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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是不是设想一下，对着它发射一颗子弹，这样做，有可能使它走得准一些，但可能性更要大得多的是，它完全停下来不走了。
①霍尔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1892—1964），印度籍英国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和生理学家，对种群遗传和进化研究有贡献，1957年移居印度，着有《遗传学的新途径》等。
书写到一半，作者的话锋一转，矛头直指特勒、斯特劳斯、原子能委员会和军备竞赛。“时下公众好像又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就是科学家对事实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鲍林写道，“我想，这种情况可以这样来解释，原子能委员会经常发表误导公众的声明。其中有许多声明是正确的，但让人得到的印象却是错误的；有时候，一些声明本身就是荒谬的。”然后，鲍林列举了许多误导公众的声明，并且一一进行了批驳。
特勒声称，放射性尘埃带来的危害，并不比一个人超重一盎司给健康造成的危险更严重。但是，鲍林质问：谁能说清楚超重一盎司给健康会造成多大的影响？鲍林说，特勒的说法是“滑稽可笑的”。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利比曾说过，丹佛这个地方的海拔较高，那里的人受到的辐射比较多，但尚无证据表明他们的癌症发病率比其他地方的人来得高。这种论调也是非常荒唐的，鲍林反驳道，因为目前的医学还不够精细，尚不能准确地预测癌症发病率上升的微小数字。利比还说过，“在美国，现在还找不到一例可用来证明，由于核试验造成放射性微小增加，某一个人受到了伤害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许是准确无误的，鲍林写道，因为你无法断定放射性尘埃与任何一例癌症或新生儿缺陷之间有着因果的联系。但是，这会给人以虚假的印象，似乎一点危险也没有了，而在实际上，所有科学家都认为，包括利比本人也承认，放射性尘埃，说得轻一点，至少会导致遗传性缺陷略有增加的现象，况且对全体国民的健康还可能带来其他方面的危害。
这本书最后几页让读者缔听了原子科学紧急委员会的警世之言，这也是鲍林要求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一篇呼吁书。“‘不要杀戮’这一戒条难道对我们失去了意义？我们是否要将其解释为‘不要杀戮，但大规模杀戮还是可以的”，或者是’不要杀戮，但国家领导人说可以时杀戮还是可以的‘？“鲍林说，如今这个世道，道德沦丧、争权夺利、穷兵黩武等等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只有道德回归才能拯救人类。鲍林写道：”但愿我们这个国家，美利坚合众国，能够在处理各种世界性事务时，首先把道德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上。“当然，光有这一点还不够。即便美国在一夜之间正义就占了上风，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却依然故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样实现和平呢？”我提议，解决世界上的大问题，也可以采用解决其他问题那样的方式，“鲍林写道，”关键在于锲而不舍的努力——和平的道路需要人们去探索。“他建议在美国内阁中确定一位负责和平事务的部长，并用军费开支的10％作为这方面的预算，这笔资金”可用于一项重大的国际性研究计划，召集科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其他方面的人才，用若干年时间，切实地探索一下解决世界上各类问题的方法，找到防止战争、维护和平的途经。“每一个国家都应建立探索和平的机构。可以通过联合国领导下的研究世界和平的组织，将这些机构联合起来，首先为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那样一类国际性协议扫清必要的障碍，然后再进一步探索结束各国之间战争的方法。鲍林写道，更大更新的武器决不会给我们带来和平，只有国际法才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在鲍林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六个月前进行的大型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开始在世界各地向地面散落。放射性污染恶化，人们的担心也随之加重。锶90的含量不断上升的新闻报道，又使公众舆论倒向鲍林这一边。几十个地方性抗议团体开始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全国性组织，名为“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在欧洲和日本，反对核武器的抗议活动风起云涌，迅速蔓延到各个角落。这些活动对各国政府施加了新的压力，要求采取具体的行动来对付放射性尘埃。
鲍林在完成这本书的手稿后，又开始思考采用新的方式促使核试验停止下来。通过请愿书和演说，鲍林已经成了反对核试验活动中国际上公认的领袖。他的通讯网络日益扩大，设想的方案也日益增多。森特一哲尔吉是一位匈牙利血统的美国人，维生素C的发现者，像鲍林一样，也是一位研究兴趣非常广泛的科学家，他致函鲍林，建议召开由美国、乌克兰和苏联等国科学院代表参加的一种科学界高峰会，讨论如何使这几个国家“陈旧过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现代化，并以此作为争取和平的第一步。鲍林热烈赞成这一个想法，并且很快就将其修改为成立“世界科学议会”的建议，从许多国家召集而来的代表将可以在一起，“研究如何调整世界的政治结构，使它与科学进步相适应”。
3月，森特一哲尔吉读到了一份用核武器装备美国潜艇的计划，他更加急切地感到有必要建立这一种科学议会。他写信给鲍林说：“谁也无法保证这些潜艇的指挥官一定是道德水准很高的人。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潜艇会沉入海底，待在那里一定会厌烦得要命，只好整天饮酒作乐。世界的命运就这样掌握在几十个唱得酩酊烂醉的人手里，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点燃鞭炮，寻找一点刺激。”鲍林和森特一哲尔吉向国家科学院递交了召开世界大会的建议。
鲍林一直与罗素和其他有关的科学家保持着联系。这些科学家都是一些志同道合反对核武器的人，他们组成了一个结构松散的国际网络。作为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的继续，这些活动家安排在1957年夏天召开首次由东西方各国科学家自主参加的世界性会议，讨论超越于各国自身利益而又共同关心的核武器问题。这一次会议——称为“普格瓦什会议”，这是以富有的实业家塞拉斯·伊顿开办的一家加拿大房地产公司所在地的名字命名的——后来证明是很有价值的，因此，罗素认为应当将其拓展成一系列会议。由于鲍林是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最早的签字人之一，因而大家预料他会成为参加首次普格瓦什会议的二十名左右代表中的一个。但是，会议开始，他仍在欧洲访问，未能与会。不过，他在1958年会见过罗素和另外几个人，一道策划了在维也纳召开下一次普格瓦什会议。
鲍林继续频繁地在公众场合亮相。他与利比在爱德华德·穆罗主持的《今日观察》节目中唇枪舌战，并且还接受了多家电台记者的采访。
1958年3月，苏联人呼吁立即停止所有的核试验，这无异于在政治上投下了一颗炸弹。这一时机是经过精心考虑定下的。那时，苏联人刚刚结束了持续时间很久极其肮脏的一系列核试验，美国人则正要开始新的一系列试验，人们对放射性尘埃（很大程度上是由苏联试验造成的）的担心正好达到了高潮。当然，考虑到一份新的禁试建议已经递交给有关方面，这种时机对鲍林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
他和普格瓦什会议的代表们给禁试活动又加上了一把火。4月4日，苏联人提出建议后三天，鲍林、罗素、克劳伦斯、皮克特、托马斯①，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人——其中还有来自马绍尔群岛的六名代表——联名上诉联邦地方法院，要求禁止原子能委员会预定进行的一系列核试验。鲍林等人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法律程序，说明国会从来就没有授权政府当局向大气层释放放射性尘埃，以致于威胁到“人们生活的权利和养育正常孩子的权利”。鲍林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们已在向苏联和英国采取类似的法律行动。
①托马斯（Norman Thomas，1884—1968），美国社会党领导人（1926—1955），六次竞选美国总统均告失败的社会党总统侯选人（1928—1948），毕生致力于社会改革，维护个人权利，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创始人之一。
上告联邦政府的一个机构，这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行为。由于主要目的是唤起公众注意，因此鲍林对此还是颇为得意的。如果政府的行为荒诞不经，那么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法庭予以矫治呢？在这一案件中，他非常信赖律师林肯·威林。不过，威林要他作好思想准备，这个案子将会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
反对核试验的活动现在几乎占去了他所有的时间，但将时间花在正义的事业上总还是值得的。为了这一事业，他可以花去自己每一分心血。即使是那些对他的行动持否定态度的报刊，在他看来也无关紧要。《时代》杂志将鲍林和其他反对核武器活动分子的照片刊登出来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到底是尚未出生者的卫士……还是受自由的敌人操纵的傀儡？”鲍林看了以后，脸上竟然浮起了冷冷的笑容。反对核试验的力量积聚起来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声势；也许，一些用滥了的攻击手段，比方说，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进行迫害。造遥和中伤，不再会有什么效果了。
1958年4月初，鲍林仔细地查阅了有关放射性尘埃的最新文献，无意中读到了一份令人吃惊的材料。比尔·利比本人在向瑞士医学科学院发表的一篇演说中，透露了造成放射性尘埃污染的一种来源：一种被称为碳14的寿命很长的同位素。这在以前从来没有报道过。利比对这种物质是非常熟悉的；好几年以前，他在自己的专业研究中就已经发现，可以利用自然界中存在的碳14衰变的特点，精确地测定文物的年代。
但是，对于这一新信息，鲍林更感兴趣的是这种物质正向空中泄漏的数量——每一次相当规模的核爆炸大约要泄漏160磅。碳元素几乎是构成一切生物分子的基本材料。鲍林知道，人体内处理碳14与处理普通碳的方法是相同的，可以按它们在自然界中实际存在的比例吸收到人体组织中。碳14的寿命很长，大约在八千年以上，因此到遥远的将来都将会构成威胁。鲍林很快就算出，到那时为止所进行的核试验，已使地球上碳14的总量增加了10％左右。如果让这种物质以这样的速度进入体内，它的放射性衰变就会大大提高遗传变异的速度。任何“干净的炸弹”都无法消除这一种物质而使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因为碳14并不是裂变产生的，而是中子和空气中的氮原子发生反应的结果。但是，至今尚无人指出这种危险性。鲍林急急忙忙地就把其长期的影响算了出来。
4月28日，鲍林在华盛顿由国家科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期间，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宣布了他对“放射性尘埃中一种新威胁”作出的发现。鲍林告诉记者说，到那时为止，核试验所产生的碳14可能在未来三百年里创造出五百万名有缺陷的儿童，另外还有几百万人因此生癌症。第二天，鲍林所称的“新威胁”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都作为头版新闻登了出来。
利比对此很恼火，因此立即进行了反驳。他声言，鲍林的估计离开目标十万八千里，因为大多数碳14最终都进入了海洋，人类因核试验而接触到的碳14，在总量上增加还不到1％——他对记者说，这种情况带来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两天以后，一批哥伦比亚地质学家致函《纽约时报》称，鲍林在作估计时，使用的是碳14在整个地球上而不是纯粹在空气中的含量，这一数字就是造成模糊不清的起因；根据他们的计算，鲍林对碳14所作的估计比实际数字要高50倍。他们写道，来自碳14的实际威胁，只不过等同于向上爬升几英尺时增加的辐射量所带来的危险。他们在结束语中说：“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夸大事实的言论，只能模糊公众的视线，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鲍林认识到自己在计算中出了错，因而将估计的破坏值降低了5倍，但他仍然坚持碳14会对未来的新生儿造成长期的威胁。
他原先的估计有错误，但经修改后所得的数据是正确的。六个月之后，原子能委员会悄悄地发表了一份报告，对放射性尘埃中碳14在长时间里造成的遗传性危害进行了估算，其结果与鲍林修改后的数据是非常吻合的。
但是，这毕竟给鲍林的信誉造成了损害。有人抓住他夸大其辞的把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利用他这一次失误，有意回避这样的事实，就是他在碳14问题上就本质而言是完全正确的。
1958年5月11日，鲍林出现在《与记者相见》的电视节目中。这是一次关于公共事务的采访，在全国范围内作实况广播。鲍林打算利用这一机会说明他对放射性尘埃的看法。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节目主持人劳伦斯·斯皮伐克照例会向特邀佳宾提出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他这档节目就是因为这一点而赢得过很高的评分。
在这一节目开始时，由四名记者组成的采访团开门见山地要求鲍林说明他反对核试验的动机。当鲍林试图说他与利比在数据上所持的不同态度时，一位来自赫斯特报系的记者打断了他的话。他问道，为什么美国人不应当相信利比和特勒？他们两位都是科学家，“从来就没有与共产党的阵线和事业发生过丝毫的牵连，不像你那样与他们有长期的联系。”当鲍林想要回答这一问题时，这位记者又提出了更多有关共产党阵线的问题，使他无法把话讲完。其他记者也插了进来：他选择时机用碳14的有关数据来抨击干净炸弹的试验，难道不是非常奇怪的吗？他不是支持过罗森伯格一家吗？鲍林不得不就罗森伯格案的细节与斯皮伐克展开了一场小型的辩论。接下来，问题转到他是怎样为请愿书筹集资金的问题。鲍林回答说，全是他本人出的钱；此时，有人质问道：“那末，全世界共产党的报纸都在那一天宣扬了此事，你该作何种解释？”“那是报界的事情——”鲍林回答道，“恐怕你比我了解得更多吧。”
预定给他的半小时已过，他始终未得到机会就放射性尘埃问题说上几句实质性的话。鲍林和爱娃昂首阔步走出了演播室。这根本不是公共事务性节目，这是一场事先不打招呼的审讯。两人都气愤极了。
辞职
杜布里奇也非常气愤。他手下的化学系主任竟然在全国性电视上叫嚷要为已经定罪的间谍作辩护，他感到，这下更难继续护卫鲍林了。
杜布里奇亲眼目睹了鲍林在获得诺贝尔奖后所发生的变化。在他看来，鲍林变得不那么负责了，讲话更大胆，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抛在反对核试验的斗争上，影响到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工作。他看到，鲍林发表言辞激烈的声明，在政治上将自己置于不受人欢迎的地位，与学校赖以取得资助的政府机构作对，造成了学校董事会内部的不团结。
鲍林在政治上愈陷愈深，他和杜布里奇之间的关系也愈来愈冷淡。不过，其中的原因倒不是杜布里奇不赞成鲍林的立场，他和物理系主任罗伯特·巴契，像学校里其他教授一样，都声明过反对核试验。“我想，有人感到有些……——这里用到了介于不满和不安之间的一个字眼——莱纳斯没有千方百计地去争取其他同事站在他的一边。事实上，这些同事也运用了一些不那么声张的方式，就和平问题向政府进言，”鲍林的一位同事诺曼·戴维森这么说。鲍林这个人豪放不羁，一意孤行，对于学校这个大家庭中其他成员的优秀成绩，忘了给予充分的肯定。
杜布里奇还不赞成鲍林所用的策略。学校里似乎很难看到鲍林的身影。作为系主任，许多事情都等着他去做：主持有关的仪式，进行必要的社交和应酬，寻求资助人，等等。研究工作也没有做好。以前在化学键方面所做的工作已是昨日的辉煌，相比之下，更多化学家已经把目光盯在分子轨道的理论上——鲍林却始终没有把这一课题放在心上——他当时正在研究的许多课题，例如，在分子水平上寻找精神病病根，似乎已走入死胡同。系里教职工对办公房间的分配和科研重点的确定，一直在嘀嘀咕咕地埋怨。反正鲍林不在场，他也难以听到这么多意见。
在这段时间里，鲍林奔走在世界各地，他的名字常见于报刊的标题中。
算起来，前后已经有三人因对鲍林不满而辞去了校董的职位，其中一位就是约翰·麦科恩。一天清晨，这位共和党要人打开报纸，读到了另一篇由专栏作家撰写的报道，涉及到鲍林参加共产党阵线发起的和平运动的情况，一怒之下，他辞职离开了校董会。他打电话给杜布里奇发牢骚，时间是清晨6：30。电话铃惊醒了还处于梦中的杜布里奇。麦科恩对着他愤怒地责骂鲍林是一位大逆不道的化学家，接着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