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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南非斗士曼德拉
作者：李安山
内容简介：
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是享誉全球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为了推翻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他进行了长达50年（1944—199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铁窗面壁28年（1962—1990年）。最终，从阶下囚一跃成为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为新南非开创了一个民主统一的局面。
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使我得以承担并完成这部传记，但对曼德拉这个名字的熟悉和追踪决非偶然。记得1987年5月在位于风景如画的加拿大金斯敦的皇后大学召开的第16届非洲学年会上，我和加拿大朋友菲利普·扎奇鲁克漫步在千岛湖边，谈论著南非正面临的重大变革。当时，一场“释放曼德拉”的运动正席卷全球。我们俩毫不怀疑曼德拉的释放只是时间问题，但又不约而同地对曼德拉出狱后将面临的艰巨任务忧心忡忡：白人极右势力的负隅顽抗，黑人民主力量的严重分歧，非国大国内派与国外派的可能分化，以及种族隔离制的沉重包袱。说实话，当时我们俩对南非政治演变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担心可能出现政治动乱。随后七年的时间里，我一边在马丁·克兰教授的指导下准备自己的历史学博士论文，一边密切注视着南非局势的发展。最后，终于在电视机上看到了曼德拉于1994年5月10日就职南非总统时激动人心的场景。
正文
前言
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是享誉全球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为了推翻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他进行了长达50年（1944—199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铁窗面壁28年（1962—1990年）。最终，从阶下囚一跃成为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为新南非开创了一个民主统一的局面。
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使我得以承担并完成这部传记，但对曼德拉这个名字的熟悉和追踪决非偶然。记得1987年5月在位于风景如画的加拿大金斯敦的皇后大学召开的第16届非洲学年会上，我和加拿大朋友菲利普·扎奇鲁克漫步在千岛湖边，谈论著南非正面临的重大变革。当时，一场“释放曼德拉”的运动正席卷全球。我们俩毫不怀疑曼德拉的释放只是时间问题，但又不约而同地对曼德拉出狱后将面临的艰巨任务忧心忡忡：白人极右势力的负隅顽抗，黑人民主力量的严重分歧，非国大国内派与国外派的可能分化，以及种族隔离制的沉重包袱。说实话，当时我们俩对南非政治演变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担心可能出现政治动乱。随后七年的时间里，我一边在马丁·克兰教授的指导下准备自己的历史学博士论文，一边密切注视着南非局势的发展。最后，终于在电视机上看到了曼德拉于1994年5月10日就职南非总统时激动人心的场景。
本书以传记形式叙述了曼德拉的大半生，严格地说，是从他出生到1994年底。中国的传记传统源远流长。自司马迁开创纪传体以来，传记在中国正史中之地位时显时微。《史记》130篇中，本纪、世家、列传已占112篇，而三者之共同点均为以人为主体而记事。西方对传记的解释为“人生之记录”，传记源于古希腊、罗马。色诺芬①为其友人及导师苏格拉底②所作的辩护词即为当时最有名的传记之一。一般认为，普鲁塔奇为西方传记之鼻祖，在《高贵的希腊人罗马人的生活》中，他将希腊人与罗马人成对比较，如军事首领亚历山大大帝和凯撒大帝，雄辩家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的传记都是成对出现；其渊博学识和对崇高人物的理解同情使其传记永世长存。
①色诺芬（约公元前430～约前35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雅典人。苏格拉底的弟子，著有《远征记》、《希腊史》以及《苏格拉底回忆录》等。
②苏格拉底（约公元前 469～前399年），古希腊哲学家。他宣传宗教道德学说，认为哲学的目的在于教导人们过道德的生活。他的著名格言是：“我知道我一无所知。”他的学说主要靠同时代人记载而流传至今。
中国文史不分家的学术传统在传记上表现甚为明显，正史始终以传记为主干，延续千年。直至民初，始有人倡导“传记文学”，对传记特性的争论自此始。或以其为文学分枝，或以其为历史婢女。在西方，歧见更为混杂。英国史家纳米尔虽然承认传记是“一门伟大的艺术”，但又认为这是“最容易的历史形式”，并对传记比其他历史书籍更为畅销而愤愤不平。艾尔顿也承认传记更为读者欢迎，但认为传记不是撰写历史的好方法，因为“一个人生活之局限性在解释历史时很少有任何意义”。强调整体历史、综合历史和长时段历史的法国年鉴学派对人物传记的期望也不高，认为人物史乃至事件史均只能作为历史的瞬间。据此，布鲁戴尔在其成名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指出，1598年菲利普二世的逝世并非地中海历史的重大事件，从而说明传记历史与结构历史或地理历史大相径庭。
持反对意见的史学家认为传记属于历史。有的更极端地认为只有史学家才能写传记，文学家不尊重史实，不宜于写传记。当然，更多的历史学家认为传记是人文科学中一支，历史学家不应轻视传记。美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几蒂维尔认为传记与史学无高低之分，其关系是互相依存。他自豪地宣称：“我确实愿意被称为军事传记学家而不是军事史学家。”杜维运先生在《史学方法论》中亦认为“传记学家应是专业化了的史学家，而史学家应珍视传记学家的成果”。
我以为，传记似可以分为文学传记与史学传记两种。文学传记为文学家之范畴，以史迹为大致线条，以丰富的想象构成故事，或华丽、或朴实、或情节跌宕、或语言优美。史学传记为史学家之园地，以史实为基本依据，集翔实史料汇成文章，或解释、或推理、或以人物示潮流、或以人物显社会。两种传记既可相互携手，亦可分道扬镳。这样，即可免去很多无谓的争论了。此本小书究归何类，读者完全可以自作斟酌。
纳尔逊·曼德拉是一位历史巨人，为他作传记是一种难得的荣誉。不论未来南非的政局发展如何，曼德拉的历史功绩至少有三点。其一，他坚持统一的南非这一政治主张，团结各党派组织，求同存异，以高超的政治技巧保持了南非统一和稳定的局面，使这一多种族的国家在短时间内逐渐走上了民主法制的轨道。这是他对南非的贡献。其二，他一贯坚持和平谈判，而只把暴力斗争作为辅助手段。在狱内或狱外均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最后终于取得胜利，成为第一位以和平的谈判方式取得政权的非洲黑人领袖。这是他对非洲的贡献。其三，曼德拉摧毁的不是一个南非的白人政权，而是世界性的种族主义制度。这一胜利并非他一个人的胜利，亦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一个政党的胜利，而是一种正义思想的胜利。这是他对世界的贡献。
早在1985年11月，南非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在为玛丽·本森的《纳尔逊·曼德拉特》写的前言中说：“纳尔逊·曼德拉之所以有如此的力量，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对此毫无疑问。我们的悲剧在于他不能在我们身边帮助扑灭正在毁坏我们美丽国家的烈火。很明显，他是一个巨人，有超人的智慧。……你和他在一起时，你毫不怀疑，他具有我们的语言所称的‘魔力’——人格和风度。他为他的信仰付出极大，人民注意到这一点。……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更给人深刻印象的是他那无可争辩的演说才能。他能把群众的感情用雄辩的、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当你读他的法庭陈述时，你就会为你也是一个黑人而骄傲。这个国家需要曼德拉和其他那些在狱中或流亡在外的人。国际社会如果希望南非出现和平和安定，就必须敦促释放他们，敦促开始进行真正的对话。”德斯蒙德·图图的这段话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是对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人格特征的最恰当的概括。
本人怀着对曼德拉总统的敬仰之情，根据国内外已发表的资料写就了这本书。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人参考了大量外文资料（行文中已注出），但《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杨立华编著）、玛丽·本森《纳尔逊·曼德拉传》和安妮·本杰明《我的心与他同在——温妮·曼德拉自述》的翻译出版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本人借此机会向上述著作的作者和译者表示由衷的感谢。由于本人在使用上述著作中的资料时亦参照了原文，故如出现错误，概由本人负责。另外，南非问题的研究在我国非洲学中位于前列，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恕不在此—一列出。
在写作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的杨立华先生、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的陆庭恩先生和李保平先生在资料信息及解答疑难问题上给予了大力帮助；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甘杜红女士、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的章棣、吴作梅和潘荣英女士以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图书资料室的王小平女士为本人查找中外文资料提供了种种便利，在此一并致谢。学长陈向明博士特意从美国带回新近出版的曼德拉先生的自传《通向自由的长征》，以供参考，本人深表谢意。在此期间，父母特意来京照料孩子。舐犊之情，没齿难忘。夫人田开芳女士在本书撰写过程中不仅承担了家务琐事，而且以熟练的专业技术在资料检索和外文翻译上提供了很大帮助。没有她的理解和支持，此书的按时完成是难以想象的。希望这本书能为我国人民了解黑人领袖曼德拉提供一点素材。
李安山
第一章 贵族之子
·“自讨麻烦的人”
·叛逆贵族的后代
·白人来了
·神秘的班图人
·“左撇子”马卡纳与预言家农夸希
·早熟的曼德拉
1918年的南非局势可以说是一个万花筒。由德兰士瓦、奥兰治、开普和纳塔尔于1910年合并而成的南非联邦，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除了移居此地的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和被称为“布尔人”、尔后被称为“阿非里卡人”的荷兰移民后裔）外，在开普尚有人数众多的有色人；在纳塔尔则有大批的祖鲁人和日渐增多并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印度移民；在德兰士瓦，科萨人占有大部分土地，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了采矿业的劳动力。这个如百袖被似的人种分布图说明了南非联邦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种族关系问题。这时候的南非联邦政府一方面为自己所参加的协约国即将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又为在南非本土爆发的第一次非洲工人罢工而大伤脑筋、约翰内斯堡的清洁工为支持一天增加6便士工资的要求举行罢工。结果有159人被捕，被判处两个月的苦工。过不多久，布隆方丹的非洲工人要求一天4先令6便士的工资，政府不得不宣布戒严令，将工人罢工的企图压了下去。
这年的7月18日，在特兰斯凯的姆维住村滕布人贵族盖拉·曼德拉的圆茅屋里传出一阵阵婴儿的啼哭，又一个小生命诞生了。“我有了一个儿子！我有了一个儿子！”盖拉激动地对妻子诺塞凯尼·芬尼说。看着儿子那对调皮的大眼睛和好动的四肢，他们给儿子取了一个科萨名字：罗利赫拉赫拉，意思是“自讨麻烦的人”。姆维佐位于特兰斯凯群山中的一条河谷，靠近特兰斯凯“保留地”的首府乌姆塔塔。蜿蜒曲折的姆巴谢河沿着河谷缓缓地由西向东，一直流向印度洋。住在这个幽静山村的滕布人做梦也没想到，罗利赫拉赫拉将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克星。
滕布人说科萨语，而科萨族是班图人的分支。掂考证，班图人源于今尼日利亚与喀麦隆的交界地区，从公元1世纪即开始了称为“班图人大迁徙”的民族迁移运动，整个过程到19世纪才结束。班图人迁徙的路线大致分为东、西、南三个方向。而向南迁移的班图人数量最多，其迁移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批首先来到鲁伍马河和赞比西河的河间地区居住，后又有一些部落迁到今坦桑尼亚南部地区居住，第二批班图人进一步往南，抵达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河间地区，其中绍纳人居住在今津巴布韦的西部，聪加人定居在今莫桑比克南部和纳塔尔最北端地区。第三批班图人则越过上述地区，直达南非，包括恩古尼人（包括科萨人、祖鲁人、恩德贝勒人和斯威士人）、索托人（包括茨瓦纳人）和文达人等。其中茨瓦纳人先向西南，后又折向南方；祖鲁人先朝南扩展，继而转向东南，到达今纳塔尔的北部地区；科萨人则一路挺进。到达南非的最南端大鱼河地区安置下来。
科萨人的疆域虽不断变动，但在1770—1850年之间，他们很少迁到礼拜日河以西或姆巴嫩河以东。从18世纪始，科萨人中的放牧者开始在水力资源丰富的山区居住，并把土地不断向西扩展。这样就产生了科萨人与白人1702年的第一次相遇，这发生在今天的东萨默塞特，亦即为1770年确定的荷兰开普殖民地边界。当时，科萨人居住的中心是大鱼河的东部（西斯凯的南部边界），但是一些科萨人为寻找更好的牧场迁居到现今的格雷厄姆斯敦地区，并和已经在那里居住的科伊人和平共处。科萨人居住的地区主要是广袤的草地，虽然可以种植玉米、南瓜或烟草等作物，但畜牧业在科萨人中更为流行。他们不食鱼类，亦无航海之好，乐于在自己的这块乐土上过着以放牧为主的田园生活。至今曼德拉一谈起他的童年趣事，总不免要提起他和姐妹们一起放牧的宁静傍晚和他们一起嬉笑打闹的牧场生活。
特兰斯凯是南非最大的黑人保留地，主要居民是科萨人。根据1924年的法律，允许在特兰斯凯地区居住的白人只有商人，而且他们的人数亦受到严格限制。科萨人中间实行的是多妻制。盖拉·曼德拉即有四个妻子。娶妻子需要一大笔钱，这主要是给女方的父亲作为彩礼，一般是七头牛，因此，科萨人很少有人在20岁以前结婚。很多青年人在结婚前先去约翰内斯堡或金伯利打几年工，赚足了钱再回家娶妻。曼德拉的父亲虽然比祖辈要穷得多，但他担任滕布人大酋长首席顾问，这使他有足够的财力而不必去外地打苦工。但是，盖拉在一次与地方长官的冲突中被剥夺了贵族身份，同时也失去了大部分土地和牛群。在家庭生计遇到困难时，母亲搬到了库努。这样，生活上可以得到她亲戚的接济。曼德拉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
科萨族妇女的地位主要表现在母权上，即作为母亲的权力。此外，她必须承担一切家务。由于妻子是用钱（往往以牲畜代替）买来的，她们亦成为财富的表现形式。个人的财富首先是以拥有的牲畜数目来估计，其次则是妻子的数目。在科萨人中间，妇女对多妻制不但容忍，而且往往希望丈夫多娶妻子，这主要是与科萨人妇女中实行的不成文的家庭劳动分工制度有关。新娶的妻子不但要替丈夫干活，还有责任为先娶的妻子干活。这样，丈夫每娶一个妻子，先前的妻子即可少承担一部分家庭职责。因此，科萨族妇女不知道忌妒是什么，她们甚至怂恿丈夫多娶几个妻子。曼德拉的母亲是一位性格坚强的女性，她尽力与丈夫的其他几个妻子和睦相处，默默无闻地抚养着自己的儿子，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有所作为。曼德拉在正直严厉的父亲和端庄慈爱的母亲的培育下一天天长大。
吃过晚饭，一群打打闹闹的小伙伴就来到村头的大树下，点燃熊熊黄火，望着一轮明月，静静地倾听着村里的长者讲起欧洲人到来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和祖辈们与欧洲人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那时我们的人民在自己的国王及其大臣们的民主统治下过着和平的生活，自由地、自信地在国内各处行动，毫无障碍。那时，这个国家是我们的……我们拥有土地、森林和河流；我们开采地下的矿藏和这个美丽国上的一切资源。我们设立并执掌自己的政府，我们管理自己的军队，我们组织自己的贸易和商业。”欧洲人的到来改变了一切，随之而来的是科萨人的反抗和被奴役。
1652年第一批荷兰人在范·里贝克的率领下在桌湾登陆建立了开普殖民地后，即开始蚕食非洲黑人的土地。在消灭了土生土长的桑人，奴役了科伊人之后，欧洲人又极力否认科萨人对南非这块土地的占有权。18世纪，荷兰人已抵达大鱼河地区，想继续深入，遭到科萨人的阻止。1778年，殖民地总督范·普赖登伯格曾想以大鱼河为界，要科萨人撤出楚尔费尔德地区，这一蛮横要求遭到科萨人的严词拒绝。1779年，发生了欧洲人驱逐科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