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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儿！”老外眼睛一亮，“哪里卖？”
“别忙别忙。”马青收起花布，“我明白您那意思。您不就是想买中国的宝贝么？我那儿有各式各样儿的，您跟我来吧，美萍，头里走。”
马青搀着大老外，指着一马当先往前走的刘美萍：“咱跟着她，探宝去。”
“路多远？”老外看着曲里拐弯的小胡同犯懵。
“拐弯就到。”
我们一行三人兴冲冲地迈进小厨房——海马沙龙。进门就找：
“台湾人在哪儿？台湾人在哪儿？”
正陪着大老外喝颜色水看花布的杨重转身说：“台湾人今儿不来了啦，改各国反动派了。”
我们仰脸看着高出一头的大老外发愣，大老外也看着我们犯晕。
“你不是就稀罕中国的宝贝么——这全是中国最好的宝贝。”马青为我们介绍，“这是圣马力诺汉学家，哭着喊着要认识你们。”
“他，”我指指汉学家，“有饭么？”
“就看你们的了。”杨重说，“人我们绑来了，砍得出砍不出饭就看你们临场发挥如何了。”
“他们要干什么？”老外指着我们问，“他们不卖花布？”
“不卖不卖。”马青把老外按坐在一张椅子上说，“坐下说别光站着。”
我们也分头坐下，傻呆呆地看着老外。
“别傻坐着，说话呵。”马青催促，“天南地北好容易碰到一块儿。见不着时想死，见着了又没话儿。”
“不知说什么好。”吴胖子说，“不知他爱听什么。”
“没话儿找话儿吧。”我说。比划着端碗拨食的动作，“好吃——中国饭？”
“好吃！”老外恍然大悟，露出微笑，“吃不够。”
“敢情这位也是饭桶。”我指指自己又指指他，“我们一起去吃——你请客。”
“你请客。噢，不好意思。”
“不，我说你请客，你有钱。”
“不好意思。”老外笑着摇头，“还是各吃各的吧。”
“A——还是你请客，我给你中国人的友谊。”
“就别老说吃了。”杨重插话，“说点别的，迂回点。”
“你，多大？”我比划着，确实无法表达年龄的形状，只好比着高矮。
“一米九。你呐？”
“我说年龄：——年龄。”我比着下巴的胡子，又往下拉双眼，龇牙数着给他看：“几岁口？”
“他说什么？”老外看马青。
“咴！——”马青扬头作马嘶状，又龇牙冲老外，“他问你几岁口？”
“不买——咴——”老外也扬头嘶叫一声，“有笛笛。”
“树，知道吧？”杨重看不下去，插进来指外边的树，用手划着圈子，“年轮。”
“树？噢，知道。年轮也知道。”
杨重指我，又指老外：“他问你年轮——几圈了？”
“三圈。”老外伸出三个手指头，点点头，“你几圈？”
“也三圈。”我说。
“不。”老外不同意地举起四个手指头，“四圈。”
我急了，跳起来骂，“挤兑谁呐你？”
“你别这样。”马青说我，“人外国朋友实诚，其实说你四张儿也没往高说。”
“他说什么？”
“他夸你呢，说你好眼力。”
“怎么看上去象骂我？”
“没有没有，我们中国人都这样儿，夸起来跟骂人也差不多——热情奔放。”
“那我们怎么分辨？中国人爱我们还是恨我们？”
“他们要跟您笑，那就是恨你；要冲您瞪眼儿，那就是爱你——不拿你当外人。”
“跟我们反着？”
“对，一概反着，连红绿灯都是反着的。上街您看见红灯就往前走，见着绿灯就赶紧停下来。”
“明白了。”老外冲我们瞪起眼，厉声说：“我爱中国！”
“好，爱吧，咱们互相爱着。”我瞪眼冲他嚷，“你爱中国，我们爱圣马力诺。”
“那就去吧，我不是都来了！”
“还是你会说话。”
“看来这顿饭是没戏了。”刘会元对我说，“怎么都说不到一起去，谁跟谁都不挨着。”
“没人想到你们国家去。”吴胖子对老外说，“我们在自个国家呆着挺好。”
“是的，我很羡慕。”老外说，“也就是在中国，在我们那儿没人成天这么坐着说闲话——饿死了。”
“那你们也革命吧，一革命就全饿不死了。”
“革不起来，反正也全饿不死，看你们革了。”
“看我们热闹是不是？就知道你们大鼻子都安的这心。”
“又夸我？不不，不要老夸我。我们做的很不够，比你们不如。你们把全国地主都斗了，我们也就是劫两架飞机，绑架个资本家。”
“你，你是干吗的——在你们国家？”
“在我们国家我是好孩子，在德国我是红军。”
“德国红军！”我们大惊失色，“恐怖分子？唉哟，怎么净碰上这人？我们还以为你是资本家呢。”
“又夸我？生晚了，没赶上你们中国红军革命的时候，只好就近入德国红军了。”
“你快走吧。”我们拉起老外往外推，“要不我们得把你扭送公安局，国际公约得遵守呵。”
“你们怎么这态度？”老外被轰出来，十分不满，“我们一向是只拣资本主义国家祸害。”
“我们今儿是等资本家呢，没等你。”我们轰走老外，关紧门，犹自心跳，“德国红军？那也是穷人的队伍了。”然后一起用眼瞧马青。
马青面无人色，连连向后退去：“几位爷饶命！几位爷饶命！我这就再去上街，死活拉一资本家来。”
“再找来洋红军，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其实你们不明白，外国那红军也都是有钱人。”杨重替马青圆场，“闹革命玩恐怖在外国都是有钱人的娱乐，时髦着呢。”
“不是你不知道我们恨极左分子？你讲话那是有钱人的娱乐，咱穷人起那哄干吗？先富起来再找乐儿。”
“这人穷呵就是志短。”我说，“连革命的精神都打不起来——除非能靠这吃饭。”
“嘿嘿，你们可他妈来了。你们胡写乱抹一通全颠了，我和丁小鲁屁股都坐大了。”
我们一行刚进“海马”编辑部，正愁眉苦脸处理稿子的于观就嚷。
“方言你过来，你自己认认你写的这叫什么字？你写的这是汉文还是阿拉伯文？”
“别一见领导就叫苦担子就往领导肩上搁。”我走过去，“领导叫你负责编领导的稿子那是领导信任领导也没闲着呵刚跟德国红军攀了回道……‘柔’呵，领导写的这字是‘柔’呵。连‘柔’都不认得？还主编呐？虽说领导的笔乱了点，大模样儿没走呵。”
“那我问你，这‘柔持’是什么意思？”
“‘柔持’就是特含蓄有主心骨不太动声色的意思——‘柔持地笑’么——表示特风度。”
“谁‘柔持地笑’？”
“我‘柔持地笑’呵，面对困难，毫不在乎。”
“那字念‘柔’么？”
“不念‘柔’也差不多吧。”
“那字念‘矜’，告诉你——左边一‘矛’右边一‘今’。好好记住，下回别再现了，好歹也是个作家了。”
“有什么呀有什么呀？不就是个‘矜’么？秀才识字还识半边呢。”
“你们俩也都过来看看自己的稿子，”丁小鲁叫吴胖子、刘会元“你们那错别字不比他少。是不是小时候学字时跟的一个师傅？”
“急了我用英语写了。”吴胖子嘟哝，“写完了再翻译。”
“你们以后写稿子是不是认真点？”丁小鲁说，“咱们这刊物是全国影响，太胡闹了不好。”
“我这已经很认真了。”刘会元趴着改自己的错别字，“再认真就没法看了。”
“噢，对了。”丁小鲁拉开抽屉拿出一封信扔给我，“这儿有你一封读者来信，昨儿收到的。”
“男的写的女的写的？”
“看这名像女的，郑文文。”
“念念念念。”吴胖子一把夺过信，“看写的什么。”
吴胖子抽出信，展开，一看，先乐了：“亲爱的方大哥，你好！”
屋里人全笑了。
“这叫什么称呼呵？”我笑着说，“直接套‘瓷’。”
“可能您不认识我……”
众人又笑：“这不是废话么？”
“可我认识您，当然还不能算真认识，只是刚从您的作品中和您发生了一点关系。”
“瞧瞧，这就发生上关系了。”刘会元说，“要不说快呢。”
“我是第一次读您的作品。”
众人笑：“没法不是第一次，早先读的都是别人的。”
“第一次读就喜欢上了。”
“嘿，要怎么说勾人呢？”众人笑。
“我发觉您特有才气，观察事物特仔细，对话虽少，但对就对在我们心坎儿上了。”
“夸的路子，现在这人全是夸的路子。”众人大笑，相视点头，“都知道这话儿人家爱听。”
“下面准是：‘我这不是夸你。’”
“我这不是夸你……”
大家哈哈大笑：“还不是夸呢？”
“听着听着，别闹。”我制止大家。
“哟哟哟。”众人瞅着我笑，“怪严肃的，是不是也被别人‘对’到心坎儿上了？”
“……是我的心里话。”吴胖子接着念，“其实我平时也挺傲的，别人都说我瞧不起人，但我一看你的作品……”
“就瞧上你了！”众人一起笑着说，“这回可逮着一个可以瞧的了。”
“你是不是很年轻？从你的作品中我感觉到你很年轻。”
“年轻年轻。”我笑着说，“不但年轻还有为。”
“我也很年轻。”
“瞧，年龄还合适。”众人笑。
“也爱好文学。”
“有共同爱好。”众人笑着说，“看来不发生点关系真是不应该了。”
“——但没写过什么东西。”
“不碍事，你这方大哥也没写过什么东西。”
“——我想拜您为师。”
“好好，这方大哥早想收徒弟倒贴还没人上门呢。”
“——您能不能教教我？”
“能教！”众人一齐说，“方大哥不但能教还爱手把手地教——就怕你不好好学。”
“哄我是不是？”我说，“你们这么起哄我可脸红了。”
“赶快回信吧。”吴胖子把信扔我怀里，“我也不念了，下面那词儿我看着都害臊。”
“你害什么臊？”大家笑吴胖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是我就觉得气愤，对个鸡巴作家就这份儿德行，将来真见着敌人还不得当场跪下？”
“你打算给这主儿回信吗？”于观问我。
“回！”我说，“你顺手给我写吧，我倒不是担心别的，主要怕你不够漂亮……”
大家哄堂大笑，互相感慨着：“坏，这作家是坏。”
“嘿嘿，你找谁呀？怎么进屋门都不敲？”吴胖子冲一个走进屋东张西望的老头子说。
“我找方言。”老头儿说，“你们这儿是‘海马’的窝吧？”
“你是谁呀？”我问老头子。
“我是古德白！”老头子一字一顿掷地有声地说。
“谁是古德白呀？”我问大伙儿。
大伙儿都说，“没听说过。”
“噢，我听说过。”丁小鲁站起身冲老头儿说，“您就是那个写过‘狂飙为谁从天落’的古德白？”
“《狂飙为我从天落》。”
“对对，‘狂飙为你从天落’”。丁小鲁对我们说，“你们没看过吗？那书多有名呵，八路军里认字的一多半都是看了那本书从家跑出来的。”
“是么？”我们看着老头儿肃然起敬，“敢情三座大山是你推翻的。”
“古大爷，您坐。”我把自个的椅子让给他，“您找方言干吗呀？”
“找他算帐。”老头子坐下说，“他讽刺我。”
“我什么时候讽刺您了？我连一分钟之前有你这人都不知道。”
“他就是方言？”老头子跟我上下犯照，“你丫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丫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跟老头子犯照。
“你丫不就两肩膀扛一脑袋么？再加上俩胳膊俩腿——挺一般的人。”
“你六指儿一个给我看看。”
“我还真不信这个。”
“再来劲把你丫脑袋揪下来。”
“别吵别吵，方言你对老人尊敬点。”丁小鲁解劝说，“古老您也别动气。到底怎么啦？有什么话儿慢慢说，方言怎么讽刺您了？”
“怎么讽刺了？万人大会上说我玩文学，什么‘现代文学宝库中的大师之作哪一篇不是玩文学？’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说你了吗？”
“还非得点名是怎么着？现代文学宝库中的大师除了我没别人，你没说我说谁呢？别跟我来这套，大爷心里明镜似的，哪天不开几次座谈会？开了一辈子了，别提座谈会，一提座谈会就跟我有关系。”
“他那是夸你们呢。”丁小鲁解释道，“说你们路走的对，要跟你们学。”
“不中！夸我们咋还说‘改不了’‘老死算’什么的。”
“您这都是打哪儿听来的？还怪详细的。”
“你以为你说说就完了？早有人把小报打给我了。别看我上了岁数，谁在哪儿说了我什么我全竖着耳朵听呢。你说怎么办吧？你损害了我名誉，犯了诽谤罪——全世界都知道我玩文学了。”
“全世界都不干别的，光关心你？”
“反正你要不公开道歉，赔偿损失，我就上法院起诉。”
“你是不是玩文学吧？”
“不是！我一辈子辛勤笔耕从来都是教大家教咱们的人民充满理想无私奉献艰苦奋斗高尚做个完人甚至不惜编一个完人在作品里叫大家学——我怎么就玩文学了？”
“你这还不是玩文学？古大爷，确实我这么说有点不尊敬您，但要不这么说，我看您到了也明白不过来。您当您还小呵？编点瞎话说说大家还能原谅您？您也是一把岁数土埋脖梗子按老话儿讲棺材瓤子了，还不学着说点老实话办点老实事当会儿老实人您也不怕……”
“我不怕我什么都不怕！人死灯灭，物质不灭，当初上这条道我就早把脑袋掖腰带了。”
“您是黑了心了，一点不考虑下一代，只管上下两个‘巴’痛快！真的，我恳求您了，再不能这么不负责任地蒙骗下一代了。社会都进步到什么阶段了？谁当好人谁吃亏！您不趁临死前传点坏招儿现身说法还一个劲儿赶着大家闭眼往悬崖下跳——您也太玩世不恭了，古大爷。”
“有什么呀有什么呀？别跟我说这个，我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信——我算看透了，想客客气气的，什么都办不成，该恶就得恶！你等着，我收拾不了你，我还不姓古了。光你们有哥儿们？我们也有哥儿们，哥们儿之间也仗义着呢！”
“都是流氓。”丁小鲁对于观说，“我算看出来了。”
“不服是不是？”老头子盯着我，“不服抽你丫的。”
“甭报警。”我按住丁小鲁拿电话的手，“这种流氓是不怕警察的。”
“识相点。”老头子挑着寿眉说，“别找不自在。要想还在这道儿上混，就得懂规矩。否则，砸了你的铺子，远远撵出去！”
“我认栽。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你还有什么要求吧？我全答应。”
老头儿走后，大家纷纷安慰我，劝我别往心里去，就权当咱们真错了，古德白骂对了。
“我不生气。”我说，“小流氓栽老流氓手里不丢份儿。”
六
“这屋怎么看着宽绰了？”
“美萍家小厨房也腾给咱们了。”杨重对我说，“各庄的地道连成一片了。”
“你真幸福。我真羡慕你。”我一边巡视着扩大了的沙龙一边对陪在一旁的刘美萍说，“不是谁家的厨房都能改沙龙的。”
“还是惨点，对不住大伙儿。”美萍诚心诚意地说，“快了，我爸没几天了，他头脚咽气，后脚我就让你们搬正房。”
“没关系，斯是陋室，唯吾德馨。”
“对对，人好就行。”杨重说，“你瞧咱请来这些人一个赛一个德行。”
按常理儿，我应该用灯红酒绿郎才女貌什么的来形容沙龙里的气氛及宾客，但如此形容，我怕是要逃不掉恬不知耻的谥称。我们的文学总是不真实，我们的汉语大都不严谨，稍一铺陈，便与目睹事实相去甚远，未免令知情者贻笑大方。索性罗嗦点、粗白点，反正我的才气也是有目共睹，不必在这一段落炫耀。
红灯是有，只一盏，就是那种业余摄影爱好者洗相片用的涂红漆的十五度灯泡，挂的位置类似公共厕所同时照耀男女双方的那种地方。酒完全不是绿的，是不是酒也大可怀疑，最有可能的是酒精对“三精水”，一打一跟斗炮弹之的——盛在绿瓶子里。朗们才不才不便妄作结论，的确有长头发也有秃脑门和大胡子，谈的倒都是艺术，微笑也很得体。如果宽泛点谈艺术就不易，考虑一下人家长得如此绝望实在不该再落井下石，归入才子一类也情有可原。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