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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与侵略联系在一起。日本在军事方面的努力的领先地位是无可争议的。由于它正在进行同中国的战争，它在1938年已为此动用了全部资源的四分之一。不过，那时世界的注意力从远东转移到欧洲，那里的进展速度完全由德国决定。它同意大利一样，用于军事的资源占可动用资源的六分之一。
至少从形式上看，苏联用于军事的支出不超过它可动用资源的十一分之一。但是，那六个国家投资花费用于建设兵工厂和要塞就作为军事开支，却不能断定苏联是否也这样做。鉴于苏联用于投资的支出水平高得反常，至少有一种可能性是，其中有些是潜在的军事支出。例如，建设中的拖拉机制造厂可能设计为稍作调整便可生产坦克的工厂。
不过，苏联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相同之处是，在可动用的产品净值中公民个人消费所占份额要比美国、法国和联合王国的同类份额低得多。这种消费的低水平与军事支出和投资支出的高水平是完全一致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由政府机构收购的物资和劳务在苏联、德国和意大利都高，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最初在美国也是如此。不过在美国这反映了为克服1938年的不景气所作的努力，而在德国则主要反映了以政府基金来维持和供应庞大政党和半军事组织所付出的代价。确实，德国用在这一项目上的高份额暴露出它的特有的军事努力还没有达到最适合的程度。也就是说，政府当局在1938年仍旧对实际资源提出过高的要求，因而不能达到可能的最大限度的军事成就。
此外，在苏联集体主义社会里公共支出之所以高，简单的原因是大量劳务是由国家直接提供绐公民消费者的。德国部分地也是如此，有些公民能够从国家发起的“欢乐产生力量”组织直接受益。可以假定，上述国家提供的对公民消费的补充，将能大量地提高苏联的和稍微提高德国的那种极其低下的消费水平，但是看来不太可能的是，这两个国家会提高到稍稍接近西方三个民主国家中任何一国的普遍水平。
德国同日本和意大利一样，将它可动用的资源投入加强战备工作要比民主国家多，对这一点不能有丝毫怀疑。不过，说由于德国在1938年的军事努力巨大，留给消费用的资源就小，这是一回事；说在一个时期内不断增加军事方面的努力，只有通过逐渐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准才能实现，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仔细的调查表明，虽然军事支出占可动用产品净值由1929年的不到百分之二上升到1938年的百分之十六以上，但是在此期间德国的累积实际消费略有增加，按人口平均的实际消费水平在1938年只是略低于1929年。实际投资净额也没有改变。因此，德国军事力量有了巨大增长的同时，政府当局收购物资和劳务也同样增长，这不是公民实际消费水平下降的结果，相反，这是德国从1929年到1938年实际国民生产或实际国民收入净值增长了约百分之二十的结果。德国实际国民生产的增长，同它制造业产量的增长是十分一致的（参阅表III），首先是它执行各项经济和贸易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保证在三十年代后期达到和保持充分利用它的各项资源。
很明显，经济实力同军事实力之间有些联系。从1929年以来产量一直上升的，并在1938年还保持着高水平产量的四个国家，也就是把它们可利用资源中几乎是最大部分用于战争或备战的国家。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并由于大萧条的缘故，这四个国家都采取极权主义的政府形式，它们一直能使它们的经济稳定程度保持比三个西方民主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要高，这一点已经变得可痛地明显起来。确实，萧条以后法国从来没有、美国只有一次达到过两国在1929年曾经达到过的生产水平和繁荣程度，而两国象联合王国一样，1938年又一次陷入新的衰退之中。
如果经济成绩是实力的检验，那末怎样才能解释极权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民主国家的明显虚弱呢？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意味着把一个政党的意志和目标强加于整个社会。不论鼓舞着苏联共产党、意大利法西斯党、德国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们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的信仰的优点如何，上述集团决不会容忍对它们政权的目标的公开反对。这种不容忍，这种镇压或者迫害违反执政党的各种意见，正是“民主制度确立于世以便防止的罪恶”。
因此，极权主义政府比之民主政府所享有的巨大好处就在于，它们能够把国家政策的明确目标强加给本国人民。而民主政府在拟订这类目标的时候，不得不经常考虑到反对党的意见。极权主义政府能够把现有的机构和社会力量与实现它们的既定计划这唯一的目的联在一起，而在它们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它们又有权力施行极权主义的纪律。民主政府却要先得到同意才能依靠纪律执行其政策。虽然得到这样的同意是可能的，但却是从无保证的。
然而，极权主义强国所共同具有的许多政治特点，不应使我们看不到它们在其他领域中广泛的差别。一方面是苏联，另一方面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上存在着很深的鸿沟。苏联在连续几个阶段中，废除了土地和一切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从而取消了人类社会中主要的不平等的形式之一。而在其它三个极权主义国家中，这种不平等继续存在。的确，这一不平等在日本要比美国或者联合王国更甚。此外，虽然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业家受到控制，却仍然行使在他们的企业中的管理权。在这方面，与俄国标记的极权集体主义相比，极权资本主义同民主资本主义有多得多的共同之处。这意味着，不是它们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相似，而是它们政府能够行使的政治权力相似，才造成极权主义国家工业较大的稳定。
但是在三十年代，所有这些大国的经济和商业政策与它们相对的实力地位或者相对的虚弱地位有什么关系呢？
苏联的情况十分独特。政府服从共产党的最高权威，承担苏联经济命运的全部责任。政府把原来的农业社会转变成工业社会作为主要目标，通过各种机构，逐个工业部门地安排生产计划，按照可利用的资源情况事先决定用于消费和用于建立它的工业设备的数量。计划一旦决定，一切手段都用来保证计划的执行。如同斯大林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
固然，它们（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里也有某种类似计划的东西。但这是一种臆测的计划，想当然的计划，这种计划对谁也没有约束力，根据这种计划是不能指导全国经济的。我们这里就不同了。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管理部门必须执行，这种计划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进程。你看这里是含有原则性的差别的。
这样一种计划经济能够消除剧烈的起伏不定，而迄今为止，这在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是有目共睹的；当然，即使在苏联，有些因素也难以预见到（例如，气候、收获、人的愚蠢），因而必然会使考虑得最周到的计划也出现脱节现象。的确，苏联计划工作人员——计划应当生产的品种及其规模——在判断中的任何错误，都可能造成福利方面的损失，这样的损失比之私人企业中进行反复试验的代价要大得多。实际上，在计划工业化过程中究竟犯下了什么代价高昂的错误，将永无人知。不过无法说明，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中，为什么却由于缺乏有效需求而存在不景气和失业现象。
国外需求的起伏也不能大幅度地影响苏联的内部稳定，因为在1937年出口货物还不到国民生产净值的百分之一。在执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制造业生产增加了两倍以上（见表III），直到1931年止，这一增长伴随着进口物品的显著增长。其后，由于在这个大陆规模的国家可找到的多种潜在资源的情况有了进展，进口货品下降了。苏联政府积极奉行代替进口品的政策取得了成功，这表现在从1929年到1937年之间进口货物降低了百分之四十七，还表现在苏联自称是解决制造合成橡胶所涉及的实际问题的第一个国家。这一十分显著的朝向自给自足趋势，部分地是为政治权力和战略的考虑所激励的（因为决不能让俄国公众忘记他们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这一趋势意味着靠出口来支付进口的迫切需要已经结束。而且由于苏联政府完全垄断了对外贸易，苏联的商业政策（通过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和进出口特许制度）保证国内生产计划不会遭受外部影响的危害。
通过定价，生产计划便转化为财政计划。国营贸易公司就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商品与国营工厂或托拉斯签订交货合同，商品的价格不由工厂而由计划当局决定。由于计划价格的确定是根据包括工资在内的估算的生产成本，金融当局必须把资助生产计划所需的全部贷款交付托拉斯支配。因此，上述贷款安排原则上完全依生产计划而定，而国家银行不可能通过它们的信贷政策造成实际需求、产量或就业方面的变化。
苏联财政或预算政策的职能是当心财务交易不致打乱经济计划。为了获得对巨大投资和工业化计划提供资金的手段，苏联当局几乎完全依靠单一的间接税，即营业税。这种税是这样设计的，它要在对消费品的需求（决定于工资收入）同消费品的供应（由生产计划安排）之间建立平衡。商品出售的零售价格超过出厂价格的部分就是这部分计划当局决定加速工业化的程度（即决定投资率的增加幅度），也就是财政政策必须照办的程度和营业税必须增加的程度。
明显的是，工业化速度本身最初必须以俄国人民的巨大牺牲为代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推行了强迫的集体化，农业总产量下降了，牲畜被屠宰了，当然这些产品没有进入城镇市场。在这减少了的农产品总量中，还必须增加出口量，以支付更多的进口的设备和机床以及补偿在世界其他国家处于大萧条时期对苏贸易的不利条件造成的损失。但是同时，当国内现有的可作消费用的农产品下降时，工业劳动力成倍增加后可供花费的收入却随之增加。在此严重的“商品荒”情况下，价格提高了，基本商品大部分实行配给，只有一小部分容许在合法的黑市上自行定价。官方的配给优待产业工人，虽然到黑市上去补充他的配给品的诱惑经常刺激他们去挣得货币收入，但是昂贵几倍的价格却剥夺了这个货币工资级差的普遍意义。这一级差本来是用来奖赏熟练工人，并导致流动性的。无疑地，这一情况以及在分配紧缺商品中有意区别对待，包含着可能导致一切有效规划垮台的危险。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供应状况得到改善，在1935年高价和配给可以取消了，人的痛苦至少能不更甚，于是上述对于计划工作的明显的危险减小了。根据说明计划完成的数字来判断，不能说不同经济部门的成就是不相关连的或混乱的。
在这个集体主义社会里，发展经济的决策牢固地集中在政府手中。这个社会要把经济计划、金融管理、财政和商业政策都密切协调起来。因此在这个社会里，保持经济稳定和获得国民生产的巨大增长并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在工业成长已经达到先进阶段的个人主义的国家中，要维持一个高水平或上升水平的生产就困难得多。由一个当局拟订一项总计划，然后把它强加于所有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容许的。准备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都取决于按当时市场价格对各种商品和劳务的有效需求。与苏联有计划地分配资源形成对照，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依靠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来确定把资源投向需求最大的那些部门。
但是为什么自1932年以来，有效需求的恢复在法国完全没有，在美国很不完全，而为什么在英国不能维持下去呢？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作出对三个国家都有效的简单答复。它们所需要的是四大作用集团之一（或是四者的总和）增加支出，达四个团体是：消费者、商人、政府或外国人。普通的民众，尤其是失业者想要多买一些，但是他们连买基本必需品的钱都拿不出来。没有资产可以作为向银行贷款的抵押，人口中的这个大多数增加其有效需求的可能就被排除了。虽然国外需求对刺激生产极有帮助，但是这种需求在三十年代受到直接管制和货币限制的阻碍。结果，需求、就业和生产的增加都仰赖政府和商人开支的增加。
只要公共开支（即政府和地方当局的开支）是靠税收提供资金，只要——税率结构没有任何显著变化——预算是平衡的，政府就既不能减少，也不能增加总的需求量。它们只能通过造成预算上的赤字来增加需求量，其途径是减少税收或是增加商品和劳务的支出。但是赤字支出（以借款来提供资金）由于多种原因，却受到商人的反对。1931年在联合王国，这一社会成份导致了工党政府的倒台，因为当时关于国家支出的美伊委员会报告说，预算表明下一个财政年度里赤字达一亿二千万英镑。要求预算平衡同样是法国勃鲁姆政府最终受到挫败的诱因。而要向由罗斯福新政造成的相当数量的“联邦”赤字提供资金，肯定地使美国企业界与政府之间早就存在的敌对情绪更为加剧。企业界巨头认为，把最广泛意义上的国民账目的平衡作为目标，不是政府的职能；而如果以“健全的财政”为名义，政府根据这种理论行事，并把它自己限于平衡预算账目，那么，能够增加有效需求的唯一渠道就是私人企业。
在作出是否增加支出的决定，以便扩大生产和就业，企业界巨头的动机——虽然并不是全部的动机——是获取利润。对取得利润的前景又受到下列事物的影响：成本变化、技术发明、税收结构的多样性等等，而最重要的是银行业系统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最终发生影响的是半自主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在所有成熟的经济中，中央银行控制着货币的供应。只要公众宁愿把货币存在手头而不愿把它（按一定利率）存放出去，中央银行就可通过增加货币供应的办法来降低利率。即使由于各种原因，公众愿意持有更多的货币，中央银行也能通过货币供应中的变换来满足他们，从而把利率维持在所期望的水平。银行活动首先影响短期利率，但是，中央银行通过对短期利率施加影响，可以间接影响长期利率。它们还可以通过适当的“公开市场活动”来直接影响后者，也就是通过买卖公债和长期债券。如果中央银行买进债券，它们就抬高了债券的价格，从而降低了长期利率。长期利率愈低，企业家们投资赢利机会的幅度也愈大。因此，如果有效需求又恢复到仅靠私人企业的投资政策（如同有的国家由于政治原因而禁止政府造成预算赤字就会有这种情况），银行的货币政策在创造适当的投资条件中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
在生产能力闲置和工人失业的情况下，平衡的预算、低利率、原料普遍实行国际价格（原料的国际价格低于制造品价格）等，都是易于恢复企业家们对于在联合王国投资获利的信心的主要因素。当1931年工党分裂时，新的联合政府提高税额，降低救济金，通过把巨额国债转换为低利息而大量节约，并从1932年增加进口货物的关税中获得较高的税收。通过上述各种手段，直到1936年为止，国民账目逐年都充分实现平衡，只有1931年例外。
新政府已经许愿要“挽救英镑”之后在上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放弃了金本位制。通过这一行动，它切断了英国同世界价格水准的联系——这种割断联系是必要的，如果英国要制止通货紧缩和失业增长的话。此外，英镑贬值是计划用来刺激出口的，只要竞争对手如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继续实行金本位制，而英国的主要供应者和顾客，也就是大英帝国和有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同样地贬值并把它们的货币与英镑保持固定比率。在这一方面，英国的幸运是十分独特的。她继续获得廉价的食品和原料，而又比她的竞争对手占有出口方面的优势。金银两项姑且不算，英国国际收支收入项目下的差额在1933年和1934年达到平衡，而在1935年出现顺差。
货币贬值的另一结果是利率的放松。中央银行通过公开的市场活动而增进整个银行系统的现金基础。但是，尽管利率较低，三十年代“工业贷款”从来没有达到二十年代的数量。结果是各银行拥有更多的现金而又不能找到“贷款”的顾客，于是它们就去购买证券和债券，从而帮助企业周转灵活，并使它们不必仰赖银行而能有钱扩大企业。
这些金融、财政和商业措施在雇主中产生了乐观情绪。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