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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破釜沉舟、举兵攻台，也可能……
粟裕说：不行！金门失利的教训太深刻。不重视血的教训就要流更多的血。
又说：中原逐鹿，两军对垒，“有把握”通常可理解为比50％再多一点的能够打赢的可能性。而隔着一片大海作战，六、七分把握绝对不行，八分九分也不行，非十分不可！
又说：大海平平，一览无余，未来的攻金攻台之战，是没有多少“巧”可讨的，就是磨盘碾秤舵，硬碰硬。不但要有数倍于敌的火力、数量优势，而且要有足够的船只，保证第一、第二甚至第三梯队的船只。还要懂得潮汐、风向、登陆点的选择。我们攻坚、野战是行家里手，但越海作战是外行，凭老经验想当然不行，要吃大亏。几十万人马上去了，可能一鼓作气一胜到底，也可能上不去，叫人家反下来，那就是无路可退全军覆没。
拿破仑说过：懂得战争基本规律的人可以做将军。但也懂得战争特殊规律的人才是聪明的将军。
粟裕，正是一位不仅着眼于战争的一般规律，而且时时在注意着越海作战特殊性的将军。
粟裕做指示，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两个字：纪律！
“这次炮击封锁金门岛作战，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海军、空军、炮兵参战部队，都由福州军区前方指挥部统一指挥，都要无条件地服从指挥，要打就打，要停就停，令行禁止。不许各行其是擅作主张。”
“发现特殊情况要及时请示报告，任何人不得贻误。”
“特别是处理美机、美舰，一定要遵守中央军委的既定作战原则，不出公海作战，不主动攻击美机、美舰，严守自卫。”
“……”
粟裕用坚强的理智抑制住欲望的诱惑，附加了诸多的限制词“不”。他着眼于炮击金门最大的特殊性：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较量，而是一场政治仗。
瞄准那个海岛的弓弦，正在一厘一毫地绷紧。
6
7月21日，台湾海峡暴雨滂沱。
卅载未遇的一场特大降水福祸参半。
恶劣天候使得终日在福厦空域穿梭飞巡的台湾侦察机无法出动，为大陆方面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扯起了一道天然屏障。但老天爷的慷慨排泄也把闽江、晋江、九龙江撑破了肚皮，陡然暴涨浊浪滔滔的江水像好不容易才逃出牢笼的一群野牛，咆哮而去，横冲直撞，公路、铁路在它的践踏之下到处塌方，遍体鳞伤；43座桥梁不敌重击，呻吟歪斜，断骨折筋。
十万火急开赴战区的一支支摩托化炮兵部队在各处受阻。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场下得人心烦躁、险些误了大事的暴雨说起。
梁树森老人说：炮击金门，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敌手不是国民党也不是美国人，而是龙王爷尿泡胀破了，落下来的一大堆麻烦和困难。
梁树森，一位牛高马大、耿直爽快的河北同乡。1958年任炮三师三十九团团长，离休前任建阳军分区司令员。冒昧问起梁老高寿，他呵呵笑道：挺好记，炮战那年37正当年。现在（1993年）把那俩阿拉伯数码倒过来就得，刚好73，不中用喽。我又问：梁老，我曾往漳州干休所写信查找过您，不知您……？他像一个不会掩饰的诚实的小学生：前后二封，通通收到。对不住，我没回信。三十多年了，现在都什么形势了，还提打炮那段干啥？不过您从北京大老远地来找我，陈芝麻烂谷子事还得说，哪段有用，您自己筛吧。
1958年7月21日那个雨下得大哟， 昏天黑地，倾锅倾缸。我一件衣服
晾在院里忘了收，警卫员以百米冲刺速度去拿，来回就那么几秒钟，浇了
个透湿，像刚从池塘里拎出来。大江小河全涨满了，浪头挟着漩涡，在眼
前那么打个晃就跑出老远，没了影子，好吓人。而且南方那雨不像咱北方，
下得越猛住得越快晴得越早，南方的雨虽说也有忽大忽小的时候，可就是
不停，就那么沥沥拉拉下了一个来月，生是把咱部队害惨了。
那天一大早，我接到紧急通知，立即到厦门去开会。原以为是布置抢
险救灾任务呢，到了厦门才知道，马上要打仗。叶飞、刘培善，张翼翔等
军区首长都到了会，打仗的目的意义简单一讲，接下来就是按照地图各自
找阵地位置。我的团归三十一军统一指挥，阵地在厦门的黄厝，打击目标
小金门，最迟24日夜必须就位。
军情似火，军令如山，我连阵地都顾不上看，下午让三十一军捣鼓个
吉普车往回赶。那时部队没有一点作战准备，汽车一多半在封存，油都抽
光了，我要不回去，家里非乱套不可。
我的团驻南安。回南安必经泉州。车到泉州，泉州大桥已被洪水冲垮，
只能坐摆渡。那个鸡巴摆渡楞不让上，让我们到下游去找船。我一下火冒
三丈，指他鼻子骂：今天你他妈让老子渡也得渡，不让老子渡也得渡，耽
误了老子打仗军法处置你！我骂的是难听一点，不讲理，但没法，一切为
了战争，胜利是最大的道理。摆渡怕了，乖乖把我渡过去。
到驻地，天色已暗，根本来不及搞什么“动员”，把上级意图扼要向
几个团营干部一交待，部队通电般立刻动起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扛
枪打仗，责无旁贷，吃喝拉撒睡后勤保障这一摊我全顾不上了，就抓车、
炮、弹三项，几小时后，全团出发。
我们团清一色的苏式122榴弹炮， 一个连4门炮7辆车，全团36门炮百
八台车。夜间行军，车灯大开，数里光龙，全速疾进，景象蔚为壮观。每
一个人都很豪迈很激情，我也不例外。我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八路军的，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都有一份，看着我军由小米加步枪发展到汽车加大炮，
并且能亲自指挥一支摩托化炮兵团队打大仗，心里边真有一种不虚此生、
没白干一遭军人的感受。当然，还有一种渴望拼搏建功立业的冲动。
22日凌晨，我们团到达泉州。头一辆车一停，整个车队便一辆接一辆
停下来。我的车在中间位置，问前边：为什么不走了，咋回事？前边报告：
泉州桥还未修复，二十八军100加农炮营已被卡在渡口，过不去。紧接着，
炮13团等部跟上来，泉州大街上，挤满了车和炮，排出去十几里地，谁也
动弹不得。天渐渐大亮，我的腔子里什么豪迈啦激情啦统统没有了，只剩
下呼呼冒烟的肝火。跑到渡口去看，摆渡一次只能渡一门炮或一辆车，四
十几分钟往返一次，按照这样的速度计算，24日夜间无论如何不可能进入
阵地。最要命的是，那时福建沿海敌特很多，如果给台湾发个报，台湾乘
天气转好派飞机来轰炸，庞大的车炮队根本就挪不动窝，也没有地方疏散，
结局很可能是还没等我们炮击金门，对方就先下手为强，给我们来个火烧
连营700里。能不着急？急得你恨不得揪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甩过河去。
节骨眼上，28军詹大南军长从后面上来了。早有耳闻詹军长是身经百
战的老红军，初次谋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严厉。严厉得像个六亲不认
的黑包公，那两道倒八字眉和紧抿住的嘴真叫你望而生畏。这样的主官平
常生活工作中有时难以让人接受，但战场上绝对需要。战场上最怕那种三
脚踢不出个屁来的粘乎肉头干部。没有说话如打雷、令下如刀下的严厉劲，
你就甭想镇唬住三军，甭想调度千军万马。詹军长一过来先找负责渡口组
织的83师马副师长，碰巧马副师长刚刚有事到别处去了，詹军长就骂街：
把个渡口搞得乱哄哄的，他人跑到哪里去了？赶快给我去找，再不来老子
毙了他！又指着工兵团长的鼻子骂：几小时内你要不把桥给我修好，我就
毙了你！别人都远远躲着詹军长，我不管，跑过去敬个礼：报告军长，按
作战计划，应该我们团先过，现在没办法，车子都挤住了。詹军长又骂：
混蛋，通通给我让路，谁不让枪毙他！还别说，詹军长的几个“枪毙”真
管用， 渡口的秩序马上好多了，二十八军100加农炮营立即给我让出一条
道来。要不然，谁让谁呀，麻烦大了。
我的团插到江边，还是过不去呀。听有人讲，下游几里远的地方，有
座浮桥，过人没问题，过车炮不知行不行。我就拉上参谋长去看浮桥。那
桥晃晃悠悠的，上面铺木头，乍瞅确实有危险性，粗量一下，汽车上去，
两头轮子外侧也就各剩半尺来宽吧。看来看去没把握。车管股长说：我豁
出去过一趟看！这个车管股长是国民党的解放兵，一级驾驶员，技术特棒，
他居然把一辆车一门炮弄过去了，我们都捏了一把汗。再看，桥虽晃，但
挺牢固。于是，下决心把部队拉过来，集中七、八个老驾驶员，由车管股
长指挥，过完一辆再过一辆，终于，折腾到下午，我的团全部过了江。我
只觉得，自己的心脏从嗓子眼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过了江，距厦门还有百十公里，前方再无障碍，司机们一路鸣笛一路
狂奔，黄昏到达厦门。连夜看地形，挖工事，搞伪装，24日下半夜，大炮
全部进入阵地，装定好诸元，就等着千里之外，从北京传来的毛主席那一
声开打令了。
刘华老人说：1958年，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一个“大”字，什么都是“大”，大跃进、 大炼钢铁、 大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炮发言、大雨倾盆……1958年那个雨大得真是没法形容，再以后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雨，而且不是下一阵子，彻夜下连天下，把所有人都下得头大火大脾气大。
刘华，一位文质彬彬、学者风度十足的1939年入伍的老八路。先干政工，后学炮。改行是因为一次战斗，一群大老粗围着一门刚刚缴获的簇新的日本山炮干瞪眼冒傻气，谁都知道家伙好，谁都不知道咋样搞，唯有刘华喝过几天洋墨水，花几天功夫边琢磨边鼓捣，让一堆废铁变成了宝，从此，便和炮结下了不解之缘，操炮操了一辈子。1958年，任二十八军炮兵副军长，离休前，任福州军区炮兵参谋长。在福州炮兵干休所寓所内，他慢条斯理、文诌诌地回忆、叙说，你绝对看不出他曾是一位统制过数千门大炮的司令官。我想，和虎将詹大南做搭档，一文一武，一张一弛，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大概也算一种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安排吧。
1958年主席决定炮击金门，事先没有一点迹象，我们也没有任何准备。
7月21日军里正开着常委会研究日常工作呢， 突然接到叶飞一个电话，传
达中央意图，下达作战命令，搞得我们措手不及。会议立即改题，别的问
题都搁下，就谈作战。军长詹大南，我一个，参谋长张维滋，政治部主任
丁士采，组成前指，以后叫莲河炮群，我任副总指挥。炮群以我们军一个
军炮团三个师炮团为主，配属其他地方调来的炮兵部队，对付大金门，火
力很强大。
刚刚行动，就赶上特大暴雨，泉州桥被冲垮，向厦门开进的部队都挤
在泉州了，到处都在猛按喇叭，到处都是泥和水、车和炮，泉州乱成了一
锅粥。我跟着詹军长去视察渡口。詹军长大发脾气，见人就骂，除了对我
客气一点，连对参谋长张维滋也是大喊大叫没个好脸色。詹这个人脾气急
躁，对部队要求严格，很多人见他就像耗子遇见猫一样乖，真怕他。其实
他这人是个很好的同志，骨子里待人很宽厚。
渡口处，军区工兵团正在抢修桥梁，詹军长把团长找来，劈头盖脑一
顿训，最后，拍拍手枪：限你几点几点把桥修好！修不好，老子就毙了你！
（我问：如果工兵团长未能完成任务，詹大南真会枪毙他吗？刘华说：不会。杀人也不能那样随便，还得经过军事法庭嘛。而且，真要杀，我，还有军常委其他同志也不会同意嘛。）
六几年我在福州住院，碰巧那个工兵团长也住院，姓什么我忘记了，黑黑的，大高个子，山东人吧。我们聊天聊到了1958年那段，我就替詹大南向他道歉陪不是，说：当时我们对你态度可是不大好哟。他笑笑说：没什么，打仗嘛！不过，詹军长要真把我给毙了，死得也够冤枉的。
其实，你就是隔一小时枪毙一个团长，泉州大桥也是抢不出来了。多亏了下游的一个浮桥，部队勉勉强强全部通过了。但时间耽误了一天多。
只剩下两天时间，又要冒雨抢修野战工事，又要解决那么多部队的宿营、吃饭问题，一个人长两个脑袋八只手也干不过来呀。军部设在莲河方向一个叫火烧灰的村子里，有一段时间里，军找不到师，师找不到团，团找不到连队，乱套了。
最乱还是7月24日夜部队进入阵地的那个晚上， 好乱哟，没法形容的乱啊！整整一夜，我紧张得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了，想喝点水没有水，想打个电话没电话，说实话，我当时很没信心。
上面只知道按地图下达命令，说一声“限时进入阵地！”要知道，地图上标的路都是一些土路、小路，窄得很，加上下雨，到处泥浆，部队同时出来，又堆到一块了，谁都想头一个进去，谁也不让谁。现在检讨，我们指挥上确实有不少问题。我真急成了没头苍蝇热锅上的蚂蚁了，因为我们完全在金门的火力范围之内，如拂晓前部队不能就位隐蔽，敌人发觉首先向我开炮，损失将无法估计。我们根本就没法还炮，也没法疏散，只能干挨打。
我下了一道命令：哪一门炮，哪一辆车出现问题，确确实实走不了，
立即推到路边，翻到沟里去，不能影响大部队行动！
万幸，天亮前各部队都到了位，坏天气也有好处，使敌人观察不便容易麻痹，我们这边千军万马大折腾，那边仍然在糊里糊涂睡大觉，真让人难以相信。但现在回想起来，也确实险象环生，让人后怕。任务面前无困难， 命令面前无条件，这是我军的传统。7月25日晨，
我们炮群按照军委和军区的要求，完成了大规模炮击金门的准备。
詹大南老人说：1958年那场大雨确实可恶，差一点让我贻误了军机。我们炮兵进入阵地是限定了时间的，我向军区立过军令状：保证全军按时进入：进入不了，你们可以枪毙我！
詹大南，穿上红军军服戴上八角帽后的第一个职务是给红二十五军军长、日后的徐海东大将当警卫员；摘下领章帽徽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对詹大南而言两个职务之间不光是一级级阶梯，还有数百次战斗和无数次从死神手掌逃脱的经历。1993年夏，我专程到南京军区高干俱乐部采访他，年逾七旬依然威严的老将军正在专心致志听书法讲座，摸了一辈子枪杆的手接着握笔杆，武将铁硬的外壳原来也包装着多样的兴趣和丰富的追求。我的第一个问题纯属好奇，所以问得极为小儿科：战斗中，您毙过执行任务不坚决的部属吗？他大惑：打仗就是一个目的，消灭敌人，怎么能随便杀自己人呢？我的第二个问题：如果工兵团长不能按时架好桥，您真会枪毙他？他依然大惑：我说过要枪毙他？记不得说过这样的话了，确实记不得了。我不想再自讨没趣，赶紧转话题，问起关于那场雨。老将军一拍茶几，恨恨说：他妈的，1958年，要是老天爷撞到我的手里，我非拿枪把他毙了不可！
泉州桥被冲垮了，部队确实很乱，我就亲自跑到渡口去指挥，我的官
最大嘛。打仗，不论防御还是进攻，哪里最重要最吃紧主官就应到那里去。
部队看见你来了，才有主心骨，你也才能了解第一手情况，以最快的速度
做判断、下决心。
我在渡口的脾气可能是大了一些，但必须给下边一些压力嘛，你一压，点子啦办法啦都出来了，天大的因难也就克服了。军委给军区的是死命令。
军区给我的是死命令。我给下边也只能是死命令。一级压一级，压垮的不是部队，是困难。
部队打胜仗凭什么？就是凭一股气，一股劲。长征时，我们红二十五军走到豫西，正是12月前后，数九寒冬，风呼呼刮，真冷啊，人全冻僵了，
手冻得连扳机都扣不动，敌人把我们团团包围住，后有追兵，前有堵截，一个参谋主任说，红军没指望了，大家把枪丢了，各逃各命吧。徐海东马上命令把他抓起来，阵前枪毙！然后，率部队硬打猛冲，半夜才冲出包围困，重伤号全丢了。那一次真叫九死一生死里逃生生死存亡啊！但通过这一回，我也明白了，面对再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