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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一次更大的聚会，加州理工学院全校师生员工团聚在校园里向鲍林致意。350多名员工、校董和朋友应邀参加宴请，听取杜布里奇对鲍林的成就所作的简要介绍，观看当场表演的一幕讽刺鲍林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短剧，演出单位是“化学和生物股份公司”，引来阵阵哄堂大笑。
他们给短剧起名为《通向斯德哥尔摩之路》。全剧刻画了学校对鲍林所持态度的比较轻松的侧面：赞赏，喜爱，然而又有一点不闻不问的味道。剧中还配上了无线电播音员的声音，对鲍林轻松的讲课风格逗笑取乐，几名弹奏音乐的学生将鲍林关于分子共振的思想比拟为爵士音乐。（“孩子们，你们应当听一听一个碳氢分子是怎样工作的。先生们，这是有真凭实据的谋杀。这就是最终的结局。”）不过，全剧的高潮是一系列配上了流行歌曲的讽刺诗歌，其中一首名为《小镇旅店》：
鲍林之路百折不回，永远指向前方。
鲍林之路苦尽甘来，永远令人神往。
这是知识的浩瀚海洋，让您纵情倘佯。
也许还有若干地方，不值得您驻足张望。
爱娃·海伦则被描绘成一个日思夜恋的姑娘，向她的老师倾诉衷肠（配上的乐曲名为“张开双臂拥抱我，我的宝贝心肝”）：
莱纳斯·鲍林，我的宝贝心肝，
他在我的化学世界里变幻莫测。
啊呀呀，他的眼珠滴溜溜闪现，
我周身原子就全都上电。
他靠近我的身躯，我的血分子全都涌向我的脸面，
我却分不清何为碱基，何为磷酸。
啊，纵情欢乐吧，你永远不会看到，
如此动人的亲情，如此醉人的眷恋。
鲍林博士讲课，犹如朗诵诗篇，
字字都是音符，扣动我的心弦。
我的化学价，已经全部改变，
我的运动轨迹，也有了新的安排。
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凝结在我的心田，
我与他共享两个电子，周游在外层空间。
啊，纵情欢乐吧，你永远不会看到，
如此动人的亲情，如此醉人的眷恋。
最后，播音员朗读了几份来自友好人士的虚拟电报：“反动的资产阶级走狗：我已经告诉你五十遍了，共振与量子力学格格不入。签名：弗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卢贝契夫斯基。”另有一份电报更使鲍林笑得前俯后仰：“亲爱的鲍林博士：您得了诺贝尔奖，同时也洗清了自己的罪名。我们不会发疯，只要您不发疯就行。签名：奥维塔·卡尔普·霍比与露丝·希普利。”
这是一个喜气洋洋的夜晚，高朋满座，气氛温馨，笑声阵阵，友好热情。在学校的历史上，像这样的夜晚实属少见。不过，对鲍林来说，这将成为永远找不回来的回忆。
在这样的场合，关于希普利的玩笑就特别让人捧腹一宣布得奖后的一天，在离开康奈尔前往普林斯顿的途中，鲍林给许多头面人物写了信，其中就有参议员韦尼·莫尔斯和保尔·道格拉斯，还有前最高法院法官欧文·罗伯茨，鲍林请求他们帮助他收回出国旅行的权利。他还给小胡佛写了一封信。此人曾长期担任加州理工学院董事，新近才被任命为副国务卿。小胡佛对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表现很看不惯，因而更谈不上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他了。
还是公众再一次帮了鲍林的忙。在诺贝尔奖宣布以后不久，美国驻瑞典大使告诫国务卿杜勒斯说，鲍林的护照难题已经成了斯德哥尔摩议论的中心。“我们在此对鲍林的政治态度和过去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但是，我必须强调指出，如果拒发他的护照，那么瑞典各个方面的公众舆论将会作出对我们具有灾难性的反应，”他这样写道。“切望能很快得到你们的确切通知，务必如期签发护照。”
不管怎样，这一通知还得等上若干时日才能发出。联邦调查局下令再作一次调查。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就是跑林又重操旧业，到处发表演说。在一次演讲中，他公然鼓吹在内阁中成立一个“和平部”。有关情况又传到了希普利那里。在一个星期中，鲍林的护照难题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媒体报道的热点。然而美国国务院仍无动于衷，希望鲍林主动先走一步，正式提出申诉。一旦上诉，事情又可拖上几个月时间，然后再找一个借口，称有关方面像对待其他美国人一样，正在考虑鲍林的具体情况，一切都在正常的渠道中运作。
鲍林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一招。支持他的信件如雪片飞来。其中有一封电报来自美国新闻处驻欧洲的一位官员，他“紧急提议”批准鲍林出国，以便消除公众舆论的负面影响。与鲍林有关的公函在国务院各部门之间来回穿梭。有些办事人员主张给鲍林签发护照，尽量减少不良后果——“鲍林是一种喜欢冷潮热讽，脾气古怪的人，他以前曾有一次拒绝到申诉委员会露面，这次也许更想让国务院出出洋相，”一名职员提醒说——另外也有一些人，尤其是希普利和安全首脑麦克劳德，他们主张先扣住护照再说。国务院法律顾问断言，根据现行法规，扣发鲍林的护照缺乏充足的理由，因为法律规定要有确凿证据表明鲍林接受过共产党的指示才行——然而联邦调查局已花了六年时间仍一无所获。为了结束这场争议，11月5日，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者除了麦克劳德和希普利以外，还有三个持温和态度的国务院官员。有人建议绕开申诉这一步骤时，希普利沉不住气了，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护照处与共产党打交道已不是一天两天，”她说，“我最清楚，脱离现行政策另搞一套，必将后患无穷。”两年以前有人不顾她的反对，给鲍林签发了护照，就是开了抛弃现行做法的一个先例，这一次，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在鲍林的护照上写上几句话，使他除了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之外，禁止他做别的事情，这个主意怎么样？这也不行，希普利斩钉截铁地说。会议再也开不下去，只得中断。麦克劳德和希普利力主扣发护照，其他三位官员——将鲍林列入“冒失莽撞、头脑不清的左翼人士”的范畴，对国家安全并不构成威胁——建议签发，以免引起公众不满。
杜勒斯作出最终决定，给鲍林颁发护照。
小胡佛对此很不愉快。这就意味着无需经过上诉这一步骤，而这一手续原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专门为鲍林设置的。他认为杜勒斯的决定将置国务院于批评的火力之下。那一天晚些时候，他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的一个朋友，要求这一机构审阅他为颁发护照所起草的一封公函。为了发泄怒气，小胡佛对这位朋友说，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一直在想方设法将鲍林撵出加州理工学院，现在，不经申诉就给他签发护照，他实在咽不下这口闷气。不久以后，小胡佛就辞去了加州理工学院校董之职，从此与鲍林更是结下了不解之仇。
小胡佛对杜勒斯的公关问题作了一番考察。他对手下人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插手这种事情。”
那天下午，负责行政事务的副国务卿给鲍林发了一封短信，通知他已被批准前往斯德哥尔摩。
同一天，国务院的法律顾问发现希普利独自一人坐在咖啡厅里。他走到她身边坐下。两人作了长时间的交谈，谈到鲍林，谈到共产党人，谈到履行正常手续的重要意义。这位顾问注意到，希普利情绪黯然，对于她的意见再次遭到否定深感不满，对这样的办事方式表示失望，并再三重复应当拒发鲍林的护照。
几个星期之内，希普利正式宣布，她要辞去护照处处长的职务。
关于鲍林一案，麦克劳德创造了一种颇有几分幽默的说法。事情过后不久，一个国会委员会问起，鲍林怎么能不经申诉而成功地领到了护照，他回答说，颁发护照是“自我申诉”的结果。有人要他解释一下这一用语，他笑了起来，说，它的意思就是“国务院也要阅读有关文件”。
鲍林领到的护照，不但去瑞典有效，而且适用于去世界各地。
12月5日，鲍林怀着如往日一样的愉快心情，携带着爱娃、克莱林，还有小莱纳斯和他的妻子安妮塔，乘飞机离开洛杉矶。他们在哥本哈根与彼得和琳达会合，然后，一家子人，正如爱娃回忆时所说，“一帮快乐的人”，一道前往斯德哥尔摩。
鲍林从未见过像诺贝尔奖颁发典礼那样的场面。这一活动是从12月9日开始的，先是由瑞典皇宫大臣为获奖者举行招待会。会上，鲍林与两位物理学奖得主作了简短的交谈。其中一位名叫玻恩①，哥廷根的数学大师，鲍林第一次访问欧洲时曾与他见过面。他由于在量子力学方面的成就，与一位德国实验物理学家博特②一起分享这一迟到的殊荣。博特最出色的工作也是在20年代末完成的。鲍林还见到了获得医学奖的美国人三人小组的成员。他们因在小儿麻痹症方面的研究而受到表彰。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③欧洲新闻媒体仰幕已久的人物。他在一次非洲之行中受了伤，因而这次无法在斯德哥尔摩露面，
①玻恩（Max Born，1882—1970），英籍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因对亚原子粒子特性作了统计学的系统阐述，与博特一起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②博特（Walther Bothe，1891—1957），德国物理学家，应用符合电路法，测定电磁辐射的粒子性，发现了中子，与玻恩一起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③海明威（Emest Hemingway，1899—l961），美国小说家，早期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作品风格独特，文笔精练，获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天，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了有两千人参加的颁奖典礼，鲍林将其称为“当今世界上最为气派的典礼之一”。会上，为每一位新的获奖者宣读了一篇颂辞，简要介绍有关的研究成果。鲍林的颂辞是由一位言辞不爽的瑞典晶体衍射学家宣读的，此人借此机会全面回顾了从伯兹列斯以来化学发展的历史，最后介绍了鲍林关于化学键的观点，说明他怎样将化学键的理论应用于各个化学领域以及生物学和医学的许多方面。在他宣读完毕，掌声停息下来以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向鲍林颁发了金质诺贝尔奖章和证书。此时，鲍林身着燕尾服，颈佩白色领带，显得异常兴奋。在他接过奖章和证书的时候，他并没有在这种场合常见的那样拘谨呆板，而是迎着国王笑逐颜开，真可谓“满面春风”。一些欧洲报纸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大厅里每一个人都和他一样，沉浸在欢乐之中。”
颁奖典礼结束以后，又在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黄金阁中举行诺贝尔国宴。这是一间名为“世纪之交”的宽敞大厅，四周镶贴着24开黄金马赛克墙面砖。在此，仪式继续进行，国王向每一位新的奖主祝酒致意，各人也用简短答辞表示感谢。鲍林的答辞赢得的掌声最为热烈，他提到，自己久已向往瑞典，希望能被大家视为这个国家的一个“荣誉公民”。宴会过后，国王领着这些诺贝尔奖得主走到一处大理石楼梯的上部，俯视楼下几百名欢呼雀跃的瑞典大学生。这些学生挥舞着红旗和火炬，为得奖者演唱了一首歌曲。随后，根据惯例，应由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向他们讲几句鼓励的话。鲍林被奖主们推选为代表发言，所有的瑞典报纸都全文刊登了这篇演说：
“作为老一代人中的一员，也许我应当向你们作一点训示，但我不想这样做，”他向在场听众高声说道。“我倒向你们提一条建议，就是你们应当怎样对待自己的前辈。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向你们讲话的时候，应当抱着尊敬的态度认真地听——但别相信他，除了相信你自己的智力以外，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事。你们的长者，不管他的头发是否已经灰白，是否已经脱落，不管他是不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都有可能出错……因此，你们应当永远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永远需要独立思考。”
这番话使在场学生颇感意外和欣喜，大家尽情地欢呼起来了。
第二天，门日，星期六，鲍林作了一次诺贝尔讲演。他全面回顾了自己所做的工作，特别将重点放在共振这个问题上。在这篇讲演中，他颇为自信地谈到了价键的概念。那时，这一概念受到了日益尖锐的攻击。他还利用诺贝尔奖印证自己研究化学的方法是正确的。
晚上，国王和王后在皇宫举行正式宴会招待来宾，这也是诺贝尔奖庆典活动最后一场盛大的仪式。鲍林身穿黑色的晚会礼服，伟岸潇洒，手挽着瑞典公主玛格丽莎，款款步入宴会大厅。爱娃·海伦则在瑞典首相的陪同下喜气洋洋地在国王左侧就坐。她春风满面，一身朴实的社会主义派装束，庄重大方。“我与首相谈论政治——还与国王一起在花园里浇花，”她在那晚的日记中写道。“真有意思。”
最后，鲍林与获得医学奖的三个美国人一道，出席了美国大使馆专门为他们举办的一次庆祝晚会——鲍林心想，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也许美国政府打算将他作为一位值得尊重的公民看待了。
晚会结束后，使馆参赞电告华盛顿称，鲍林之行并未发生任何意外。“斯德哥尔摩报界刊发了有关他的大量报道，不但是因为他独具爽朗迷人的个人魅力，而且也因为他的一家是摄影新闻的上佳题材，”这位参赞写道，最后松了一口气的心情流露在宇里行间。“无论是在到达之后立即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还是在宴会上的讲演里，……鲍林教授都没有说任何可以挑剔的话。”
鲍林的言行不但无懈可击，而且在新的层次上为美国赢得了尊敬。部分原因在于，他终究还是得到批准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奖，证明了个人成就可以驱散冷战造成的紧张气氛。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个人显示出来的洒脱和热情。“在诺贝尔奖得主中，很少有人能像这位谦逊、随和、见多识广的著名科学家那样，清楚地知道怎样让整个世界为之倾倒，”一家欧洲报纸这样报道。这家报纸还将这次诺贝尔奖庆典称作为“一次‘节日演出’，虽然‘主角’海明威未登台亮相，但毕竟还是出现了一颗‘明星’，他就是来自帕萨迪纳的这位为人谦恭的教授。”
全球各地都有人向鲍林表达了同样的友好情感。鲍林和爱娃带着全家，在瑞典和挪威旅游观光了两个星期。随后，他们乘飞机到以色列待了两个星期，走访了当地的几所大学，与海法和耶路撒冷的学者交谈。他们的圣诞节是在伯利恒度过的，不过这次经历对鲍林的无神论思想并未产生任何影响。在此之后，他们又飞赴印度，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星期。这一拖了那么长时间才得以成行的访问，成了一家人旅行的又一个高潮。他们作为印度政府的客人，拜访了这个国家主要的几所大学和实验室，从新德里到加尔各学，又到阿拉哈巴德，参观了泰姬陵，游玩了阿赞坦的洞穴和本那雷斯的神庙。
在巴罗达，鲍林出席了印度科学大会。会上，他淋漓尽致地施展了科学外交的技巧，与俄国和中国科学家的大型代表团会面，接受了许多诸如矿石和设备那样的礼物。作为美国人代表，只有他和另外几个自费的美国佬与会。鲍林是被邀请作大会报告的唯一美国人。他在报告中论述了血红蛋白和镰状细胞贫血症的有关结果。最后，他谈到了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他首先说明了维护和平的必要性，提醒来自各国的听众说，并不像习惯于用俄国式思路考虑问题的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大多数美国学者都在研究原子弹和氢弹，事实上，他们许多人在研究诸如镰状细胞贫血症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地球上所有人的和平发展和福利。然后，他话锋一转，矛头隐指共产主义国家阵营的代表，说明美国科学家能够自由地进行研究工作，他们是非常幸运的。
鲍林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后来，一位印度科学家告诉来自美国的一位朋友说：“贵国的鲍林博士今晚所做的事情，比你们的国务院发表的全部官方文件，都更加有力地驳斥了这样的观点，即美国人都是国际战争的贩子。”
鲍林还和尼赫鲁一起共进晚餐，两个人就政治、核弹、和平等问题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鲍林的心目中，尼赫鲁是一位超凡脱俗、风度优雅的伟人，具有“敏锐的睿智、卓越的判断和绝对的真诚……在我看来，尼赫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鲍林还去曼谷停留了几天，然后在2月飞抵日本。在那里，人们知道鲍林的名字，不但是因为他所做的科学研究，而且是因为他在反对核武器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他受到了大批人群的围观和欢迎。在东京和京都，他的讲演吸引了大批听众，以至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