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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最后这句话，马克斯威尔·泰勒回答：“我怀疑是否河内有还击之力。”
“在中国人涌进朝鲜之前麦克阿瑟不也是这样说的吗？”
林登·B·约翰逊怒气冲冲地说。
总统最后决定：“我想给马克斯威尔·泰勒最后一次获得政治稳定的机会。如果仍不奏效，我就和厄尔·G·”巴斯“·惠勒将军讨论（轰炸北越之事）。”他赞同分两步走的计划。
第一步，对北越人进攻美国目标的行动进行报复性轰炸的同时，对老挝的各条渗透路线进行空中侦察。第二步是对北越进行大规模轰炸。马克斯威尔·泰勒可以利用这一前景鼓励南越领导人维持好秩序。
马克斯威尔·泰勒返回西贡，给南越领导人带去了如下讯息：美国继续提供援助的前提是政治稳定，这意味着将军们必须停止互相暗算，停止反对政府。然而这项命令没有产生任何效力。西贡的将军们与从前一样拉帮结派。马克斯威尔·泰勒回去后不久，他们解散了政府的一支重要武装，发动了另一场政变，其目的似是要以军事统治取代文官政府。
这次政变激怒了马克斯威尔·泰勒。他视此为对他个人的侮辱，他要求南越领导人来见他，对他们严加斥责，就像教官训斥新兵一样。也许他的法语出了点问题，他讽刺那些显然不理解他关于稳定一切的命令的官员说：“你们这些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现在我们得看一看怎样才能解开这团乱麻。”这些训斥既引出了一些羞愧的微笑，也招致了对他的怨恨，而且没有任何具体结果。
怀着沮丧和绝望的心情，马克斯威尔·泰勒向华盛顿呈交了一份年终总结，指出：“如果局势每况愈下……我们应该寻求摆脱目前……与南越政府的关系，撤回我们的大批顾问……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个靠不住的盟国，让南越政府自行其路，自负其责。”
我们这些读过马克斯威尔·泰勒此电的人没有重视这段内容。我们（我相信也包括马克斯威尔·泰勒）都希望不做任何可能导致“遏制堤坝”决裂的事情。事后才明白，马克斯威尔·泰勒提出的策略——执行一项迫使南越人要求我们离开的计划，或者因局势混乱而迫使我们撤回顾问——将使我们大大地减少生命损失、资源消耗，也不会使我们的遏制政策遭到那样严重的失败。显然，抽身而退是我们理应选择的政策。
但我们未做此选择。
相反，我们继续思考采取何种军事策略的问题。十二月三十日，总统在致马克斯威尔·泰勒的一份私人电报中表示，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再请求准许轰炸北越颇感恼火。他对马克斯威尔·泰勒说：“我得到的军事建议都呼吁大规模轰炸北越。我从来不认为能从空中赢得这场战争……更需要和更有效的是……一定数量的地面部队……我更希望美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得到加强。”这项大规模动用美国地面部队的建议是较为突然的。
马克斯威尔·泰勒对此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分析，这是我与越南打交道的七年中，从西贡收到的最好的分析报告：我们在此面临着严重恶化的局势：政治骚乱持续不断，军队不负责任，勾心斗角，平乱计划有气无力，反美情绪正在滋长，越共直接对美国人采取恐怖主义行动，在整个南越道德沦丧，信心丧失。除非这些情况发生变化……我们不久很可能会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政府，一边与民族解放阵线（越共的政治组织）和河内寻求和解，一边要求我们撤离……基本上没有时间改变这种局面了。
然后他转向地面作战问题。他谨慎地向总统指出，根据以往的军事经验来估算，击败越共需要动用大量军队：人们缺乏安全感的原因是越共的暴动经常获得成功。越共的基础是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奠定的，经过多年发展，已达到目前的规模（拥有大约十万名训练有素的游击队员）。……他们在北越和老挝有无偿提供物资的后勤供应基地。就我所知，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成功的反游击战役是不具备下述两个条件的：平叛军队的人数超过游击队十倍以上；切断游击队的外援。
马克斯威尔·泰勒强调指出，过去两年中，南越政府军和游击队的人数比率从未超过五比一，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比例。
他继而反问道，我们该做什么？他说，我们不可能“改变这个国家的特点，创建一个难以生存的领导集团，大量增加南越的军队数量或封锁边界不使敌人渗透进来。”他认为，其结果是我们不得不采取新指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唯一可能有获胜机会的选择……是渐次展开空袭以直接打击北越的意志”，以便创造“有利形势与河内谈判”。他同意总统的看法，即游击战不可能从空中打赢。空袭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向北越领导人的意志施加压力”。马克斯威尔·泰勒在这封长电中最后警告说，“我们目前正在走下坡路，必须冒险作出改变”，因为“现在不采取积极行动就会在不远的将来遭到失败”。
然而我们没有采取行动。一月初，越共在几次战斗中重创了南越的两支精锐部队。据得到的情报，北越的正规军已开始进入南越，所以南越军队的失利使我们更加担心河内和越共正在准备发动西贡及其军队难以抵挡的全面进攻。南越似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些事件使我极不情愿而又痛心地认识到，改变政策的时刻来临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总统宣誓就职前一星期），麦乔治·邦迪和我向林登·B·约翰逊总统呈交了一份简短但内容极具爆炸性的备忘录。那天早晨，我们与总统和迪安·腊斯克在白宫谈判厅深入讨论了备忘录，内战期间，亚伯拉罕·林肯曾在该厅咨询过内阁成员。麦乔治·邦迪和我认为事态已发展到严峻关头，我们想让总统了解，这种事态对我们的想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告诉林登·B·约翰逊总统：现在我们两人坚信，我们的现行政策只会导致灾难性的失败。我们目前在等待出现一个稳定的政府。我们十二月份的各项命令显示，我们不会采取大规模的反共行动，除非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政府。在过去六个星期中，这种努力未获成功。鲍勃和我不得不相信，我们在这方面绝无成功的希望，除非我们的政策和侧重点发生变化。
西贡的根本困难来自当地人们的一种普遍想法：反共者的前途是非常渺茫的。越来越多的良民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避免为坚决反共的政策尽职尽责。由于我们没有坚决反击越共对我们的设施发动的猛烈进攻，使我们最好的朋友们失去了信心。越南人和我们一样清楚，越共正在获得农村地区。同时，他们看到美国的巨大力量引而不发，他们感觉不到美国政策的坚定性和积极性。他们认为我们不愿意冒重大风险。就我们已做的事和准备要做的事而言，这种认识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如果他们鼓起劲来，情况就会不同。不过，这的确是事实，至少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和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
我国起来越多的人已了解到南越政权不稳定和缺乏管理，甚至包括一些最忠实和最有决心的人。这种情绪既能在西贡给我们的电报中看到，也能在华盛顿最忠实的参谋人员中看到。基本命令规定，在出现一个稳定的政府前，我们将不采取进一步行动，而在我们坐视不管的情况下，谁也不会指望会出现一个稳定的政府。其结果是，我们不得不执行援助勾心斗角的政客的政策，并对我们不想控制的事态做出被动反应。
鲍勃和我认为，最糟糕的策略是继续扮演这种被动的角色，这只会导致最终的失败和在蒙受耻辱的情况下被迫退出。
我们提出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在远东动用我们的军事力量，迫使共产党改变政策。第二种是利用一切手段谋求谈判，控制我们目前面临的军事风险。
鲍勃和我倾向于第一种选择，但我们认为两种选择都应该加以仔细研究，并在您面前进行辩论。
我们两人都了解，任何选择都将引出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知道，最终的责任不由我们承担。我们完全支持前几个月中您不愿放弃中间策略的做法。我们两人都认为，应该继续尽一切努力改进我们的地面作战，并支持南越政权。但是，我们两人都认为这些都远远不够，采取更强硬的措施的时机已经来临。
您可能知道，迪安·腊斯克不同意我们的意见。
他不反对我们的说法：局势正在日益恶化，问题很难得到解决。他不能肯定这种恶化的趋势能够停止。
他的看法是，扩大战争或者撤退，其后果都很糟，我们必须找到能使我们的现行政策行得通的办法。如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很好。鲍勃和我认为这不可能。
经过几个月的举棋不定和犹豫不决之后，我们来到了岔路口。
第七章 决定扩大战争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十八日）
我们提交“岔路口”备忘录后的六个月是美国介入印度支那的三十年中最严峻的一个阶段。从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八日，林登·B·约翰逊总统遇到了我们在备忘录中提出的问题，做出了最终抉择，使美国走上了大规模军事干预越南事务的道路，这次干预最后使他失去了总统宝座，并使美国陷入了内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分化状态。
在此重要时期，林登·B·约翰逊发动了对北越的轰炸，向南越增派了地面部队，使美军人数从二万三千名增加到十七万五千名，一九六六年还有可能增加十万名，以后甚至更多。这些决定都是在未向外界充分披露和未经充分辩论的情况下做出的，这埋下了日后发生信任危机的种子。
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威廉·约翰逊总统未能使美国人民把他当作知心人？为什么林登·B·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军事策略未经充分辩论？为什么在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我们扩大了战争而不是抽身而退？为什么我们没有预见到我们的行动的内在意义？国内的政治势力——特别是总统建设“伟大社会”的抱负和两党中的极端保守派的压力——对越南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希望、忧虑、感觉和判断——准确的和不准确的——促成了我们的想法和决定？
林登·B·约翰逊总统在收到我们的备忘录的同一天，派遣麦乔治·邦迪去西贡评估有无出现稳定的政府的前景，并商讨美国是否应该对北越采取军事行动。倾向于支持采取行动的人（包括麦乔治·邦迪、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认定，此举会增加南越的信心，使他们相信美国愿意为南越而战，这样就可使其道德和政治基础得以加强。
西贡的形势证实了麦乔治·邦迪最大的担心：南越的将领们在继续内讧和迫害佛教徒；政客们依旧没有实权；教徒们坚持在街头示威和抗议，麦乔治·邦迪致电总统：“非共产党军队目前的情况就像在进行内战中的内战。”
麦乔治·邦迪访越的第三天，越共使用炸药和迫击炮袭击了南越陆军司令部和西贡以北二百四十英里处的波来古附近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八名美军死亡，一百多名受伤。在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的支持下，麦乔治·邦迪立即建议给予北越报复性的空中打击，这是华盛顿数月以来一直在考虑的。
越共对波来古的进攻和我们做出的反应导致了战争的升级。
总统一收到麦乔治·邦迪的建议，即在内阁会议室召集了有国会领袖出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虽然对北越的空袭会增加额外的风险，因为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当时正在河内访问，但几乎每一个出席会议的人（包括苏联问题专家汤米·汤普森和乔治·鲍尔）都要求对越共的进攻予以还击。只有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坚决反对。他隔着会议桌直视着总统说，即使河内没有直接指挥这次进攻，它也“了解事情的整个过程。”他说，“南越的老百姓不支持我们”，否则的话，“越共不可能发动这次突然袭击”。他呼吁林登·B·约翰逊慎重考虑这个事实，因为报复性的空袭意味着美国将不再“只说不练了”。总统听完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发言后，依据“东京湾决议”赋予他的权力下达了空袭命令。
第二天晚上，麦乔治·邦迪带着一份报告返回华盛顿，报告称：越南的形势每况愈下，如果美国不采取新的行动，失败不可避免……在越南的利害关系非常之大……美国的国际声誉和实际影响力在越南受到了直接威胁。现在没有办法解除越南人身上的负担，也不能通过谈判做出任何重大承诺而使我们退出越南……目前，任何形式的和谈撤退都意味着投降。
麦乔治·邦迪建议采取渐进而持久地轰炸北越的政策。
他提出两个目标：就长期而言，他希望轰炸对北越的意志产生影响，迫使他们减少对越共的支援并进行谈判；就短期而言，他认为轰炸能“立即在南越增加乐观情绪”。
这种策略能改变长期的趋势吗？麦乔治·邦迪说他不能保证。他说，“越南的前景很不妙”，“有许多事情需要越南人做得更好”。但是，“我们在越南的立场存在严重弱点，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没有热情、实力、耐心和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并坚持下去”。
他在最后一段中强调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使从最乐观的方面来看，在越南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认清这一基本事实对我们来说似乎很重要，让我国人民了解这一点，也很重要。”
我认为我们当时没有做到这一点。
麦乔治·邦迪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八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交了他的报告，国会领袖出席了这次会议。总统赞同他提出的轰炸计划，但认为这是打败侵略而“不使战争升级”的一个步骤。实际上，轰炸计划意味着美国的军事行动将发生重大变化。总统所言是完全无视这种重大变化的不实之词。林登·B·约翰逊深知此点，但考虑到对外界的影响，他发表意见时做了变通和夸张，并希望其他人也照此办理。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询问能向新闻界讲些什么时，林登·B·约翰逊要求他不要讲美国在谋求“扩大战争”。
虽然总统向公众隐瞒了政策的这一变化，但他咨询了政府外的许多有经验的资深人士，尤其是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他让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安德鲁·古德帕斯特中将（曾担任过艾森豪威尔的军事助手）向艾森豪威尔介绍基本情况。他还邀请艾森豪威尔到白宫与他和他的高级顾问们会面。
我参加了二月十七日的会议。那天下午，麦乔治·邦迪、厄尔·G·“巴斯”·惠勒、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和我（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下级军官）围坐在内阁会议桌边两个半小时，聆听艾森豪威尔将军对轰炸决策和越南问题的看法。将军一开始就说，林登·B·约翰逊的首要任务是在东南亚遏制共产主义。他说，轰炸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轰炸不会完全杜绝渗透，但有助于削弱河内继续作战的决心。所以，他认为总统把报复性打击改为“施压战役”的时机来临了。当时在场的某人（我忘了是谁）说，阻止共产党接管南越需要大量美军——八个师，艾森豪威尔听后说，他希望不需要那么多，但如果真需要，“就那么办吧”。他说，如果中国人或苏联人威胁要进行干涉，“我们应该回话让他们小心，以防灾难（如核打击）降临到他们头上。”
迪安·腊斯克致总统的一份优秀的个人备忘录附和了艾森豪威尔的强硬言论。他在备忘录中指出：“我坚信，如果允许共产党北越统治东南亚，必将给美国和自由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他说，“我还认为，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回击河内和越共的侵略”，甚至不惜“冒大规模扩大战争的风险”。关于撤退之策，迪安·腊斯克写道：“以谈判为掩护把东南亚拱手让给共产党北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林登·B·约翰逊总统于二月十九日最终决定对北越开始正常的空中打击，但他再次拒绝了麦乔治·邦迪提出的公开宣布这项决定的建议。此举使他最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九六五年二月，民意测验显示，美国人民非常支持他的越南政策。当被问及“美国应该继续目前在南越的行动还是应该撤出军队”时，百分之六十四的人说“继续”，只有百分之十八的人说“撤出”。但是，这些数字在以后三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林登·B·约翰逊缺乏坦率和公平，使人们对他的信用和领导能力逐渐失去了信任。
为什么林登·B·约翰逊总统不让美国人民把他当作知心人呢？有些人认为是他天生的内向性格造成的，但实际原因非常复杂。有两个因素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