房顶下来，希望有更多的降落伞飘来。父母对我颇有温色，奶奶则一笑置之，说多呆一会不碍事。
在奶奶的家中我实实在在地感受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畅快。以前我总是形单影只，现在我可以跟小牛、小强和邻居家的小孩玩儿。那条街上家家的大门白天永远敞着，孩子们随时都能东家西家地串门儿。在这种环境里，我的心里很踏实，不像在瑞士，老莫名其妙地怕这怕那。
偶尔我父母也会对我发脾气，他们觉得我太野了。遇到这种场合，大家庭中总会有人出面为我说情。奶奶是我最大的靠山，她一出面，狂风暴雨无须多久就化为和风细雨，然后乌云四散，我的周围重又洒满阳光。
奶奶年事虽高，思想却开化。比如说，她从不像别的老太太那么重男轻女。我反倒觉得她对我比对男孩们更疼爱。回想起来，这大概是旗人独有的传统，女孩在家中受到优待，因为将来（其实是过去）每个女孩都有人宫的机会，若蒙皇上宠幸，或可成为妃子皇后，那可是件光宗耀祖的事。又或者，奶奶念我是个女儿家，接她的经验，中国的女子讨生活不容易，将来的日子里，有的是飞短流长、明枪暗箭在等待着我。
在奶奶家的其他人也都过得不错。大人们不论男女，全都参加了工作。新社会，受过良好教育身体又没有病的年轻人不工作是件丢人的事。坐吃家底的人被看作寄生虫，尽管有钱，仍遭社会唾弃。时代不同了。
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早晨，婶婶总是轻手轻脚第一个起床。她在北京东郊一家纺织厂上班，路上乘车足足得花一小时，她6点半就得出门。
婶婶一走，院里又安静下来，父亲、母亲和叔叔都还没醒。他们是夜猫子，清晨睡得正香。挂钟敲了7下，他们才老大不情愿地离开热被窝。然后我就听见他们从脸盆架上取下铜盆，到厨房打水洗脸。之后就是哗哗的刷牙声，呼噜噜往院子地上喷水。再后来，他们会说太迟了，来不及吃早点了，旋即风也似地冲出门去。
这段时间我醒着，躺着，外面的动静声声人耳。奶奶的房子一间间只用木板隔开，顶蓬更是纸糊的。北京的老房子大抵这般建造，大概意谓同一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不应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砖墙是用来隔开外人耳目的。
老人和小孩不用赶时间，起得迟，吃早餐也迟。我们有一整天的空闲玩耍、讲故事，那时还没人听说过有件东西叫“电视”，所以我们也不感到有什么缺憾。没有电视我们已经够开心够忙乎的了。
树上蝉儿在嘶鸣，我们便把猴皮筋用火烧化抹在长竹竿的一头去粘它们；墙脚有蟋蟀在叫，我们又赶去用水灌人它们藏身的砖缝里，将其一一逮住。第二进院子里有两只大瓦缸，金鱼在睡莲间悠游穿梭。屋檐下燕子筑巢哺养它们的儿女。有时我们从槐树上采下槐花，吮吸花蜜；有时我们拿一把杨树的叶茎，玩拔河比赛。
也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奶奶的箱子里寻宝。我们翻到的宝贝有：一枚发亮的桃仁，上面雕了一棵树和五个孩子，奶奶说这叫“五子登科”；一枚银匙，匙柄上刻了一嘟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