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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家的时候，布鲁克林在睡觉。我现在还把妈妈、爸爸的房子当做家，因为这是我自记事起就生活的地方。那时没有布鲁克林的房间：几年前，爸爸爬上阁楼，装了个天窗，布置了一间。
我的小宝宝踢掉了羽绒被，四肢伸展地躺着，像一只海星，身下压着“邮差帕特”（英国著名卡通人物。该卡通片主要讲述一个名叫“帕特”的邮差在一个美丽的小村庄里送信的冒险经历。这些故事很受观众喜爱。）。我把他抱起来，把“邮差帕特”放到婴儿床的床顶上，接着吻了他的头。他的柔顺的棕色头发和大卫一样。他散发出面包一样的香气。我为他盖上被子，然后坐在黑暗里，听着他的呼吸，就像他一生下来我经常做的那样，很害怕他的呼吸会停下来。
第二天上午，大卫·贝克汉姆对英格兰球迷一根手指的致意上了每份报纸的头版，我知道会这样的。他的“流氓”举止取代了足球暴力，成为媒体感兴趣的话题。呆在法国旅馆房间里不要出来，那天这句话我跟他讲了肯定有二十次。足协方面还没有传出话来。上一次他对球迷竖起两根手指被罚25，000英镑。但是凯文·基冈帮了不少忙，他说。结果证明主教练什么话都听到了。
第二天，从我起床那一刻起电话铃声从没停过。媒体。
幸运的是我九点钟左右离开了家，错过了最糟的一段。那一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呆在录音棚里。我一直对我妈妈说她应该把电话号码换掉。但是，正如她时刻提醒我的，撇开其他任何事情不说，这部电话是我爸爸的工作电话。与他们谈徒劳无益——不会对他们所写的内容有丝毫更改。我妈妈称他们的报道为“失实”。她本可以成为一个外交家的。因为我会用“撒谎”来形容他们的报道。
又过了一天，我下午才会有任务。因此当电话响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吃一碗脆仁玉米片，同时喂布鲁克林吃点儿麦片。是《每日镜报》。大约十点钟。
“我没什么要说的。”
“我们只想知道，你是否读过今天的《邮报》，维多利亚。”
“还没有。”
“好吧，我们派人送一份过去，还有一份《镜报》。两份都看看。也许稍后我们能谈—谈。”
事实上，我们有一份《每日邮报》。只不过我还没读。
二十分钟后，蜂鸣器响了。有人到了大门口。我按下了内部通话按钮。
“《每日镜报》。给您报纸。”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看了看监视屏幕。没带摄影机。妈妈在楼上洗澡。
“好的，我打开大门。那么，您是否能把报纸送到前门。在右边。”
我系好那件旧“辣妹巡演”晨衣的腰带，这件晨衣是大卫为“辣妹”买的，每人一件，上面有我们的名字。我只把门开了几英寸宽。
“大卫如此被穷追不舍，你怎么想，维多利亚？”
他们总要试一试。
“像我以前说的，我不想说什么。”
“好吧，也许等你看完了《邮报》罗伊·哈特斯利的文章以及我们支持大卫的文章，你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我微微一笑接过了报纸。
“谢谢。”
接着关上门。家人教我对人总要彬彬有礼。
“那是谁呀，维多利亚？”
妈妈已经下来了，头发上包着毛巾，正在找电吹风。
“《每日镜报》。”
“他们想干什么？”
我正在读罗伊·哈特斯利的文章。
电话响了。妈妈拿起墙上那部电话。我没有听，继续读这个叫罗伊·哈特斯利的人写的关于大卫的文章。
文章始于头版：就在上端，一幅大卫竖起手指的照片以及一行字“那么，这个人是国家的累赘吗？详见第十二版。”
我翻到第十二版。文章很长——一整版，但基本内容就是说英格兰的年轻人有大卫·贝克汉姆和他的“辣妹”老婆这样糟糕的行为榜样，我们如何能希望他们有着得体的行为举止呢？我在想，这个讨厌的笨蛋是谁？
“爸爸？”
“什么事，维多利亚？”
爸爸刚走进来，正在泡茶。
“罗伊·哈特斯利是谁？”
“我想是个议员。”
“那么，他写足球方面的事干什么？”
妈妈正举着电话，递给我。
“是阿伦。他问关于罗伊·哈特斯利你想做些什么？”阿伦·爱德华兹是“辣妹”的公关助理，他为我和大卫处理媒体方面的一切事务。
“告诉他关于罗伊·哈特斯利我什么都不想做，但是，我知道我想怎么对付他。”但是我还是把电话接了过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罗伊·哈特斯利得到了冲着他去的东西。不仅来自我，好像也来自全国其他所有记者以及百分之九十的公众。几家报纸开通了读者电话评判线路，让读者打进电话表决支持还是反对大卫。最终大概有百分之九十八是支持大卫的。凯文·基冈决定告诉报界他听到这些所谓的英格兰球迷究竟说了什么，当然原话的语气稍稍缓和了一些。我的意思是在你吃着麦片时你是不会想读他们说的原话的。
泰德，大卫的爸爸，也对媒体说了话，他从来没这么做过。大致内容是这不是第一次了，这些所谓的球迷对大卫的谩骂已经持续若干年了。甚至一位足协的发言人也说他们百分之百支持大卫，接着，他谴责了罗伊·哈特斯利——显然《每日邮报》花钱雇来的撰稿人已不再是一个议员，而是一个爵位不能世袭的贵族——说其人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但紧接着我查明这个人写过小说，描写做一只狗是什么样子。要不是我如此鄙视他，我甚至有可能同情他。开玩笑。
不，我是不会同情他的。
突然，一切都改变了。当大卫所忍受的一切公之于众时，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大卫从“一个国家的累赘”变成了一个民族英雄、“我们足球未来最大的希望”，等等，等等。人们从对大卫肆意辱骂到对他微笑，拍拍他的车窗，对他竖起大拇指。
自从我们彼此认识以来，这种事以前从未发生过。
大卫是最了不起的足球运动员，我想让他成为最好的一个。他想做的任何事我都会支持。我只是想要他开心。虽然英格兰没有进入2000年欧锦赛酌下一轮令人失望，但至少这意味着大卫可以比预想的早一点回家。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时间太少了——只有三个星期，之后，他就得回到曼彻斯特进行赛季前的训练了。
只是为了让生活更轻松些，我推出了我的单曲唱片。正如我支持每一件对大卫重要的事情一样，他也支持我。事实上，正是大卫劝我要想终止那些对我接连不断的批评，我得做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我是“辣妹”里面惟一没有单飞的一个）。他的话对极了。
戴恩·波尔，男子乐队“超凡四帅”一个很聪明的小伙子，最近刚刚单飞，想让我和他共同演唱《心神迷乱》，这是继《烦扰》之后他写的一首新歌。《烦扰》在年初让他意外地一炮打响。
一听到乐曲，我确实感到兴奋。因为与《烦扰》一样，《心神迷乱》也是舞曲——就音乐而言，它和流行音乐是截然不同的领域——它绝对有效。没有人会想到“高贵辣妹”唱这样的歌。接着，当戴恩建议我们在“公园晚会”（7月初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王子委托慈善演出）上将它推出时，一切都按部就班安排好了。对这首歌无论我们想做什么，唱片公司都准备全力支持：服装、伴舞、很棒的影像。作为“高贵辣妹”，我以前几乎只需要穿着走路都困难的高跟鞋晃来晃去。多数人可能都不知道在跳舞方面我受过训练。
这就是那天晚上我走进厨房时很累的原因，这是大卫从比利时回来后的第二天。那个星期每天早上我七点钟离开家，和伴舞一起排练三个小时，然后到位于伦敦另一边的巴恩斯奥林匹克录音棚和安德鲁·弗兰普顿以及史帝夫·基朴纳一同工作，他们专程从洛杉矶来和我共同制作新唱片。
因此我到家的时候仍然特别兴奋，当大卫继续摆开杰米·奥立弗（英国2000年4月12日开播的烹饪专栏《裸体厨师》的主持人）的架势摆弄着一条大比目鱼和一些分类切好的蔬菜时，我播放着《心神迷乱》的录音带，开始走那些舞步，布鲁克林围着我的脚跟转悠，边转边唱“心神、心神”——才十八个月就准备跳摇摆舞了。
“嘿。宝贝儿，你认为怎么样？”他站在炉旁，我搂着他的腰，越过他的肩膀看着他问道。
“流畅得多了。”
“这支曲子的本意可不是要流畅，你这疯子，”我说着用一根棍式面包狠狠地敲了他的头一下。“这支曲子本意是要突兀、多变、具有未来派风格。”我突然感到筋疲力尽，跌坐在餐桌旁的一把椅子上，开始拿碗里的葡萄来吃。布鲁克林放下足球，向我跑过来。
“你想吃点葡萄吗，大男孩儿？”
我把他抱起来坐在我的腿上。上帝啊，他已经这么重了。
“你说什么？”
“尿尿。”
“真是乖宝宝。”
大卫走过来，端来满满一盘。我饿坏了。
“亲爸爸一下？”他说。布鲁克林扬起脸，嘴巴撮成亲的样子。
“现在，亲妈妈，”大卫说。布鲁克林转过来，我把脸靠在他的脸上，这时大卫亲了我的头顶。
幸福的一家。是的。这种生活差点要了我的命——但是这值得。
就在那时，我的手机响了。我想和这个人讲话吗？可能不想。惟一一个我想和他说话的人就在这儿，为我做着晚餐。我看了一下电话号码。我的律师。我听着，什么也没说，然后点了一下结束键，合上眼睛。
“有什么麻烦事吗？”大卫总是能知道。
“听说过安德鲁·莫顿吗？”
“没有。”
“那么，”我说，“现在你听说了。”
第二章 梦想女孩
“我要做世界上最富有、最出名、最漂亮的模特。”不，这不是我——我从来不要做模特，这儿站站，那儿站站，让别人告诉你做什么。据说这是杰瑞·夏尔（世界名模）14岁时告诉她母亲的话。但至少她可能看着像那么回事，而当我和妈妈说类似话的时候，我是一个瘦骨嶙峋、满脸菜色的8岁姑娘，扎着小辫儿，牙齿缝大得足以塞进一颗豌豆。
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一个梦想女孩。这一切都始于妈妈带我和妹妹去看《荣誉》，阿伦·派克拍的关于曼哈顿表演艺术学校的电影。那是1982年，我8岁零3个月。
黑黢黢的坐在那儿，像是在卡通片里，我的脑袋里亮着一只灯泡。一瞬间我知道我想干什么了——就是这样——我要做珂珂，她不仅舞跳得和我以前见过的不一样，而且，她看起来与众不同，拳曲的头发乱蓬蓬的，唱起歌来好像要爆炸——“我要永远活着，我要学会飞翔！高高地！”
“妈妈，”开车回家时我说。
“什么事，维多利亚。”
“我能去那儿吗？”
“那儿？”
“那个学校。”
“不，你不能。”
“求你了，妈妈。”
“不。”
“为什么不？”
“因为它在纽约。”
难道妈妈不明白吗？我必须得去那儿，我就是得去。要不然我怎么才能成为一个明星呢？我去求我奶奶，她会给我去那儿的钱的。而且，我过圣诞节和生日还省下了12英镑。
然而我得到的仅是唱片。我不是惟一得到唱片的人。7月17日，由爱瑞娜·卡拉演唱的电影插曲《荣誉》跃居排行榜首位，且保持了3个星期。它连续16个星期名列十大金曲。几个星期后，BBC电视频道开始播出那部电影的插曲。里面不再有爱瑞娜·卡拉，珂珂有了一张新面孔。我最喜欢的其他人物还有：一个身无分文、名字叫勒罗伊的很棒的街舞少年，还有一个叫布鲁诺的英俊男孩儿，长着一头鬈发，会弹钢琴、写歌曲。甚至那些老师也不错。只有一个我看不上，那是朱莉，她拉大提琴，有点儿自负。
那年圣诞节，《荣誉》中的孩子们从美国来了，妈妈带我和露易丝到阿尔伯特礼堂去看他们。这不是什么巡回模拟表演，这是真的：基尼·安东尼—瑞演勒罗伊·约翰逊，爱里卡·金普尔演珂珂·赫南岱，李·科赖里演布鲁诺·马特利。我知道，因为我还有一张节目单。前一天晚上，我没有睡觉。露易丝睡了。她比我还小3岁。就是因为她长着红头发，人们总是对她笑。我知道，她真的很讨厌，她什么都不懂。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他们也许会安排一段时间让观众上台，就像每年在布罗克斯堡表演童话剧一样。这样的话，珂珂也许会看到我，要我去纽约。事实上，我从没如此兴奋过。
我们差点没看到开头，因为我们找不到地方停车。等我们到座位上时，我都快要爆炸了。有时，你寄予厚望的事情让人扫兴，但这次表演不是这样。除了我们每年都去参演的布罗克斯堡童话剧以外——我妈妈和爸爸对家庭传统总是很热衷——这是我看过的第一次现场表演。舞蹈者充满活力，而且我靠他们这么近，我完全着迷了。在出去的路上，妈妈为我和妹妹买了“荣誉孩子”的天鹅绒田径服，后背还有金字。我的那件是蓝色的，露易丝那件是红色的。
就是在那时我开始缠着妈妈要学跳舞。大约3岁时我曾开始学芭蕾，但学了几个星期我就不学了。所以，妈妈说她不想再浪费钱了。
“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说，从一张沙发跳到另一张，从露易丝背上跳过去，“我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不会放弃。而且我保证对露易丝好。求你了，妈妈。求——你了。”
那年圣诞节，我们去看哑剧，那个地方离我们的住处大约有4英里，妈妈注意到所有参加演出的孩子都来自地方的舞蹈和戏剧学校。第二天，她打电话给我登记1月份开始的课程。他们告诉我们在霍兹顿（还在北边一点的城镇）一家名叫“舞蹈用具”的商店可以买到我们需要的任何东西。“舞蹈用具”店就在集市外，妈妈给我买了芭蕾鞋、爵士舞鞋、紧身连衣裤以及腿套。我开始起步了。
在大约6个月后的一次贝瑞·曼尼洛（成人抒情曲之王）音乐会上，我首次向世界宣告（这个世界包括我妈妈、她的朋友潘·戴维斯以及我最好的朋友阿曼达·戴维斯）我要出名。阿曼达和我总是被我们的妈妈拖去看音乐会——阿曼达的妈妈是一个绝对的贝瑞·曼尼洛迷，是贝瑞·曼尼洛歌迷俱乐部的成员。
像往常一样，我不大想去，但是，这是在布伦海姆宫，我很喜欢去皇宫。结果，这只是一片满是羊粪的田野，而且，我们在一座巨大的高压电线塔后陷住了，只得从大约20英里外看这个大鼻子的家伙。
“有一天，我也要像他一样，”我说。真奇怪，贝瑞·曼尼洛又不是迈克尔·杰克逊。但我就是喜爱舞台上的一切。我下一个生日时，阿曼达给我买了一双贝瑞·曼尼洛鞋带。鞋带是灰色的，上面印满了贝瑞·曼尼洛字样。我把鞋带系在我的软底运动鞋上。真伤心。
其实，我很喜欢贝瑞·曼尼洛，现在还是。不像克利夫·理查德（与美国“猫王”埃尔维斯齐名的英国“猫王”。），那时我就不能忍受这个人。他本应该呆在该死的汽车里，继续他的夏日旅行的。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妈妈真的喜欢他。我知道我妈妈在碰到爸爸之前曾经把这条老蜥蜴的照片贴在她衣柜里头。1983年10月，我们去温伯利看了一场他的音乐会，那时他刚推出他的银唱片。这一张在克利夫·理查德的唱片里头可能是最好的。（银质表明在这一行已有25年了，你不知道吧。）这是一个全新的形象，很具有80年代的风格。他穿着西装，领带和衬衫都解开了。我们都坐在那儿，我转向我妈妈说：“有一天我要站到那儿去。”看着克利夫穿着坎肩、头发蓬松地跳来跳去，让一车一车温伯利的妈妈们如痴如醉，我想，是的，那个我也行。
像我说的那样，我们在家庭传统方面做得很出色。每年的圣诞前，我们会去牛津大街看华灯齐放。我只知道有一天站在那儿的会是我，高高地在人群之上。
“总有一天我要那么做，”那一年无论看谁演出我都会在底下脱口而出。古怪还是怎么的？
我一定是个讨厌的家伙。
“她得有一个作业计划，”在我开始上课时，克里丝廷·莎士比亚告诉我妈妈，“跳舞是百分之九十的勤奋加上百分之十的天赋。你得一直跳到你倒下为止，维多利亚。”
她在说什么呢？作业？作业是阅读和算术题。跳舞就像甜点、冰淇淋，像爆米花，像草莓奶昔，像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