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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上尉，僚机：刘文纲中尉、梁金中中尉。
一小时后（11时35分） ，在地面管制与报告中心之引导下，我“F－
86”机群飞越福建省外海，代表福建的穷困的平洋岛东北；即在我机下方，
大约三万七十尺（英尺） 的空域，发现“MIG－17PF”一分队南飞中。十
二海里外有另外一分队“MIG－17PF”。
李中立少校立即下令抛弃副油箱，攻击敌机。
我四架“F－86F” 乃以超音速俯冲攻击， 李中立少校的耳鼓中响着
“咻咻咻” 的飞机飞行声，他感到“人机合一”的快感。那四架“MIG－
17PF”发现大势不好，即以优势的爬升性能垂直上升，以争取高位，进行
作战，但已经来不及了，李中立少校一按电门，六挺五○机枪开火了，第
一排子弹未命中目标，他又立刻按了一次，这一次他命中了一架，但这一
架带着黑烟继续爬高，李少校又作了第三次攻击，它遂爆炸。
第二小队的秦秉钧上尉也在同一时间内命中了一架敌机，并使它冒出
白烟，那一架“MIG－17PF”的飞行员立即跳伞。为了捞救这一名飞行员，
中共快速炮艇队（七艘）与我海军交火，一沉四伤。
刘宪武上尉也在我机打下二架“MIG－17PF” 后，追击另外的残敌，
但由于速度太快，在开火时，飞机已经飞至米格前方。
潘辅德中尉乃再接再厉的追击这一架“MIG－17PF” ；一连串的子弹
都准确的命中了它，但它仍蹒跚而飞，摇摇欲坠；后来情报证实这一架坠
毁。
我“F－86F”一架在返航中因机件故障，坠海，中共大喜若狂。
“八·一四”平潭空战，三：一的战绩，我“F－86”胜利。李中立少
校、秦秉钧上尉各打下一架，刘宪武上尉、潘辅德中尉合力打下一架。
终于打下了米格机，真正“大喜若狂”的还是台湾。台北许多报纸出“号外”，沿街到处鸣放鞭炮。空军总司令陈嘉尚由台南赶到桃园五大队，召见、勉励参战飞行员。五大队政战组向空总政战部给有功者邀功，李中立得奖金一万元（台币），秦秉钓五千，其他二名各得三千。空总副司令徐焕升奖给每人一块金表。当晚王叔铭接见参战人员。16日，蒋介石亦在台北召见李中立等，“见我空军健儿少年风流，英姿焕发， 总统甚爱之， 紧拉李少校等手，以慈父待子侄般口吻鼓励道：望发扬‘八·一四’光荣传统，团结戮力，给毛共以更沉重之打击”。
杨国华老人说：国民党说击落我们三架，太离谱太夸大。夸大战果是国民党空军的习性，一般他们飞行员只要开火都讲自己打掉了飞机，反正吹牛不上税。事实上，我方只有周春富一人牺牲。二中队长机赵俊山，在丹东当到师长离休。六号机张远扬，离休后回了老家四川。七号机刘永长，现在在本溪。王立荣的一中队，根本就没打。这七个人七架飞机，连毛都没掉一根嘛。另外，很有意思。我们得到一个内部情报， 国民党空军对参战F－86照相枪进行检查判读，李中立的胶卷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空总追查为什么打下飞机没照上，桃园五大队答复大概照偏了，照相机齿有故障。
严格讲，空战像没有观众和裁判的球赛，如果双方同时走出场来宣布自己是获胜者， 你把黑脸包公拽来，有时也难明断。事情就是如此，1958年8月14日，形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三比一，在世人心头烙下老大一个“？”。
我非史学家，没有本事将历史的混浊过滤为清澈，我所能做的只是将呈多棱状的历史转着圈拿给世人看，其中的真假虚实是非曲直玄妙高深只能请有志者有兴者去探微品评了。
我承认，我对历史的观察有些古怪奇特，视线常常停仁在一些旁人不大关注的表象上面，例如，我发现，1937年的“八·一四”，日本的木更津航空队是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越过海峡，到大陆实施轰炸的，恰被由北而南移防的国民党空军五大队撞个满怀，一顿好打；而1958年的“八·一四”，则轮到国民党空军五大队由台湾桃园起飞，越过海峡，向着本是他们的土地施展威力了。间隔二十年，同一个五大队仅仅是交换了一下攻击方位么？历史永远地记住了高志航而没有记住李中立是否可以说明，960万平方公里的那一大片天空不会无差别地对待两个“八·一四”，因为她的完整与同她相对应的土地一样，具有不容切割的属性，维护则受褒，反之则遭贬。
再如，我还发现，五、六十年代两岸空军交锋频频，台湾方面对战死飞行员几乎从不公布与张扬，公众有几人知道刘光灿？死战者进入冥冥世界都得学会忍耐寂寞甘当“无名英雄”。大陆方面不同，牺牲一位立即宣扬，周春富、王自重、杜风瑞，都成了响遍全国的忠烈楷模。你能说反差中不存在相异的微妙的心态反应？古人云：既战，骨枯壑盈，尸积江塞，理炽者彰，气虚者匿。说的便是对伤亡情形的公布与否同战场态势和战争性质间存有某种关联。战争心理学，古人都懂。
聪慧而想象力丰富的古人早在公元前约一千年就发明了风筝，用一根丝线把人类欲像鸟儿一样翱翔的美丽梦想飘上天际。公元一千三百年左右，中华民族杰出的祖先们又制作了与螺旋桨形状相似的风车旋翼和玩具竹蜻蜓，楔而不舍地编织着想象中的能够通往白云深处的云梯。而西方古人与东方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在穿上仿制的鸟翅，从塔顶或悬崖上纵身一跳的时候，眼睛是从上向下俯视的，于是，一位名叫泰齐尔的思考者于1670年用意大利文写出了他的设想：成群的航空器在城市上空飞行，投掷长矛石块攻击敌方吓呆了的军队和市民——人类还没有实现在空中行走的理想呢，便想到实现这一理想后最先应该干点什么。人类升空的理想和理想实现后的理想最终由西方人完成。本世纪初，莱特兄弟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有动力飞行，几年之后，人类便带着杀人的明确目的升空了。空军，简直是一个千年怀胎、一朝分娩、落地成人、而且是巨人的武士，它的加入，使得自第一位社会意义上的人出现了便不曾止熄过的战火愈加高旺腾焰愈加眩目好看，亦使“制空权”这个本世纪才被创造出来的新名词，对战争游戏的过程与终局，具有了愈来愈大的分量。
蒋委员长追赶着世界新潮流、给黄埔子弟插上钢铁翅膀时，他脑海中若隐若现的物象决非老祖宗的风筝与竹蜻蜓，而是泰齐尔的幽灵。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他最感满意的是，那个从湖南山沟沟里走出的教书先生充其量只能用几杆土枪土炮同自己争夺“制地权”，是没有资格问鼎“制空权”的，偌大一个中国天空，被牢牢置于自己的股掌之中，那是怎样的一种心倩？“委员长”的空军紧紧跟在毛泽东的头顶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从江西的井冈山一直炸到了陕北的延安。后来因为日本人的关系不得不暂停了八年，然后接着炸，更凶猛更惨烈地炸。炸得很准，炸中了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居住的几间土窑洞，门窗玻璃破碎，陈设一片狼藉。有惊无险的毛泽东从防空洞走出来，轻掸肩头的尘土，拾起床铺上一块大弹片，笑道：怕有二斤重吧？老朋友送的礼物，收下了，拿去，打把好锄头！然而，“委员长”的炸弹没能阻挡住毛泽东向着北京迈进的步伐，也没能挽留住自己向着那个海岛退却的脚步，待到脚下只剩下巴掌大的地面，才发现头顶也只剩下巴掌大的天空。哀慽无用，必须振作，反反复复告诫数十万追随左右的黄埔子弟：若还想在这个世界上立足，若还想回到故国家园，那就好好地守牢台海的天空！“制空权”，过去是投向敌方的“夺命枪”，现在则成了捍卫自己的“命根于”。
早晚会有这么一天，毛泽东穿草鞋吃红薯的井冈子弟也安上钢铁翅膀成群结队地飞来了。毛泽东坚持了一生的信条是：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他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著名原则现在也依然适用。他用“七·二九”、“八·七”、“八·一四”三次硬碰硬的空战，首次在台湾海峡展示了早已不比老朋友逊色的空中实力。他亦用周春富等等子弟兵的赤诚无畏向老朋友传递了再不能容忍长达三十余载“制空权”旁落的坚强信念。
拼抢“制空权”，是所有现代战争交响乐的第一部乐章，是大暴雨降临前震耳欲聋疾闪裂空的雷电。
两位“老朋友”，两位曾在井冈山、黄土高坡和黄河长江两岸血拼大战、决定了二十世纪中国前途命运的“老朋友”，此刻隔着那道既浅且窄的海峡，祭起了空中的法宝，再度怒目虎视。他们之间的生死搏杀到了终场戏，仍将是高潮。
第四章 于无声处
整整一个月，前线提倡穿麻袋／张翼翔说：瞧你们做的这个吊工事吧，
一鸡巴就给挑翻了
毛泽东说：大家心里都怕，谁更怕谁呢？我看还是美国人怕的更多一
点吧／说：打电话叫叶飞到北戴河来。司令官不在仗如何打
毛泽东问：用那么多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林彪建议：是否给
美国人透露一点我将炮击金门的信息
蒋介石说：若毛泽东真的来打金门，天大好事，我最欢迎
石一宸审俘：说谎话要加罪，我就可以批准杀你，立即执行，明白吗
胡琏破口大骂：情报部养了一帮笨猪
17时30分，分针与秒针重合的瞬间，石一宸对着送话器说：开炮！
俞大维返台，随行物件为一具棺木
1
1958年夏，死赖在台湾海峡上空不肯离去的乌云，像一块能把整个太平洋都吸收进去怎么拧也挤不干的大海绵，那雨忽大忽小说来就来直把人下得五脏六腑都要发霉长毛；又像一床不知有多宽多重多厚的大棉被，三伏天里把整个世界捂盖得严严实实，憋闷潮湿不亚于眼下时髦的“桑拿浴”。
偶尔，太阳贼似的扒开云隙探头探脑露个脸，便又缩到见不得人的地方去，阳光，简直成了干金难求的奢侈品。夜半，有时又突然会刮起一阵强劲的海风，让浑身透湿的人们两手抱紧了双肩牙齿不停地打颤，身上那一片片麻麻点点的东西不知是白天热出的痱子还是这会儿冷出的鸡皮疙瘩。
恶劣的天候，给部队备战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艰辛。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老头都说：1958年那雨，真把部队折腾稀了。
我看过一部南疆自卫反击战期间摄制的反映我某山区阵地实况的纪录片，对多雨地区阵地战的艰苦性有了一点感性认识，有几个镜头深深刻在脑子里：一战士根本不穿衣服，连裤头都不穿，光着屁股持枪据守在战壕里；一战士脚泡烂，全身长满了疥疮，痛苦地坐在泥里发呆；一平米见方的猫耳洞已成了水坑，一战士双膝跪下，用钢盔向外舀水……
曾任九十三师炮团二营教导员的郭子兴老人说：嗨呀，我们当年从厦门到围头，沿海一线，到处都是那个样儿。
郭子兴的阵地设在大嶝岛最前沿。夜间上岛，一条舢板一门炮，很不容易。上了岛更不容易。85炮本是小炮，不重，柏油大马路上，五个人可以拉着跑。现在不行了，乡间小路全翻成了泥浆，一脚下去，陷到小腿肚，炮轮子陷进去就再也转不动。卸掉轮子反而好拉。稍平一点地方，一个排可以拉动。上坡，得一个连。陡处，一个营加上民兵好几百人，才拉得动。从渡口到前沿，七、八里地远，就那么一寸一寸往前拖往前挪。拳头粗的绳子，炮三连拉断了十七根。全营十二门小炮，拉了三个晚上才到位。 可想而知，后面两个122加榴营，炮大，拉到位的困难程度。炮轮上了架，人也散了架，随便什么地方，躺倒就叫不醒。迷糊几小时，干部脚踢巴掌拍一个一个拽起来，不能睡，事情火急得接茬干！搞伪装，挖堑壕，修炮位，搬炮弹！整整一个月，棉布军衣没干的时候，全都糟成了烂布条。没有替换，提倡穿麻袋，上边剪个洞，头套进去，再两边掏个洞，胳膊伸出来，腰里扎根绳子，下边刚好盖到大腿膝盖，集合站队，活脱一个原始人部落。好多战士不穿裤头，晚上索性连麻袋也不穿，反正老百姓大多已迁移，近处没有女人。有女人也不管，扭转身去，捧把稀泥往要害处抹一把，迅速完成“战场伪装”就行了。还记得二连副连长邓明善到营部汇报，头发胡子老长，满脸满身泥巴，几个营干以为进来了野人，一开口说话才知道是谁。
连绵雨给部队带来的最大困难还是疥疮。郭子兴的营，有70％－80％的官兵烂脚。鞋，不是灌满了泥浆就是叫烂泥拔了去，南方红土壤碱性又大，每天泡在泥里怎能不烂。整个沿海一线基层单位烂脚的全是郭子兴营这个比例数。轻者脱皮、流血，重者化脓、掉趾甲盖、露骨头碴，没有特效药，用淡盐水泡泡脚，清水洗净，抹红药水、紫药水，发点白布包起来，然后继续在烂泥地里跑路。
卫生条件差拉痢的也特别多，高峰时有的连队超过半数。炮九师十六团原副团长楚云汉打上前线就拉，一直拉了两年多，吃什么药都不管用，拉到最后，人瘦得只剩下骨头了，连提裤子的劲儿都没了，好歹止住，但落下了病根，现在吃东西仍要格外加小心，稍不合适，还会拉。二十八军原炮兵副军长刘华老人还记得，病号一下子猛增，太多了，黄连素根本供不上，几个军领导急得眼冒火，多亏八十二师三六二团一个卫生员，名字忘记了，贡献很大，他在山坡上发现了土黄连，采摘回来熬汤，治痢疾，一喝就灵百发百中，于是，迅速在部队推广，有病没病都要喝，才抗住了痢疾的蔓延。
整天生活在潮湿阴雨之中，得风湿性关节炎的也不在少数。炮十三团侦察参谋郭学瀛条件还算好的，住在一所华侨房子里，红地砖，无铺盖，忙回来倒头便睡，啥时起来地上都是一滩人形水印子，当时年轻无所谓，现在上了年纪，阴天下雨腰、腿、背都会疼。
环境已经够恶劣了，永远消灭不完的苍蝇、蟑螂、蚊子、蚂蚁、蜈蚣、蝎子又成群结队跑出来助纣为虐，使溃烂、流脓的伤口雪上加霜，给早已体无完肤的身躯添加新的伤口。战士们说：当头号二号公敌根本轮不到美帝、蒋介石，真要排队，他们七、八号以后稍息去吧！
十数万部队突然间集结厦门一线，各种供应成了大问题。最令各级头痛的是官兵体力、精力付出耗费巨大，却吃不饱吃不好。地方政府己竭尽全力，先把大猪抬来慰问，最后连四、五十斤的小猪也送了来，无奈部队太多杯水车薪，于事无补。郭子兴那个营伙房每天就是烧点开水，炊事员都上阵地修工事去了，“那时增加一个人也了不得啊。”部队每天吃压缩饼干，菜只有一种：海蛎子罐头，又咸又腥，北方兵尤其吃不惯，许多人一闻味就会呕吐。
炮三十九团原团长梁树森还记得，天天下雨，炊事班做的干饭，送到地方就是稀饭了，而且菜顿顿只有一种——盐水煮南瓜。气得梁树森把后勤处长叫来训：你他妈天天让我们吃南瓜，人都吃虚了，不会想办法改善么？后勤处长一脸委屈：能吃上南瓜就不错了，你到下边去看看，都吃啥？
下边的确更惨，炮三十九团原八连指导员赵树和老人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民以食为天，兵也不例外。可那会儿，断顿一天、两天都是常事，当年最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莫过于给士兵填饱了肚子，甭管冷热干稀，能喂个半拉饱那士气也是嗷嗷的。也怪那个年代，干什么事都偏点“左”。部队已经够共产主义的了，还要学苏联，一个团只开两个伙房，军官一个，士兵一个，分得清清楚楚，互相不许“串秧”。试行几个月，问题冒了出来：没有干部在场，士兵吃饭赛土匪，你争我夺甚至动起了拳脚，气得梁树森大骂：这哪里是饭堂，简直是猪圈！于是，大锅饭由团缩小为营。营食堂刚刚垒起炉灶，部队就拉上前线去了。伙房开始跟不上。好不容易跟上了做得饭又找不到连队的位置。开始一星期，罐头饼干也没有发下来，眼瞅部队饿得实在挺不住了，赵树和像个没头苍蝇似地乱撞。闯进附近一个步兵连连部进门就下命令：你们的饭通通给我，我打借条，改日还。还好，碰到了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步兵连长，说：行，饭刚得，炮兵老大哥先抬去吃吧，我们再做。如此这般，打了一回“土豪”，才解决了七十几个肚子问题。饭拉回来，天色已暗，地处前沿，不许掌灯，就那么黑灯瞎火地往嘴里扒拉。听着那阵阵酣畅的“巴叽”声，作为指导员赵树和心头涌上稍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