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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惩罚的形式是打屁股。他从来都不会当场打我们或教训我们。如果我们破坏了规则他会让我们回到房间去等待判刑。他会单独到我们的房间去冷静而理性地分析情形。
他会相当清晰地说明我们在哪个地方做错了我们为什么会受惩罚。我们事先会得到被打的次数如果一个被打的次数超过另一个通常是我哥哥挨打的次数多他也会事先说明为什么。
等我们长大一些之后惩罚就变成了对我们活动的限制。我哥哥变成一个优秀学生从来不做任何错事。我玩得多些但从来不做任何我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情。
我们家里单辟了一个房间我们称为狼窝。我父亲要在里面工作我们家的会议也是在那里面开的一般家里的大事都要在里面商量。
我的限制主要跟我的学习成绩有关。他会限制我打电话的权利目的是想让我有更多时间看书。这样的限制总是以书面形式发出的。我觉得那就是我骨子里产生当律师念头的根源了。
我现在还保留着一张协议是我读高中的时候他下的书面通知因为我有一个学期的成绩不如人意。那张协议的内容包括：
如果出现介乎两者之间的情况权利和限制也许会增大或减小这要看你在与家人的总体态度上的情况。
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限制措施目的是希望它们能够让你在娱乐、努力和成就上达成合适的平衡这样一来你将来也许就可以得到无限制的特权。
那张协议上有我母亲和父亲两个人的签名他还特别留下一个地方供我签字那个签字行前面有一句：“我明白。”除了签字以外我并没有其他选择但是我加上了一句话：“但我并不同意。”让人奇怪的是他竟然就让我加上了那句话。
与一个陌生人共有一个父亲
我17岁那年父母离婚了。有一天艾尔对我说他和我母亲希望跟我一起开一个家庭会议。我费力思考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又被他们发现了。
他建议我们就在客厅里开会而不去他们的“狼窝”我真是一下子不知所措了。我以为他会告诉我说某人死了。
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眼里含着泪水谈了很多说我们彼此对大家如何重要说这一点永远也不会改变。我母亲没有说多少话我假定那是她的主意当然不是她的主意。
我父母想尽了办法确保我能够在离婚的事情上尽可能少受打击。没有打斗的情形也没有看得见的埋怨。我父亲经常还过来一起吃晚餐过节的时候也会来。
艾尔开始跟罗里·威尔逊约会的时候事情就比较麻烦了。她并不努力装出是我们的母亲的样子但她很乐意保护我父亲。这就难办了他最早是属于我们的。
他告诉我说他们准备结婚时尽量是轻描淡写的样子说只不过有一个小小的仪式说如果我有时间来参加的话那他一定会很乐意。我觉得我去不去对他并不重要因此决定不去参加。走运的是我母亲倒是动员我去了。
他们的婚姻没有维持多久但是在这段时期我觉得罗里和我之间的关系还不错。有一天她的女儿基姆告诉我说罗里曾经讲过这样的话“简有可能在一条黑暗胡同里拿刀割掉人家的睾丸之后想都不想此事。”此后我与罗里在一起就很不自然了。
他们离婚以后艾尔宣布他再也不结婚了。他看起来对这个决定很是满意。我觉得他应该让自己有选择的余地他在别的所有事情上都是这么对我们讲的。
我读高中的时候经常喜欢带朋友到家里玩父亲总记得跟他们打个招呼。他会大踏步走进房间伸出手来说：“大家好我是艾尔·纽哈斯。”大部分男孩子都会咕哝咕哝一些“您好”的话手却插在口袋里不肯拿出来而姑娘们则只会叽叽傻笑之后他会试着跟大家闲聊一番。我总是感到十分难堪但是他愿意跟我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倒使我十分感激。
尽管我约会的大部分男孩子都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女婿形象但他从来都不批评他们。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佛罗里达普朗特城来的一个人约会。他的朋友们都称他是“砂子”他有一头长发还有山羊胡子。他玩福斯球（相当于现在的游戏厅游戏）还穿格子花呢化纤西服和绿色的高跟鞋。艾尔从来都记不住他的名字只称他是“速可达摩托车”。
但是我父亲对他不错。他说他觉得“速可达”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他总是想办法在任何人际关系中发现好的一面。
这可并不是说他就没有一点保护人的意思。他只是很小心地处理事情不想引起摩擦。当父亲第一次跟我现在的丈夫约瑟夫见面时我们正在欧洲旅行。约瑟夫高个子长得很帅金发碧眼是蓝眼睛瑞士人。他是骑马教练他是在洛杉矶偷走我的心的。
我在巴黎离开父亲到苏黎世去见约瑟夫而且打算如果事情顺利的话准备带他回巴黎去。父亲说得很明白说我应该给自己留下选择的余地如果事情不顺利我应该很轻松地一个人回到巴黎。事实上他说我应该记住巴黎只是很短的一个回程如果不想在那边过夜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在那里过夜说他会理解的。
他很关心我这使我十分感激。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父亲还在一旁指导我照顾我如果不慎跌倒他随时准备伸手搭救帮我拍拍灰重新站起来想到这些那是让人十分安慰的事情。
约瑟夫真的跟我回了巴黎父亲又是平时那种迷人的样子他用自己结结巴巴的德语跟约瑟夫谈话。他甚至问我是否想把乔治五世宾馆的房间换一下这样一来两张单人床就可以换成一张双人床。
这是我父亲典型的做法。尽管他明显看出那是个瑞士的花花公子看见我跟这样一个人陷得那么深而有些疑心但是他总想让我明白我有绝对的自由我自己想让两个人的关系往哪里发展都行。就如同将我扶上自行车让我自己一个人围着公园转圈。只是到现在我才明白一切都应该是由自己来踩刹车板。
借口并不重要
艾尔是我业务上的伙伴跟他学到的东西是我在教室里呆上100年也学不到的。他凡事计划周密可是他耐心又不够。他总是停不下来总是想朝前奔。
他态度强硬有时候不近人情。他说这就是人生的现实。他一般来说还算是公平的而且总是对的。他从来不让你给予少于100％的东西他也不接受借口。他觉得如果经受过像他在《南达体育报》上承受过的失败那么人人都应该过上好生活。
他所应用的经济学背后的理论是非常简单的。你需要有足够多的钱才能支付租金而且还必须留有准备金。但实践这种理论却不容易你永远不能把任何东西留给机会永远也不能退而求其次也不能靠省钱过上好生活。最重要的是你永远也不能让律师告诉你如何管理自己的业务。
我仍然生动地记得有这么一天就在我们在农场上准备盛大开场仪式的前不久我们路牌已经送到并在米德尔伯格东边的50号公路边上的农场前竖起来了是用手涂的油漆非常漂亮而且显示出我们的撒纸追踪游戏公司的名称和徽标。我已经小心地确保牌子的尺寸要符合当地的城市规划要求。
那天父亲到了农场我跑出去满怀热情地听他对那块牌子的意见。他并没有注意到他说。我们沿着车道开过去这样就可以让他看见牌子。他只是站在牌子跟前什么话都没有说。我知道自己得到的答案不是什么好听的话但是我还是继续问他到底对牌子有什么看法。
“这他妈的真是一场灾难。根本就不起作用。如果你不在两天内把牌子换掉那你们的开场仪式最好就不要搞了因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你们在这里而且你们的生意永远也火不起来。”我仍然没有听明白我问为什么。“太他妈小了。谁都看不见。”怪不得他开进来的时候假装没有看见。
我耐心地对他解释说标志牌不能太大否则就会违犯城市规划。那是一个大错我听过“你不能让愚蠢的律师帮助你管理企业”的课程“如果你们请的愚蠢律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弄更大的标志牌那你们需要一名新律师。”
我一下子哭起来他口气软一点了告诉我说不能拿他的话全往心里装。如果有办法一定要把牌子换掉如果没有办法那就承受一点损失汲取一点犯错误的教训。那个牌子还是原来的样子。
直到今天每当我们谈起公众对撒纸追踪游戏农场的强烈反应他总是会大笑起来说：“如果你们做更大一些的牌子想像一下吧你们的客户可能会多得多。”我现在也可以对此付之一笑了。
父亲总是全力支持我在生活中所做的任何选择他从来不给我施加压力非得这样或那样走。我告诉他说不想在洛杉矶舒舒服服地干公司律师的活了我想去弄马场的事情他眉毛都不曾眨一下。
我想去做的事情对他并没有那么重要他关心的是我是否做得幸福愉快100％地追求但要给自己留下余地以便将来还可以走别的路。
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他一直对我有信心知道我会在生活里有所成就。背后有艾尔·纽哈斯这么一个人支持是多么让人鼓舞的一件事情啊但并不总是轻松的。他有很高的要求他让我总是对自己提出最高的要求。他差不多就要让我相信自己是能够达到这样的高要求的。
父爱留言
我父亲很迷信把一些话写在纸上多年以来他给我留上了大量的字条。我有一张字条保留着是我14岁的时候他写给我的。当我需要一点鼓励的时候经常会拿出来读一读。这张字条总是会让我哭起来。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这字条的一部分内容：
我因为多重原因而喜欢你赞美你。你很聪明、心地好、喜欢帮助人而且长得也漂亮对生活总是充满。你已经做的一切都让我感到自豪你将来准备做的很多事情也会让我自豪……有朝一日你一定会成为杰出的女性。你有真才实学有能力完成对你和你的亲朋好友来说很重要的一切事情……你很走运因为在你生活的时代姑娘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能够实现自己想要成就的梦想。我永远都会为你所做的事情和将来要完成的事业鼓掌无论是亲自到场还是在精神上鼓励你……
艾尔·纽哈斯是什么样的人他成就了什么样的事业我都会为他鼓掌无论是亲自到场还是在精神上支持他。他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一位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我父亲。
骑马奔向朝阳
在更轻快的年龄慢慢赶来弃你而去之前快快走下舞台。
──亚历山大·蒲柏
英国作家
我们一生的每一个季节都有一个存在的理由。
人生的每一个十年都有能够做适当的事情、取得相应成就的时机。
当然各人的时间表略有不同。但是我强烈推荐下面这个日程安排供大家在不同季节里参考：
＊十几岁的时候尽量开心玩。
＊二十几岁的时候冒所有的风险。
＊三十几岁的时候学习一切能够学习的东西。
＊四十几岁的时候能挣多少就挣多少。
＊五十几岁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要带头。
＊六十几岁的时候以尽量高的姿态退居二线。
＊从此开始或者说从今以后尽一切所能好好地玩。
这张时间表导致我于1989年3月31日午夜退休当时65岁。
因为事先有所准备无论是从职业上还是从个人心理方面我都感到不突然。我丰富的一生已经扔到后面去了但是我的眼光盯住了未来更圆满的生活。
有很多人前来祝贺。当然也有人流下几滴眼泪这些都是人生事实的酵母。在人退休的时候在人死亡的时候情形也会是一样的。
在人的一生缓缓退出的年代是最甜蜜的。
──塞内加
罗马哲学家与政治家
一、骑马奔向朝阳
纽哈斯现在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他可以拥有自己的鱼子酱了而且可以跟大家一样过普通的生活。
──《商业月刊》
1989年2月
这可不是愚人节开的玩笑。我退休的第一天是1989年4月1日星期六。
我跟平时一样开始一天的工作早晨出去跑步。
从华盛顿的首都希尔顿饭店越过拉法耶特公园经过白宫、华盛顿纪念碑、越南战争纪念馆、林肯纪念堂、跨过罗斯福大桥再经过阿林顿国家公墓的硫磺岛纪念堂。
这条线路我都跑了好几百回这么跑去上班是很不错的一个主意。但是今天早晨我并不需要干活了。
跑步经过白宫的时候我想起罗纳德·里根总统10个星期以前退休最后一次离开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所说的话。
“我骑马奔向夕阳。”美利坚合众国的第40任总统这么说。
“我要骑马奔向日出。”我对自己说一边微笑。
这里面的差别大着哩但两者都让人开心。
里根一辈子经过了太多的成功日出包括69岁爬上总统高位之后在白宫体验到8年的日出。到77岁的时候他踏着夕阳西进一直回到故乡加利福尼亚的家里。
我也有自己成功的日出。但是在65岁退休的年龄我还准备看到更多的朝阳。
那是退休的第一天跑步之后我跟一些政客、媒体和商业大腕们一起聚会。他们都在纽约准备参加当晚的格里迪伦晚餐会那是媒体请政客参加的每年一度的花哨晚会大家都得穿正式晚礼服参加。
首席执行官约翰·克雷和加内特公司早已经准备了另一场退休午餐会表达对我的尊敬午餐会在俯瞰着美国首都的加内特大楼里进行。
副总裁丹·奎尔带领大家敬酒祝愿。我的餐桌上有一大堆名人是政客和媒体大腕包括电视界的沃尔特·克隆凯特、《华盛顿邮报》的凯伊·格雷汉姆、来自苏联和中国的外交官。
午餐之后我跟另外200多号人一起去白宫跟乔治·布什总统一起玩掷蹄铁游戏他在游泳池旁边新铺了一块碎石地。
“艾尔啊请你告诉我。退休后你真的准备干点什么事情？”总统很热心地问。
“正在找新的冒险机会。”我告诉他说避免提到细节。
当天晚上在格里迪伦晚会上我跟一些内阁成员、最高法院的法官、商界大腕和媒体明星一起摩肩接踵。
房间里的气氛只有一个词：权力。
星期天早晨我早早就醒来发现自己的权力没有了。权力没有了额外福利也没有了直到昨天为止一切还都是那么自然的那么容易就到手的但这一切都传给我的后继者了：
＊再没有喷汽式飞机了。
＊再没有公司提供的豪华轿车了。
＊再没有工作人员来关心我的日常生活便利了。
在宾馆的K街后门口我招呼一辆出租车让他拉我去机场。我直奔南瓜中心准备穿着短裤爬上我的树屋。我要坐在打字机前开始本书的写作。
19年来我这还是第一次坐国内商用飞机。我排队玩着手里的机票一边寻找美利坚航空公司987航班的登机口脸上不禁露出微笑我对自己说：“所有那些说自己永远也不会退休的婊子养的应该看看我今天的样子！”
事情并不一定非得这样结束。我本来可以中止事情朝这方面发展的或者可以拖延。任何一个有心计的首席执行官都能够控制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在什么时候交出手中的权力和额外待遇。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或者说大部分人都逗留太久有些人甚至连指甲都抠出血来。大多数董事会成员都不敢对老板说什么时候是时候了。
这样的情形是可耻的并且还经常造成了悲剧。老板的退休会影响公司的每一个员工无论是什么规模的公司。
如果交接顺利而且时机得当方法妥当老板、继任者和所有人都会受益。如果来得太快或者太晚或者太突然每个人的未来和命运都会受害。
不要太伤感
为了保障自己能够找到合适的办法我从刚刚当上加内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开始就在计划自己的退休事宜了当时我只有49岁。
在我的坚持下我的第一份首席执行官雇用合同里包括有这么一项内容：“纽哈斯必须在1989年3月31日前退休。”每一次合同更新或更改都保持有这么一项内容。
我坚持必须要在自己50岁以前确定退休的日期我对董事会是这么说的：“我想在自己变得太老或者你们各位变得伤感以前确定退休事宜。”我希望在自己还有理智的年龄离开。
没有这件事情挡路了我就能够集中精力干自己的事情。这使我在50至60岁的这个期间过上了一生最有效率的十年也是加内特公司里最为成功的10年。
每一位首席执行官都必须借助公司来计划和有秩序地实施有效的交接过程好把权力交给下一代人。
反过来假如一个首席执行官是一位成功人士的话公司也会给这位首席执行官来一次财务上的告别拥抱这样可以确保他安逸的生活水平使其在退休后不至于受太大的苦。
实际上一位首席执行官对公司领导层的责任不应该仅仅限于在自己退休时解决权力交接的问题。老板还应该掌握董事会的建议权确定在老板出现意外时由谁来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