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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多钟，船到了万县，我们要在这里换船，再买票到宜昌。
老汪常来常往的，对这里很熟悉，带着我们从杨家街口上岸，边走边说：“南津街有一家叫”茂生祥“的旅馆，老板姓熊，是自己人，我们的人常常住他那里，没出过事情。”
说话间，旅馆就到了，我举头一看，怎么招牌上写的“茂林”两个字。老汪一看，也愣了。正在这时候，却听见有人喊：“玉屏呀，陈玉屏——你在哪里……”我急忙回头一看，原来是刘老太太东看西看地迷了路，一路喊着在找我。
陈玉屏这名字在川北一带扯得太红，我早就不用了，可是老太太记着，改不过口来，真拿她没办法。
老汪回过头来对我说：“来都来了，先就在这里住下来再说吧，反正只住一晚上。我得先去看看明天的船票，迟了就买不到了。”于是我们就走了进去。帐房里一个老先生，看见有客人进来，连忙招呼伙计把我们送到一个干干净净的房间里，又是送茶又是送水的，接着就拿来了一个登记簿子说：“先生娘，你登个姓名。”
我接过来，写上了陈联诗三个字，然后写上由重庆来，到宜昌去教书。那老先生接过来，恭恭敬敬退了出去。
我关上门，正准备洗脚，却听见有人在敲门，一边喊着陈联诗、陈联诗。我一愣，没开腔，却又听见那人在喊“诗姐”。我连忙趿上鞋，跳过去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林竹栖。他又惊又喜地一把抓住我说：“哎呀，诗姐，我好想你啊，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会面，真是难得难得！”
这人真是，大庭广众之中，口口声声想你想你的，也不怕人笑话！我连忙让他进屋来，说：“你怎么到万县来了？”他说：“诗姐，说来都不好意思……”
我说：“快别说了，我都知道了，你差点替我进了卫戍司令部，真是连累你了。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他看看门外，悄悄说：“原来这里开旅馆的熊老板被捕了，可是这里我们来往的人太多，没个地方不行，于是我就顶了下来，改成了‘茂林’字号，当上了老板。”
我听了这话，心里一热。我知道林竹栖还不是党员，可是这些年来他舍生忘死地为我们做了不少事情，真是难得啊。
林竹栖要招待我吃饭，去买菜了。老汪过来，提了一个大包说：“这是刘老太太的东西，放在这里你看着，她要跟我去看船票。”
我说：“这老太太也真是的，哪里是去看船票，又想去挤热闹吧？”
老汪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走了。
老汪刚出去不到十分钟，突然闯进来四个宪兵，指着我问：“你是岳池人吗？”
我说：“不是，我是重庆人。”
其中一个酸溜溜地一笑：“别哄我们了！陈玉屏，我们走一趟吧。”说着就把我和刘老太太的东西全部收在一起，推推搡搡往外走。
刚到大门口，就碰到老汪急冲冲地进来，一眼看见我，目瞪口呆的。我连忙给他使了个眼色，他悄悄一缩头，往侧边的小门溜走了。
我被带到宪兵营的稽查室，几个家伙就出去了。一会儿，我听见隔墙有人在问：“人拉到没有？”
“拉到了，可是她说她叫陈联诗。”
“陈联诗？不对吧？报的是陈玉屏啊。”
“她这种人，本事大得很，没听说过吗？双枪陈三姐呢，在川北一带，只要有她的一张片子，就会畅通无阻，换个名字有什么稀奇？”
“不对，陈联诗我认识。”
我心里一沉。认识我的人太多了，这人是谁呢？
第二天，我被叫到隔墙审讯室，抬眼一看，上面坐的人眼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他一见我，嘿嘿一笑说：“果然是你，还记得我吗？”
我说眼熟，一时想不起来了。
旁边一个宪兵说：“这是我们陈营长。”
那人笑笑说：“我叫陈有先，那年你在梁山教书，我的儿子是你的学生，你的国文教得很好，他现在还记着你呢。”
他这么一说，我果然记起来了。我在梁山教书时，是认识这么一个人，他那孩子成绩不错，时常受到我的表扬。陈有先说：“我晓得你在梁山教书的情况，他们这些人道听途说的，可能是弄错了。你自己写个口供，我帮你转上去，转到万县县政府，到时候取个保就可以出去了。”我说：“既然是弄错了，为什么不放我出去？还要取保做什么？”
他笑笑：“本来就该没事了，可是一搜你的行李，怎么从一双老太婆穿的尖尖鞋里搜出一小团鸦片烟丸子来。这就不是我们管的事了。反正我这里帮你说说话，其它的事情你自己去说清楚。”
看来都是刘老太太闯的祸，她在街上乱喊一气，又在鞋里藏鸦片烟丸子。她吃那东西，而且上瘾。
又陷囹圄
我被送到县府，关在看守所里。刚放下东西，林竹栖气急败坏地找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事情的大概原委给他说了，然后安慰他说：“好在真实身份没有暴露，就是犯了点烟案的嫌疑，可能问题不大，要不了几天弄清了就可以出来。只是不知道老汪的船票买到了没有。”
下午，老汪也来了，一见我就说：“刘老太太一听是她闯的祸，又是急又是吓的，刚才搭了个‘黄鱼船’，急着到宜昌去了。她是怕你怪她。”
这个刘老太太！不过她给我惹了这么多的麻烦，走了也好。
老汪到宜昌还有要紧事，好在他当时就拿到了票，要不是我出了事，现在说不定都到了宜昌了。他看我一两天还出不来，就说干脆先去宜昌把事情办了，然后回重庆一趟把话回了，再来接我。
老汪刚走，竹栖又来了，用菜盒子装了一大盒鸡汤，还有一碗我喜欢吃的辣子鸡。我心里着急，吃不下，可一看他那殷切的样子，不吃是不行的，只好端起来，喝了一口汤。竹栖安慰我说：“诗姐，你不要着急，我在这里还有些关系，到处跑跑，去找人打通关节。只是你要受几天委屈了，我会天天送饭来的。”
就这样，我从岳池的监狱出来没有几年，又进了万县的监狱。
我住的牢房，在县政府左边的一条巷子里，其中女监有五间房子，关了四十多个犯人，大都住冬冷夏热的西边。因为林竹栖塞了“包袱”，把我安排在上房。我因为没有提审，又没有定罪，算是“寄监”，可是对于坐牢，我却不是第一次，知道这里面的规矩。女犯们见我穿得很阔气，又时常把竹栖带来的烟啊糖的分给大家吃，对我都很客气，口口声声称我陈先生陈先生的。新来的犯人都要受那些“夹磨”，全和我没有关系。
我一进来，一个被人叫做“郝疯儿”的女犯人过来和我搭讪，问我是什么案子。我说：“我是被人冤枉的，那老太太被查出了烟土，害怕，跑了，叫我来说清楚，现在又不提审，叫我怎么说得清楚？”
那郝疯儿冷笑一声说：“我可不是被人家冤枉的，老子就是地道的杀人犯，只要有一天我出了这个鬼塌塌，还要去杀人，把那些臭婊子和我那男人都杀了！”
我听了，大吃一惊，心想这监里，真是啥子人都有，看来这女人，真是为什么事情气疯了。
多住了几天，知道这个郝疯儿原本是个阔太太，男人是刘湘手下一个姓冷的师长，在外面到处寻花问柳，安了无数的“外室”，成天不落屋。这郝疯儿哪里受得了这般恶气，干脆找了两个流氓，给了他们一点钱，把跟师长鬼混的两个女人杀了。那师长气得不得了，却又晓得这婆娘狠毒，就使了个计，给了她点钱叫她去贩吗啡。然后叫人报了官府，抓她来坐了大牢，判的三年，现在已经坐了一年半了。
同牢房的还有三个女人，其中两个都是阔太太，犯的也是烟毒案。一个姓吕，和郝疯儿一起进来的，男人也是一个团长，姓张；另一个姓何，不但自己进来了，连男人也在里面。我问这是怎么回事，郝疯儿说：“她男人是万县东门上的袍哥舵爷，叫陈吉庆，因为手下的一个兄弟伙把枪拖出去抢劫杀了人，被仇家乘机将他告成了主犯，捉来判了五年。两口子都在监狱里，两个孩子只好交给老人看着。”剩下的那个女人，不说话，常常可怜兮兮的躲在角落里，泪花花的，牢房里倒马桶之类的杂事全由她来做。我仔细看过她，很年轻，眉清目秀的，就是脸色不好，有时她稍稍梳一下头，郝疯儿就要骂：“贱货，还想去卖呀？”
我问郝疯儿：“你既然见不得她，为什么又要她住在这里？”
那女人把头一昂：“是我把她从那边牢房里要过来的，没有她，这屋里倒马桶、扫地下的杂事，我们几个去做呀？”
这是一个妓女，因为第一次接客时用一把剪刀刺伤了嫖客，被关进来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林竹栖不断地在外面给我跑关系，也送了不少钱，回话都说是快了快了，却一直不提审，也不过问。老汪来来往往来了好几回，见我老是出不来，又走了；眼看秋去冬来，我急也没用，一颗心渐渐淡了下来。我在万县举目无亲，竹栖每天上午管管旅馆里的事，下午都来陪我。每次都带着水果和我最喜欢吃的杂糖什么的，要不就是一罐罐肉或者鸡，然后用一把扫把垫着屁股，坐在风洞口，一说就是半天。玉璧牺牲之后，我就学会了抽烟，现在成天没事，眼看去苏联这么大的事情落了空，心里头烦闷得很，烟抽得更厉害了。竹栖本来不抽烟的，因为陪着我摆龙门阵，也学会了，每次都要带烟来。牢房里的几个女人，一边吃着竹栖带来的烟啊糖的，一边打趣地说：“陈先生，这是你的相好吧？”
我笑笑，不说什么。竹栖在外面听见了，也笑笑。
竹栖的父亲是个小货郎，他从小就摇着货郎鼓跟着父亲走街串巷地叫卖。后来他的父亲不幸中风瘫痪了，他就每天端茶喂饭，倒屎倒尿地守了两三年，一点怨言也没有，亲戚朋友和远近的街坊邻居都说这真是个大孝子。父亲死后，他带着几件衣服、两双草鞋和三块银元，远走天涯了。先是在杨森的队伍里当了几年兵，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考进了杨森办的万县军事政治学校，朱德和陈毅在这里任教官。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他成了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的信徒，加上一副喜欢豪侠仗义的脾气，吃了不少的苦头。学校毕业的当天晚上，一些学员深夜还在酗酒狂闹，教官一气之下，吹了紧急集合哨，把大家集中在雨坝坝里，说是如果不把闹事者交出来，全体同学就一直站到天亮。雨下得正大，大家站在那里，冷得发抖。却谁也不愿背上个“叛徒”的罪名，都不说。竹栖见大家都冻得脸青面黑的，忍不住了，突然站了出来：“是我，是我在闹事。”
那教官见这么多人都不认错，正在冒火，一气之下就打了他五十军棍，关了十天才放出来。事后别人说他何苦呢，他却说自己吃了点苦，那么多人不淋雨，值得。
说到这里，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
一天，竹栖来了，听见牢里又打又闹的，就问怎么了。我说：“她们无缘无故的，又打那妓女了，我拦也拦不住。那郝疯儿，真是疯子，一点道理也不讲。”
竹栖听了，半天没说话，突然说：“诗姐，我走了，明天来看你。”
第二天，竹栖没有来；第三天上午也没来。
我突然觉得心里有些空空的，不停地在牢房里走来走去。这些日子，竹栖每天都来陪着我，怎么一旦他不来，我就有了这种感觉？我不是那种成天要人陪着的人，那些年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重庆，我大多是一个人打江山，玉璧他想陪我也没办法，走上了这条路，顾不得了。
怎么一下子又想起玉璧来了？看来人在寂寞中，就是爱东想西想的。
下午，竹栖来了，从风洞口递进来一张纸，说：“诗姐，你念念，你念给她们听。”
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首打油诗，很长，我看了几句，不禁念出声来：“野鸡吟。”
牢房里的几个女人一听，都凑过来。那个妓女迟疑了一下，也凑了过来。
于是我轻轻念了下去：门口站站，街上巡巡凄风苦雨，夜色沉沉怕的是警察与宪兵妈的几声“滚滚滚”
吓得胆战心惊有话向谁云今晚有客明朝饱整整八夜无人问津揩干油扯横筋前门来流氓后门来“拖神”①有的三元或两角有的通宵无一文低言细语，不敢高声伤心咯，谁知我们苦谁把我们怜食可无肉，衣可无襟不得不买胭脂粉画画眉，点点唇依门好卖笑，怀中好言情可笑啊，笑那些大人先生说我们，骂我们不是脸厚，便是畜生君不见，娘在痛哭，儿在呻吟啼饥号寒，惨不成声什么是羞耻何处是人生肚儿饿，才是真……①我还没有念完，屋里便哭成了一团，郝疯儿和几个官太太泣不成声。那妓女一边哭，一边往墙上撞，拉都拉不住。第二天，郝疯儿突然说要和我结拜姐妹，接着不由分说，就把牢里的另外两个女人拉了过来。然后又去拉那个妓女，说：“我们都是女人，都是苦命，从今以后，谁也别欺侮谁，不然就遭天打五雷轰！”说着就点起了香，换金兰帖子，然后对我说：“陈先生，你是知书识理又见过大世面的人。今后只要是你说的，我们都听，你就当我们的大姐！我呢，做事有决断，出了天大的事情我来担当，我就当老二吧；吕太太年纪大一点，当老三，何太太你就做老四吧。”然后对那妓女说：“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老五了，我们也不叫你野鸡了。你说，叫你什么？”
她低声说：“叫我桂花吧。”
那郝疯儿说：“什么花儿草儿的，一听就是贱命！叫大姐给你起一个吧，起个扬眉吐气的。”
我想了半天，说：“就叫桂华吧。青春年华，你自己要珍惜。”
旁边的几个都拍着手直说要得要得。郝疯儿挥挥手：“有一点我们要说明白，我们这排行，只是排大小，不是排尊卑，今后不管哪个有了难处，都要拔刀相助。来，点香！请大姐坐上首！”
我推辞不得，只好顺着她们答应下来。刚拜完了香，那桂华喊了一声大姐，一下跪在了我的面前。
下午竹栖来听说了，搔着脑壳只是憨笑。桂华怯生生地说：“林先生，你怎么会晓得我们的这些事啊？”竹栖说：“那天晚上，我到大桥头去了，跟你的那些小姐妹们摆了一晚上的龙门阵。”
我听了，心里感慨了好久。竹栖这个人啊，真是厚道。在牢里关了好几个月了，外边的事情一点音信也没有，我心里越是烦躁。一天，竹栖突然买了些纸啊笔的，拿到牢房来说：“诗姐，你好久没画画了吧？现在反正没事，你与其成天闷闷的，不如画几笔来混混时间。”
牢里的姐妹们没想到我还会画画，一时间都惊诧诧的。郝疯儿大声喊：“狱婆子，快给我大姐抬桌子来！”那狱婆子是郝疯儿拿钱养起的，一听是她在喊，不由得一阵忙乱，最后竟然把狱里正房上供菩萨的桌子上摆的供品撤了，把桌子给我搬了过来。好久不画了，有些手生，我沉吟片刻，涂抹几笔，就在纸上画出一朵牡丹来。郝疯儿等人见了，一阵惊呼，等我画好了叶子，又是一阵惊呼。
竹栖高兴得直是搓着手说：“诗姐，你画，多画几张。我有一个朋友，字写得好，我让他好好给你写上几个字。你这画，说不定就派了大用场了呢。”
竹栖说的这个人，就是万州城里很出名的人物刘孟伉①，他从小师从他那个中了晚清进士的堂兄，不但文史皆通，还习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和金石篆刻，此时已经名噪川东，万县城内但凡有些根底的大商号门上的招牌，多出自于他的手笔。他在万县城里开了一家名为《艺薮》的苏裱店，成天求印者不绝，求书者盈门。听说笔资颇高，万县街上的银行楼前有一块大匾，其中那“四川省银行”五个大字，就出自他的手笔，收了二百块大洋。即使这样的高价，还要看他是否看得起此人的人品，否则就不得下笔。
竹栖悄悄对我说：“别人求字他要钱，只要说是你要，他不但不要钱，还会亲自送上门来。”
我问为什么？
竹栖说：“那年你们在华蓥山上刚刚打了罗泽洲，他和刘伯承他们就在顺庆泸州起义，他给刘伯承当书记官，那一年就有‘关系’，可是后来乱世之中又掉了。眼下他正在找你们的人，找你们的组织呢。”
果然，竹栖送去我的一幅《荷花图》之后，刘孟伉就亲自到牢里来了。郝疯儿一声招呼，那狱婆子连忙把会客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安排我们见面。我看这刘孟伉，果然是气宇轩昂，谈笑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