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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有比赛，他们就会到场——有时一周来两次——所有的客场比赛他们也都去看，无论在哪儿。但是假如布鲁克林成了一个球员，我知道我也会和他们一样。
可是，如果让我完全说实话，我想我宁愿布鲁克林干点别的什么事，因为他将承受巨大的压力。人们会一直拿他和大卫——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相比。那将永远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事。你不会希望这种事落在任何人身上。
但是甚至现在布鲁克林对足球的喜爱就已经让人难以置信了，显然，我恐怕非得让他继承他爸爸的事业了。他在厨房里刚走上几步，就站起身，把放在那儿的一只玩具熊踢到了厨房地板的另一端。他喜欢去看他爸爸踢球。我不知道布鲁克林是否认为他玩足球和大卫在球场上做的是一样的事，我只知道他就是喜欢足球。踢球是他的第二天性。
大卫的记录片的拍摄大约历时九个月。我们尽可能不让布鲁克林在记录片里露面，因为我们想尽量不让外界多了解布鲁克林——并不像报纸所说的那样。无论如何这会给他招来足够的麻烦。我也很少出现在里面——只有在公寓里的几个片段。事实上，非常有趣的是摄制组总是让我换上不同的衣服，结果好像我参与了更多的片段。
他们问及我们的事业，任何人都能看出来我们俩对对方的事业都非常支持。我知道对大卫来说，要想开心，他就得踢出高水平的球来。而我想让大卫开心。他所从事的职业可能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但这只是你必须接受的一个现实。大卫也一样。他只想让我开心，虽然我想他希望我每天守在家里，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但是他知道那会发生的，那是指日可待的事。
2001年1月，手提箱的故事结束了。那位“翻斗车”马克经查明是马克·奥利弗，他在两起指控他销赃的案件中被判有罪。我的一些衣服出现在他姐姐的衣橱里。我被传唤为该指控的证人，但是有一半时间我感觉审讯的是我，辩护方律师想就在翻斗车里，或是垃圾堆，或是后花园里找到相片框这件事发现我的破绽。
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太紧张了。我在想，紧扣这一点，某个卑鄙的家伙偷了我那该死的手提箱，那是关键。你们搜查了那家伙的房子，在他的衣橱里发现了我的衣服，而现在你们却设法让我听起来像个罪犯，那家伙反倒是个好人，就因为他告诉了我他找到了我的手提箱和我的一些书。
被指控的另一个人是马克·尼波里特。所幸的是我无须见他——法庭让我们呆在不同的房间里。对马克·尼波里特的刑事指控因为证据不足已经被取消了——夏天他曾被拘捕，因怀疑其煽动他人进行谋杀恐吓。
民事案的结果要好得多。马克·尼波里特说我们找不到他的保密协议的原因是他从来没签过这样的文件，而他对1999年11月初那张空白协议上的签名一无所知，那个时间正是我们说他签字的时间。而律师所做的司法测试表明那确实是他的签名。
该测试和导致取消对吉尔福德四人案的有罪判决所采用的技术是一样的，用一个叫“爱思达”的东西，即静电检测仪。他们搞了一个叫“拓样”的东西，然后，这个签字的笔迹就可以用作法庭证据了。最后，这也许并不十分重要，忠实是保镖这个工作的一部分，但是，至少这个鉴定结论表明马克·尼波里特说谎了。
后来，法庭判决他交付损害赔偿金以及我们的诉讼费，还有那年夏天律师们阻止马克向媒体谈论有关我们的私生活的临时禁令得以变成永久性的——媒体称之为塞口令。
这个禁令来得太迟，没能阻止马克告诉安德鲁·莫顿，但是至少阻止了他将其变成一个专门职业。然而，也许他犯下的最大的罪却是我们无法对其起诉或将其拘捕的：正是马克导致我患了九个月的妄想症，他使得我认为谁都不能相信，他让我怀疑每件事、每个人。
第二十七章 谢谢你
这一点也没有天花乱坠公关宣传的意思，不过确实是大卫鼓励我做个人专辑的。我真的已经放弃了所有单飞的念头——但是他不断地跟我唠叨。我知道很难让人相信维多利亚·贝克汉姆自我评价不高，但这是事实。如果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你总被别人说成是无用的庸才，慢慢地你也就相信了。每当我绝望的时候，我妈妈总是说：“别管那些糟糕的事，只想想歌迷寄来的所有那些令人振奋的信件，毕竟他们才是真正重要的。”
但是，不知怎么的，相信那些糟糕的事要容易得多。这就像考试，你可能忘记通过的学科，但是你绝不会忘记考试不及格的科目。它就像贴在你后背上的标签一样紧随着你。
但是，随着我的个人专辑的进展，我逐渐开始发现歌词作者和制作人很高兴和我合作，但不是仅仅因为我是一个“辣妹”。梅兰妮·B告诉我的那些在美国工作的故事叫人有点害怕。我得在离家更近的地方起步，以建立自己的信心。
说到信心的树立，艾略特·肯尼迪（著名的流行音乐制作人）太了不起了。当我们刚刚离开鲍勃和克里斯的时候，他成功地树立起我们5个人的信心，而现在，他要为我做这一切了。一个人单干和在演唱组里工作最大的区别是无论到哪儿我都可以带着布鲁克林，在谢菲尔德和艾略特一起工作的那个星期，我妈妈与我一起带孩子。
我不知道我想朝哪个方向发展。刚开始做这张专辑时，那真是经过了反复尝试。艾略特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个人，和他在一起的那个星期是我绝佳的学习经历。我们创作了三首歌，一首情歌，一首快节拍的，还有一首中速的——非常适合吉他演奏，但是我当时没信心。
所以我接着决定试试马特和毕夫两个。我已经知道我要保留自己的本色。节奏蓝调也许对梅兰妮·B很适合，但是那原本就不是我的出发点。我想做流行音乐。
但是马特和毕夫已经不在一起合作了。现在毕夫在爱尔兰和一个名叫朱利安的家伙一起工作，而且我听说他们一直在和U2演唱组合作，所以我到那儿去呆了一个星期，非常棒——我热爱爱尔兰，而且毕夫是个非常可爱的家伙，这几乎就像是回家，没有任何压力，他非常适合我。但是我仍然不知道我要往哪个方向上发展。我还是没把握。
我的A&R，保罗·麦克唐纳，也为我介绍了一些我不认识的作者。他最近刚从伦敦唱片公司加盟维京，所以他得了解我，我也得了解他。我写出来的音乐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我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但是保罗帮助我保持住了信心。
他非常支持我，而且对我有信心。如果音乐动听，人们就容易感兴趣，进而支持我。保罗从一开始就感兴趣。
似乎什么都不行，我变得非常沮丧。在旋律和歌词方面我都可以为创作集体出谋划策，我需要的是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不会演奏乐器，这不是我做的事。
接着我们试了另一种策略。维京和南希安排我和洛杉矶的歌曲作者接触了几次。（就是我行李被偷的那次旅行。）
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瑞特·劳伦斯，我和他谈了我们已有的一些想法，我们俩一拍即合。他为梅兰妮·C写了《千万别再一样》，这首歌在英国和欧洲大获成功。他也和“98度”以及“后街男孩”合作。几个月后，我回去和瑞特合作，创作并录制了一首歌，《五条件的爱》。
美国的艺人们确实有一手——布兰妮、克里斯蒂娜·阿奎拉、恩—辛克、珍妮特·杰克逊，还有麦当娜——每一个都是精品。这首歌有力度，有意象，影像特别棒，哇哦！在美国，我一旦见到了更多的制作人和歌曲作者，那情形，你知道吗？我找到感觉了。
接着，我见了一个名叫史蒂夫·基朴纳（杰出的音乐制作人）的家伙，我差点不去见他。那一天我就像弹球一样在洛杉矶来回奔波。我累极了，而他又住在好莱坞山，在城市的另一端。我想，我真的有必要再去见另外一个歌曲作者吗？我知道他为克里斯蒂娜·阿奎拉创作了《瓶中精灵》，我对此印象深刻，但是，我完全可以下一次再来。可以吗？但是这时候，我性格中像我爸爸的那一面占了上风，回答是“不”，快点，回到加长汽车里去，我们去见史蒂夫·基朴纳。
他的妻子开了门，我的第一个惊讶是她是英国人，来自谢菲尔德，两个可爱的孩子在跑来跑去。第二个惊讶是史蒂夫自己是澳大利亚人。他的脸上总是充满可爱的微笑，这个可爱幸福的一家总是笑着，开着玩笑。我立刻感到非常放松。
他的工作室在房子后面。他刚为我弹奏了几段音乐，我立刻就知道了这个家伙为我写专辑肯定行。而事实也正是这样。和史蒂夫合作真让人难以置信，他明白那得是流行音乐，但又是一种酷酷的流行音乐，带有一点节奏蓝调的感觉，但是不要很多。
刚开始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每个部分都参与创作，就像我和“辣妹”组合在一起时做的那样，但是《心神迷乱》成功后，有歌曲作者带着很棒的歌来找我。尽管我想尽可能自己写，但是拒绝一首别人已写好了的好歌是一种自负。要是这首歌是我写的呢？这是一首绝好的歌。我外婆有一句话：“不要对别人给你的礼物吹毛求疵。”
我回到旅馆的时候特别兴奋。史蒂夫还给了我一张歌曲CD，我在回来的路上用我的立体声听着，里面有《不是那种女孩》，这首歌是他和大卫·弗兰克共同创作的。他后来告诉我和他合作的另外一个作者是英国人。也许我认识他？他的名字是安德鲁·弗兰普顿，他在巴恩斯的奥林匹克制作室工作。这太有趣了，因为我经常去奥林匹克，但是我从来没遇到过他。
史蒂夫告诉我他计划在那一年晚些时候来英国和安德鲁合作，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工作？我们确实这么做了。合作了两首歌，《不骗没收获》和《它自己的思想》。2001年春天我们又聚到一起，那时我录制了另一首基朴纳和弗兰普顿合作的歌《纯情女孩》，这首歌成了我的第一支单曲。
音乐圈是一个很小的世界，迟早你都会发现每个人都会在某个地方与另外一个人发生联系。安德鲁·弗兰普顿也和克里斯·布雷德合作写歌——我和他们一起写过一首歌，叫《谢谢你》，这是一首写给大卫的情歌。
A&R代表“艺人和曲目”，一个A&R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你找好歌。我刚刚从洛杉矶回来就接到了阿什利·牛顿的电话，他原先是“辣妹”的A&R，现在他的基地在洛杉矶。
“我找到了这首歌，”他告诉我，“它很棒。我喜欢它。你听过后尽快告诉我你的感觉。”
他是对的。《我希望》是一首好歌，但是试唱歌手是个地道的黑人节奏蓝调歌手。它真的适合我唱吗？事实是假如你得到一首好歌，你可以灵活处理它。你可以让它更像一首流行音乐，你可以让它更像一首节奏蓝调，你可以放慢节奏，你可以加快节奏。一首真正的好歌，只要你抓住它的核心，你想怎么唱都可以。
我想改变一下它的基调。
不，当我到达洛杉矶的工作室时，歌曲作者对我这么说。你不能改变它的基调。他们的名字是索尔·夏克和卡林，他们原本来自丹麦，但是在洛杉矶已经生活、工作了好多年了，为惠特尼·休斯顿这样的人写歌。
和瑞特·劳伦斯、史蒂夫·基朴纳在一起我感到非常舒服。但是在这家工作室，我却感到另外一个极端。它绝对让人敬畏。录音棚蒙了一层钢板的门上挂了一只牌子：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时间！不得进入！那真是我的快乐时光。
我已经请阿什利转告他们，这首歌不着我的调，对我来说，调子太高了。显然他已经忘了。然后他们又放了一遍音乐，确实很棒。
他们俩都笑容可掬。索尔·夏克的穿着和大卫非常相似，猛一看这就是大卫——软底运动鞋、宽松的牛仔裤、宽松的T恤衫——这让我非常不安。卡林的个头要小得多，稍胖一些。两个人都很酷。
“可是我想这个调对我有点高。”
“不算太高，这个调位听起来很不错”——关键还是进去调整一下，他们说。他们已经决定这首歌就这样才行。尽管我感到不舒服，我想做的就是溜之大吉，但是，我决定至少我应该到录音棚里去试一试。
长话短说，我进去了，调整了一下，听起来非常好。继而我又和他们合作写了另两首歌，《你在说什么》和《闯入我心扉》。
这是非常愉快的一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努力过，但是我确实给自己施加了压力。布鲁克林在那儿陪我是有帮助的。我妈妈和桑德拉都过去帮我带他。事实是没有他们我完不成第三张专辑。大卫的妈妈带小孩太好了，那么耐心，总是陪他们一起玩，还给他们读故事。她现在说她真希望接受过儿童护理培训。现在她有三个孙子、孙女。除了布鲁克林，还有大卫姐姐琳恩的孩子乔治娜，大约和利伯蒂一般大；还有弗雷迪，2001年初出生。那次旅行中布鲁克林最高兴的是去迪斯尼乐园，在我的休息日我们大家一起去的。
只有当你和一个小家伙一起去时，你才会真正欣赏到它的奇妙。
那个星期结束的时候，索尔·夏克和卡林带我出去吃饭，他们坦白说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想和我合作。
“我们可以因为你们卖出去那么多唱片而尊敬你，可‘辣妹’演唱的不是我们这种音乐，”他们解释道，“但是阿什利是非常好的A&R，他说服了我们与你合作。”
阿什利走进一家他们正在用餐的饭店，送给他们一份《Elle》杂志，里面有一页标注着我在某地与两只德国种的短毛猎犬的合影。我和这两条狗站在那儿，基本上只穿了一条开士米内裤。里面附了一张便条说：“你们真的不想和这个人合作吗？”
他们大为赞许，说他们被我的职业精神彻底征服了。是的，我真的能唱歌。
几个月前，当我和戴恩一起乘火车从无线一台的巡回演出回来时，我们开始把一些歌词、旋律方面的想法写出来，一下子我们酝酿出了一首非常好的歌。我们应该请谁来制作呢？我立刻想到了小哈维·梅森，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和罗德尼·杰金斯在一起。最近保罗·麦克唐纳刚刚送来一首他的歌，叫《永远做我的宝贝》，我非常想录制这首歌。结果发现戴恩曾经和哈维一起和“超凡四帅”合作过。哈维是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师，他的父亲，哈维·梅森，是一个非常出名的鼓手。
因此戴恩的唱片公司把这件事作了安排，我们和伦敦的一家录音棚约定了时间，是9月份。然后我就患上了脑膜炎。录音棚已经定好了，所以戴恩和哈维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虽然我心和他们在一起，但是我本人却没有在场。我的身体在奥尔德里—埃吉，躺在床上，拉上了窗帘，戴着太阳镜。但是我能讲话，所以戴恩每隔大约5分钟就打来电话，问“你认为这个怎么样，维珂？”我们也只能如此了。
接着，在洛杉矶和索尔·夏克以及卡林呆了一段时间后，我正在回家的路上，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在希思罗机场，正在过境，等候去曼彻斯特的航班，大卫将在那儿接我们。布鲁克林跑来跑去，兴奋不已，因为他就要看到爸爸了。
电话是保罗打来的。
“维多利亚，你确实不会喜欢这个，但是我要你明天飞回洛杉矶。小哈维·梅森有几天空闲时间。”
这让我无法忍受。我太累了。脑膜炎过后我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而且我有两个星期没见到大卫了，而他也非常希望见到布鲁克林，我希望我们三个人能呆在一起。
“问一下他们能否请他换个时间。我想休息几天。”
但是哈维和另一个歌手已经约好了。
“我非常抱歉，保罗，但是我只能说不。我的家庭太重要了。对我们家的任何一个我都不能这么做。”
尽管这些歌曲对我真的非常重要，它们只能等一等了。
如果你是4个人或5个人中的一员，你很难优先考虑你的家人，尽管他们值得你这么做。但是现在我独自一人，情况就不一样了。生病期间我已经想好了，在我的单飞事业中，无论我做什么，我的日程安排必须围绕大卫和布鲁克林。
我到家还不到半个小时，我的手机又响了。还是保罗。
哈维已经决定取消了与另一个歌手的预约，并且将于几天后到达。
我们在怀特菲尔德街工作室进行录音，“辣妹”第三张专辑的大部分歌曲都是在那儿录制的。第三工作室是我最喜欢的录音棚，它的后面有一个停车场，从卡姆登过去一点就到，因此这对我再好不过了。我们的工作相当辛苦，通常一个星期只录两首歌，但是我们录四首，这就意味着要全天工作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