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些统计资料非常零碎，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有一点颇有意味，即在1944年，俄国工业供应红军所需的军需品甚至比1943年更多。然而当战线向西移动，经过遭到战争破坏的地区时，向前线输送补给品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日益困难的问题。到1944年，正是这一因素比军需品生产问题本身更严重地限制了红军推进的速度和威力。
苏联东部地区的农业发展工作更加困难。只有在乌克兰光复以后，俄国人才能减少他们对美国粮食的依赖。有利的气候带来了1944年的丰收。那年，国家对粮食的收购量比1943年超过十一亿普特。战时粮食平均收购量是四十三亿普特，所以1944年比1943年的产量增加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显然，这对俄国城市居民的供应起了很大的变化。由于1944年的丰收，1942年和1943年居民中普遍存在的半饥饿状态消失了。可是，红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美国和加拿大供应的粮食，至少部分原因是这种粮食运到时已包装成便于运输的形式，而俄国人对国内生产的粮食缺乏包装和保藏的工具不能避免军事运输和分配时的严重损失。
因此，看来到1944年俄国的军需品和粮食供应一般已足够维持红军和供应居民。另一方面，遭受战祸的地区内重建工作所需要的人力和材料可以说是极度缺乏，同时官方必须注意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
这一问题惟有通过减少流通的货币或增加民用商品的供应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对俄国政府来说，任何一项办法都不是轻而易举的。货币流通额在1941…1944年，期间已增加了二点四倍，民用商品的供应在同一时期内则大幅度地减少。战时公债推销运动对吸收剩余的购买力起了一些作用，但这并不能阻止多少是公开容许的自由市场的买卖，尤其是农民与工人之间的粮食买卖，因为农民有粮食，而工人的口袋里则有着大部分多余的货币。1943年，自由市场的价格比1940年高出十二倍以上。居住在大城市附近的农民能够积累比较大量的货币并用余粮调来各种物品。1944年的较好的收成和国家收购粮食的增加，显著地改变了这种局面。首先，居民的口粮比较充足了。其次，政府开设商店，高价出售不属于配给范围的粮食和其他商品，从而与农民直接展开竞争。由于采取了这一措施，1944年自由市场的价格下跌了一半以上，但仍然是1940年水平的六倍左右。在民用商品可以比较大量地生产之前，政府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只能做到这一点。
看来，俄国官员在逐月地维持国家经济生活这一迫切的任务之外，没有多余时间对战后的前景作种种设想和计划。当德军于1941年发动进攻时，官方曾宣布暂停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后来直到1946年，斯大林才宣布一项新的五年计划。苏联经济管理人员的一般心情与美国的同行相仿，他们都指望，等战争的紧急危机和重建工作都结束以后，经济便可以回到战前的格局。但是，这当然意味着应当保持工业归政府所有，并象战时那样继续对经济发展进行严格的全面控制，而不是象美国那样采取放松和废除管制的办法。
一个悬而未决的主要问题是，俄国政府的战后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什么？民用商品的增产是迫切需要的，因为苏联不能长此以往地压低消费水平，否则将影响人民的健康和信心。但是看来没有理由认为，苏联的计划人员于1944年就已经决定在轻重工业之间、基本建设和消费品生产之间以及军备和其他产品之间应该取得什么样的平衡。
苏联官员们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是，他们究竟可以指望从战败的敌人那里榨取到多少东西来救济受害的俄国经济。苏联官员虽然感到，要恢复他们国家蒙受损害的主要工厂，最好的办法之一是，拿走德国工厂的机器设备和其他可以使用的项目，从而把它们重新安装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或许也希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贷款将资助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其他必需品；但是没有人知道，俄国人对于在战争紧急时期过去后能够得到这种援助具有多少信心。同时，他们尽量设法根据租借协定来取得一切。
关于1944年俄国经济的情况，可以获得的资料是有限的，因而许多情况只能加以推测。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个国家已经贫困到英美人简直难以相信的程度。这个国家东部地区历尽艰辛得来的成果，不能抵销西部地区的损失。更有甚者，由于把资源集中于军需品生产，人民无法得到生活用品，这些东西在西方是被认为维持最低生活的必需品。人民渴望得到较好的食品、衣服和住房，并从战时工厂的额外劳动和严格纪律中解脱出来，以得到休息，这种被压抑的渴望十定非常强烈。尽管如此，在1944年整整一年中，俄国人照样过了下去。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确实是巨大的成就。
当欧洲战事进入高潮时，租借物资装运工作达到了顶点。运送到联合王国的租借物资的价值从1943年的四十五亿七千九百万美元增加到1944年的六十二亿一千二百万美元。同期，给予俄国的租借援助从二十四亿三千六百万美元增加到四十亿七千四百万美元。这些数字所反映的经济上互相依赖的方式基本上与1943年相同。鉴于英国工厂的军需品产量稍微下降了些（因为劳动力转移到了军事部门），英国部队所消耗的军需品总数中有较大一部分不得不从美国运来。这不过加强了两国于1943年早已建立的良好关系。
同样，俄国象在1943年那样，继续依靠租借协定来获得军粮和许多战地运输车辆。运往俄国的租借物资的形式有了显著的变化，即美国给予的物资中工业机器和设备的数量有了增长。
1944年，美国国会再次讨论延长租借法的问题。据官方报道：“对于通过该法案的必要性，没有发生争论”，国会也没有象在1943年那样，为租借法能否给美国带来利益而顾虑重重。1944年5月8日，国会通过了该法案，5月17日经总统签署后成为法律。
国会议员对1944年的租借法案比前一年的较为满意，一个原因是美国在不列颠群岛上集结部队以后，美国称为逆租借办法（英国称为互助协定）的物资的数量迅速地增加了。到1944年6月，美军在欧洲战区所需要的全部物资和装备，至少有百分之三十一来自英国。某些供应的东西——例如在英国建造的、供美军在诺曼底海滩使用的人造港口——是无法替换的，官方努力宣传美军从英国和其他盟国所得到的援助。美国总统于1944年11月提出的《提交国会的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十七号报告》，完全是为了阐述到1944年6月底为止逆租借办法的执行情况。
另一方面，当英国给美国的互助物资增加到很大的比例时，英国给俄国的援助却从1943年的水平进一步下降，实际上，除了几种特殊供应的项目，如阿巴丹的汽油、锡兰的橡胶、南非的工业用钻石和联合王国的喷火式战斗机与医药用品外，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到1943年6月30日为止的一年内，英国援助俄国的物资金额是一亿八千七百七十万英镑，到1944年6月30日为止的一年内，已减少了一半左右，只有九千三百三十万英镑。这种减少也是1943年变得明显的事态的发展。这不过是英国根据本身地位的改变所作的合理的调整，因为它必须把国内生产的全部物资供给本国部队和驻扎在不列颠群岛上的美军使用。
到1944年，租借物资和互助物资的管理工作已达到例行公事的水平。由于供应和船只都比较充裕，向各战区和申请国分配物资的工作相当简单。1944年英美官员之间为了限制英国的输出额曾发生过争论，但并未妨碍租借协定的工作顺利而友好地逐月进行下去。
1944年2月，加拿大同俄国签订了一项互助协定，使租借制度的法定关系发生了一个不甚重要的变化。该协定为加拿大提供了正式的依据，使它可以单独签署《对苏供应议定书》。这种做法是从1943年的《第三号议定书》开始的。
掌握盟国之间作战物资分配工作的行政机构是稳定的，然而正是这一点妨碍了联总力求在解放区建立分配救济物资的制度。第一届联总理事会于1943年11月10日至12月1月在大西洋城举行，会上决定：“本署在物资供应与船舶运输方面所提出的要求，应通过现有从事分配物资与船舶的几国政府共同参加的机构办理，以便同其他的要求协调。”唯一的这种机构是英美各个联合委员会。如上文所述，这些委员会曾有过一段波折。除了联合原料委员会之外，一般说来，有关人士在设立这些联合委员会时所抱的奢望都化为乌有，因为这些机构的实际效果并不大。它们担任联总和其他要求得到紧张物资和劳务的机构之间的仲裁者，这一新的任务似乎使联合粮食委员会和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之类的机构获得了新的生命。实际上，在估计救济物品和满足供应方面，联总总部和联合委员会的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过去曾经妨害联合委员会在处理作战物资方面的工作效果的同样因素继续存在。各国的经济管理机构，尤其是美国的这类组织，一般都不愿意听从联合委员会的意见。因此，联总对物资的要求实际上必须先由各国当局批准，然后联合委员会的正式行动才能生效。
联总工作的另一个重大障碍是，它的活动只限于那些无力用本国储存的外汇来支付救济物资的国家。实际上，这意味着联总的活动仅限于东欧、东南欧、中国和菲律宾。从理论上讲，其他国家对救济物资的要求在联合委员会通过或拒绝之前，须由联总加以审议。但是，有能力支付救济物资的国家不想受联总的监督，因为他们觉得直接同有剩余物资出口的国家打交道，其效果似乎较好、较快，所以毫不踌躇地越过了联合委员会。结果造成了管辖权的混乱，在1944年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直作出种种努力，但是甚至在签订协议之后，也并未改变有关各国政府掌握实权的现状，它们依然不愿受联合委员会的控制。结果，由于战时机构仍处于紧张状态，联总发觉很难聘任干练的办事人员，这种困难加剧了行政上的混乱，几乎变得不可收拾．究竟联总何时可以开展工作，这个长期不能肯定的问题造成了另一个困难。这一问题首先取决于军事事态的发展。其次，要通过战地军事当局和联总之间的安排，把救济平民的职责移交给联总。为了达成这种性质的协议，双方只在1944年磋商过，内容是关于联总在巴尔干各国的工作。但在联总开始活动的日期尚未确定之前，难以作出具体的决定。事实上，在整个1944年中，军事当局仍然担负着救济平民的责任，联总只能处理管辖权方面的争端，同时为一个令人烦恼的捉摸不定的未来进行着一般的准备工作。
尽管如此，某些方面也有些进展。1944年1月25日，英国议会同意拨给联总八千万英镑，美国国会于3月28日批准给予十三亿五千万美元的拨款，4月17日加拿大议会跟着也批准拨给一千万美元，这三个国家的捐助占联总全部活动经费的百分之九十四。美国在第一年单独提供了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三。
这种不均衡只不过反映了联合国家之间国家财富的不均衡。但是，美国所占的巨大优势必然使联总有可能变成一种美国的组织。诚然，这种性质由于其他国家的参加而冲淡，但归根结底仍须依赖美国国会的善意，并在无数问题上还受到美国官员们否决的限制。美国人通过拒绝提供物资的手段（除非按照他们的条件），使自己处于可以左右联总一切业务的地位。结果，对联总来说，同美国对外经济管理局的关系远比任何日常公事重要，同美国国会的关系决定了联总工作的长期规模。因此救济工作的国际合作实际上不过是决定于美国的意图如何而已。但在1944年，当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时，这种实际状况并不显著，因为当时军事上的需要仍占优先地位，联总只能制订计划和提出请求。
尽管如此，一个国际管理组织的核心毕竟形成了，关于救济物资分配的原则也拟定了。欧洲被解放的国家的粮食最低需要量都已详细地计算出来，其他需要的物资则尽量事先估计好。拟订这些计划的主要机构是联总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总部设在伦敦。为远东设立的类似组织直到1945年才开始工作。7月间，把联总基金分配给需要援助的各个欧洲国家的工作开始了，到1944年11月，确定了一项试验性的分配方案。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着手委派人员，拟订国家救济计划的细则，以及分配供应的物资。尽管有种种困难，一个开端终于形成了。
大战使世界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损害，救济和重建工作显然不过是使世界经济复兴的第一步。但是用什么办法、按照什么蓝图来重建国际经济关系，这一问题是不易解答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美国政府的官员们一般都确信，要实现持久和平，就必须使世界上的贸易摆脱或几乎摆脱关税壁垒、输入限额和限制货币的使用等束缚。为了遵从这个观点，大西洋宪章内写上了一条，保证要力求使各国“在平等的条件下，参加国际贸易和获得世界各地的原料”。但在丘吉尔的坚持下，对上述规定作了些修改，加上了一句话：“同时适当地尊重……现有的义务”。在与英国签订的租借总协定内有更具体的内容，其中第七条规定：两国政府要在“国际贸易方面消除各种形式的歧视性待遇，降低关税和减少其他贸易壁垒”。在同其他国家签署的租借总协定内也有类似的条款。在莫斯科会议上，赫尔为战后国际经济组织提出了一项更详细的计划，但在那时没有执行。赫尔建议设立一个国际银行和一个负责监督逐步拆除国际贸易和生产方面一切壁垒的委员会。
英国、俄国和其他联合国家已正式遵守大西洋宪章，并签署了租借总协定，其中规定各国在战后应接受自由贸易政策，但盟国之间对这项问题并来达成真正的协议。英国和俄国在协定上签了字以讨好美国人，但是两国都不准备使战后经济政策适合美国人的观点。严酷的事实是，当自由贸易看来有利于美国的工农业时，它似乎有可能损害到英俄两国的利益。至少，要推行自由贸易这类制度，俄英两国的国内经济就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两国政府都不准备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这种现象在1944年变得很明显。那年夏秋之交，由于英国内阁反对降低关税、废除出口津贴和输入限额等计划，英美两国官员关于战后贸易政策的谈判陷入了僵局。
当美国的计划受到这种挫折后，国务卿赫尔及其同僚把他们的精力日益集中在政治方面。他们在采取紧急行动时，或多或少将自己的自由经济思想置诸脑后。相反，美国财政部带头磋商战后的经济政策时，却把注意力集中在货币问题上。
1943年初开始进行细致的初步会谈。之后，由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主持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自1944年7月1日至7月22日在布雷顿森林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其基金由各国政府捐助。会议通过了两个机构的具体规章。
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象三十年代那样广泛的国际财政战争重新出现。此外，应禁止用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以获得贸易利益，废除对各国货币兑换的限制，废除以特殊货币进行出口贸易和一切类似的歧视性的措施。然而，这些措施的作用被一项一般性的条例削弱了。这项条例承认有一段“战后的过渡时期”，在这期间，允许会员国“保持……对当前国际贸易中支付和汇兑的限制，以适应不断变更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把新的货币原则的实施推迟到将来国际收支达到稳定的时候。
基金组织的任务是，除检查各会员国的货币政策外，还要发行货币证券，当任何会员国暂时需要外汇以支付所购的货物和劳务费用时，即可出售给这一会员国。其用意是，由于世界各国都能得到基金组织的这种服务，外汇兑换率的短期波动便可以减少，而有了稳定的货币，国际贸易便能够在比较巩固的基础上发展。
看来可以很公正地说，该计划的制订者排斥或试图排斥沙赫特博士在国际贸易和财政上的做法。他们肯定没有料到，使战后世界受害的“缺乏美元”的情况将在多么广泛的范围内不断存在。这个计划也没有考虑到，苏联在大战刚结束后的时期，马上就会采取对邻国进行经济剥削的手段。如同美国的许多战后经济规划一样，国际货币基金计划是一种向后看的东西，不能很好地适合战后世界实际面临的形势。然而在1944年这一点是不明显的。而且抱着希望的人们还认为，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将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