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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父在未和母亲结婚前一直独身。继父独身的原因很简单，继父易怒，脾气暴躁，嗓门大。据说继父年轻时曾有过数月的事实婚姻，后因那个女人无法忍受继父的性格而一去不返。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的时间里，继父像山上一块不讨人喜欢的顽石一样，一直无女人问津。
于是继父孤独地生活了四十七年，直至经人介绍介绍认识了四十九岁的母亲。其实母亲在见继父第一面时心内是备感失望的。做矿工的继父看上去丑陋而粗糙，家境也不如人意。但那时急于找个落脚点的母亲别无选择。而母亲这一次毫无选择的选择，直接影响了我一生的命运。
当继父后来娶了母亲，带来美华后，曾多次和他的大哥一家交涉，希望他们搬出去，但请神容易送神难，继父的大哥老实巴交，但他的老婆和他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女们却刁钻野蛮到极点，他们不仅指着继父的鼻子骂他胳膊肘往外拐、咒他不得好死，甚至耍泼找茬打骂我们。母亲私下一再告诫我和美华，她和继父不在家的时候，千万不要和对方发生争执，否则会吃大亏的。我问母亲什么叫吃大亏，母亲脸色一沉：挨打，你懂不懂？
我到继父家的第三天，便领教到了继父的大嫂和她儿女们的凶恶。起因是一件小事，因为他们家的鸡在堂屋里乱飞乱跳，把我家正在煮饭的煤球炉上的锅都打翻了，我气急之下，将他们家的鸡轰赶了出去，于是大祸临头。他们家的大女儿，已经二十岁的周小金从房间里冲出来破口大骂，她没读过书，骂的都是难听至极的脏话，我固然听不懂，但看她骂人的表情也能猜出几分来，我不知道如何反击，也不会反击。但屋内的母亲已经忍不住，回敬了几句，由此火上浇油，周小金冲上来一把薅住母亲的头发死命地拖，战斗打响了！从他们家的房间里刹时冲出了她的妈和两个弟弟，他们围攻了我和母亲，继父和美华都不在。我和母亲没有打架经验，只会揪别人的衣领，根本无暇护卫身体其他部位。混战的结果是，我和母亲的头发被揪掉了好几缕，脸上糊满污血，手背上有被抓破的血痕，而他们家没有一个人受伤，他们凯旋了，他们胜利了。
当我和母亲噙着眼泪在房里清洗伤口时，周小金家里正传出阵阵得意的笑声。我多么恨啊！我恨自己太弱小了，不能保护母亲，不能打赢这场战争！为什么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伤害？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命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吗？命运为什么像个无情的杀手，处处追杀无辜而弱小的我们呢？我们到哪里才能过上安逸、祥和的日子？
我被打怕了，我害怕这种武斗场面。我摸着生疼的头皮央求母亲：我们走吧，我不要住在这里。母亲的泪掉了下来：我们能去哪里啊？他们这是给我们下马威，孩子，忍着吧，以后少招惹他们就是了。我们惹不起，躲得起。
生活仿佛又回到了杨东启在我家横行霸道的日子，惟一不同的是他动辄提到动刀子杀人，周小金一家固然没有如此狂妄，但他们阴鸷、仇恨的眼神总令我不寒而栗！他们家的大儿子，十八岁的周小九经常在门口的杨树上吊吊环、打沙袋，那是一种无声的示威，是一种强硬的威胁——最好识相点，不要惹我们家，否则，有你好果子吃！
是的，惟有忍。
我们一家坐在门外的桌子边吃饭，周小金出来倒洗澡水，故意扬得高高的，让脏水撒进我们家的菜碗，我们忍了。我家在做饭，周小金故意挥舞着扫帚扫地，灰尘弥漫，乌烟瘴气，我们忍了。他们指桑骂槐，诅咒我们一家，我们也忍了……十三岁的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坚忍！正是这种坚忍磨练了我的心态，在以后的年月里，我因坚忍而避开了许多矛盾与锋芒，获得了心灵的超脱与豁达。
继父虽然嗓门大，脾气暴，其实外强中干，面对我们母女的被欺凌，也只有忍气吞声。直至和继父生活在了一起，我才深切地明白继父支撑生活的不易。也才理解母亲当初不能带我来的苦衷。我和美华在父母的房间里搭起了一张小竹床，屋里还塞满了农具杂物，堆得满满的，一家四口和所有破烂农具塞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子里，连转身的空间都很困难。尤其是，房间的门背后还藏着一只尿桶。晚上，谁起夜都是一阵“哗啦啦”的声响，又臭又吵人。
由于我的来临，使得原先就备感窘迫的家境更为捉襟见肘。我和母亲、美华的户口还未迁过来，实际上就是黑户，一家四口就只有继父的一亩五分地。吃的米和烧的柴都不够，只能买黑市米和煤。母亲的身体不好，几乎每月都要抓药。而继父一个月满打满算才七八十元的收入，这对一个有着两个正长身体、正在读书、又有一个长期病号的家庭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每次买煤，都是继父和我一起拉着板车，步行去十几里外的市区南关买煤，每次买三百斤，只够烧一个月左右。最后的散煤，总是被母亲合上泥土接着烧，但那一点也不经烧。而且米和煤的价格总是不断上涨，我和妹妹的饭量也日渐增加，愁得母亲天天叹气。
我一听到母亲的叹气就紧张，就知道母亲又碰到难事了。最让我寒心的倒不全因为贫穷，也不是因为周小金他们家不时的寻衅闹事，而是继父与母亲日复一日的争吵，全为经济拮据。
生活的艰辛严峻地摆在了我们一家人面前。
过完春节不久，我和美华就要上学了。我很顺利地插班上了平山口小学的五年级读下半学期。学费是继父四处去借的。
继父认为借钱供我们姐妹俩读书，我们就得干点力所能及的活才对得起这个家。于是，我和美华有了分工，课余时间，我上山砸石头，美华拣猪粪。
美华干的是早晨的活。安徽某些农村的猪是放养的，一大清早，睡眼惺忪的猪们爬出猪窝，摇摇摆摆出了门。美华的任务就是扛着屎勺，屎勺的一头挑着屎筐跟在猪们的肥臀后面，猪们拉下一泡屎她就用屎勺拣进屎筐，一早上可以毫不费力地拣满满一筐，这些都是上好的农田肥料。
可美华并不喜欢这份拣屎工作，她觉得一个女孩子扛着屎勺、屎筐，一清早就跟在几头肥猪屁股后面转悠实在难为情。可我恰恰相反，我非常喜欢拣屎。我喜欢欣赏猪们悠哉游哉、摇头晃脑的憨笨样子；我还喜欢看猪们边吃边拉的悠闲姿态；当然更喜欢它们拉出一泡泡肥硕的屎块。每当我拣起一泡屎，心里就有一种小小的收获了的喜悦。并且，早晨的空气十分好，尤其是夏天，边拣屎边呼吸新鲜空气，一举两得。而且猪屎并不臭。
于是我常常拿洗碗和美华换拣屎的工作，美华倒也欣然接受。在我家后来的种田肥料里，起码有一半的猪屎是我拣的。除了拣猪屎，我还拣牛粪，牛粪没对农作物没什么营养价值，但如果把它们做成饼子贴在墙上，晒干后就成了绝好的燃料，冬天时煤球炉引火最管用。和妹妹不一样，我很喜欢玩牛粪，我喜欢用手捧着稀烂的牛粪，“啪”地一声贴在墙上，有时候，太过稀烂的牛粪会溅在我的衣服甚至脸上，牛粪一点不臭，还有点草腥气，因为牛是吃草的。我家屋后和西侧面的墙上都被牛粪贴过，留下了一个个圆圆的、斑斑驳驳的牛粪印迹。
我早上拣屎，晚上放学回家便直接到山上帮母亲砸石头了。那时我人小，就用小铁锤砸“寸子”。所谓“寸子”，就是一寸左右大小的石子。母亲身体好些时就在上山劈劈啪啪地砸。那时砸一吨石子可以得两块钱，一天砸得快可以砸一吨。
学会砸石头我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
尽管是将那种拳头大小的石块砸碎，我在入门时还是吃足苦头。砸石头的正确姿势是用左手扶住石头，右手抡锤狠狠砸向目标。我握锤的姿势非常正确，只是每次砸向目标的准确性不强。好多次石头完好无损，扶住石头的左手指却皮开肉绽。疼是不必说的，难忍的是继父的指责。如果继父在身边，我连哭都不敢，继父会说：“眼睛是干什么用的？你不会看准了砸？”
砸破指头是正常不过的事，还有碎石屑溅入眼睛、划破腿脚的，右手掌被锤柄磨起的水泡也钻心的疼。只是，无论我受了怎样的伤，都甭想从继父那里得到半点同情。继父心肠并不坏，只是心不软。也许因为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所以便无父女情深吧！
有一次，我吃过中饭，趁着上学前有一点时间，顺便砸点石子。父亲回家吃饭前，给我扒了几簸箕的石头让我砸。砸了这些，我自己又去扒了几簸箕石头，正砸到一半，继父来了，见面就吼：“你怎么砸得这么慢？回家前那点石头，倒现在还有这么多！你在干什么啊？”我委屈极了，又没胆子回嘴。任由眼泪把眼睛都泡肿了。
半个学期很快过去，期末考试，我是和班里几个尖子生被班主任带到市里去考的。结果出来后，我就成了村里的“小名人”——我居然考上了芜湖市重点中学二十五中，是全村多少年来惟一考上重点中学的女孩子！
放暑假期间，我天天上山砸石头，要挣足自己的学费呀！山上的男人女人指着我教育他们的孩子：“看看人家小姑娘，读书又聪明，又会干活，多懂事！看你，笨得像头猪！”挨骂的孩子敌意地瞅我两眼，而我却希望生在那个挨骂的孩子的家庭，起码，我不用为学费发愁吧！
辛辛苦苦砸了整个暑假的石头，因为垒了一间我和美华安身的小石头屋，我和美华的报名费又成了问题。
我考取的重点中学在市里，我得住校，住校就得交伙食费。不住校，天天往返二十多里路的时间和车费又是我难以承受的。美华也要上三年级，眼看九月一号即将来临，家中越发愁云密布。
换个人家，孩子考上重点中学是高兴都来不及的事，而我家相反。炎热的夏季是身体虚弱的母亲最难挨的季节，母亲常常吃不进一口饭，光喝水，然后躺在竹榻上呻吟。继父焦头烂额，整日愁眉不展。我和美华日日行动如鼠，生怕一不小心触了继父的火气，从而引起父母的一场恶吵。
父母的争吵是三天两头的，苦难生活的无情磨练，将母亲逐渐从一个通情达理、温婉和善的妇人变成了一个敏感脆弱、脾气暴躁的怨妇，她不堪忍受继父诸如随地吐痰和大嗓门之类的恶习，经常指责继父。继父又是一个火暴性子，受不得一点指责，于是家中几乎无一宁日。父母的争吵让我和美华倍感家庭的冷漠与凄凉。
一天，十一岁的美华问我：“姐，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不在家里呆了呀？”记得我当时对神色忧伤的妹妹说了一句恶毒的话：“一是嫁人，一是死。”嫁人和死，后来真的成了我向往的目标。
我的妹妹美华后来发明了一个家的代名词——“活死人墓”。对我家，这个词再合适不过，因为父母大吵后，家中便是一片死寂，父母的呼吸都沉闷得可怕。
要开学报名了，继父丝毫不提我上学的事。我在忐忑不安中鼓足勇气、战战兢兢问继父：爸，我能读书吗？当时是晚上，正吃饭，继父夹了一筷子咸菜蹲在门槛上大口扒饭，把一个沉默的背影留给了我。母亲气度小，马上冲继父嚷：女儿跟你说话，你聋了？我心里一冷，凭经验知道，一场恶吵又即将开战了。
继父果然横眼吼道：我要是聋了倒好了，省得听你的屁话！老子瞎了眼找了你们娘儿仨，累死老子了！老子也没办法可想，读不读书怪不得老子……发怒时的继父可以声震整个小荆山，母亲放声大哭，母亲的委屈我能理解：继父后悔娶了她，她又何尝不后悔嫁了继父？
我和美华瑟缩在房间一角，继父的话句句如刀，直刺我生疼的心脏！在一刹那间，我心如死灰：不读书了！
我翻开书包，找出那张录取通知单，折好放进衣袋。临睡前，我开门出去了。
家门口就是一条通到长江的河，夏天的河水涨得满满的。有时连下几天大暴雨，长江上游的水就会顺流而下，直抵我家屋檐下。每年夏天总有一段时间，我可以站在门槛上洗衣服。因此这条河是危险的，但又是我深为喜爱的。
现在，河里的水位已经过了涨潮期，而回落在离我家门槛十米远的地方。月光下的河水波光粼粼，闪着温柔而慈爱的光泽。我小心地涉水而下，水的凉润让我全身一阵舒畅。水真好，谁也欺负不了它，也无烦恼，还可到处漂泊，多自由啊！我要是一滴水就好了，随波逐流，随遇而安，随心所欲。可我不是一滴可以流动的水，我是一个活得非常苦恼和艰难的小女孩，是一个很不快乐的小生命。水能让我远离烦恼、自由流动吗？
我在水里安静地站着。有一些小鱼儿悄悄地吮吸着我的小腿，痒痒的，酥酥的。月光在水里深深浅浅地摇晃，一片银色。这刻的时光如此美好。
我从兜里掏出录取通知单，放在了水面上。我用手一拂，它就随波漾了开去。再拂，它就漂得更远了，很快，它就漂成了一个小小的白点，我目送它远去。然后，上岸，回家。
我成了山上最小的采石女。十四岁。
砸石头的光景又已不同，芜湖钢铁厂不要“寸子”，改要“碗口石”了，顾名思义，就是碗口那么大的石头。八毛五分钱一吨。砸石工具随之更新。继父给我准备了一大一小两把铁锤，一把十磅，一把十八磅。十八磅铁锤的任务是将抱不动的大石头砸成能搬运的小石头，十磅铁锤的任务是将小石头砸成合格的“碗口石”。还有一根铁撬、一把铁耙、一把铁叉。我每天扛着这些铁家伙“上下班”，它们硌得我的肩膀生疼生疼，它们和我的骨头对抗着，它们硬，而我的骨头更硬。扛久了，居然也不觉得痛了。
石头是矿上的工人们放炮从高高的石壁上轰下来的。每放一炮惊天动地，石头便排山倒海般倾泻而下。放炮下来的石头一部分由矿工们拉到破碎机上去加工成矿粉、瓜子片、寸子等。另一部分则由像我这样的“个体户”用原始体力加工，再由毛驴板车拉到芜钢去炼铁或烧石灰。
砸石头也有规矩，靠山吃山，山上的“个体户”都是附近的村民，个个“占山为王”，家家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场地，不成文的规定是，放炮炸下的石头落在谁家场地上便是谁家的，别人不得越界拾取，否则，轻则骂个狗血淋头，重则大打出手。在这个完全靠蛮力生存的小社会，每个人都有一套自我保护与对外抗衡的势力。有人以凶悍出名，有人以蛮横出名，有人以玩命出名。在山上，为抢石头打得头破血流的例子太多了，我任何势力都没有，为避免麻烦，我到山上找了一处还未开采到、没人占有的场地，开始了我的砸石生涯。
我的场地因没开采，因而原料来源艰难。我先是从土堆里掏一些碎石块，但没两天就“坐拣山空”。接着我开始采取“蚕食”行动。我看见有些人家的场地上石头多得砸不了，最后还是被工人们拉上了破碎机。我便央求人家：“你家石头多，与其让他们上破碎机，给我一点好不好？”这样恳求，一般比较有效。但也有蛮横的，宁愿上破碎机也不给我，我只有干瞪眼。
还有一种情况，人家石头多，他们只青睐省力的小石头，对那些费力的大石头便不屑一顾。我就拣这些人家不要的大石头，一块一块地用大锤砸小，再装上小推车运到我的场地上。我就像那只辛苦的精卫，一块一块地衔着石头，所不同的，它是填恨海，而我是填生活。
我的砸石之初并不顺利。最大的困难是我几乎抡不起那些铁家伙，尤其那把十八磅的铁锤。颤颤巍巍抡起来，砸到石头上却绵软无力。有时砸偏了，不是自己的腿脚倒霉，就是石粉飞进了眼睛。每天回家，手上腿上少不了旧痕添新伤。手上是逐渐两极分化的，十个手指搬运石头磨掉了螺纹，鲜红的嫩肉触之即痛；而手掌上却又老茧厚厚，针扎进五毫米丝毫不觉。几个月下来，我的脸庞黑了，胳膊腿粗了，力气大了，十五岁的我看上去有二十岁那么大。这是磨练，也是成熟。
有一次，我为了一块钱与人打赌，在半个小时之内，将一块近一吨重的巨石砸开了。那块石头也是赌气砸的。头天放炮的时候，它不偏不倚正好滚落在我家场地上。一般来说，这么大的巨石是该用炸药炸碎的，但我向矿上的班长要求放炮炸碎的时候，班长说石头有裂缝，可以砸碎，不必放炮。但是，却又没有一个矿工愿意出这份苦力。我求了好几个人，人家都说，石头这么大，砸碎有什么好处给我？石头在我家场地上，别人自然不管了，着急的是我。我一赌气，就说，我来砸给你们看。
这下，矿工们来劲了。有个人说，你砸碎了我给你一块钱。另一个人说，我也加一块。不过限定时间，半个小时之内砸碎有效。我说你们别赖。当我轮着十八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