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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天夜里居然大雪纷飞。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一夜积雪已经淹没了道路，天地一片苍茫。我和张占民老师在车站见面之后，坐上了开往咸阳的客车。咸阳距离西安三十公里。但雪天路滑，客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咸阳。张占民老师是个精神矍铄、开朗睿智的人，一路上不停地给我讲西安的典故，兵马俑被发现的过程等等。我一次被他的叙述打动，不仅是对那些名胜古迹的敬仰，更是对他个人的崇敬与感激。
那天的雪真大啊！整个秦始皇陵墓一片雪白，远看像个圆圆的山坡，坡上比较平坦，如果不是张老师介绍，如果是我一个人来，我一定不会对这个圆圆的土坡感兴趣。想到当时我就站在秦始皇的墓宫之上，不禁有点害怕，又有点新奇。整个陵区只有我和张老师两个人，整个白雪皑皑的山坡上只有我们两双足印。我坐在雪地上，让张老师帮我拍了几张照片。我带着白色绒线帽子和白绒线围巾，穿着一件自己设计制做的黑呢披风，就那样意气风发地站在秦始皇陵墓的雪地上，振臂雀跃，欢欣无比。
从秦始皇陵墓下来之后，张老师便带我去看兵马俑了。但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当初看的是一号坑，还是二号坑了。在进馆的一刹那，尽管有心理准备，我还是被兵马俑那庞大的气势和队列震慑住了！他们那么肃穆，那么威严，那么高贵又那么朴实，那么威风凛凛，又那么宁静安详。我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是被那种声势浩大的气势所压迫着，被那无言的壮美所感染着，被那夺人心魄的眼睛和庄严的神态迷惑着……
我久久地站在坑边，望着这群肃穆的武士，不由泪湿眼眶。无论历史走得多么久远，总有一些痕迹可以让我们遥望那个时代，让我们沉湎其中，无法自拔。这就是历史的神秘力量吧！
从咸阳回到西安之后，张占民老师还送了几本他撰写的关于兵马俑的书给我，而我，除了一遍遍地说着感谢之外，竟无语凝咽。至今，西安那个叫张占民的考古学家，依然鲜活地保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从咸阳回来的当天晚上，王金劳老师居然提着一袋苹果送到我的招待所，他说他第二天就要和家人一起回宝鸡老家过年了，他很为自己没有时间陪我游一游西安感到抱歉。我的感动难以表达，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一个在上海打工的乡下姑娘，与西安人民素昧平生，但是，我却在这里受到贵宾般的礼遇，这是上天的眷顾，还是我太幸运？
在西安那几天，我一个人去了大雁塔，爬了西安的古城墙，著名的碑林自然也不能不去的。期间，我还去了《女友》编辑部，见到了我崇拜已久的《文友》主编周德东。本来，我还想找个叫易虹的编辑的。因为她当时在《女友》上主持着一个类似“老照片的故事”的栏目，我给她寄过一张我唯一的砸石头的照片，还写了照片背后的故事，但她既没刊登，也没退还我的照片，令我一直耿耿于怀。没想到，我找到《女友》编辑部的时候，易虹竟然出国了。令我十分失望。那张我珍贵的砸石头照片便从此失去，令我惋惜无比。
在《女友》编辑部，令我唯一兴奋的是，当时号称“文坛四大白马王子”之一的周德东十分亲切地接待了我这个文学爱好者，不仅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还答应帮我联系回上海的火车票。虽然后来因车票太过紧张而没联系到，但周德东的热情还是令我感激不已。我和周德东的友谊便一直保持了下来。我后来应聘到《知音》做编辑，多少也受了周德东的影响。从一些他写的文章中，我知道他也仅仅读到初中毕业，老家在东北，从小是个放羊的孩子，后来，他自学成材，凭着自己优美绝伦的文笔征服了文坛，并娶了一位西安美女。他在文坛上的成功，正是我要学习的榜样。现在，周德东在北京办着一本《格言》杂志，每期都给我寄。我们像哥们一样，时常在电话中聊天，对彼此命运的转变而唏嘘不已。
那次离开西安，还有个细节十分有趣。我是准备腊月二十九回上海的，但是，天知道，那时候的回程车票已经卖到大年初四，而且票都在黄牛手里，每张卧铺票已经炒到四百多。我连续两天去火车站等退票，都无果而归。但是，我不得不再次相信我的好运，就在腊月二十八那天下午，我居然等到了一个妇女的退票。当那个妇女拿着去上海的卧铺票喊着要退时，她的身边瞬间围满黄牛，有人出三百，有人出四百要买她的退票。我也挤进去，大叫：“大姐，求你把票卖给我吧，我要回上海过年……”这个妇女看看身边那些五大三粗的黄牛，然后一把推开他们，把这张标价一百七十五元的卧铺票原价卖给了我。我简直要乐疯了！付钱之后，那个妇女便走了。这时，有个黄牛提醒我：“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会不会是假票啊！”我一愣，天！如果是假票，我就要哭疯了！我赶紧拿着票挤进柜台，问售票员这票的真假。谢天谢地，票是真的！
这次西安之行让我感慨良多，在每个陌生的地方，都会有惊喜或奇遇等着你，就看你是否有勇气去寻觅。
时间已经慢慢地滑到了1996年。电脑、网络、伊妹儿等新鲜而陌生的词汇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各种文化补习班也如雨后春笋一样在街头巷尾挂起了牌子。而我却日复一日地惶恐不安，我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如何去接触这些洋玩意？虽然我天天写服装流程工艺单，把字练得像模像样，龙飞凤舞，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越来越感到知识的匮乏。越来越感到自己慢慢地变成了一口枯井。这也许和自己的文化太低有关。曾经的积累已经被慢慢地消耗掉了，如果不赶紧充实自己，很快就要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淘汰了。
恐慌和忧虑一天比一天更深地钻进我的心里。让我寝食不安。我是个不允许自己落后、不安于现状的人。无论如何，我要把曾经没能读过的书补回来。
我开始到处打听哪里可以报名自学考试。打听了好几所学校，最终选择了复旦大学，报名参加成人自学考试“新闻专业”，预计两年内拿下所有课程。我信心十足，一口气把十二门课的课本全买了，花了二百多块钱，一点都不后悔，我把那一堆沉沉的书抱回住处，一本本翻看，那些《中国通史》《新闻概述》什么的看得我头昏脑胀，但却十分兴奋。我唯一的担心就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现在直接读大专，能跟上吗？不过我想任何事情都不能先把困难想在前头的，否则就没有信心了。无论怎样，先做了再说。如果因害怕失败而不做，就连可能的希望都没有了。
第一学期，我一口气报考了四门课。我有信心起码通过两门。但要上班，还要听课，时间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之后，我便风风火火地骑车回家，拿上书就往车站赶。一路走一路啃馒头。复旦大学在杨浦区的五角场，我住在宝山区的月浦镇，间距近两个小时的车程。学校晚上七点半开课，如果顺利，刚好可以赶上听课。晚上九点半下课，坐车回到家，已经十一点多了。回家后还要整理笔记，都说自学是靠死记硬背，晚上洗脚时就抓紧时间背书。不知不觉，手里就捧着书睡着了。恍惚中，似乎又回到了小时候，病中的妈妈躺在床上昏睡，我在她的床前一边照应她，一边读书熬夜。那时候感觉读书十分幸福，一点也不觉得苦。而现在，长大后却把读书当成了一种压力。总要等到感觉知识不够用的时候，才想到要去充电。这是成长的悲哀吗？还是成长的幸福？
我并不是每天都有时间去听课的，有时候，厂里临时有事，需要加班，我只好旷课了。好在老师似乎并不在乎学生是否来听课，学生们也都来得断断续续。大家都是在职的，不可能每天都有时间来听课。只希望考试时达到60分就万事大吉了。
那几个月，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第一次考试，没想到我仅仅过了一门课，是《新闻概述》，考了63分。还有一门课考了59分，没拿到及格证。有个同学为我抱不平：“评分的老师也真是过分，一分都不帮你拉。”我很奇怪，是我自己没考好，老师凭什么帮我拉分呢？不过，心里还是十分沮丧，仅一分之差，就要从头再来了。难怪有人说走自学考试的路，简直要脱一层皮。但我依然为自己成功地过了第一门功课而欣慰，毕竟是一个良好开端。即使我每次考试只过一门课，那么一年两次考试就能过两门，十二门课我用六年就可以拿下了。
令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此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栏目的编导陆兰亭老师辗转找到我，邀请我去电台做一期节目。原来，她是从《新民晚报》夏连荣老师那里知道了我的故事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做直播节目，心里十分揣揣不安。当我带上耳麦，在直播间里把自己在上海奋斗的故事娓娓道来的时候，导播间的电话响个不停，无数打工仔打工妹打来电话，与我交流打工路上的酸甜苦辣。也是那一次，陆兰亭老师在听到我侃侃而谈、毫不怯场的直播状态后，决定邀请我做《海纳百川》栏目的特邀嘉宾。
从那之后，每个周日上午十点，我的声音便准时出现在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节目中，与上海三四百万的打工族们倾心交谈，探讨人生。从此我的生活很加忙碌，也更加丰饶了起来。正是做这档节目，使我结识了很多与我一样飞翔在上海的天空下的“天涯同命鸟们”，也使我在上海打工族中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尤为重要的，是锻炼了我的普通话。
爱迪生曾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这话用在我身上，竟也那么合适。
1997年是我人生大转折的一年。我跳槽了。
跳槽的念头从一年前就有了。在服装厂的六七年里，有一年半做流水线车工，一年半做组长，三年技术员。工作中遭遇了太多的惊涛骇浪，巨大的责任感像秤砣一样沉甸甸地坠在心上，不得片刻轻松。日复一日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心情让人越来越压抑，越来越想换个地方呼吸新鲜空气。
更让我觉得委屈的是，技术科共有三名技术员，我是唯一的外来妹。我和其他两位上海同事付出的责任和辛劳一样多，但是，我的收入却只有她们的二分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为此而愤愤不平。我找厂长争取过，但无济于事。每到发工资那天，上海同事的信封上写着1500多元，而我的信封上写着700多元。每月如此。即使那个月我的单子比同事的做得多，月底的收入依然没有丝毫增加。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一直延续了三年多。我的心情日益灰暗。
我一直相信，冥冥中总有因果之说的。
早在1992年左右，我就因给《萌芽》投稿而结识了该杂志编辑沈刚，他帮我修改发表了一首短诗《嫦娥》，此后我们一直断断续续地联系着。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这个地道的上海人十分看得起我，对我不停地鼓励着。他还在一封信中建议我跳槽，说我的文采不错，人也聪明，可以换份更有创造性的工作。他说他有个朋友在闸北区开了家广告公司，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推荐我去做文案。但我却有点犹豫。最大的担心是无法很快适应新的环境。现在的服装公司虽然机械枯燥，收入微薄，但毕竟驾轻就熟啊。
那段日子一直心情矛盾。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延续到1997年5月。我的第二个三年合同期满了。如果再续签，将又是三年为限。我决定趁此机会跳槽。
我给沈刚打了个电话，此时的他已经调到《解放日报》工作了。我刚说了我想跳槽，他就说：“你早该出来了，那里会扼杀你写作的天分。不管怎样，广告公司多少和文化沾边，这对你以后的发展有好处。”
如果正如算命的所说，我命中会有贵人相助的话，那么沈刚毫无疑问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好机会说来就来，有点让我猝不及防。
后来我才知道，沈刚所说的他朋友的广告公司，其实便是他和一个朋友合伙开的。这家名为“唐神文化传播公司”的广告公司，如今已在上海三千多家广告公司里排名前二十几名。当年，沈刚是兼职下海，他一边做着《萌芽》的编辑，一边与一个朋友合伙开着广告公司。当我去唐神广告公司报到的时候，内敛低调的沈刚依然是以引荐者身份带我去的。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有些员工找沈刚签字，才明白，原来他才是这家广告公司真正的老总。
正是这次跳槽，全然颠覆了我的命运。
当我决定辞职的时候，服装厂的领导才发现我的可贵。对我一向十分器重的潘厂长和石川先生轮流劝我留下。另一位大权在握的厂长委托工会主席转告我，只要我留下来，就会考虑给我加薪，薪水将会突破四位数。并且在厂里给我安排一间宿舍。这个诱惑如果早来三个月，也许我会欣喜若狂，感激不尽。但是现在，它出现得太迟了。
1997年7月，我离开了洒下我七年青春血汗的服装厂。
最让我感动的是石川先生，他居然特意在一家饭店为我饯行。这个慈祥的日本老人，他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他一直把我当女儿一样看待。还给我起了个日本名字——米卡，意思是水中的花。每次，只要他在技术科门外，喊一声“米卡”，我就会答应一声。厂里的所有人跟他说起我的时候，也都是以“米卡”称呼。所以，在服装厂里，我基本上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本名，一个是米卡。
每次回日本，石川先生总会给我带来各种礼物，然后悄悄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提一只纸袋给我，那里面，不是一两件衣服，就是精美的日式点心，或是姿生堂面膜。他很风趣，总是用食指挡住自己的嘴唇，“嘘”一声，以此告诉我保密，不要跟其他人说。有一次，他给我带了一条漂亮的格子裙裤，我离开服装厂多年之后，辗转了两个城市，但是，我一直把那条裙裤带在身边，每个夏季来临时，在每个清风飞扬的日子里，我都会穿上它，就会想起那个慈祥而可爱的日本老头。
为我饯行那天，石川先生邀请了翻译钱先生和我的另两位女同事，与石川先生相处了五年多，我第一次见到他的伤感。他通过钱先生对我说：“米卡，你是我见到的中国女孩子里，最聪明、最勤奋、也最刻苦的一个。我相信你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都会很优秀的！可惜的是，你一直没答应做我的女儿……”
我的眼睛刹那间有点温热，喉头有点哽咽。其实石川先生不知道，我之所以不愿意认他做父亲，实在是我怕被别人说三道四。在厂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各种明枪暗箭。在做技术员的三年里，因为工作，我得罪了不少人。因为嫉妒，我被很多流言蜚语中伤过。为了保护自己，我总是尽量避免给别人制造流言的机会。石川先生会理解吗？
我安慰石川先生：“我还会经常回来看望您的，您永远是我的恩人和老师。我现在出去，主要是想发掘自己的潜能，看看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我的心很野，也很大，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去做，否则一辈子都心神不定。”石川先生点点头，“是的。年轻人，就应该多多闯荡，我很欣赏你的闯劲。但是——”他话锋一转，看着我的眼睛说，“米卡，我还要给你几个忠告：第一，你以后与人面对面说话时，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无论是对方在讲话还是你在讲话，你都要勇敢地直视对方的眼睛。眼神游移不定的人，往往会给人留下心术不正和不自信的印象。第二，在说话时，语速要平缓，声音要柔和，不要急燥，也不要吞吞吐吐，适可而止，不要没话找话。第三，与人握手要用力，让人感到你很热情……”
石川先生的这些话我没有用笔记下来，而是深深地刻在了记忆里。如今又是七年过去，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说这番话时的表情，就像一个父亲在对即将远行的女儿谆谆教诲着，那样推心置腹，那样苦口婆心。琐碎而又温暖。石川先生的这番话在我日后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他告诉了我如何树立自信与尊严，如何与人真诚沟通。
那天饯行到最后，喝了两杯啤酒的我还是哭了。谁也不明白我心里的酸甜苦辣有多重。七年的光阴，就这样一去不回了。我挥挥手，什么也没留下，也什么都没有带走。
上海市月浦镇熊田时装有限公司，就这样与我挥手说了再见。27岁的我从头开始。
如果把我到上海后的打工生涯分为几级台阶的话，到上海唐神文化传播公司无疑是第二级台阶。在这级台阶上，我欣赏到了在相对闭塞的服装厂里所看不到的景色。
初到唐神时，沈刚原本想安排我进文案部门的，但我却想到业务部去实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