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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福林站起来要走，我又叫住他，说：“你廖姑爷被抓住后，随身的十二个人中间有四个扑河跑脱了，这事你听说了没有？”
马福林点着头，说：“有这事，有这事。听说里面就有金积成和唐俊清，只是不晓得他们跑出来没有。”
过了些日子，我和徐清浦都听到风声，杨森怕刘湘暗算他，率先投靠了蒋介石，把队伍调到了川南宜宾一带，围阻长征的中央红军去了。华蓥山的形势松动了一些，只是金积成、刘老大还没有消息，陈亮佐也没有回来。我们就商量，叫仲生和马福林带些人，先回去。
我把服装店可能抽出来的款子都拿出来，买了一些开山斧、棕绳子、锯子之类的，准备让我们的人上山去砍些木头，马福林撑船，由渠河运到重庆来卖，既可掩护，又能赚些钱买些枪弹回去。另外，又找李荣华买了五百发步枪子弹和二百发手枪子弹，打了五十套军服，还买了一些必需的医药品、电筒和电池，找雷忠厚开了一个护照运走。
临别时，我对李仲生他们说：“这次牺牲太大了，你们在山上处境困难，生活很苦，要沉住气，没有指示，不要乱动。把得力的人员集中起来，万一有个什么响动，就得要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啊。”
李仲生说：“大姐，你放心，天垮下来我们顶得住，我们吃泥巴也要活出来。你们找到组织，快送个信来，我们来接你。”
端阳一过，天气热了起来，刘老大和金积成还是没有消息。我们又派了一个叫唐荣先的同志出去。没多久和他一起去的人就跑了回来，说唐荣先在顺庆被敌人捉住了，砍成了几块。
我还是住在太白楼徐老太婆家里，间或回李子坝看看孩子。一天我和徐老太婆正在歇凉，王晓兰兴冲冲从铺子里跑来了，一上楼就喊：“大姐，陈亮佐回来了。”
我一听，就要下楼。陈亮佐已经跟着上来，穿了一件汗渍渍的白布汗衣，人也瘦了许多，一见面就说：“大姐，你的铺子又发展了。”
我说：“是啊，大姐学会做生意了。”说着忙叫王晓兰回铺子里拿套衣服来给他换，又叫徐老太婆去割点肉，招待远客。
她们走后，我忙问陈亮佐：“你们到遵义的情况怎么样？”陈亮佐摇了摇头说：“这次跑了一趟冤枉路，没有接上头，党中央带着红军走了。”
“向哪个方向走的？”
“听说向云南方向走了，到了四川。又听说是北上抗日去了。得不到确实消息。”
“留守的人呢？”
“哪里还有留守的人啊。他们刚一走，国民党军队就开进城，还不是像通南巴一样，红军走后，老百姓遭殃，杀了不少的人啊。”
我叹了口气。天天等，夜夜盼，结果还是落空了。好在人都安全地回来了，再想办法吧。“
亮佐接过我递过去的茶盅，一口喝干了里面的凉茶说：“大姐，我们这次也难啊。白天黑夜地赶路，走了二十多天才到遵义，听说党中央走了，心就冷了半截。我们去的时候，敌人正在大屠杀。我们只得装成做小生意或者逃难的，混进城去探听消息，晚上又偷偷地出城来在山坡或路边过夜。后来敌人清查得严了，就去买些地黄来泡成水，涂在脚上，等脚肿了，再买些膏药来贴起，装成叫化子到城外一些农民家要饭。那些本地人都被杀怕了，常常连水都要不到一口。”我们去的时候没有带换洗衣服，贵州的天气也像华蓥山一样，四五月间还很冷。下雨天，我们在山林里连个遮盖的也没有，晚上只好背靠背地坐着。敌人四处搜查红军，老百姓也不敢收留我们。一次我们在路上碰见一个老农民，摆了一阵家常，他看我们老实，就悄悄说：“你们年轻力壮的，还不如去投红军。‘我们问红军哪里去了？他也说不清楚，只是听说到四川去了。去找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和刁大哥商量，觉得这样乱撞也不行，说不准就撞到敌人手里，就回来了。刁大哥带着人由赤水河回了合川，我到重庆来找你汇报。”
亮佐叹了口气，又说：“大姐，像我们这样一点关系也没有，要找到组织是困难，可是我们还要继续去我。我们这么多人，没有组织就像无娘的孤儿。无娘的孩儿要长大，不容易啊！”
我点点头，说：“那老头子说得对。我们还要派人去找，组织也会来找我们，我们这么多人，组织上不会不管的。”接着我就把这段时间的情况给他谈了。亮佐听说上边松动些，仲生都带着人回去了，也忙着收拾打点，第二天也回合川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南部还是没有消息。各方面消息都证实，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都往川康地区去了。蒋介石的部队一批批开进四川，今后的情况一时还很难预料。好在这一段时间比较平静，山上和台川的人不断在我这里进出，情况多少知道一些。
终于有一天，李士民给我带了个人来，我一看差点没跳起来：是吴绍先！吴绍先是铜梁人，余家场和广安整军时都在，一直带着铜梁的队伍，还是我们的一个支队长，后来随老刘政委一起撤到南部去的。我赶紧把他引进房里，又拿烟又倒茶，说：“天哪，你到底来了！”
吴绍先笑着说：“怎么，不高兴吗？”
我说：“是呀，就是不高兴咯，眼睛都望穿了，望得我们好苦啊！”
吴绍先说：“你们这么多人失去联系，我们也很着急，派了几次人来都没走通。南部那边很紧啊，从顺庆来的那条路已经断了，我是从营山、壁山那边转过来的。”见了老战友，就像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什么都想问，什么都想知道。我要他先告诉我南部那边的情况。他说：“那边情况变了。红军已经走了，我们准备一齐走的，但是没有走成。我们派了几次人来同你们联系，三月份就想调华蓥山的队伍，强渡嘉陵江，打剑门平武，可惜派的人都在半路折回来，敌人在顺庆一带的口子，堵得太紧了。”我听了惋惜得不得了，说：“我们也派了几次人，也是走到半路又转回来了。现在金积成又到南部去了，还没有转来，不知是凶是吉。”
吴绍先听了这话，避开我的目光，愣了愣，没说话。我当时很兴奋，也没注意，又说：“你们和徐司令不是在一起吗？怎么红军走了你们没跟上？”
吴绍先苦笑着说：“大姐，有的事情你不知道。苏区那边也复杂啊。张国焘这个人，骄横得很，跟徐司令和好多领导都闹矛盾，后来中央开会解决，还叫他作了检讨。这次撤退，听说也是因为他突然改变主张，退得太突然。敌人的卡子又紧，我们过不去，组织上让我们暂缓一下，没想到他们很快就走远了。根据地的干部和队伍，能跟上的全都走了，敌人就掉转来打我们，杀了我们不少的人。我们在南部听说廖大哥牺牲了，大家都很难过，老刘政委当时还哭了，没想到他随后也牺牲了。”
“你是说老刘政委也牺牲了？”
“是呀，在一次战斗中，他掩护同志们突围牺牲的。”老刘政委也牺牲了！我伤心地摇摇头，又想要抽烟。吴绍先接着说：“自从老刘政委牺牲后，我们的领导都接二连三地牺牲了，现在和你们一样，也和组织失掉了联系。我们现在不能消极地等，要联合起来，串联起来，一边找组织，一边想办法，否则会等着挨打的。”
我马上叫王晓兰和李士民去通知仲生和清浦，说南部来人了。他们当即就赶到太白楼来，见了面都亲热得很。说起这一段时间两边的情况和牺牲了的同志，大家都不由得掉一阵眼泪。最后研究了各方面的情况，确定了目前总的任务是保存力量，整顿组织，等候指示。各处的人马，扯红了的都要调到华蓥山上去，没有扯红的暂时潜伏下来，还要把隐蔽在各处的枪支集中起来运回华蓥。重庆的人，能回山去的尽量回去，不能回去的就留下来，一些人当流动商贩、码头工人什么的，打进贫民区，多建立一些联络点；另一些通过雷忠厚、李荣华的关系，打入范绍增、刘湘的部队，潜伏下来。服装店当然得开，可是得另外找个人来负责，我得趁杨森和刘湘换防之机，回去整顿队伍。运枪运子弹的事，就交给徐清浦和李荣华负责。
那天夜里，我们谈了个通宵，然后就行动起来。李士民和两个同志回山上去传达我们的决定，我到合川和刁大哥商量工作，吴绍先到遂宁那边去联络队伍，然后和我们联系。吴绍先临走时，我送他，分手的时候他犹豫了半天才说：“大姐，我给你说个事情。金积成找到我们了，还和我们一起打了几仗，表现很不错的。你不该怀疑他。”
我摇摇头，苦笑说：“是啊，积成和夏林一样，是个老同志了，跟着玉璧鞍前马后的十年，一直忠心耿耿的，我是不该怀疑他，可是当时的情况也太复杂。算了，不说了，他的事情，现在也弄明白了，如果他不怪我，就叫他回来吧。”吴绍先叹了口气，说：“他不会回来了。”
“他还生我的气？”
吴绍先摇摇头。
“他想留在你那里？”
吴绍先还是摇头。
我一下子盯着吴绍先的脸，不动了。
吴绍先说：“他牺牲了。”
真是平地一声雷，怎么金积成也牺牲了？我还没来得及……我突然抓住吴绍先的手说：“他是怎么牺牲的？他是不是疯病又犯了？他还记恨我是吧？我真是，我怎么怀疑起他来了，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夏林和玉璧！”
吴绍先看我捶胸跺脚的，连忙安慰我说：“大姐，你听我说，积成他没怪你，他只是说他很委屈，他说不清楚，他的确没有做对不起你和大哥的事，没做对不起党的事。他一直有些恍惚，口口声声说不信我死给你们看，一听见响枪，就没命地往前冲。他的病，时好时坏的。”
吴绍先走后，我一直都没有平静下来。玉璧牺牲之后，我觉得自己的眼泪都已经流干了，可是现在我又为金积成伤心地哭了一场。
转眼就到了冬月，华蓥山上又下起了大雪，刘湘的部队打算清乡。山上的同志们情绪不大稳定，仲生和辉同叫李士民带信下来，要我一定回去一趟。
我也决定回去，可是服装店怎么办呢？这两个店开办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赚了两万多元，给山上送去的现款一万二千元，军服三百五十套，子弹六千多发，供给一年多由山上下来的百多人的伙食费用，同时还新结识了一些关系，建立了好些联络点，要是丢了确实很可惜；可是继续办下去吧，又一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接手。最后同大家商量，觉得还是上山要紧，不能把人陷在这里。
于是我们就忙着清理往来的帐目，该收的收，该还的还，本来冬天是旺季，也不敢接大批的货了，只是接点门市生意来维持工人的伙食和工资。
关掉两个铺子的打算，我没给工人们说明，但是他们已经感觉到了。一天，陈树安来对我说：“陈先生，我帮了这么多年的人，走了十几家铺子，从没有见过你这样好的。我到这里，算来有一年多了，你重话都没有说过一句，全城的服装店没有一家像你工资这样高，又照顾我们，还经常教育我们，使我们懂得许多事理。你的铺子不能关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我说：“不会的，我有点事，最多一个月就会回来。”正说着，李士民过来了，陈树安转向他说：“喂！李士民，你这次到哪里去了？你以为我不晓得？”
李士民笑着说：“你晓得我到哪里去了？”
“你呀，你到那又高又远的地方去了，你到华蓥山去了。你站得高望得远就把我们丢了。”
“谁说的？”
一个叫老邓的技工在旁边说：“不要装模作样地哄我们了。我们打了一年多的交道，好孬也分得清楚。走，跟你一道，我是个单身汉，说走就走，又没有拖累。”陈树安叹息一声说：“唉！我就是有五个孩子，不做这针线行，就要饿死。他妈的，要不然我就和你们一起走。”我说：“祸从口出，大家不要乱说啊。”
老邓说：“怕啥子，你们干都干得，我们说不得呀？”我转过话题，说现在生意不好做。
陈树安说：“我晓得不好做，那些一心钻进了钱眼儿里的人都喊难，莫说你这样对我们工人慷慨大方的老板了。有难有啥关系？大家设法家解决嘛。”说着一招手，就把工人们都喊了过来。
大家闹闹嚷嚷的，有的说：“我们三个月不要工钱。”有的说：“我们自己拿饭来吃……”接着这个几十元那个几百元，看样子凑个千把块钱没有问题。
我看着大家，不住地摇头。服装店的事，真让我左右为难。
第二天，徐清浦引来一个人：三十四五的年纪，矮胖矮胖的，团团脸，光着头，穿一套灰布中山服，说起话来很幽默。他见了我朗朗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开口就说：“久闻其名，未见其人，今日相见，不胜荣幸。”随后说出他自己的名字：“林竹栖。”
过去经常听到清浦谈起有关林竹栖的情况，他是云阳人，同清浦在杨森办的万县军事学校同过学，当时朱德、陈毅正在那里当教官。毕业后他当了本县团练局长。时值北伐，他经常带着队伍到四乡去打土豪劣绅，不顾情面地杀了几个大恶霸，震动了全县。老百姓说他有胆量，封建老头子骂他是“疯儿”，土豪劣绅更是恨之入骨，骂他是“危险分子”。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四川也掀起了反共高潮，劣绅们联合起来。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把他关进了万县监狱。经人保出来后他又参加了家乡的武装暴动，又坐了一年的牢，其中几次都险遭杀头。幸亏他的几位要好的同学身居要职，从中周旋，才幸免于死。
林竹栖生性开朗大度，在官场混了一场，自己两袖清风，连惟一的儿子也养不活，寄在妹妹家里。后来给雷忠厚当了参谋长，这时就与玉璧认识了。以后雷忠厚、李荣华靠拢我们，他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红军入川时，他当时是下川东民团总指挥。一看红军占领城口、万源，就准备带领下川东四十几个中队的民团到开县杨柳关起义，与红军会师；后因被内部叛徒告密事败，又几乎被捕。清浦和我会到李荣华和雷忠厚时，就经常摆他的龙门阵，一直担心他的安全，万不想在今天见了面。
林竹栖的到来，使我眼前一亮：这不是接替服装社的最佳人选吗？这人生性爽直，活动能力强，社会关系也多，同雷忠厚、李荣华又是老交情，再加上个徐清浦，重庆的事情就完全可以放心了。
当下我们就商量，清浦觉得很合适，林竹栖也满口答应。我们高高兴兴到隔壁“四海丰”吃了顿饭，我的一颗心完全放下来了。
腊月，我回李子坝，陪两个孩子好好玩了两天，就起程回华蓥山了。
宝顶宣誓
正是腊月十几头上，天气很冷。我穿了一件旧的青布棉袍，头上包了一根青丝帕，装成一个病人，同李士民一道，喊了一乘滑竿，赶到太平场，住到我们一个老王同志的家里。
这里是罗平精的老家。谈起罗平精牺牲后的情况，老王只是叹息，说他家里被抄了好几次，手下的人大多上了山，这次也有少数逃回来的，都被夏马刀的人捉住杀了。我问起他的女人和孩子，老王摇摇头，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不由得想起罗平精临刑前托给我的事情，心里茫然若失。第二天清晨，老王喊来短程滑竿，我们走一截，换一乘，经过赛龙场、肖家场、罗渡溪……都是走的场背后的小路。过去在这些路上，总是大摇大摆的，现在革命失败了，路上冷清清的，见到的都是些生人，偶尔一两个熟面孔，有的把头转过去，有的站着想喊我，又不敢开口。我干脆用铺盖蒙着头，闭着眼，想那些难忘的往事……到了罗渡溪场背后，把滑竿打发走了，我和李士民步行，赶到太阳坪家里，已经夜深了。母亲来开门，一见是我，手抖抖的，哇地一声就哭了。我扶她老人家在桌边坐下，没有流泪，也没有说话。
玉喜来了，哑坐了一阵。才把我引到了门前的黄桷树下，指着树前的一块平地说：“哥哥的尸体，二姐夫他们几个偷回来了，暂时浅埋在这里，怕敌人知道了，不敢堆坟。”
我一看，这哪里是坟，分明是一块刚播下种子的松土。
四周死一样的寂静，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