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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她在保盟活动中作为嘉宾接待的都是一些显要人物，那末到保盟总部来并受到欢迎的则都是普通人。中国工会工作者来送个人或集体的捐款。还有外国工会工作者——美国或其他国家船上的海员每次送来的捐款少则几十美元、多则一两百美元，都是在来香港的航班上向工友们募集、或在出发港口的工会会所里募集的。有一位名叫约翰·科米尔的美国海贝，每次他的船到香港，总要送捐款来。这样的客人总要坐下来聊一会儿。他们听到敌后游击队斗争的事迹，都很有兴趣，临走总要热心地带一些《保盟通讯》和其他文字材料去，分送给船上同事和朋友们看。
宋庆龄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不是理论、也不是辞藻。这种感情是直觉的、强烈的，是在实践中不断与群众接触而产生的（特别是在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省港大罢工和农民运动中）。
本书作者就有一段难忘的经历——一件在香港发生的小事。她要本书作者陪她在九龙码头上迎接从美国回来的朋友。本书作者迟到了——这是老毛病——发现她一个人站在那里，四周是码头工人们在忙着搬运和安装缆绳、滑轮等等碇泊和卸货的设备，就赶紧向她道歉：“真对不起，让您一个人在这儿等。”她好像没有注意到道歉的话——她本来是最不喜欢任何人迟到的——因为她回答道，“那么多工人在我身边，我不觉得是一个人。”虽然她出身于富裕家庭，身份地位又是那样与众不同，她的心在哪里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为她那种毫不矫揉造作的态度添加生趣的是一种小精灵似的爱逗乐的脾气。有一次，本书作者和唐纳德·艾伦一起请她到我们合租的小公寓里吃我们自己做的午餐。（艾伦是岭南大学的一位年轻美国教师，也是在广州参加保盟工作的。）她一口答应，这使我们两个既高兴又觉得有面子。但当我们想到没有台布时，已经太晚了，只好找出一块干净的床单来代替一下。吃完饭，她对我们这两位大师傅的手艺夸奖了一番（实在不敢当），又说了些保盟的事情，然后眯起眼睛，笑着说，“我一直在琢磨，你们两位中间是哪一位睡在这张布单子下面的。”她的声调是开心的。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发窘而是同她一齐大笑起来——一位世界知名的人物和两个非常普通的年轻人。
在另一场吃饭的“危机”中，她表现得更有风趣。英国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工党名人，后在邱吉尔战时内阁中任大臣）事先经尼赫鲁介绍，在途经香港时，要拜访宋庆龄①。她在家里准备了一个小型的中国式宴会接待他，已万事俱备，廖梦醒忽然赶来报告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克里普斯是位素食者。在匆匆忙忙撤掉肉食换上几个素菜之后，传来了甚至更坏的消息：他是一位只吃生菜的素食者！宋庆龄举起双手大声说道，“那我们就把他赶到外面草地上去吃草吧！”总算赶做出一个“沙拉”，才使他免于“吃草”。克里普斯来了。他是一位瘦高个子、表情严肃的人。他说了一些表示敬慕的话，又谈了些各样事情，几乎没有看一眼餐桌上有些什么东西。（几年后，他的夫人伊莎贝尔担任英国联合援华会会长，对宋庆龄的救济工作多所帮助。）
①爱泼斯坦着《回忆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工作》（1958年6月），载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65—66页。
宋庆龄在香港的几年中，对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支持在她的全部活动中占有特殊位置。“工合”运动是为了增进中国的经济生产力和民主，以支援团结抗战。它吸收了许多有献身精神和进步倾向的组织者和技术人员。在它的发起者中有宋庆龄的老友海伦（尼姆·韦尔斯）和埃德加·斯诺，还有路易·艾黎——他以坚定的信念和旺盛的精力从事“工合”的基层工作。“工合”成功地使许多工业工人带着他们的技术和（只要有可能）设备，从日本占领区转移到抗日的地区，并且保证他们到了这些地区之后就能制造出当地急需的东西并能维持生活。它还努力培训各地的难民，使他们生产自救。根据“工合”的工作原则，每个社员都有发言权，也都要在生产中承担适当的责任——这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从未有过而在解放区则同整个体制是很合拍的。
从“工合”一开始筹备，宋庆龄就坚决支持。她起初通过“保盟”的活动为它筹款，后来又兼任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这个国际委员会是1939年在香港设立的，由中国资深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宋庆龄的友人陈翰笙博士任执行秘书，热心公益的香港注册会计师陈乙明担任司库。委员会外籍成员除艾黎和斯诺夫妇（不在香港）外，有思想开明的香港英国圣公会主教何明华（罗纳德·霍尔）和中国出生的美国社会工作者和作家文达·普律德。（普律德女士后来在美国领导了一个支援“工合”的委员会，由罗斯福总统夫人担任名誉主席。）
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F·卡尔逊（他对宋庆龄的赞佩前面已提到）辞去了军职，以平民的身份，为“工合”工作。他对“工合”非常热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重新参军，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英雄，晋升为准将，指挥海军陆战队突击队。这支部队运用了一些借鉴于中国八路军的思想教育方法，这在美国军事史上是唯一的。它有一句著名的在战场上的呐喊口号“Gung Ho”就来自“工合”。
工业合作社相当快速的发展——很可能再加上宋庆龄的敦促——使另外一些宋家的人也对它作了一点表面文章的支持，因为他们也想被看作是改革派。“工合”组织本身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下，也需要在国民党内有些高级的保护人，否则就难以生存下去。但为此也要付出代价——在“工合”理事长孔祥熙（宋霭龄的丈夫、蒋介石的财务主管）下面，设立了寄生性的官僚主义行政机构，安插了许多政客、游手好闲者、惹是生非者、指手画脚者等等。
为了不使“工合”被这些家伙搞砸而保持原来的性质和动力、支持路易·艾黎（国民党一直想把他捧走）的基层工作并保证解放区的“工合”单位能获得捐款中的应有份额，才成立了以宋庆龄为首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当国民党开始搜捕“工合”单位中的进步人士时，委员会尽力保护他们，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有人甚至被杀害）。
1939年末在香港ZBW电台所作的一次广播讲演中，宋庆龄阐述了这些工业合作社及其健康发展的意义：
“……目前委实是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黄金时代。在此短促的一年间，已经成立了一千二百个以上的工业合作社。它们每月可以出产价值四百万元国币的货物。……工业合作运动的开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因而得到世界各国人士的援助……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更可以消除东方劳力廉贱的传统陋弊。单此一点，便足裨益世界不浅……再没有别种运动能够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中国更为应时和重要的了，因为它的目的是人类的复兴、经济的改进和培养民主教育。”①
①尼赫鲁在1939年12月25日从阿拉哈巴德给宋庆龄的信中说，他建议克里普斯到香港时去拜访她并给了他她的地址。他告诉她，克里普斯正从印度循重开的滇缅路去中国，将在中国内地耽搁几个星期，再去香港。
在1940年她同霭龄、美龄一道访问重庆和成都时，在每个公开场合她总是对“工合”表示支持，已如上述。
1941年7—8月，她为“工合”发起了一个国际性的“一碗饭运动”①，成千上万的捐献者只吃一碗饭、但付出在餐馆里吃几道菜的价钱，所有盈余交给工业合作社作战争难民救济之用。她在香港“一碗饭运动”开幕式上致词：
①香港《大公报》，1939年12月11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122—123页。
“一碗饭运动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济被难的人们，并且是要节饭节食，来表示牺牲的意思，这是我们做人的美德……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和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工业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组织。我们这样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饭运动，来使工业合作社完成救济事业，岂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倡的吗？”
儿童工作也是她时刻放在心上的事情。保盟在香港发出的第一份有插图的传单是她向全世界发出的“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的呼吁。她说，“他们代表着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来要在这片他们的父母正在为之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我们绝不能让战士们的子女成为‘迷失的一代’。……请你们把对中国的同情心表现在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的行动中。”①她在这方面的工作还不限于保盟。香港“中国战争孤儿救济协会”成立后②，她担任名誉顾问，其他的顾问有国民党要人她的姐姐宋霭龄、弟弟宋子文等，还有当地名流，实际做工作的大部分是左派人士如何香凝和她的女儿廖梦醒、顾淑型（陈翰笙夫人）等。1939年9月，欧洲的战争爆发后，它制定了把一部分工作转移到内地去的计划。
①除香港外，还在伦敦、旧金山等地举行。根据《保盟通讯》的记载，香港的“一碗饭运动”于1941年7月至8月举行，7月1日举行开幕式、9月1日举行闭幕式，宋庆龄均亲自出席。她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发表于香港《华商报》1941年7月2日、转载于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8月15日。此处转引自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374页。
②《救济战灾儿童》（1939年3月28日），收入《永远和党在一起》，第5—6页。《保盟通讯》及保盟其他出版物刊载了许多关于保盟儿童工作的报道，包括马海德和黎雪（路易·艾黎的养子）发自延安的报道。
宋庆龄的募捐工作不论采取什么方式，总是同反法西斯和民族解放这两个主题有关联的。这一点在文化领域中表现得很明显。在保盟主办的义演中有两部德国反纳粹作家写的话剧（恩斯特·托勒尔的《霍尔牧师》和弗里德里希·沃尔夫的《马门教授》，都译成中文上演）、一部好莱坞（华纳兄弟影片公司）电影《裘莱士》（条莱士是19世纪领导墨西哥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士，由保罗·缪尼扮演）。宋庆龄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这部影片也是为我们的事业的绝妙宣传，因为当时墨西哥的情况同我们现在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①
①在香港《大公报》（1938年6月6日，1939年5月25日、6月11日及12日、9月16日）上多次刊载了与宋庆龄有关的在当地开展儿童救济工作的报道。
还有一部报道中国抗战实况的实地拍摄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是由世界著名的纪录影片大师、荷兰的佐里士·伊文思导演、由美国电影明星弗雷德里克·玛尔契解说的。但在送港英政府审查时，未获通过，因为它怕得罪日本人。
许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音乐家在香港时都帮助宋庆龄开展工作、也接受她的资助（他们当时的生活很艰苦）。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了各自领域中的带头人，如剧作家和导演夏衍、阳翰笙和欧阳予倩、小提琴家和作曲家马思聪、特立尼达出生的舞蹈家戴爱莲（她曾在英国的兰伯特、约斯这两个芭蕾舞团①学习和演出，在新中国是开拓性的舞蹈家和编舞家）。为保盟画宣传画并在保盟主持下举办过画展的画家有叶浅予、丁聪等人。陈依范（武汉时期外交部长陈友仁之子）把他从延安带回来的反映斗争的振奋人心的木刻、连同他自己的绘画和漫画举办过展览。
①兰伯特芭蕾舞团为英国现存最古老的芭蕾舞团，1935年由著名芭蕾舞蹈家玛丽·兰伯特（1888…1982）建立，她因在创建英国芭蕾舞方面的功绩于1954年获不列颠帝国勋章。约斯芭蕾舞团由舞蹈家库尔特·约斯（1901…1979）创建。——译者
为了推进革命文化和发扬革命传统，1941年在香港举行了纪念中国新文学先驱者鲁迅逝世五周年和革命家邓演达殉国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宋庆龄都起了主导作用，并写了非常感人的纪念文章。
（十一）战火蔓延，离港赴渝
1941年夏发生了一件有世界影响的事件——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保盟通讯》在题为《中国坚守东方前线》的编辑部文章①中写道：
①宋庆龄致徐瑛（弗兰克·司徒夫人）（香港），1940年1月24日。
“自慕尼黑会议以来的灾难岁月里一直不清楚的事，现在，其直接后果已经十分清楚了。……一边是法西斯侵略者……同它们相对立的，是终于团结起来的所有民主力量，他们还能发挥出内在的力量……他们合在一起就能战胜法西斯主义。
“在远东前线，中国单独抵御者侵略者的军队……在那些最初的战争年月里，苏联是中国反抗日本进攻的最好的支持者……（中国本身目前）更大的危险来自那些身居高位的纳粹同情者，他们口头上……对中国抗战持有信心，实际上却在迫不及待地期望莫斯科的沦陷和消灭中国‘共军’的机会……
“中国能够坚守远东战线，但要有效地做到这点，中国应得到其他各国的全力援助，这些国家把中国的斗争看作他们自己的斗争。中国能够取得胜利，但中国的领袖们必须认识到，同任何地方的法西斯主义都无妥协的可能，民族解放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通过人民的团结和共同的努力……”
在宋庆龄看来，要实现这样的团结，最需要的就是民主。这正是她在1941年10月为纽约《亚细亚》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她在文章中指出，国际局势已转为对中国有利，所有与中国友好的国家——英、美和苏联——已经联合在一起。但在回顾当年年初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时，她要大家留心：“在今年年初，那些煽动内战的人似乎又要把我们的国家弄得四分五裂，给敌人打开大门。……战时自由中国之缺乏民主，是中国军队间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这对敌人是有利的。……中国缺乏民主，只对第五纵队、潜在的妥协派和求和派有利。而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无论如何也不会妨害抗战事业。相反地，我们人民热烈支持抗日战争，因此压制他们的积极性，毫无疑问是有害的。……缺乏民主使妥协派和求和派能够在暗中活动，准备投降；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不仅与敌人勾结，并且还与罗马一柏林一东京轴心反人类进步的整个阴谋有联系。”
她接着又指出，英美也有这样一些势力企图使“日本脱离轴心”、“稳定太平洋局势”，办法就是缔结一个远东慕尼黑协定。“正是这些集团，不顾英美人民的同情完全在中国一边，它们同侵略者勾搭，卖汽油给他们作飞机燃料，卖钢铁给他们做炸弹。他们帮助日本加强军事机构之后，现在又可能在设法帮助它达到政治的目的——使中国媾和投降。”她最后说，中国人民在任何情况下将继续奋战，“我希望美英朋友们，为了帮助我们和他们自己，支持中国的民主的要求，坚持要他们的政府尽可能援助中国，并终止在物质上或政治上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支持。”①
①《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380—384页。
这一年，她仍在香港继续开展工作，如为白求恩大夫创立的国际和平医院举行“街头募捐日”活动，为支援“工合”邀请一个大马戏团从菲律宾来港表演。主持它的首演式是她在香港的最后行动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马戏团被迫中辍了演出，并被困在香港。）
日本偷袭珍珠港是1941年12月7日，同时进攻香港。
在战事发生的第一天，宋庆龄遇到了日机空袭，看到无数男女老少惨遭残害。她从现场用电话把她的一个声明发给英文《南华早报》，描述了这场来自空中的大屠杀并响亮地号召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战斗，直到全面胜利。她的声明全文如下：（稍有删节）
“今天早晨我醒来时，同你们大家一样，发现战争已经降临香港。我看见炸弹落在九龙街道上。我看见十几个男人和妇女被炸死——就在我的眼前。我能告诉你们我的感受吗？
“现在，在中国内地已发生了五年的事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