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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贤的父亲叫陈怀南，算起来和我父亲还是同堂隔房的兄弟，我叫他二伯，家中也是几百千把挑谷子的大户，自己还到日本留过学。他治学严谨，又是见过世面的人物，在岳池教育界很有声望，还是县里的议员。在老辈子面前，我说话行事不敢造次，加上人慢慢长大了，性格中也添了些许矜持，居然被夸为“温文尔雅，聪慧好学”，讨得了二伯和二伯母的喜欢。
二伯嗜好书画，家中藏有《芥子园画传》，闲时也爱涂上几笔，还教我们几个姐妹配诗作画。在这方面，二伯对我尤其看重，说我的悟性好，只要持之以恒，将来一定会学有所成，使我与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我这个人，连画画也和当时的大多数闺阁女子不一样，虽然习的也是晚清时期盛行的文人工笔画，可是我不仅仅画花鸟虫鱼，还画人物；而且画的人物也不仅仅是那些古装仕女，还爱画《三国》、《水浒》插页上的“天罡地熬”们。我喜欢张飞，也喜欢关羽，还喜欢《水浒》里鲜鲜活活的一百单八将。我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将这些人物全部临摹下来，装订成册，在班上流传，而且很是得意。
我画画用的颜料，也与别人不同。工笔画又被人称为“功夫画”，哪怕是黄牛身上的毛，也得细心地一根一根地去描，还得描出每一部分毛色深浅不同的层次来，这就得静下心来，半点也浮躁不得。如此花费工夫画成的画，要想留它个天长地久，就得寻找那些既不容易退色又有特色的颜料。比如说胭脂花的种子，将那层黑壳剥去，里面的那一包细滑粉末就是极好的白色颜料；将一种中药点燃，让那黑烟熏在一只细瓷碗的碗底，那凝在上面的烟灰就是极好的黑色；那些长满了苔藓的石头，用一般的颜色是调不出来的，只有去山涧里找一种青色的石头来磨，画出来既真实又不退色；墨也要好的，若是一时买不到好的，就自己来炼，炼出来的墨又黑又亮，还有一种奇特的香味。这其中的奥妙，这些年来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总想打听，而我不过一笑置之，从来也没有告诉过谁。
转眼之间，我从女师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教授国文、自然和美术。那一年，正赶上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新思潮也冲击着小小的岳池县城，不仅是青年学生，连县议员们都分成了两派，常在茶馆里展开辩论。二伯既有旧学根底，又不排斥新学，每逢星期一，照例在家里开堂讲学。全县教育界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连同他自己的得意门生和两个儿子都要来听课。我哪里肯放过这样的机会，可是这位老先生对于女孩子，尤其是对我要在这广庭大众中露面，总还是有些犹豫。到后来，总算是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让我和德贤躲到门帘后面去，他管这叫“垂帘听课”。我高高兴兴地和德贤一起往她家走，谁知刚到大门口，就碰见了她大哥陈远光和另外两个男孩子。远光大哥一见我就站住了，故意大惊小怪地说：“哟，陈玉屏，岳池县的大美人儿，怎么肯上我们家来了？”说着他们就嘻嘻哈哈地跑进了大门。只有一个大个子不笑，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自己的脸却先红了。
我自来不把男孩子们当回事，怎么肯让他们来讥笑我，正要发作，却被德贤一把拉住，问我认不认识那个大个子。我赌气说认不得，德贤一听，笑着说：“你怎么连他都认不得啊？他是我大哥的同窗好友，叫廖玉璧，外号廖大汉，成绩是学校最好的，还会吹箫、打篮球，你还难为过人家呢！”
德贤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年的端阳节，我和姐妹们一起到翰林院去踢毽子玩，一群男孩子在后面跟着起哄，被我们一阵乱骂之后，所有的男孩子都一哄而散了，只有他从后面追了上来。我正想这人的脸皮还真厚呢，他却拿出了一根黄瓜，说对不起，这是你们刚才跑掉了的，还你。这一下，刚才还尖酸刻薄的姑娘们，一个个都窘住了，最后还是我把手一挥，说：“我们不要了，送给你自己吃吧！”反而把他闹了个大红脸。
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人是男中（即县立中学）的篮球队长，再后来，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专门去看过他打球。我不再说什么，和德贤一起进了屋，躲进了帘子后面。其实，小小的门帘，哪能挡得住姑娘们的好奇心，我和德贤掀开门帘的一角，对堂上的人物评头论足，那个被德贤称为“廖大汉”的人，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别看他腼腼腆腆的，在姑娘面前只会脸红，一旦起身言论，却语惊四座，不是“内附权贵，外结强邻”，就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副忧国忧民的热血心肠，真令人为他的大胆捏一把汗。除了听课之外，我们每周还要做两篇文章，交二伯批改，于是我想方设法，将廖玉璧的文章借来一读。当时男中的新潮空气很浓，学校公开订有《新潮》、《新青年》等进步杂志，提倡白话诗，还开演讲会。每当杂志上有了什么好文章、新观点，远光大哥、廖玉璧和几个要好的同学都要到陈家来争论一番。一向心高气傲的我，在一旁听得如痴如醉，对于他们几位，尤其是对比我还小两岁的廖玉璧佩服已极，每每看罢他的文章，或者听了他与人的争论，我都要激动很久，甚至彻夜难眠。渐渐地，我往陈家的走动更勤了，总是希望能在那里看到玉璧，而且几乎每次都能如愿，我相信他也是极愿意见到我的。
终于有一次，远光大哥悄悄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竟是玉璧写的，他要求和我“见面”，把我着实吓了一大跳。他所说的“见面”，其实就是“五四”时期在进步青年中很流行的“约会”。在这川北小城中，男女一无媒妁之言，二无父母之命，就私自“约会”，若是传了出去，那可不得了！
慌忙无计，我去找德贤商量，谁知一向拘谨的德贤却诡秘地一笑，说约会就约会嘛，有什么了不得的。我说：“你这个死女子，咋敢这样说话，要是传出去了，那可咋办！”德贤一听，说：“你这个人，平时那么激进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候就打退堂鼓了？你不是喜欢他吗？莫要错过了机会哟。”我还要说什么，德贤却一摊手，说：“我实话对你说吧，这事，是我大哥和他一起商量的。”
几天之后，二伯讲完课，到茶馆去了。远光大哥等人们都散了，连忙关了大门。德贤把我拉进了她的闺房，那个“憨大胆”正脸红筋涨地坐在那里等着呢。
德贤兄妹哈哈一笑，就要走，我连忙拉住，说你们走啥子嘛，又不是认不得的人。于是他们就陪着，东拉西扯地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趁二伯还没回来，连忙散了。这件事就这么开了头。以后玉璧常常买通他们学校的勤杂工给我送信，我也常常明里暗里和他见面，听他讲《新青年》，讲孙中山，讲个性解放……那时候我暗暗奇怪，这个一向被认为沉稳内向的人，发起议论来却如此滔滔不绝，从前真是错看了他。
我和玉璧自由恋爱的事情渐渐传开了，街头巷尾有了传闻，别人我们倒不在乎，二伯那一关是非过不可的。这事首先由远光大哥去给老人家做工作。二伯听了，很犹豫，觉得我虽然家道中落，但毕竟祖父是有过殷实家产的大粮户，父亲本人还做过当地的议员。再说我在外婆的书香门第中长大，人品才貌不仅在康家的姐妹中间，就是在岳池城里也是屈指可数的，也算得上名门闺秀了。当时周围几个县里都有人来说亲，一个个都是有田产有地位的士绅子弟，有的还在北京、南京读书甚至做官。而玉璧的家，住在离县城百余里的黎梓卫太阳坪村。他的父亲早亡，小时候家里很穷，给大地主张玉如家放过牛，后来祖父和叔叔做生姜生意赚了笔钱，回来办起了纸坊，才有钱送他进城读书他家不过是个才发起来的小粮绅，不仅家境和我相去甚远，本人也没有功名，怎么说也配不上。
远光大哥说了半天，很为难。我没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出马。我说：“二伯，你是因为我是陈家的姑娘，过于偏向我。若论家庭门第，玉璧家里确实比不过，可那都是从前的事了，后来我家里穷成那样，比起玉璧的小康之家就差远了。我现在能够不受人欺侮，不过是因为外婆家的厚爱。再说，最贵重的是人，拿人和人相比，玉璧胸怀大志，比起那些公子哥儿、纨绔子弟，要有出息得多。”
那年月，我虽然激进，可是一个大姑娘自己出面来说这样的事情，也实在是不得已。二伯虽然注重门第，却不嫌贫爱富，对玉璧这样品学皆优、又有独立见解的学生，本来就很器重，再加上听了我和陈家兄妹的这些话，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更何况看我是铁了心，也就不再反对，听之任之了。
一九二○年，玉璧从男中毕业，到成都高师附中继续求学，我们便自行订婚了。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成了茶楼酒肆中的特大新闻，说我这样大户人家的女儿竟然不要媒人聘礼，自己就同一个放牛娃儿把婚事订了，实在是不成体统。我不听这些闲言碎语，只管和玉璧通信。玉璧就读的成都高师，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当时由王右木①任学监，教日文；张秀熟②是国文老师，后来吴玉章③担任了该校校长，恽代英④也来任过教，还有任正格等一批留日归来的同盟会员。玉璧一进高师，就和德贤的哥哥陈远光等人一起，加入了学生会，成了其中的主要成员。接着还参加了王右木亲自创立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C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震惊一时的反对军阀侵吞教育经费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中也是积极分子。我不断收到玉璧寄来的书报杂志，其中有《新青年》、《小说月报》和鲁迅的书。这些书刊很快引起了不少老师的注意，每逢玉璧一有信来，大家就要争着“排队”。可是有一次，正争着抢着，突然都不开腔了，然后一个个悄悄地走开。我觉得奇怪，回头一看，才知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刘灼山来了。
①
②
③
④恽代英：江苏省武进人，中共早期著名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二年曾在四川工作，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党的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参加并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九三一年在南京牺牲。
吴玉章：四川荣县人，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学家。早年为救国图强留学日本，并被选为同盟会评论员，回国后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正为筹划著名的四川顺（庆）泸（州）起义而积极准备，一九六六年去世。张秀熟，一九二六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地下党川西特委书记、四川省委代理书记，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副省长、人大副主任、教育厅厅长，一九九四年去世。
王右木：四川江油人，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四川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去世。
这个刘灼山，早年也是同盟会的成员，可是德行却极不好，在学校一贯专横跋扈，搞奴化教育，还毒打学生，大家对他都恨之入骨。他拄着黑拐棍走到我面前说：“陈玉屏，今天下午你的那班学生不要上课了，给我老爹做些纸人纸马，清明节快到了，我要去扫墓。”
我瞪了他一眼，说：“我是来教书的，又不是来给哪个做纸人纸马的。”
他也把眼一瞪说：“做纸人纸马又怎么了？就委屈你陈玉屏了吗？教员是我请的，就得服我管。”
我一听，就冒火：“什么？教员是你请的？要服你管？那好，我不干了！”说完一转身回到教室，把刚才的事情全部对学生抖落出来，然后一昂头，出了学校。
那时候一个姑娘家，得张聘书不容易，我一气之下退了聘，硬着头皮回到大舅家，把事情给他讲了。一向厚道的大舅，也气得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住地说：“退得好，退得好。人活就要活得有志气，此人如此不讲道理，要跟他理论理论。”
我想了一夜，也觉得不能就这样便宜了刘灼山，第二天就回到学校，找到几位平素要好的同事商量，决定打他的“代邮快电”，拿时兴的话说就是发传单。我们拟出了刘灼山的十大罪状，记得其中有几条是搞奴化教育，打骂学生，贪污公款，全家人在学校吃饭不给钱；还有吸食鸦片，在学校给军阀选姨太太，强迫教员和学生做纸人纸马等等，不堪为人师表，更不堪为一校之长。这份代邮快电到处张贴，整个岳池都炸开了。女师的师生们本来就恨透了他，趁着这个机会全校都罢了课，“打倒刘灼山”、“刘灼山一日不出学校，学生就一日不上课”的口号喊得天响。刘灼山眼看收不了场，就去把县长和教育局长搬来，才把这件事情压了下去。可是他的女师校长当不成了，只得卷起铺盖卷儿一走了之。
校长被我们赶走了，可是我也教不成书了，幸好玉璧也从高师毕业回来，我们就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举行了婚礼。我这个心高气傲的陈家三姑娘，从县城里那座深宅大院里，嫁到了渠河边黎梓卫镇的太阳坪，嫁到了这个离华蓥山不过五六十里的小村庄。玉璧的妈妈和所有的人，都拿我当成天上下来的仙女一样，小心又小心地捧着我，护着我。可是这里的一切，和我以前的生活差得太远太远，我什么也做不了，也什么都不想做，于是偌大的一个院子，就显得太安静，太闲适，闲得我真有些受不了。我常到黎梓卫街上去走走，看绿树掩映下小镇的粉墙青瓦，看渠河的水清悠悠慢悠悠地流，看水码头上那些大大小小的船，装满这四乡八场的土产山货，只听得船老板一声吆喝，它们就沿着这条清清的渠河，下重庆，去武汉，到上海……
难道我这辈子就死守在这小山村里？难道我连这些土产山货都不如？难道我就不能走出去，到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容得下我的世界？
于是我和玉璧说服了母亲，卖掉了分在自己名下的部分田土，然后和远光大哥、玉洁表姐，还有玉璧的好友岳刚一起，到南京去读书。
我们从黎梓卫码头上船，先到合川的石龙场，然后翻山沿小路到重庆，这样就能避开当时军阀们在沿路设下的许多关卡，省了好多麻烦。我和玉洁长了这么大，却是第一次出远门，坐在小船上看什么都稀奇，正叽叽喳喳地高兴得不得了，一回头却看见玉璧沉着脸一声不响。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见一群纤夫，光着脊梁在铺满卵石的河滩上一步步地爬行，他们的头几乎点着了地，从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号子声。我一下子觉得山也不青了，水也不绿了，偎着玉璧轻声地说：“他们……真苦。”
玉璧长叹了一声，说：“是啊，现在好多地方，水上都开始行汽划子机轮船了，我们这渠河上，还靠着他们拉纤。”
我说：“为什么？是船老板们不愿用汽划子吗？”玉璧看着那些纤夫，说：“怎么会不愿意，可是那都是科学，是革新，需要有人来提倡，来扶持，来为它而奔走呼唤。如今川内军阀们各据一方，忙的是派粮派款，巧取豪夺，打内战，搞得民不聊生，谁还有心来做这些啊！这样下去，我们四川，我们中国，怎么富强得起来，怎么会不受外国人的欺侮！”
我的全部兴致，一下子被这些在江河上拉了千百年的纤夫们，打消得干干净净的。
到了重庆，我们在离千厮门不远的汇元客栈住了下来。一放下东西，我和玉洁就忙着要上街去看稀奇，可是却被玉璧他们拦住了。我坐在旅馆里等着船票，心里闷得慌，咕噜着说：“岳池城里那么封建的地方，我都不怕，怎么到了这样文明的大城市还上不了街了？”玉璧却说：“你呀，就是简单，以为这大城市就比乡下好了？”
这天晚上，我和玉洁突然被隔壁间一个女孩子的惨叫惊醒，连忙翻身下床，披上衣服就要去看出了什么事情，谁知一打开门就被玉璧堵了回来。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是军阀奸污了一个小姑娘。客栈里洗衣服的大嫂只是摇头，说：“这些事情，多啊，多得很，不稀奇。重庆这地方，就这么糟。”
我完全没想到这个自己向往很久了的大城市，会是这个样子，心里真是有些害怕，成天脚跟脚地跟着玉璧，一步也不敢离开，就这样在旅馆里呆了三天，终于等到了船票。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收拾着起身要上船，玉璧却突然说：“我不坐这趟船了，你们和远光大哥先走，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