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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雷茨·卡马在英国读书时，结识了英国小姐露丝·威廉士。在遭到家族保守势力反对后，他我行我素，与这位伦敦小姐于1948年9月结婚，并将她带回博茨瓦纳（当时称贝专纳）。其结果是他被中止酋长职务并被英国殖民政府逐出国外。从1950年起，他侨居英国6年，随后宣布放弃酋长继承权，于1956年以平民身份回国。·回国后他积极参与政治，并于1962年创建贝专纳民主党，主张种族和睦，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1966年贝专纳独立，改名博茨瓦纳，他出任总统。1969年、1974年和1979年三次大选蝉联总统，在博茨瓦纳享有“国父”之称。他执政期间，博茨瓦纳成为非洲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至今享有“非洲小龙”的美誉。
当时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派林立，各种思潮竞相亮相。曼德拉所修的课程中有一门是哈罗教授讲授的。他既是律师，又是作家，但种族成见颇深。在课堂上，他公开宣传黑人和女人难以成为好的律师。但他对印度人颇有好感，认为他们在此专业上是有前途的。有好几次考试，曼德拉都没有及格，同班同学们大都认为哈罗教授的种族成见应负责任。另一位名叫布莱姆·费希尔的教师，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很受同学们的尊敬。他对提高黑人地位敢于直言，曼德拉特别敬佩他。有一次，在警察找曼德拉麻烦时，他特地赶来解围。
那是曼德拉第一次与警察发生冲突。那天，曼德拉与三位同班的印度学生登上一辆有轨电车。车上的白人售票员气急败坏地向印度学生叫喊：“你们怎么把一个卡佛尔人带到电车上来？！”印度学生很生气，告诉售票员曼德拉不是卡佛尔人（即“异教徒”），而是一位法律系学生，因此他和任何人一样有资格坐电车。售票员将车停住，叫来警察。警察将四个学生一起带到警察局，并要曼德拉拟定一个声明，声称三位同学将他“架到了车上”，曼德拉严词拒绝。有一个同学赶紧给费希尔老师打了电话，因为他父亲是奥兰治的法律协会主席。费希尔立即赶到并答应第二天在法院上为他辩护。四位学生很快就被释放了。这一事件使曼德拉深深地体会了种族主义政权的荒谬和罪恶，这更坚定了他为自己民族而战斗的决心。
1943年，曼德拉亲眼看到了一场黑人联合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在南非，由于种族隔离政策及种种限制，在住宅方面出现了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即工资最低的人不得不住在离工作场所最远的地方。曼德拉曾经住过的亚历山大镇就是远离约翰内斯堡的一个黑人居住区。每天早晨和晚上，非洲黑人排着长长的队等着搭公共汽车去城里上班或是从城里回来。直到1943年8月，单程车费一直是4便士。后来，各公司以战时物价高涨为理由，在运输局的同意下，将车费提高到5便士。非洲人当即加以抵制。15000名非洲男子和妇女排成长达3英里的队伍步行到约翰内斯堡去上班，干完一天苦工后又步行9英里半回家。当时除了有几辆汽车和货车供年龄较大的人和有小孩的妇女使用，大部分人都是靠两条腿。
这一次抵制公共汽车的斗争持续了9天，公司让步了。曼德拉兴致勃勃地指着报纸对西苏鲁说，“你看，这下他们不得不让步了。”西苏鲁笑笑说，“可能没那么容易。”他认为白人诡计多端，对付罢工和抵制等形式的反抗很有招数。果不其然，政府派出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报告的结论是，“根据工人的工资或者甚至根据家庭总收入来说，交通运输费用超出了非洲工人的支付能力。”然而，还在报告发表之前，汽车公司已由于“紧急情况”，重新把票价提高到5便士，并建议非洲人向雇主去要额外的交通费。亚历山大的居民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这一建议对那些没有固定工作的人如临时工、洗衣女工、儿童、探亲访友者和寻找工作的人来说，解决不了问题。同时，这还可能导致亚历山大的居民失业，因为雇主宁愿雇用住在离工作地点近的人。
非洲工人恢复了对公共汽车的抵制。当地一家报纸报道了当时的情况：“许多洗衣妇背着沉重的衣物，佝接着肩，赤着足，拖着脚步往前走。”尽管公共汽车照常行驶，售票员还笑容可掬地招揽乘客，上面还有警察护送，但是一个乘客也没有。这次抵制继续了7个星期。最后，汽车公司同意把工作日的票价恢复到4便士，但是必须购买一本联票；只有周末和没购联票者要付较高的票价。抵制取得了胜利，同时也使广大黑人认识到，即使在南非种族主义肆虐的情况下，团结就是力量。曼德拉的政治觉悟亦逐渐成熟起来，1944年可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第四章 投身政治
·温柔多情的伊弗林
·“志同道合”与“患难之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南非
·非国大精神领袖伦贝迪——“一个很有趣的人物——狂妄自大而又积极进取”
·非洲主义哲学
1944年，曼德拉的个人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伊弗林·恩托科·梅思。当时他还在读书，两人见面后，很快坠入情网，不久就结婚了。伊弗林是恩科波人，与西苏鲁既是同乡又是亲戚，当时亦住在西苏鲁的家里。她年轻漂亮。说话温柔，在市立深矿医院当护士。结婚后，曼德拉和伊弗林搬到伊弗林姐姐家去住，在那里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股比。这位天真活泼的小男孩为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无比的欢乐。每天下班后，曼德拉回家后总要逗孩子玩一会儿，伊弗林则忙着做饭。
1946年，地方当局在奥兰多为这一对夫妻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这样，他们才真正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但很快这套房子就成了曼德拉亲戚的临时旅店，来了总是睡在地上，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月。纳尔逊的妹妹丽比是第一个来到此地读高中的，长住在此。曼德拉的母亲也来住过。他的堂兄马坦齐马则是一位常客，不时开着车来一趟。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有一定看法，老是提醒曼德拉不要和非国大的人混在一起。在他看来，黑人提高地位的根本希望在于与白人合作。而曼德拉当时已深受西苏鲁的影响。他认为，黑人要想取得自身的解放，必须有一个自己的组织，能团结所有的黑人一起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1944年发生的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则标志着曼德拉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在西苏鲁的介绍下，他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从结识西苏鲁起，曼德拉愈来愈认识到黑人民族解放事业的艰巨性。沃尔特·西苏鲁经常激励自己的朋友，帮助他们扩大眼界并鼓励他参加到这个黑人政治团体中历史最长、斗争最持久的组织中来。他一直认为曼德拉志向高远，素质优秀，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领袖人物，因而对曼德拉的教育工作格外耐心。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曼德拉又碰到了黑尔堡的知心朋友坦博。那年被校方开除后，坦博来到德班找工作，无意中发现自己的母校圣彼得学校的科学系有一个教职。经过通信联系后，校方表示欢迎奥立弗·坦博回母校任教，讲授自然科学和物理课。坦博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这可以从他在黑尔堡大学拒签神职声明一事中看出来。在圣彼得学校，他又一次经受了类似的考验。当一些白人和黑人教师劝他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并说这与教师的身份不符合时，他感到十分气愤。“人生的目的是求发展，这也是命运的召唤。有些人可以自助以求发展，有些人需要他人帮助。我想帮助人来领导这一场非洲人的解放斗争，你们怎么说这不是一个教师的责任？”他用自己的行动表示那种执着的追求和叛逆精神。在西苏鲁的鼓励下，曼德拉和坦博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选定了自己的政治归宿。这三个人的关系用“志同道合”与“患难之交”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三个人最后都成为了非国大的高层领导，又都一起饱尝了南非白人政权的铁窗之苦。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之中，而南非的投入是十分可观的。1938年，南非的军队只有2万人，非洲人和亚洲人不能加入战斗部队，只能编人后方的辅助部队。二战中，南非的军队不断扩大。1943年2月，南非联邦议会批准在非洲大陆境外使用南非联邦的军队，随后就有几个师调往西欧。南非联邦军无论在技术装备上还是在兵种设置上都强于非洲其他帝国的军队。到战争结束时，军队人数已达345000人。南非军队参加了对意大利和德国军队在各个战线上的作战。在埃塞俄比亚战役中，皮纳尔将军指挥的南非军队一举俘虏了80000意大利士兵。然而在利比亚失利，克勒佩尔率领的10000名南非士兵被俘。
经济上的投入比人力资源更为明显。由于军事订货和世界经济联系的断绝，南非联邦的军人生产规模发展很快。在约翰内斯堡的国营工厂里开始生产装甲汽车，在战争年代里共生产了2000辆以上。另外，其他企业还生产了500门炮和几百万发炮弹。南非的钢产量在1938年只有30万吨，但到1945年已达536000吨。南非各机器制造业还生产约90种不同类型的发动机以及飞机、船舶和汽车零件，化学工厂则保证了炸药的生产。在战争的影响下，轻工业各部门的产量亦大大增加。皮革、制鞋和缝纫行业为盟军制造各种订货，并提供羊毛制品。罐头食品业的发展，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到战争末期，南非联邦的工业产值已达1。55亿英镑，比和平时期增加了一倍。
然而，对南非历史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影响远比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意义要大得多。在二战中，近40000名南非黑人士兵被派往非洲境外，122000名在非战斗部队里服务的非洲人也有很多被送往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参战。在非洲境外，他们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白人的神秘感破灭了，子弹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他们也看到盟军中的黑人军官怎样对白人士兵发号施令。在海外，他们还接受了平等、民主和自由的概念，欧洲白人自相残杀的事实更是最好的说明。为争取更多的帝国臣民当兵，英国（乃至整个盟军）军官进行反纳粹的宣传，下面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绝妙地反映了非洲人是如何通过这场战争来认识他们的统治者的。
英国军官：“赶走希特勒！打垮希特勒！”
非洲人：“他做错了什么事呢？”
英国军官：“他想统治全世界。”
非洲人：“那又有什么错呢？”
英国军官：“你瞧，他是德国人。”
非洲人：“是德国人又有什么错？”
于是，英国军官试图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并尽量使用非洲人能听懂的词语：“你看，一个部族去统治另一个部族是不好的。每一部族应该统治他们自己，那才是公正的。德国人统治德国人，意大利人统治意大利人，法国人统治法国人。”当然他不会提英国人，亦没提南非白人，但非洲人是明白这种关系的。一位非洲士兵给他朋友写信时说，“我们所有在海外服役的士兵即将带着新思想返回家园，我们已得知我们是在为什么而战，是为‘自由’而战。除了自由，别无他求……”然而，当他们凯旋而归时，等待他们的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种族歧视和白人优越感的不平等的世界。很多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勇敢地投身到这场黑人民族解放运动之中，曼德拉的好朋友，“民族之矛”的创始人之一杰克·霍奇森就是其中的一个。
曼德拉参加非国大后，积极投入到实际斗争中。他出色的组织才能和天生的领袖气质很快吸引了周围的人。虽然他已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并正在攻读律师专业，但很多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却是在与西苏鲁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理论家们讨论时和在实际斗争的观察中才逐渐明白。最明显的是关于土地、劳工和赋税三者的关系。早在幼年时代，他就听到过部族老人讲起欧洲白人为侵占科萨人的土地挑起的争端和科萨人发动的9次反侵略战争。在皇家矿业公司当警察时，当他看到矿工那种艰难的日子和非人的待遇时，亦曾不止一次地思考过：“为什么非要当矿工呢？不要给白人干，自己回家种地养牛不一样活吗？”他不明白为什么矿工“自讨苦吃”。现在，他明白了南非资本主义制度和种族隔离制度的有机关系。
如果说，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欧洲白人还只是把南非黑人看作是在“殖民地”或“共和国”边境地区骚扰的外来者，白人对黑人土地的侵占还只具有原始积累和自发剥夺的性质；那么，钻石和黄金的发现则使南非的历史整个地改写了。从此，对非洲人土地的剥夺直接与迫使非洲人为矿产公司提供廉价劳动力挂上了钩。1894年开普殖民地实施了一种新的法律，规定对“强壮成年男子”征收10先令的现金税。当时任开普总理的谢西尔·罗德斯大言不惭地表示，这样就可使农村的黑人劳动力摆脱懒惰和闲散，还会报答“我们英明仁慈的政府”。非洲黑人为交税就不得不外出去挣现金，而在矿山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这些离乡背井的强劳动力很快就被金矿公司吸收了。当然，如果他们交不起赋税，或公开抗税，其结果也是成为劳动力——服苦役的囚犯，这样的下场当然更惨。
大部分的南非矿产公司就这样找到了劳动力。首先剥夺黑人的土地，其次制定交现金税的法律，最后使矿井得到送上门的劳动力。而这种不须暴力强制就能得到的劳动力使矿产公司得以把工资压到最低水平。这些公司最先是从南非得到劳动力，随着深矿层的开采，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它们开始从所有邻近地区招募单身男工，合同期为一年；最后它们发展到从南部非洲的所有殖民地招收契约劳工。这种流动劳工至少在三个方面使矿业公司得利。第一，因为是流动劳工，矿产公司根本不用为他们的健康或其他的社会福利负责，这为公司节省了一大笔开支。第二，公司亦不必为这些劳动力的再生产（即这些劳工的家庭开支和为生育下一代所需费用）提供任何费用。第三，这种流动劳工制还可加强对工人政治活动的控制，使工会难以成立或维持。
在这些讨论、辩论和学习活动中，曼德拉结识了一批南非各个民族的先进分子。据奥立弗·坦博后来回忆这段日子：“我们可从来不是年轻活泼的样子……我们从不跳舞，难得看一场电影，尽是开会、讨论问题，每夜如此，每个周末亦如此。”他们或聚集在某人家里，或在办公室碰头，彼此交换看法意见，又力图说服对方。当时，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喜欢在伊斯梅尔·米尔的房子里聚会，他们中间有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共产党人，而曼德拉则可说是非洲民族主义者的代表。
米尔出身于一个印度人家庭，父辈信奉伊斯兰教。米尔是一位法律系的学生，相貌英俊，态度和蔼。他当时正负责组织消极抵抗运动并担任报纸《消极抵抗者》的编辑。自从他父亲在1930年的经济萧条中破产后，他饱尝了穷孩子的滋味。从懂事时起，他开始对老一代印度民族主义者一味与白人政权合作的做法表示不满。当时的印度人大会也确实被一批保守的工商阶层把持。通过与费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接触，他慢慢倾向于共产主义，并认为共产党是惟一的泛种族的政党。他的几个朋友中包括辛格——一个激进的法律系学生，鲁思·弗斯特——一个出身于共产党人家庭的女左派。曼德拉通过米尔的这些左派朋友，也开始对共产党有所了解。
然而，曼德拉对共产党的哲学是不拥护的，这大概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他坚信非洲酋长制，认为这才是符合非洲人的制度，而共产党要打破现存的社会制度，这使他难以接受。有一次他表示，“我觉得这种哲学（指共产党的哲学——著者）威胁着要推翻这种制度，而对于非洲人来说，我们则应该保持。”其次，曼德拉是在一个严格的宗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被认为是反基督的，这一点是不能容忍的。再次，则是南非共产党在二战中表现出来的摇摆不定的政策。达杜博士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南非共产党人。在战争初期，他极力主张非欧洲人不要卷入战争，因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当时这种立场博得了非洲黑人的热烈赞扬。由于达杜的反战立场，他被监禁了6个月。但是后来苏联参战，南非共产党立即改变其既定方针，宣称这是一场“人民战争”，要求全世界人民都动员起来，予以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