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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友的名字，希望他们能听到呼唤，漂浮起来，好把他们带回去……”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是滚落下来的。战士们也一边喊着战友的名字，一边哭。冲锋艇上有四个人，四个人的眼泪成串成串地滚落着……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什么呼唤比这更凄凉刻骨，更让人揪心落泪的了！
我可以想象，就在我们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压迫下，那一个个年轻英俊、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长眠了！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深情的呼唤，再也看不到战友流泪的双眼了……
更刺痛人心的一幕是在一辆打捞起来的军车那里。那辆侧翻着的军车里灌满泥沙，在驾驶室里，赫然躺着一条未拆封的“红金龙”香烟。一位正在现场的舟桥旅部队的参谋含泪向我介绍：“这是八一建军节那天，上级领导慰问部队时给战士们发的，战士们没舍得抽，说是要圆满完成这次抗洪抢险任务后才抽个痛快，没想到，他们永远也抽不上了……”
那四天，我连续高烧，没吃一口饭，全靠喝水。换在平时，病成那样的我肯定会卧床休息的。但在那场悲壮的战斗里，我的这点病痛与那些为抗洪牺牲的官兵比起来，就太微不足道了。
在采访抱树8个多小时而幸存的6岁女童小江珊时，我再次为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的顽强生命力而唏嘘。那个脑门大大的小女孩，可能因为每天被记者追着采访，已经一点也不畏惧陌生人了。她站在我面前，带着点顽皮和好奇。无论我问什么，她都笑嘻嘻地回答，没有一点害怕和悲伤。也许她还没意识到，在这场洪灾中，她的妈妈、奶奶和两个姐姐永远地去了。
当我问到她，最后一次看到奶奶是什么印象时，刚刚还笑嘻嘻的她忽然噤声了，接着，眼泪挂上了脸颊，我十分后悔问了这个刺痛幼小心灵的问题，但是为了工作，我不得不狠心“逼问”啊……小江珊是眼睁睁看着奶奶被水冲走的，奶奶原本与她爬在一棵树上，但奶奶毕竟老了，在洪水的冲刷与浸泡中早就没了力气，就在江珊喊奶奶再往上爬一点时，一个浪头却把奶奶卷进了水中，刹那间，亲爱的奶奶不见了……
我无法想象，这残酷而悲痛的一幕会在一个6岁女童的幼小心灵里刻下怎样的烙印？灾难是残酷的，更残酷的是灾难留给我们精神上的后遗症。
但愿小江珊能把这场噩梦尽快忘却，但愿她的人生从此平安快乐！
5天后，我从牌洲湾回到了单位。同事们一看我，就惊讶地说我又黑又瘦。陈清贫也回来了，他去了当时最危险的公安县，被围困在水中7个小时，差点就“光荣”了。后来我才知道，单位领导为了我的安全，才将我安排到已经溃堤、但与其它洪区相比却相对“安全”的牌洲湾。其他几位男编辑也去了不同的洪区，采编回了不少感天动地的好素材。
很快，《牌洲湾，英勇悲壮的牌洲湾》一文发表在了1998年《知音》第十期上，当我读到又我采写的那一段时，依然会泪流满面。
当年，我和陈清贫都被武昌区人民政府评为抗洪抢险先进个人。
这段特殊的采访经历成了我记者、编辑生涯中最最难忘的一次。它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生命的张力，什么是爱的奉献，什么是人间真情！
没有退路的时候，正是潜力发挥最大的时候。来到《知音》，我就已经切断了自己的所有退路，我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做一名合格的编辑和记者。
没有什么比作者的奇缺更令我伤脑筋的事情了。作为编辑，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支可靠的作者队伍。如果自己手里有几个得力的作者，每月给我提供一篇有价值的稿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为了尽快建立起自己的作者队伍，我只好坚持每月都出差。后来，我想到了一个最为简单有效的“笨”办法：每到一地，先买来当地的所有报纸，一边寻找新闻线索，一边记下报纸上写特稿的记者的名字。然后再按图索骥，打电话到报社找这些记者。一般情况下，这种做法十分有效。新闻界的同行基本都是相通的，然后我再通过这些记者的介绍，认识其他记者。就通过如此滚雪球般的介绍，我渐渐地在全国有了自己的作者队伍，有时即使我有一个月不出差，也能通过长途电话约到稿件，我的编辑工作就这样一点点开展起来了。
除了组稿，我就是亲自采写。这是我的优势。
最远的一次，我只身跑到青海湖，采访一位在青海湖鸟岛上研究黑颈鹤的生物学家。当初，我是为了核实一个作者提供的新闻线索的真伪而去的。没想到，当我乘飞机到达兰州，再从兰州坐车赶到西宁时，却发现，作者提供的那个新闻线索根本子虚乌有。而且，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作者了。打手机不通，打传呼不回。我又恼火又庆幸。恼火的是，千里迢迢来到如此偏远的地方，一个熟人，一个作者都没有，如何完成此次出差任务（因为单位有规定，如果出差没有拿回当地的稿子发表，出差费用不报销）。庆幸的是，我幸亏亲自来了一趟，如果我听信作者的一面之词，编发他胡编乱造出的稿子，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既来之，则安之吧！我这样安慰自己，只好沉下心来寻找新的素材。我想，青海这么大，珍稀动物那么多，难道在保护和研究珍稀动物的生物学家中，就没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发生过吗？
我在西宁宾馆住下，然后买了一份西宁地图，回到房间就拨“114”电话，查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单位的电话。没想到，几个电话打下来，居然打听到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有一位常年在野外研究鸟类的生物学家，叫李来兴。李教授为了研究我国独有的珍稀物种黑颈鹤，在青海湖鸟岛生活了十二年，他的妻子因为寂寞难耐，与他分道扬镳了，但李教授依然痴情不改，独居鸟岛，无怨无悔。后来，一位同样深爱黑颈鹤的红颜知己来到了他的身边……
我心头一亮，多好的素材啊！如果不亲自来一趟，如果不大胆地向各个单位打电话询问，这种鲜活而感人的素材就会被埋没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登上了前往青海湖的班车。颠簸了三百多公里，才到了青海湖。我果然不虚此行，我顺利地在鸟岛上找到了一脸黝黑的李来兴教授。在青海湖畔，在鸟岛，我的采访机中录进了成千上万只鸟儿的鸣唱，也录进了李教授五味俱全的回忆……
后来，这篇题为《青海湖，我无悔而永恒的黑颈鹤之恋》发表在了2000年第9期《知音》上，感人肺腑的故事加上优美浪漫的文笔受到了读者的好评。甚至有些我并不相识的作者，也主动跟我联系，给我稿子。有些作者还把这篇文章当成了写爱情故事的范文。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肯定了。
初到《知音》的两年，我就像一个上满发条的闹钟，时刻不停地奔跑着。因为我太清楚不过，在这个“以实力争地位”的地方，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时候，紧张得晚上做梦都是稿子、稿子、稿子。有一天夜里，我梦到雷总编在下稿子的时候，没有我的，这就意味着我这期剃了“光头”。我急得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就醒了，残酷的梦境像真的一样，害得我再也睡不着了。
出差在外，无论是和作者还是和朋友聊天，三句不离稿子。都被别人笑话得职业病了。有次我回家，跟妹妹妹夫也说，如果老家发生了什么故事，马上就告诉我，我好回来采访。
我想，所谓的敬业，就是时刻想着工作吧！今天如果不努力工作，明天可能就要努力找工作了。
对我来说，找作者不难，找线索不难，难的是去采访那些目中无人的名人。大凡名人都有些做派（这是我以前绝对想不到的），特别是那些歌星、影星。当然，并非所有名人都是这种德行。
有一年冬天，我出差北京，冒着漫天大雪，找到音乐家蒋大为的家，很顺利地采访了蒋大为先生。我在蒋家呆了两个多小时，和蒋先生聊得十分愉快。蒋大为感动于我的执著，还特意挥毫泼墨，为我题了一幅字。后来，我写的那篇《蒋大为细说父女情》一文在《知音》上发表后，蒋大为先生十分满意，又介绍我采访腾格儿，并把腾格儿的电话给了我。
首先，我打电话到腾格儿的家里，腾格儿的女朋友告之我，腾格儿在长春演出，让我打腾格儿的手机。我拨通腾格儿的手机后，礼貌地说：“腾老师您好，我是《知音》杂志社的编辑，叫赵美萍，我正在北京出差，想借机会采访你一下……”我还没说完，腾格儿就说：“我现在很忙，在排练。”我连忙说：“那我不打扰了，我晚上再联系您吧！”
晚上9点多钟，我又拨通了腾格儿的电话。谁知，我还没开口，腾格儿就不耐烦地说：“你怎么又打电话来啊？烦不烦啊你，管你什么破杂志，我不想接受采访……”说罢，“啪”地关了电话。可我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也是一个很在意人格尊严的人。于是，我又拨通了腾格儿的电话，我说：“腾格儿老师，您怎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呢？这样，好像不太礼貌吧？”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腾格儿居然破口大骂：“你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对你讲礼貌？去你妈的！”
“啪”，电话又关了。我又气又委屈，拿着电话的手在发抖，刚刚涉足记者生涯的我怎么也没想到，在屏幕上那么风度翩翩、那么受人敬重的著名歌星竟然如此粗暴无礼，缺乏教养。我深吸一口气，再次拿起电话，拨通之后，我没等对方开口，就说：“腾格儿，我尊重你，才决定采访你！可你是个没素质、没教养的人，太不值得我尊重了——去你妈的！”“啪”，不等对方说话，我先把电话挂了。好歹出了一口气，心里多少有些畅快！
还有一次，我打了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一个资深编导的耳光。我和这个家伙是在采访1998年那场特大洪水的时候认识的。在武汉，我们还在某舟桥旅部队一起吃过饭，也算是朋友。有次我到北京出差后，这家伙趁介绍一位名人给我采访的机会，想在车里对我非礼，我情急之下，赏了他一耳光。这家伙被我打愣了，也许他没想过我会如此反应，也许他从来没吃过女人的耳光，他愣了半晌，恨恨地对我说：“还从来没女人敢对老子这样！臭娘们，算你狠！但老子警告你，你休想在北京采访到名人！”
面对如此无耻嚣张的嘴脸，我气得咬牙切齿。但理智告诉我不能再得寸进尺了，毕竟在人家的地盘上。我下了他的车，屈辱和委屈的泪水这才掉下来，我才知道，这份看似风光的职业背后，也隐藏着难言的辛酸。
但我不后悔打出的那一耳光，和尊严、人格比起来，能不能采访到名人，发不发稿子都不重要了。
有些人，你给他脸，他不要脸，那就给他耳光吧！
好在，这种遭遇并不太多。大部分的出差组稿还都是比较顺利的。每个月，我和所有同事一样，有二十天在编辑部里编稿子，有十天在外组稿。像鸟儿一样，有规律地出去觅食，再返回来交任务。每只鸟儿都那么勤奋，争先恐后。
从1999年开始，我的发稿量开始平稳，每期保持在两篇左右，在编辑中属于中上，偶尔也会发一篇或三篇，极少被剃“光头”。偶尔被剃一次“光头”，就会痛苦不堪，倒不是因为影响到收入，而是羞愧。就觉得对不起主任，对不起主编，更对不起自己。
渐渐地，我打开了工作局面，成了杂志社的骨干编辑。
也许是因为自己出身贫苦，我对社会上的弱视群体犹为关注。在《知音》杂志社的6年多时间里，我为被歹徒残害的小姐妹奔走呼号过；为身陷冤狱的无辜百姓撰文呐喊过；为身患绝症的不幸生命寻求帮助过；为流落街头的打工仔慷慨解囊过……
1999年夏天，中央电视台《记录片之窗》节目组又来到武汉，采访了我到《知音》之后的一些经历。从社长、总编到主任和同事，每个人对我的评价都不错。后来，我在电视中看到，胡总说出了当初录用我的情况。他说：“其实当初杂志社决定破例录用小赵的时候，也是有些犹豫的，毕竟我们杂志社从来没有录用过没有文凭的编辑。但是，我们看到她曾写过那么多的纪实文章，又是我们的得力作者，就想给她一个机会，看她能不能胜任编辑的工作。小赵很能吃苦，也很勤奋，这两年，进步很大，也给了我们不拘一格求人才的信心。以后我们要是再招聘员工，可能会更注重生活阅历……”
在后来的很多场合，胡总都对我的成绩给予了肯定。有一次，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佩云来《知音》视察，社领导还特意向彭主席介绍了我，彭主席亲切地鼓励我好好工作，再创佳绩。那一刻，心里的激动和温暖是无与伦比的。
其实，我心里更多的是感激，如果不是《知音》给我机会，再有采访，也无法施展。要想成功，天赋和机遇，是缺一不可的。
随后的采访接踵而来。电视台、报纸、杂志纷纷出动。人们对一个小学毕业的采石女、打工妹能在全国知名的《知音》杂志社做编辑、记者，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人物身份和职业的反差太大了，人们想知道，我究竟如何努力，如何获得今天的成功的。于是，《打工妹成为著名杂志社编辑记者》、《“小学生编辑”的奋斗之路》、《我变天鹅这九年》、《天地一漂萍》、《从采石女到名刊编辑》等标题的文章此起彼伏。每天，我都会接到数十封来信，有打工姐妹写来的，有大中学生写来的，有为人父母者写来的，还有是高墙囚子写来的。还有两封信，居然是美国写来的。原来，他们是看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对我节目的转播。所有的信，几乎无一例外表达了对我挑战命运的钦佩和崇敬。
其中，有封信是位武汉留学生写给我的，他说看到在自己的家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十分兴奋，他把信写给了他的父母，然后又让父母给我转寄了过来。这位留美学生在信中说：“虽然我是个留学生，比你的文凭高了许多倍，但我还是觉得不如你，你在逆境中拼搏向上的精神是我所没有的，你的吃苦耐劳、积极乐观的精神是我没有的。我很难想象，如果我出身在你那样的家庭，那样的身世，我会怎样度过一生……”
在所有来信中，最令我触动，并一直保持着联系的，是东北铁岭市某监狱一个叫刘树涛的年轻死缓犯人。当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故事后，立即给我写信。他说他在犯案前，也是个文学爱好者，经常写点短文，往当地的报社投稿。有一次，他因为哥们意气，帮人打架，失手将人砍死，年轻的人生从此被颠覆。身陷囹圄的他非常绝望，希望我能帮他走出心灵泥淖。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死刑犯人。这封信在我手中感觉沉甸甸的。我不忍心把它丢进垃圾箱，我想了想，还是给他回了信，信中无非是鼓励他好好改造等等，同时我还寄去了一本《知音》。没想到，第二个月，刘树涛又写来了信，还在信中夹了篇习作，希望我指导他写作。
说实话，那时我忙得连自己的稿子都是争分夺秒地在编，哪有时间为一个犯人指点写作啊！但我又不忍心让一颗希望的心面对失望，只好硬着头皮给他回信，鼓励他多读多写，并告诉他我会帮助他发表作品。
刘树涛越发努力。他在办《醒报》的同时，不仅自己撰写稿件，还带动起监狱其他犯人们展开了读书写作的良好风气。他每期都把刊发着他作品的报纸一份份寄给我，向我报喜，向我展示他每一个进步。
2000年秋天，刘树涛给我写来一篇文章——《知音，给了我光荣和梦想》，我看他文笔流畅，写得情真意切，就编辑送审了。随后，这篇发表在了《知音》上，他得到了一千多元稿费。后来他告诉我，他把稿费全部捐给了当地的失学儿童。这事，还被当地的媒体报道了。
后来，因为积极改造，表现突出，刘树涛被接二连三地减刑。每次获得减刑或嘉奖，他都会写信给我报喜。每次接到他的喜讯，我都感到由衷欣慰。我个人的成功是微弱而渺小的，而榜样的能量却是巨大的。
在我所有的采访对象里，我对一个叫阮魏旦的女孩始终怀着一颗悲悯之心，也为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到难过。这个浙江女孩19岁那年患了“右股骨下端骨肉瘤”，即骨癌，父母怕牢命伤财，索性将她遗弃在医院里，从此不闻不问。就在阿旦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默默喜欢着她的男孩子冯乐明走近她的身边，从此不离不弃守护在她的病床前，小冯还卖了自己的修摩托车的小摊子，倾家荡产筹钱为她治病……
1999年，我刚好驻上海《知音》记者站，专门在上海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