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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旷的牧场上进攻也同样艰难。道路只有一条，即诺维尔—福伊—巴斯托涅公路，路面上积着雪，雪下面又结着黑冰。德军的88炮对准路面，地下还埋着地雷。但不走公路就得穿越没有任何掩护的乡村野地。
E连呆了12天的树林名叫布瓦雅克，是个人工林。林子在E连的右边（东面）延伸出2公里，一直伸过铁路那边。林子的前方（北面）是一片空旷的坡地，一直到福伊村。德军在布瓦雅克林的东北部。他们所在的位置锲入了101师阵地；这是德军离巴斯托涅最近的地方，只有3公里。101师若要发起大规模进攻，必须先把德军赶出布瓦雅克，夺取福伊，然后才能攻取下一个目标——诺维尔周围的高地。
元旦那天，白天很安静，但傍晚时，101师给506团2营下达任务，要求它攻打并扫除在布瓦雅克林中的德军。夜里，几架德国飞机向E连投下几枚炸弹。托伊中士的手腕被弹片击中。这是他第3次受伤，首次是在诺曼底，然后又在荷兰。卫生员要把他送回救护站包扎伤口。托伊离开前到马拉其中士处告别，马拉其说：“你这小子真运气。”
为了实施这次进攻，1月2日天一亮，2营转移到右边靠铁轨处；1营作为团的预备队转到2营原来的地方。2营沿福伊—比索里公路散开，注视着东北方茂密的树林，等待着前进的命令（这正是12月22日1排开始巡逻的地方）。501团的一个营在2营的右侧，担任助攻。
温特斯发令：“出发！”部队开始前进。即使是在最好的条件下，在茂密的树林里行进也都很艰难，何况现在还带着步枪、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军刀、火药和干粮，更是苦不堪言。在树林里行军，士兵们浑身汗透，一停下来就出现了大问题：几分钟后，湿透的内衣会冰凉刺骨。
一进入树林，排和排之间，甚至班和班之间，有时甚至是人与人之间都会失去联系。因为雪和树吸收声音，所以听不到武器的碰撞声和身边战友的动静。孤立感加上紧张感总让人起疑心，担心撞上敌军。
突然，正前方德军的机关枪开始射击，正冲着E连的方向。与此同时，美军的支援炮火从士兵们头顶上飞过。德军炮兵很快回击，但并非是对付美军炮兵；德军炮弹就落在E连弟兄的身边。德军开火快，停火也快。克里斯坦森中士的分析是：“茂密的树林混淆了德军视线，他们和我们一样看不清楚。如果他们得知两营人正以庞大的散兵线朝他们的阵地压过去，德军大炮和机关枪的火力会猛得多。”
部队继续前进。先头分队抵达德军哨所时，机关枪又开始扫射。美军炮兵又开了炮，一排排炮弹压向德军阵地。德军也猛烈还击。“我受伤了！”的叫声和呼喊卫生员的声音在前线随处都可听见。部队仍在前进。弟兄们用手榴弹和步枪朝林子里开始后撤的德国兵开火。
前进了八九百米之后（E连的弟兄称此为“1，000码进攻”），美军到达一条穿越树林的森林公路。大部分人停下来，但有些人从另一边探进树林几米，以确保没有德国兵躲藏在那里。克里斯坦森和1排的几名弟兄正站在路上，突然，他们在右边看到了最不可能的事——一个德国兵骑着马向这边跑来。
美国人看到他时他也看到了美国人。他急速勒马转而后退。胡布勒下士迅速开了3枪，笑着跳起来大叫：“我打中了！我打中了！”克里斯坦森发现自己有个奇怪的想法，倒很希望那个骑兵能逃掉。
左面远处，路对面的树林里，二等兵拉尔夫·特拉帕扎诺喊起来：“嗨，克里斯，我捉了个德国人。”克里斯坦森朝他走去，走过他身边5米，进入树林，举起关着保险的M—1步枪，摆出准备开枪的样子。他从右边朝那个德军逼上去。“那儿站着一个纳粹党卫军骑兵，看起来身体很壮，穿着迷彩服，左手拎着冲锋枪，两手直直地垂下，但枪口却朝着特拉普。特拉普正俯卧在地上，M—1对准了德国人的胸膛。德国兵的脸上毫无惧色。”
克里斯坦森把M—1对着德国人的胸膛，用高中时学到的德语命令他放下武器。德国兵盯着克里斯坦森的眼睛，看到克里斯坦森真要开枪，又看了一眼他的M—1步枪，发现克里斯坦森正在扣动扳机。他放下冲锋枪，举起了双手。
克里斯坦森对特拉帕扎诺说：“下次你再看到这种神气的畜牲，一枪毙了算了。”
2。疯狂的轰炸
E连到这时为止一直很幸运。E连进攻时，在右边的501团遭到了攻击。第12党卫师（希特勒青年师）的第26精锐装甲掷弹团用坦克、大炮和步兵攻击，造成该团重大伤亡。E连的左侧，党卫军第9师攻击了502团的其他连队。但E连所在的扇面相对平静。
天越来越黑。前线接到命令挖洞防卫。由于星星点点的机关枪火力和炮弹，士兵们无法行动，只能就近砍下树枝盖在洞口。这既危险又困难，因为这意味着人员会暴露。机关枪和子
弹一来，大家就拼命向洞里飞奔，肾上腺素在体内急速奔腾。挖好一个洞，人就累得筋疲力尽，衣服、身体全部汗透。坐下来后，会感到冷，越来越冷，接着就不停地打冷颤。
“当你觉得身体再也挺不住时，”克里斯坦森说，“却发现你还是挺下来了。”
胡布勒打中了一个骑兵后非常兴奋。他转来转去，手插在口袋里，谁想说话他就和谁侃侃而谈。他右面的口袋里放着一把战场上捡到的鲁格尔手枪。一声枪响。他不小心扳动了手枪。子弹射穿了他的右大腿，切断了主动脉。胡布勒痛得在地上打滚，喊救命。1排的卫生员二等兵霍兰帮他扎住伤口。两个人把他抬到急救站，但刚到不久，他就死了。
这一夜奇冷无比，总不见天亮，好容易等来了黎明。一直没有交火。中士马丁来到1排的阵地。虽然大家说他很少提高嗓门，从不厉声严词，但这次他咬着嘴唇粗着嗓门喊道：“1排所有士官，10分钟内排部集合。”
中士雷德、兰德尔曼、穆克、克里斯坦森和下士罗伯特·马什、托马斯·麦克里里来到排部。马丁让他们坐下。中尉斯特林·霍纳、皮科克与福利也在。霍纳首先说话：“你们的排长皮科克中尉已被批准回美国休假30天，今天启程。”他解释说：师部的新闻发布员出了个不错的主意，认为让参加巴斯托涅英勇保卫战的每个团出一名军官回美国休假，可以鼓励士气，有助于舆论宣传。辛克上校决定抓阄选人。尼克松上尉赢了，皮科克在506团排在第二。尼克松说他已经回过美国了，不想回去，所以皮科克拿到了假期。
每个人都看着皮科克，皮科克结结巴巴地说：“我被给予这次假期感到很踏实，这都是因为你们在荷兰和这里的出色表现，我惟一能说的就是谢谢。”
麦克里里中士跳起来，冲向皮科克，不断拍着他的手说：“哥们，听到你要回家我真高兴，中尉！这是我离开莫米昂后听到的最棒的消息。”
皮科克完全误解了，脸都红了。他说感到太激动了，来自弟兄们的赞赏是最高的赞赏。士官们笑着相互对视着。他们看到皮科克要回家就像自己要回家一样高兴。士官们觉得是他们把他的担子从荷兰和阿登一路挑过来的。“没有人比皮科克更努力了，”克里斯坦森宣称，“不过，这副担子本不是该他挑的。”
皮科克宣布由福利中尉临时负责这个排。然后他兴高采烈地对大家说了声：“祝大家好运！”就走了。
皮科克走时，约翰·马洛尼牧师正用吉普车把乔·托伊从巴斯托涅的救护站接回来。他在路边把托伊放下。托伊开始穿过田地向前线走去。温特斯看到他时，他正往前线走，胳膊吊在胸前的吊带里。
“你去哪儿？”温特斯问，“你不必回前线的。”
“我想回来和弟兄们在一起。”托伊边答边继续走。
1月3日下午，温特斯带领2、3排和从第10装甲师配属来的一支火箭炮分队离开了有利的位置。他把1排留下暂时归D连，因为D连和101师的大多数连队一样，人员已不足编制的一半，守住主防线感到人手不够，需要支援。2排和3排开始往回撤，准备撤回到俯瞰福伊村的那片树林里。
3点30分，先头分队决定抄近路横穿空地，在天黑前赶回散兵坑。其他分队紧跟其后。德军看到了他们。
他们刚钻进树林就注意到，德军大炮已轰炸过这里。散兵坑四周到处是弹坑和炸落的树枝。弹坑很大，分明是重炮炸的，可能是170口径的。不等有人下令，所有人都立即动手，加固散兵坑的防护。
利普顿抓过一把斧子，跑向离洞口50米外的小树。这是离他最近的树。听到德军的大炮打过来，他因为来不及逃回自己的洞里，于是就跳进一个敞开的小洞，那是个别人挖了一点就丢弃了的洞。洞太浅，即使平躺着，利普顿头部鼻子以上的部位仍露出地面。所以他看到第一批炮弹在树林里爆炸。
声音震耳欲聋，十分恐怖。地面像地震一样摇晃。火箭炮分队的人由于没有散兵坑，两人当即被炸死，数人受伤。
乔·托伊中士在外面叫士兵们躲好。他回忆说：“人们常说你若能听到炮弹打来，你就没事。我没有听到炮弹。”一颗炮弹就在他上空爆炸。落下的弹片打断了他的右腿，打中了他的肚子、胸部和双臂。（胸部的弹片单独做了两次手术才从背后取出。）
轰炸突然开始又突然停止。这是E连在本次战役中遭受到的最严重的一次轰炸。树林里到处都有人呼救。利普顿估计会有步兵来袭，就跑回洞里拿枪。他听到隔壁洞中有人呻吟。原来是一棵直径16英寸的大树倒在洞口。利普顿想挪动那棵树，但挪不动。有士兵过来帮忙，从树边挖了个口，二等兵谢普总算从里边爬了出来。
托伊大声喊救命，想要别人把他拖回自己的洞里。瓜奈若中士第一个赶过来，动手拖他。
轰炸又继续了。德国人计划得很好。正如他们所料，停火时大家都走出散兵坑，救护伤员。一颗炸弹在瓜奈若头上爆炸。弹片击中他的右腿，把腿炸烂了。几分钟后，炮火停息。
利普顿走出散兵坑。戴克中尉叫他。“我听到他那低沉的嗓音，”利普顿回忆说，“他离我25码左右，没戴钢盔，没带武器。‘利普顿中士，’他冲我喊，‘你收拾一下这里，我去找人帮忙。’说完他就走了。”
利普顿把未受伤的战士召了过来。“有些伙计已经快疯了，有些则异常平静。”他派一部分人照顾伤员，一部分人组织起来准备回击步兵，因为他肯定会有步兵来袭击。然后利普顿就回去照看瓜奈若和托伊。
利普顿俯视着瓜奈若。瓜奈若仰视着他说：“利普顿，这次瓜奈若败在他们手下了。”马拉其也来了。据他回忆，瓜奈若和托伊清醒而平静，既没喊也没叫。“乔说：”给我一枝烟，马拉其。‘我就点了枝烟给他。“
我们的谈话停了下来。我催他讲下去。“我不想谈那件事。”马拉其说。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他接着说：“乔吸着烟，看着我，问：”天哪，马拉其，在这里，人想死该怎样做？‘“
抬担架的兄弟先到瓜奈若身边。他被抬走时冲着托伊喊：“我说过会比你先回美国的！”
“莽汉”康普顿中尉指挥着2排。他和士兵们很亲近，军官们认为是过于亲密了。“康普顿是我的密友，”马拉其说，“他不喜欢军队里的等级差别。对士兵比对军官更亲。”他跟瓜奈若和托伊特别亲近。
康普顿走出洞时看到周围都是血。离他最近的伤员是他的朋友瓜奈若和托伊，他俩的腿耷拉着，血把四周的雪染得鲜红。
康普顿向后方跑去，喊叫卫生员或其他人来帮忙。他最后终于在救护站平静下来；因为他被查出患有严重的战壕足病，撤离了前线。
康普顿1944年6月6日在布雷库特庄园获得银星奖章，随后在诺曼底受伤，在荷兰再一次负伤。从12月17日到1月3日的这段时间里，无论德军怎么轰炸，他都挺住了。但当看到排里的许多人阵亡，两个好友被炸得遍体鳞伤时，他却几近疯狂。
3。只会死亡，不会崩溃
皮科克离开了，戴克出走了，康普顿也走了，一名替补来的中尉因患战壕足病自己去了救护站（到这个时候连里人几乎个个都患上了这种病），还有一人自伤了手——朝自己手上开了一枪。在这种情况下，营长不得不注意精神崩溃的问题。温特斯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出了自己的感受：“在巴斯托涅这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步，我知道只有我来了。早晚要我接管的，只是希望情况不要太糟。但我从来不担心自己会精神崩溃。我觉得自己迟早会受伤。但崩溃，不会。”
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继续说：“但你没有看到身边每天、每天、每天都有人受伤，没完没了——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会永远这样下去吗？我还能再回到家吗？”
他说，对军官们来说，没有觉睡，食品又不够，还得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不断做出超出自己职责范围的决定，精神崩溃也就难怪了。
当时美国陆军规定，步枪连应该在前线长期作战，步兵师里的步枪连更应该连续长期作战，伤亡人员由单个士兵替补。这就意味着替补来的新兵并不是和当初带他们一起训练、并且和他们一起来到国外的人并肩作战，而是和陌生人一起作战。这也意味着老兵们只有被打死或受重伤才有望逃离危险。于是，正如温特斯指出的那样，就造成了一种“遥遥无期”和“毫无指望”的情绪。
战场是一个混乱颠倒的世界。毫不相干的陌生的人却拼命要杀你；若你成功了，非但不用抵命，还会受到奖励，给你荣誉，为你庆功。战场上，白天躲在地下，晚上活动。人们讨厌健康；战壕足、肺炎、拉个不停的痢疾、断腿倒是珍贵的礼物。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保持战斗力是有时间限度的。有些人很快就精神失常；陆军的心理医生发现，诺曼底战役中，第一周步枪连就有人患上不同形式的精神病，不是逃跑就是不得不被撤离前线（当然，也有很多人后来又回到了原部队）。有些人虽看不出精神崩溃的症状，但却失去了战斗力。平民想像不出战争能使人产生多么强烈的情绪：
恐怖、害怕、气愤、悲哀、疑惑、无助、无用，每一种情绪都消耗人的精力，逼人发疯。
“根本没有‘习惯于打仗’这回事，”陆军心理学医生在一份关于“战场上的精神性疲乏”的正式报告中写道，“战场上的每一刻都给人以精神压力，这种压力会直接导致精神崩溃。精神崩溃的程度因压力的强度和时间长度不同而不同……战场上精神崩溃造成的伤亡和枪炮造成的伤亡一样不可避免……大多数人在重压140到180天后便失去战斗力。普遍认为，一个士兵在战场上的头90天里战斗力最强，此后就开始下降，渐渐地失去战斗力，直到完全没有战斗力。”
到1945年1月3日为止，E连已在诺曼底前线度过23天，在荷兰78天，比利时15天，总共116天。根据统计学，全连的人随时都面临着精神崩溃的危险。
当夜，德国步兵并未再次发动攻击，次日上午也没有。军医对伤员进行了处理。尸体在外面搁了好几天，都冻住了。戴克中尉回来了。一切恢复了正常。
1月5日，E连被撤回福伊南面，担任团的预备队。有两个人——代理营长和E连的二级军士长——在考虑着同一个问题：连里的领导。
温特斯是这么说的：“我看着低级军官和连队的领导人，咬了咬牙。基本上说，我们的中尉们软弱无能。我对他们没有信心。但对此我还能有什么法子？”他知道如果有幸有新的军官补充进来，那么他们也只是匆匆完成集训就从美国调来的。至于连长，温特斯说得直截了当：“戴克是师部的人照顾过来的，一来就捆住了我们的手脚。”温特斯感到没有很快解决的办法。他决定：“遇到紧急情况，听你们的士官的。”
他的二级军士长有话要说。利普顿希望能私下交谈。温特斯叫他当晚在营部后面的树林里见面。
他们见面后，利普顿表达了对连长的疑虑。他十分细致地描绘了戴克的行为：简直是优柔寡断。最后他说：“戴克会使E连的许多弟兄送命的。”
温特斯仔细地听着，问了几个问题，没有谈他自己的想法。
替补人员来了。“我简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