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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12点，睡眼朦胧的老朱帮我找到伊通社，要求向北京传出这张照片，可他们表示此时已停止办公，急得我嗷嗷叫。经老朱提醒，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北大校友——共同社的河野，还有他的摄影师大河源利男。午夜1点，我们开车到了拉希德饭店，老朱一个瞌睡把汽车开上了人行道，饭店警卫紧跑过来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共同社很是帮忙，大河源立即将我的底片装上传真机，“AM120”，河野帮我拨电话要北京，可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是没有线。老朱已经困得睁不开眼，坐在一旁不住地吸烟。万般无奈，只好打道回府。
次日，这张传真照片被空运到约旦的安曼，在新华社安曼分社的协助下，终于传到了北京。
半年以后，我在北京重逢共同社的河野。河野说我的那张德奎利亚尔照片令共同社摄影记者挨了批，日本报刊用的全是“新华”的。
六、临近摊牌的巴格达
90年11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678号决议：如果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不撤出科威特，安理会准许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离联合国决议规定伊撤军的期限还有一个星期，英、美、法各国驻巴格达使馆都加强了戒备。美国使馆围墙上新加了蛇腹式铁丝网，大门紧闭，听任围墙外口号震天。
1月7日，分社英文记者李大伟和我挤在一帮记者中立在美国使馆门口，请求采访美国外交官。可直到中午11点，我们才获准进入使馆大门。
门房不许背相机进去，我奉命将器材交给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所有记者排队鱼贯而入通过安检门。过道里，一名戴太阳镜穿海魂衫的大胡子操纵着六台监视器。我们奉命在一楼签证厅坐等。这里新辟了三排长椅，两名使馆工作人员居高临下警惕地注视着入座的十几名记者。大厅左侧是签证交费处，中间用英文写着“这里不办理经商、留学、旅游签证。”接着是一行漂亮的印刷体“欢迎来美国”。其下是一幅巨型美国地图。右侧有一个大箭头“听到唤你名字时，请穿过大厅去见露斯（Routh ）。”
11点15分，我们奉命跟一个身着笔挺西装的男子走，穿过一层的一个工作室，两名妇女正在用两台文件粉碎机销毁文件。两名伊拉克垃圾工正在将粉碎的纸屑装入垃圾袋。我粗粗一数，已堆起了九个，还有两个正在装。
二楼大使办公室门上挂了一个半米大的美国国徽，女秘书正坐在门口的皮转椅上紧张地打字，我朝她笑笑，翻起她的胸牌，上写“米勒小姐”。米勒小姐身后，挂着一幅挺大的萨达姆卡通画，画中的萨达姆被人从椅子上掀翻在地。
美国驻巴格达大使已经回国，在大使办公室接见记者的是代办威尔逊，他正坐在一张大沙发上，手托一大杯矿泉水。代办身后有一只巨大的阿拉伯大古董柜，镶着镂花的金属片。柜上摆着枚迫击炮弹，弹体上涂满了各色油彩。靠墙的高桌上摆满了大使家人的照片，还有一张巨幅的性感小猫玛丽莲·梦露的照片，片子经电子分色处理，脸部颜色简化到黑、红和深绿。与其相对的墙上是纪念美国什么博物馆二百周年的招贴画，画面杂乱，我只能分辨出手指前方的肯尼迪、正在着陆的82空降师伞兵和一顶新疆小帽。大片的红、绿、蓝色充满了画面。大使的办公桌空着。皮转椅旁是一面美国国旗，旗杆顶端是一只展翅的金色白头鹰。当一位白人记者问：“美国使馆与一个月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时，代办懒洋洋地答道：“我知道的唯一变化是，一个月前我们有40多名工作人员，而现在只有5名。”另一位记者又问：“你对昨天萨达姆的建军节讲话有何看法？”代办面无表情：“当时我睡着了。”接着，他揉揉眼腈：“今天早上我还没睡醒。”
1月13日22：10，当面带倦容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出现在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入口时，等了一天的两百多名记者蜂拥而上，当局不得不出动军警。
身穿呢大衣的德奎利亚尔表情忧郁，说话略带口吃，他只用英语简述了他此行的使命，没有人翻译。站在他左侧的是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身穿黑大衣，面带训练有素的微笑。五分钟后，德奎利亚尔消失在会议室右角的一扇门后，发疯的记者冲上去，但马上被身材高大的军警驱回。记者们齐声用英语朝阿齐兹大喊：“战争要来临了吗？”阿齐兹不作回答，面带微笑，在一群着暗绿色军便装的持枪警卫护卫下，钻进一辆黑奔驰扬长而去。
入夜，机场至巴格达市区的高速公路实行区域灯火管制。路旁满是手持AK步枪的士兵和缩在灰色兰德娃吉普中的共和国卫队。我们将车开得很慢，以免剌激神经高度紧张的士兵。街面上静悄悄，一扫往日的繁华，商店很早就关了门。
天明，我上街抢拍战前的巴格达。巴格达富人居住的曼苏尔区排起了买奶的长队，商业部购物中心大门紧闭。军警不许记者拍摄排大队购物的人群和空空荡荡的橱窗。货架上有的货物尚未拆去印有科威特字样的包装纸。
在巴格达附近的萨达姆城里，黑市面粉每公斤7伊拉克第纳尔，比8月2日入侵科威特时上升了一百二十九倍。在拉希德大街阿卜杜·瓦哈卜雕像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一名丹麦士兵和一名马来西亚士兵正在以1美元5伊拉克第纳尔的黑市价格与当地人换钱，与官价差近15倍。按黑市价，1美元可购得近3罐雀巢咖啡。
街头士兵明显增多，手端AK—47步枪的军警甚至钻到公路立交拐角处的水泥洞里。银行、政府机关、庆祝广场、无名烈士墓、超级市场门口还站上了头戴红色贝蕾帽的共和国卫队。总统府大门上架起了高射炮，武装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惊得鸽子无目标地乱飞。
由于英、美、法、德等使馆撤离，每天去那里的游行已明显减少。我想起前几日在美国使馆门口的一次示威活动。六七个人组成的“和平团”在雨中示威，一个操英文的小伙子对着电视台摄像机慷慨激昂讲着什么，一澳大利亚人头戴牛仔帽，手握两把手枪，问我是不是日本人，他要把这两把手枪卖给布什与萨达姆：“No chemical weapons ！（不要使用化学武器！）”一位德国老太太高擎一块大牌子，默默伫立，我只认识“Ich ”是“我”的意思，似乎还有个词是纽仑堡。
Ich Habe 1945Die Hoelle Von Dresden Ueberlebt In derNuernbergerstr。S⒈Alle Menschen werben Brueder Wo dein SanfterFluegel weilt。政府已开始向民兵发枪，机场小卖部的售货员得意地向记者炫耀屁股上的手枪。
出租车司机惊奇地问我为什么还不离开，“因为这个城市和它的350万人口将不复存在。”
与年轻人的激动相对映，老年人则出奇的平静甚至悲观。我们的房东哭泣自己命苦，他只在曼苏尔有亲戚，可多国部队已将那里列为攻击目标，因为有化学武器基地。
医院开始把药品集中清点，装箱隐蔽。巴格达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出现了军车，开往科威特方向的军人，在这里尽情地享用政府最近给他们增加的每月五十第纳尔。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临时出租业务，奉命开赴前线。一位宪兵将几台名贵相机贱价拍卖给外国人。
一些政府部门很早就下了班，下午两点半，伊拉克通讯社就有人下班，三点钟办公室已空空荡荡。我勉强发完了传真，可由于伊通社财务室锁了门而没开成发票，这还算是幸运的。那天去伊拉克议会大厦采访，进大厦搜身、按快门自不必说，转身遇见美联的多米尼克，听人说他现在通过卫星传照片，而我兜里总共才有100美元。采访结束跑出大厦厦回分社，冲卷、放照片、写英文说明，再到伊拉克新闻部将打好的英文说明和传真照片给主管官员审查。之后再到伊通社传照片。例行公事的一套程序完毕，我已精疲力竭。可要了两个多钟头就是通不了北京，眼看一天的心血又付诸东流，好不懊丧。
沙东大街的巴勒斯坦书店，正在出售新版伊拉克地图：科威特是它的一个省。街上飞跑的科威特汽车也换上了伊拉克科威特省的牌照。
市中心的庆祝广场，四座按萨达姆右手放大的巨腕高擎四把“卡迪希亚”之剑。装备精良的共和国卫队警卫着这座广场，他们对即将爆发的战争充满必胜的自信。
伊拉克航空公司绿白相间的售票厅冷冷清清，因为外国人已几乎走光。往日云集于此的外国记者如鸟兽散。住在拉希德饭店的外国记者仅剩三四十人。他们正在讨论去留问题，共同社只留下资深的中东首席记者近滕一人。美国之音记者据说已到开罗。瑞典电视台的记者正仓皇离去，连我打招呼都顾不上回答。
我们在一商店遇见一位伊拉克画家，他早年曾留学意大利，现在妻儿还在意大利。他自称是最早在意大利获奖的伊拉克留学生，现在萨达姆城还收藏着他的画。他得意地将他用的中国钢笔给我看，笔帽上画了一匹徐悲鸿的奔马，我抓过笔，随手也画了一匹马，他很惊奇。李大伟逗他：“这种画每个中国人都能画。”说话间，匆匆撞入一位法国人，BACHELE＋BRUNO ，是《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 ）的摄影师。我问他工作方便否，他说如果萨达姆先生和他有什么关系的话。
中国使馆仅留下以郑达庸大使为首的五个人，其余同志分数批撤出。留守人员在中国大使馆顶楼上，画了一面大五星红旗。我和新华社巴格达首席记者老朱作留守人员处理“后事”。老朱用老虎钳剪断了三台新电传机的电缆，又剪断了另外几台暂时不用的老电传机的电缆线。我则将这几台电传机、打孔机、英阿文打字机搬下楼，装进一辆“考斯特”车。又将一些别的物品分放在“奔驰”和“丰田”后背厢里，老朱开“奔驰”，我开“丰田”，运了两趟。我的脊背疼极了，重东西几乎全是我搬，首席管细软。凌晨四点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机之类，半小时内完活儿。我又去叫醒房东，将防化服、食品等送给她，房东老太太问道：“You＇ll leave really？”（你们真的要走吗？）说着呜呜哭了起来。
1月13日凌晨我和老朱将撤走的同志送到机场。几名修女正与一位老神父吻手告别，她们计划飞往梵蒂冈。机场安检没收了英文记者李大伟的手表，“因为怀疑是爆炸物。”李大伟指着我说：“这个戴眼镜的大个是拉马丹（伊拉克副总统）的朋友，他的武装带都是拉马丹送的。”我就势撩起上衣，露出地摊上买来的军用腰带。李大伟见士兵不信，忙着打开手提行李，摸出一张拉马丹敬军礼的10寸传真片。这张照片是1月9日国际穆斯林大会（International popular islamic conference）开幕升国旗时，我钻到拉马丹前面用200毫米镜头钓的，仿佛是拉马丹朝我敬军礼。值勤士兵接过照片细细一看，傻了半天，转过身来“啪”的一个立正。
1月14日凌晨，我们全上了“考斯特”，直开机场，撤离巴格达，飞往约旦。我手提钢盔和防弹背心，这样可以避免超重。他们将行李全部交红皮护照人拿进去，避免了开箱检查。我想进去，士兵拦住不让。一个小特务恶狠狠说：“为什么让你进？！”突然我发现一伙西方电视记者走进来拍电视，一个新闻部的家伙在前面引路，他们长驱直入而进。我也把三个相机全挂在身上，晃着往里走。小特务又出来挡我：“我看你象旅客。”“我是记者。”我推开他就往里走。
海关又拦住我，责问我只能在伊呆十天，为什么呆那么多天，为什么，为什么……几位同志上去理论无用，甚至被赶出办公室。郑大使不得不亲自出马：“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格达大使，我担保这个人……。”我已经数次看到大使亲躬担保劳工等人了。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安曼机场，全体去使馆吃饭，我没去，先回分社赶发传真照片。下午英文记者李大伟与首席老朱飞往开罗，约旦分社的老杨去大马士革。我则留守约旦——这次海湾战争的“瑞士”。
七、六百记者云集安曼
多国部队加紧空袭巴格达之际，被驱赶出伊拉克的各国记者纷纷飞至素有“前线国家”之称的约旦首都安曼。
为此，约旦新闻部在安曼的约旦洲际饭店（Jordan Intercontinental Hotel）开设了接待部，欢迎各国记者光顾。在这里，各国记者只需填写一张包括姓名、国籍单位、职业，最后一次到约旦的时间以及发表过的作品的表格，一般都能得到三月的签证。尽管记者们每天都必须到这里登记注册，领取当日有效的采访通行证，但对那些刚刚飞离巴格达的西方记者来说，还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在这里到达巴格达成为一种荣耀，共同社近滕由于1月16日离开巴格达而被当作英雄。
在洲际饭店主楼8层，美国CBS租用了半层楼作为自己的演播工作室，雇员们手持对讲机神气活现地奔上跑下。在巴格达和我一块玩过命的共同社河野澈已经在5楼包租了一个大套间作为他的工作室，摄影记者大河源利男在这里架起了自己的美联底片传真机（APLeafax）。坐镇听电话的是共同社中东首席近藤。21日共同社河野和大河源在死海附近拍照被约旦伞兵扣留七个半小时，约旦军方弄不懂，记者为什么对死海感兴趣，而按规定死海与军事沾边不得采访。最后竟惊动了日本大使馆。可他们却洋洋得意：“因为每扣一次，就等于一枚勋章。”
我自己的遭遇并不比共同社好多少，我已经无法统计相机被扣的详细次数。我早已习惯双手举着相机紧贴在后脑勺上走向端枪的大兵听从处理。
为了自我保护，唯恐天下不乱的各国记者高招纷呈。日本NTV电视台的记者买了阿拉伯人的包头“哈代”装扮起来，希望以此博得好感，方便采访，但仍寸步难行。在著名的阿卜杜勒·侯赛因清真寺前，NTV被人推来搡去，险似风雨中一叶小舟。
美国记者斯蒂芬·拉曼胸佩两枚加拿大枫叶徽章，站在约伊边界难民营中的土堆上，支支吾吾地讲反对战争。在他的前衣襟上还别了一枚大铝牌上写“不要为石油流血（NoBlood for oil ）。”这位自称在西单路口认识我的美国佬，指着我胸口上的五星红旗，让我当众证明他是加拿大的。
台湾有三十多个记者住在约旦洲际饭店，可彼此封锁消息，竞争自然是激烈。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每天一大早就向中国驻约旦使馆呈报自己的名单，恳请予以照顾。章大使在接见台湾记者时还几次让我作陪，让我神气不少。时报报系、联合报系、自立报系派出了自己的高手，时报报系的摄影记者林少岩是刚从亚运会上撤出来的，一见我连称“世界真小。”时报的张升日前又爆冷门，居然得到一张前往巴格达的签证，引得西方记者又羡慕、又嫉妒。
瑞典电视台摄影师在自己前胸后背挂上白布、上用阿拉伯文大写：“血比油贵，瑞典电视。”
财大气粗的路透社在约旦洲际饭店通过闭路电视向所有房间播放它的英文快讯，引得一帮胆小的白人记者大眼瞪小眼地看得两眼发酸。这里还可以看到以色列电视台连续二十四小时的节目，引得一些记者跟着主持人做防化自救演习。老牌的军事记者则权威地指着屏幕上出现的场面，这是F—14公猫战斗机、那是M—1艾布拉姆斯坦克。
一些嗅觉灵敏的记者正暗中准备去以色列，英国战地记者钱德勒（BIGEL CHANDLER）就是一个。他连声解释说是因为英国关闭了驻伊拉克大使馆他才没能进巴格达的，并一再追问我在巴格达是否弄到什么绝的。几位台湾记者也在暗中筹划去塞浦路斯，据说那里很容易得到以色列签证。而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旦护照上印有以色列的痕迹整本护照就告作废。我的好朋友日本共同社驻中东首席近藤也将于日内去特拉维夫，安曼的工作由一个新手接替。近藤认为一个好记者必须有天才、学校教育和丰富经验。他由于多年战乱经验而扮演共同社中东“救火队员”的角色。
连续三天的阴雨给安曼带来一丝喜悦，因为谣传化学武器最怕大雨滂沱。但军事专家劝告大家不要盲目乐观，地中海的西风会把以色上空的空气原封不动地吹到约旦，现代战争中没有幸存者。吓得约旦人举家外迁，以避战祸；各国记者则坐壁上观，注视中东风云。
八、“打起来了！”
公元1991年1月17日，约旦首都安曼。
2：10（中东时间），我被新华社约旦分社的小陈叫醒：“打起来了！”新华社安曼首席记者符卫健跑上四楼看电传。我们用胶条将传真室、小陈、老符及我的卧室封起来。老符发给我一支EVERYDAY牌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