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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的装修不是我想要的风格——有点呆板——但并没有令我不快，那只是意味着我将享有重新装修的乐趣。我真的很喜欢房间的布局——只有厨房我需要作些改变。我们想要一个可以在里面招待客人的厨房，假如我们想的话——只需要推倒几面墙，我就这么决定了。
我一看到它就给大卫打电话。位置再好不过了：沿11号公路去西区不到一小时，距我妈妈家20分钟，距大卫父母家半个小时，距斯坦斯德10分钟。
自从我爸爸改换了霍兹顿我出生的那所房子的窗户后，他就一直喜欢收拾房子。几年来有两三次了——我记得一次是在托特汉姆——想到让他来收拾这么大的房子，他和我一样的兴奋。我想尽量只让家里人知道这一切，所以我请我妈妈和爸爸的朋友戴尔来做这件事。
9月初的一个星期五，我在工作室里工作到很晚，我和姑娘们正在为我们的第三张唱片录制歌曲《怨》，和我们合作的是赫赫有名的美国制作人兼歌曲作者罗德尼·杰金斯。
上午，马克把我送到西区，然后去了赫特福德郡和我妈妈及布鲁克林呆在一起。马克坚决要求布鲁克林不能离开房子，哪怕在花园也不行，除非有他跟着。他说：“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绝大多数时间马克只是闲着，或者做一些杂事。尽管桑德拉和露易丝有时会带布鲁克林出去，照料布鲁克林的重担主要落在我妈妈身上。她总是说：“别担心布鲁克林，他在这儿很好，就把他交给我好了。”事实是她几个月来都不曾有过正常的生活。
大约10点钟，我走下怀特菲尔德街工作室的台阶时，马克正等在我的那辆小小的绿色奔驰SLK里，像往常一样穿着合体的海军蓝西服，十分精神，看起来就像他当兵时一样。作为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员，甚至都没问我今天过得怎样。而事实上我累坏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给大卫打了电话，他正在伯纳姆比奇斯和英格兰队在一起。第二天他们将在温伯利迎战卢森堡队。我说赛后去看他。尽管伯纳姆比奇斯离这儿只有不到一小时的车程，在25号公路附近，但是这和在外赫布里底群岛也差不多。一旦进了训练营，就像到了修道院里。
进家门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后门边上的冰箱。早餐后我就没好好吃过东西，我快饿死了。我爸爸在打电话，看上去很严肃。我记得我做了个滑稽的鬼脸，他没有反应。我拿了些鸡，是我妈为晚餐准备的，走进客厅，妈妈和迪、戴尔都在。
我爸爸打完电话后对我说：“维多利亚，你能到这儿来一下吗？”
既然他负责房子的装修，几乎每天都要做出一个决定。
房间的门框都改成了哥特式的形状以适应房间的大小，但那些通往游泳池的门就成了问题。
我走回厨房。但这和房子没关系。
“刚才是警察，”他说，“他们得到了内线消息。”
“布鲁克林？”我一下子僵住了。我几乎说不出他的名字。我爸爸点点头，伸出双臂搂住我，那感觉肯定就像搂着一个石像。我好像已经变成了石头。这就像一个梦魇，当你醒来时意识到这是噩梦，然后睡去，但却又回到那个噩梦中。这不可能发生。我爸爸仍搂着我，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警察收到可靠消息说：布鲁克林将在第二天，9月4号，被绑—架，然后被带到汉浦斯代德“主教”大道的一个地方。
明天。我口发干。他们选择明天是因为他们知道大卫不在家。明天。我看看手表，这只表是大卫送给我的。到明天还剩几个小时。明天从今晚午夜就开始了。接着我的肾上腺素—直往上涌。
那块鸡一直没吃。3天后它仍在厨房。
我做的第一件事儿是跑上楼，看看布鲁克林是否还好。
他正躺在小床上，睡得正香。然后我在他房间外面的平台上叫马克，他说他要去换衣服，尽快回来。他要我拉好窗帘，锁上所有的门，家里任何人不得离开房子。
然后我打大卫的手机。伯纳姆比奇斯的总机在比赛前的那天晚上通常不转电话。在这个时候，我才不在乎英格兰队呢，除了布鲁克林我什么都不在乎。我没办法不告诉大卫。这该死的足球。
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有一刻信号中断了，电话里喀喀作响，我真受不了。大卫说他一会儿打给我。他要跟英格兰队的主教练凯文·基冈谈谈。听到大卫的声音本该让我平静下来，但没有。我感觉在跟一个巨大的有回音的山洞说话。房子里可能都是人，但当我放下电话时，我感到非常孤独。
半小时后马克来了，他已不再是那个几小时前接送我的司机。起先他的穿着看起来很随意，但现在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在说：我来负责。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检查门窗。亮着灯的窗户目标太明显，他说。如果他们带枪来，他不会让他们轻易得手的。
我在发抖，哆嗦着。我能感到血在我的脖子里涌动。嘴里非常干。大卫怎么还没打电话来？我必须做点什么。我要是不找点事做我会发疯的。所以我去检查检查窗户，那些窗户我早已检查过了，马克也检查过了。但马克不是我家里人。除了家人，你不能相信任何人。
看起来我就像个机器，只是在检查窗户，等着玻璃被砸碎，等着有人端着枪、戴着面具从窗户冲进来，带走布鲁克林，他们选中的那个。
谁也别碰我的孩子！
我呆在楼上布鲁克林的房间里，看着他，这时大卫打电话来。我妈妈接了。我像患了紧张症或是什么的一样坐着。
她在门口低声对我说，大卫正在路上，主教练也一起来处理这件事。我记得当时这么想，阿莱克斯·弗格森不会这么做。
我能听到楼下我父母正悄悄地和迪、戴尔说着话。我只是在布鲁克林的房间外面的平台上走来走去，而马克则在黑暗中从一个窗口走到另一个窗口，注视着外面的动静。
谁也别碰我的孩子！
当我听到大门口汽车的声音时，我强烈地感觉到松了一口气，这种感觉我记得我以前从没有过。大卫。和他一起来的有凯文·基冈，还有特里·贝尔纳，他是英格兰队的按摩师，其实更是一个朋友。
这时肯定有凌晨一点了。大卫看上去很糟糕。我以前从未见过英格兰队的主教练，但是，我再怎么称赞他都显得不够。他真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是你可能遇见的最好的人。他说他知道我的感受，当他在德国时，他和他的妻子曾收到过死亡恐吓。
尽管警察说呆在屋子里会没事的，马克说根据他对情况的判断我们应该出去，找个安全的房子。
正是凯文·基冈建议我们去伯纳姆比奇斯。英格兰队不在那儿训练时，它是个普通的旅馆。正如我所说，英格兰队的训练基地就像一个修道院。谁也别想进去。
“给我们半个小时，”凯文在和大卫离开时说，“你们到的时候，房间就为你们准备好了。”
我本以为我和布鲁克林会跟他们一起去，但大卫拥抱了我说一小时后我们就要在一起了，并说最好照老板说的‘做，一切都会准备好的，而我爸爸的四驱车会更安全。
我上楼，把布鲁克林和我的东西扔进了几个包里。我哆嗦得如此厉害，几乎打不开抽屉。我们上了我爸爸的切诺基，马克开着我的奔驰跟在后面，他说以防万一有人想跟踪我们。出门前，妈妈回到厨房，从抽屉里拿了一把刀。她连马克也没告诉。除非你是我家里人，不然我永远不可能完全相信你。
45分钟后，我们通过了伯纳姆比奇斯的安全门，大卫和安全主管正等在那儿。凯文·基冈说我、大卫和布鲁克林可以呆在同一个房间里——这是英格兰队比赛前夜从未听说过的事。这些房间并不是顶好，却是我最愿意呆的地方，和大卫在一起，布鲁克林睡在我俩中间。
我们大约还有4个小时的睡眠。主教练说他将让大卫决定自己的状态是否好得足以参赛，他还说大卫可以到第二天早晨再做决定。当我们醒来时，大卫还在犹豫不决，但我说我认为这会对他有好处，脑子里不要想任何事。毕竟凯文·基冈是个相当不错的人，而且大卫也不能让英格兰队的球迷们失望。
因此他参赛了。
我们被安置在和球员分开的一个侧厅里，那是主教练和教练组人员呆的地方。不能让球员们知道我们在那儿，因此第二天我们就呆在房间里，或餐厅里。
最近的这次恐吓之后，警察决定我们应该装一个全新的带报警按钮的安全系统。安装起来要花些时间，那这几天我们去哪儿呢？
我给埃尔顿打了个电话。他说，只要我们需要，他在尼斯的房子就是我们的。
“只要告诉洛朗你们坐哪班飞机，他会安排好去接你们的。”
但马克说仅在室内装安全系统是不够的，他说最近的一次恐吓相当严重，我们需要24小时贴身保护，他一个人顾不过来。
“为了更好地做这事，为了布鲁克林的安全，我得再雇个人。”
如果马克认为有必要，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他说，在博乌他和道杰合住的房子里还有一个做保安工作的司机，曾和他一起在北爱尔兰工作过。这将意味着每周再花一千英镑，他说，但是由于布鲁克林性命堪忧，他知道钱不是问题。
大卫说，雇吧。
第二十章 你去死吧
只有我爸爸一个人留下看着他们安装新安全系统。我、布鲁克林、我妈妈、露易丝和利伯蒂带着两个保镖飞往尼斯。我们回家时，房子里到处都装上了报警器，12分钟内苏格兰场会做出反应。房子外面摄像机监视着花园的每一英寸土地。他们给我们的电话装上了窃听器，警车在我们房子外面的街道上定时巡逻。
但对我来说，这还不够。每一位父母都有的那种担心孩子有不测的噩梦已经完全变成了恐惧。正如那个人所说，妄想症对人的影响很深。它直袭我内心深处的自信，我已经丧失了冷静判断孰轻孰重的能力。
马克说他和那个新来的保安司机每晚将轮流坐在厨房里盯着监视器。这种状况持续了几个星期。最后，我爸爸说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三天监视，两天休息，那就是说，他们有一天时间是重叠的。只有那一天我妈妈才真正可以自由外出。
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布鲁克林几乎不曾离开房子半步。马克说布鲁克林去花园也不安全，鱼池边喂鱼也不行。
如今我妈妈说她都不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生活的。她不能老是匆匆忙忙去药店，匆匆忙忙去某个地方啊。我妈妈和大卫的妈妈都不能像其他的祖母那样推着婴儿车带他去购物。马克说那太危险了。我们的生活笼罩在一片恐惧中。
为了来去更方便些，我们让马克和另一个保镖使用罗尼贝里房产处的一套公寓，这套公寓先前是建筑工人居住的地方，工人们曾在那儿煮过咖啡和食物，因此需要清理一下。铺上了新地毯之后，我和妹妹又上街买来所需的东西：从沙发到与之相配的窗帘、羽绒被、高脚凳、微波炉、水壶、电视和录像机。当然，他们是不用付租金的，所有的账单都由我们来付，而且他们还可以用我们的车。
到11月初，没有再收到绑架的恐吓，于是我们决定不再用两个保镖。而且，说真的，另一个人连马克的一丁点儿都比不上。通常，他更多的是个碍手碍脚的家伙，而不是个帮手。我想马克会因再次独自承担所有的责任而有些不安，但事实上他好像不顾一切地想和我们呆在一起，尽管我指出既然另一个人已经走了，我们还是照原来的时间表工作。马克的父亲一直生病，他额外休了很多天的假。
然而，他总是会问我，维多利亚，你对我满意吗？我会保住我的工作吗？总的说来，我对他非常满意——他父亲生病又不是他的错。但我还是抓住机会向他指出他对我并不总是很直率——比如我第一次面试他时，他告诉我说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我们呆在尼斯的几天足以证明那是十足的幻想。此外，我们在法国的时候，我发现他在给布鲁克林拍照。如果你是保镖，你是不会那么做的。接下来就是他戴眼镜是为了伪装的事。
我说：“你肯定认为我很笨，马克——任何人都能看出你戴着近视眼镜。”
第二天他来的时候，我觉着有点不对劲，但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意识到了。他没戴眼镜。他的眼睛蓝得令人难以置信，好像是在给加勒比海度假做广告。他戴了隐形眼镜。
以前他的双眼是一种空洞洞的灰色。现在他的双眼如此之蓝，以致于他看起来像是一直处于惊讶之中。我什么也没说，因为他很敏感。他的工作一直很出色，让他走是我最不、愿意做的。正如他总是提醒我的那样，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任何事。委屈了你的保镖，说不定那种事就要发生了。
12月，“辣妹”在曼彻斯特和伦敦有一系列的演唱会。真有些奇怪，仿佛又回到了“辣妹”世界。我们在埃尔斯特里工作室排练，那里的舞台已经搭好了。工作室距我们住的地方都不远，在最后彩排时，我们邀请了所有的家人和朋友前往。
我一直都非常渴望重返舞台。但当我看到演出服装时，我感到十分恐惧——短裙，短上衣——我只想把全身都遮住，因为我知道媒体会说什么。我已从布鲁克林出生前的“丰腴辣妹”变成了“骨感辣妹”。
这开始于我和大卫到迈克尔·凯恩的餐馆、兰根餐馆吃饭的时候，接着报纸就开始谈论我看起来有多么瘦。当他们在大卫·弗里希（埃尔顿的合伙人）的生日派对上拍到我的照片时，“骨感辣妹”的称号就被叫开了。
我将穿着高跟鞋跳舞，他们就会说，要是我摔倒怎么办？他们会说我的身体快要垮了，因为我有厌食症。而事实是，比起以前的那些年，我现在可能更健康。我在想，我什么毛病也没有，但我将会摔倒，这是俏皮的墨菲法则（一种认为凡有可能出差错的事终将出错的俏皮论断）。
报纸上说我瘦，这一点不假，我确实很瘦。自从生了布鲁克林，我的体重就开始减轻，越来越轻，我变得越来越瘦。
我真的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饮食真的有了规律。事情已经发展到如果不吃糖我就会晕过去的地步。我吃了一听又一听的芒果、荔枝、橘瓣、梨，还有其他的水果。我一次能吃5听。我吃起来就像个易饥症患者，但我从不呕吐。
最后，别人劝我去看了中医，他给我做了个奇怪的测试，检查过敏症和食物的不耐性。这一切听起来十分荒谬，但最后你还是照他说的做了。你得拿着一小瓶他认为你可能过敏的东西，然后他会把你的胳膊往下摁，而你得努力往上抬。这显得非常古怪，但是很好玩。有些东西我拿着的时候能把胳膊抬起来，没问题。而拿着另一些东西的时候，尽管我使足了劲儿，我的胳膊就好像是毛毡做的。
结果证明，我缺锌，有假丝酵母（假丝酵母是一种真菌，可能会引起鹅口疮等病）。这有点像曼迪·史密斯病重时的症状（她曾嫁给比尔·威曼）。我认识曼迪是通过她妹妹尼库拉，她与特迪·谢林汉姆订了婚。她们姐妹俩都很可爱，而曼迪吃了不少苦。
那个中医给了我一些药剂，并说我不能吃糖，包括酒、水果、所有的碳水化合物、奶制品和健怡可口可乐。我和我的家庭医生讨论我的症状时，他说我可能有些低血糖——那是与糖尿病相反的一种病——但血液检查从未有过显示。直到今天我才确信我得的就是这种病。
这太可怕了。我确实努力遵循这个食谱，但没能坚持多久。我的偏头痛疼了一星期后，被告知那表明我正在解毒。
那些药片没有任何作用。我的身体在渴望所有我过敏的东西，尤其是水果。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一直躺在床上。更糟糕的是，我们还不在自己家里。我们当时在贝里，加利·内维尔的家，因为奥尔德里—埃吉的公寓正在安装附加的安全系统。尽管这套公寓在顶楼，只有坐电梯才能上去，但是大卫去训练时，只有我和布鲁克林呆在那儿，我还是感到恐惧。
毕竟，第一次绑架恐吓来自一个有北方口音的人，子弹也曾被寄到沃斯利的房子。恨我的是曼联的球迷，谁都知道大卫·贝克汉姆搬到哪儿去了，他们只要来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抓到我。我们曾想装一道安全门，但其他住户不同意，即使我们说了费用由我们承担也不行。
那时候，我父母家似乎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了。
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