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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说，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会有人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1931年9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决定组织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后，与天津学生请愿团一起到中央军校见蒋介石，高崇民慷慨陈词请蒋率兵北上，收复东北失地。他说：“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蒋面红耳赤，老羞成怒，说：“东北失掉，东北人来请愿还可以，天津并未丢失，天津学生来请什么愿？”如此一来，请愿团更加愤怒，群情鼎沸，呼喊叫骂之声，不绝于耳。
胡适在北大当校长时，学生们闹学潮，到办公室把胡适包围住，胡适说：“你们再不离开，我一个电话打出去，你们就要被捉起来。”
你觉得太闲空，去找些白米来数数
郁达夫带王映霞到新加坡生活，王很是不安，因与王喜欢交游的性格颇有抵触，郁达夫对她说：“这里是一个新的所在，你没有什么人认识，我要和你在这里终老。”王让他给她找工作，郁达夫就说：“你既觉得太闲空，不会去找些白米来数数？”
1932年，潘兰珍与陈独秀吵架回家，她与陈独秀已生活了两年多，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陈独秀，平时只管叫他“李老头”。她年仅24岁，比陈独秀的大儿子小10岁。陈独秀被捕，成为社会上的重大新闻，她与娘家人也整日谈论不休。她甚至说：“陈独秀太自傲了，这回免不了杀头！”潘兰珍的父亲从街上买回一张报纸打开一看：“陈独秀已押到南京受审。”下面是陈独秀的照片。潘兰珍见到照片，一下子惊呆了：“原来陈独秀就是我老公！”
陈独秀在狱中，监狱方面不允许其保外就医，而且不准亲属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陈绝食斗争，才渐渐放松一些，他抗议“你们执行恶法，我拼老命也要反抗。”典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陈独秀说：“恶法就要打倒。”典狱长说：“我无权打倒它。”
1933年，章太炎的高足吴承仕办《文史》杂志，又研究唯物辨证法，引起一些老教授的嘲弄，包括他的同门钱玄同。钱写三字联“普罗学、唯物观”给吴承仕，吴不明其意。钱说加上你的《文史》，不就是“普罗文学，唯物史观”吗？长着肥硕大头的钱玄同曾说：“头可断，辨证法不可开课！”鲁迅说：“何妨赌肥头，抵当辨证法。”
蒋廷黻问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
西安事变发生后，何应钦竭力主张轰炸西安城，由于冯玉祥反对，他放弃计划，但仍派飞机去西安城外轰炸，宋美龄害怕蒋介石生命有危险，劝其不进攻西安。但宋一走，何改变主意，继续命令军队向西安进攻。宋愤怒地责问：“何总司令，你怎么又下令进攻了？你这不是存心要谋杀他吗？”何应钦火冒三丈：“你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国家大事，不许你管！”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何应钦戒心日重，他决心用陈诚代替何应钦。何揽权过多，蒋就对他说：“敬之啊，你兼职太多，怕忙不过来吧，我还是保举一人来接替你的军政部长职务吧。”何答道：“不，我忙得过来，忙得过来！”
1943年11月，宪政协进会成立。宪政运动成为上流社会中的清议，如王世杰所期望的，“给此种人以发言机会，无形中亦可减少社会怨气”。高论盈庭，而对现实问题毫无干预能力。黄炎培说：“如一群饥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争研究明午之菜肴如何方为精美。”
臧克家在余心清家遇到一个老人，肥胖的身子要把藤椅冲破。余介绍说：“这是李烈钧先生。”臧对这个民国元老、赫赫有名的将帅说：“久仰了。”余为老人介绍说：“这是新诗人臧克家先生。”李双眼紧闭乱点头：“唔，唔，大狗叫，小狗跳跳。”诗人心中起火又不好发作，后来对余说：“以后对不懂新诗的人，千万不要再做介绍了。”
伟大的妈妈 我们要饭吃
抗战时期，重庆歌乐山保育院分成两派，一派是拥护宋美龄的正统派，一派是改革派。在一次欢迎宋美龄的会上，出现了两条不同的标语：一条是“蒋夫人——我们伟大的妈妈”；一条是“蒋夫人——我们要饭吃”。
1945年晏阳初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说：“我们人民遭受了21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的大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蒋介石说：“你是个学者，我是个战士。”他说，等他消灭了共产党之后，要聘晏阳初为全中国乡村改造运动的领导。晏阳初说：“委员长，如果您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你会失去中国。”
宋子文“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1945年冬，宋出任行政院长兼最高经济建设委员会主席，何廉将战后五年经济建设纲要送交宋，宋子文看到这份纲要时对何说：“但这是用中文写的。”他问何有没有英译本，何廉说没有，宋就要何廉为他译一份英文本。
1950年，杨荣国出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杨树达感到疑惑不解，当有人告诉他广播电台已经广播，他居然不信：“肯定是广播员念错了！杨荣国先生的特点不就是错别字多吗？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文学院院长呢？”他找校长李达，李达权力有限，最后杨树达给毛泽东写信，详叙他对杨荣国的看法，毛没有回信。唐麟告诉杨树达：“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杨老先生才明白毛不回信的原因，于是“自悔孟浪，遂再奉书”，以求毛的谅解。接到杨两封信后，毛回信说：“违教多年，最近两接惠书，甚为感谢。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的。”
宗白华对郭沫若有知遇、提携之恩，郭与田汉接识也通过宗白华。世人皆以为三人为知己。50年代初，舒芜到北京来，在什刹海玩时，遇见无所事事的宗白华，很激动地跟表兄聊天。中间问表兄：“最近见到郭老没有？”宗白华长叹一声：“唉，我这样的闲人，哪能去打扰人家‘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呢？！”
汪曾祺说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小说有重造民族品德的意思，但多年来不被理解。沈如此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韩羽的漫画，在笔法上，状如童画。张中行曾对韩羽说：“人家都说你的画像小学生画的。”韩羽回答：“你也让他画一张来看看。”
王小波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时，说他想起了陈寅恪、冯友兰这样的教授。对陈教授，他想到，后者穷毕生精力，考据了一篇很不重要的话本：《再生缘》。王小波说，想到这件事，他并不感到有多振奋，只是有点伤感。
钱钟书、吴组缃是同窗学友。在一次同学会上，两位八旬的老人拥抱在一起，吴说：“你的著作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事后钱寄了一套《管锥编》给吴：“我的书，你都没有读懂！”
荒诞第三十二
王湘绮的夫人去世后，王想把女佣周妈正位中宫，但两个儿子不答应。好在当时周妈名气很大，王到东到西，一定要带上她；有人请客，也要连带请上周妈。王到北京，坐着马车拜客，也有周妈陪同，周的名片上写着：“王氏侍佣周妈。”
怪题大仙
鲍政被称为“怪题大仙”，其做主考挖空心思出怪题，令人哭笑不得。某年，鲍出《顾鸿》一题，将四书五经背得烂熟的秀才们寻思好久才明白此题出自《孟子·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举子们大怒，当即有人在考卷上写诗讽刺他。鲍照出不误，又来了个《及其广大草》，又让人摸不着头脑，原来出自《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一个秀才在卷上写诗讽刺道：”广大何容一物胶，满肠文字乱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鱼色变草包。“但鲍政依然我行我素，调任湖北时又出一个《下袭水》，取自《中庸》：”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秀才们又是大怒，有人写诗骂他：”真成一片白茫茫，无土水于何中藏，侮圣人言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鲍政批阅考卷，见此诗，心中气极，又想自己实在出题太怪，也只得忍气吞声。
康有为颇自负，曾说：“古今大文章只有二十余篇，以李斯《谏逐客书》为第一，贾谊《过秦论》第二，其次则司马相如、刘向、刘歆、谷永、扬雄、匡衡诸家敦厚典雅，皆含经义。”而其讲文往往出乎本题之外，如讲韩文公《马说》，首言：“吾读《马说》则生无限感慨。昔戊戌变法，劝德宗辟新疆全省为牧马场，养马八百万匹，为扩充骑兵之用。日本岛国不足虑。若驰驱欧亚，称霸天下，舍骑兵莫属。蒙古入欧，全凭马力。余愿辅德宗为成吉思汗也。”至下课，则文公《马说》一字未谈。
光绪末年，梁启超、麦孟华，奉康有为为教主，在上海宣传《公羊》义法，说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章太炎嗤之以鼻：“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李瀚章曾以知县身份晋见湖广总督裕泰，裕泰坐在台上接见。行礼后，李坐在裕泰旁的椅子上，裕泰呵斥再三，李才起立。事后，裕泰对其他官员说，你们看见李瀚章了吗？此人架子大，日后名位一定不亚于我。李果然做到总督，外号李大架子。中国官僚相度人才，匪夷所思，慧眼独具。
郭嵩焘曾在日记里记述夫妻失和的原因。他曾经向冯桂芬提过娶妻的条件：“不求美，然不可有破相；不求才，然不可有劣性。”可是当新妇过门后，他立即发现，此妇“多言狂躁，终日叫呶，有类疯癫，貌更凶戾，眉目皆竖。”一连几顿吵闹过后，不由得使郭嵩焘大喊倒霉，埋怨“冯景老（冯桂芬号景亭）误我”。
1897年4月，熊希龄与蒋德钧一道，专程赶往湖北，面见张之洞，请准湖南省内河通航。蒋申述来意后，张谈湖南情况特殊，不得援苏、浙、赣行轮之例，要慎重行事，从长计议，宜缓不宜速。熊希龄忍不住反问：湖南人不能办轮船的特殊性在哪里？眼看外国商轮可直抵湖南内河，而不准本国人置轮开航，怎样向国人解释这种慎重？张之洞答不出话，悖然变色，即端茶送客，由于激动，茶碗盖失手落地，打得粉碎，失了官场礼仪，气焰才有收敛。
清末大臣刚毅极受重用，而此人不学无术，错别字脱口而出，其低能闻名遐迩，推荐人才时竟说该人和黄天霸的水平相当，此外白字迭出：民不聊生之“聊”念成“邪”，把禹称作王，皋陶的“皋”读作“臬”字。当时流行七律一首，讽刺其低能，诗曰：“帝降为王禹舜惊，臬陶掩耳怕闻名，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思除翁叔平，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邪生。功名鼎盛黄金起，师弟师兄保大清。”
张继是同盟会员中的一个好打手，在日本保皇党开会时，常由张一马当先，跳上台去把保皇党说话的人拉下台来。国民党老人说，张继本是一“草包”，可是他用了手段，去对孙中山说，袁世凯早晚必叛民国；如果他做了国会议长，就有资格容易见到袁，必要时可以对袁下手，自己不惜性命，为国除害。中山先生见其志可嘉，乃叫党人投张继的票，做了参议院议长。
王氏侍佣周妈
王湘绮的夫人去世后，王想把女佣周妈正位中宫，但两个儿子不答应。好在当时周妈名气很大，王到东到西，一定要带上她；有人请客，也要连带请上周妈。王到北京，坐着马车拜客，也有周妈陪同，周的名片上写着：“王氏侍佣周妈。”
清末民初，吴虞以“打倒孔家店”口号名动一时，其本人专制作风之烈亦可一叹。吴在日本时，写回四川的家信，从吃饭，用钱，读书，都有一套规矩，他根据某人每日自用半斤肉、家人除牙祭外不吃肉为例，从日本对家中吃肉分配法做了遥控。他规定说：“今我既不在家，则香祖（吴妻）日用半斤，余人或牙祭日与肉稍丰，平时则诸人每日共肉四两足矣，不能过此数也。”又加注说：“若半斤肉已足，则四两肉之钱可以归入牙祭内，而牙祭可节省也。”
民国时期，政客徐光弼与魏斯炅是莫逆之交，前者将赛金花介绍给后者，魏倒也凑趣，说：“甘蔗老头甜，越老越新鲜。”他与赛金花十分投缘，此事就成了妙局，有好友劝魏，好端端的别做“剩王八”，魏自我解嘲道：“剩下的都属于我，有何不可？！”
田桐为人偏激。在《民报》与《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后，他认为同梁启超的争论是“无味之口角”，是降低了革命党人的“价值”，是“耻辱”，提出应以暴力手段对付之，“力不足以诛梁启超者，任之可耳”。到宋教仁要实现“政党内阁”，提议取消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小党合组为国民党时，他力加反对，“拍案痛骂”，使会议无法进行。后见孙黄同意，才不再坚持，而变为国民党实现政党内阁的勇士。在国会里他是一个极为活跃的议员，发言不到三句就拍桌子，扔墨盒，大叫大嚷，被人称为“田三句”。在竞选活动中，他为拉选票到处奔走，不遗余力，甚至不惜以手枪相威逼。
民国初，民国政府与逊位大清帝国之间往来较多，遗老们常因此侮辱攀附新贵者，孙宝琦曾为大清山东巡抚，摇身变为民国政府里的国务员，贵为外交总长。一次，孙与赵秉钧等国务员到大清小朝廷来致祭，孤臣孽子梁鼎芬一眼发现了老朋友，他直奔这位穿大礼服只鞠躬的国务员面前，指着鼻子问：“你是谁？你是哪国人？”孙给老友问怔了，梁提高嗓门：“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一个什么东西！”“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劳乃宣跟了过来，他们俩一唱一帮，引过来一大群人，把这三人围在中心。孙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1912年6月，唐绍仪辞职，陆征祥代理总理，继而奉命组阁。他向参议院提出补充六个阁员名单，亲自到会宣布“政见”，开口便讲“补充阁员名单”好比“开菜单作生日”，使全场哗然，成为笑柄。至于“政见”，一句话也没说。议员们对他大失所望，将他提出的人选，一一否决，致使新阁流产。
民国期间，曹锟唆使张绍曾以内阁全体总辞职、军人索薪等手段驱逐黎元洪，黎逃往天津，将总统大印秘藏。由他亲自提名任命的直隶省长王承斌率军警上火车索要总统印信。黎问：“我不把印信交出来。你敢把我怎么样？”王答：“既是如此，就委屈总统在车上仔细想想。”
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
曹锟当上了总统，却因内外交困不能施展其总统的威风。他对手下人大发牢骚：“你们一定要捧我上台，叫我来活受罪！”手下人都暗笑他是“自己拼着老命要来活受罪。”北洋派元老王士珍因此说：“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
黄侃跟章太炎在东京住了三年多，一直埋头苦读，不时向章请益。可笑的是，他跟章甚久，始终没有“拜师”的形式，太炎先生很以为奇，到黄决定回国，向章求临别赠言，太炎先生说：“你要拜一个好老师常常指教你才好。”他问：“什么人好呢？”太炎说：“到北京找刘申叔（师培）吧！”他答：“暂时尚不想去北京。”太炎说：“浙江孙诒让也好！”他答：“不想到浙江。”太炎说：“陈伯韬在南京，你可去找他！”答：“南京恐怕也去不了。”太炎说：“那么怎么办呢？万不得已，就是我勉强点吧！”这时，黄才认真地磕了一头，算是拜了师。
溥杰十几岁时，很想买一个照相机，就问服侍他的太监需用多少钱。太监现出了鄙夷的神情对他说，“您是一位当爷的，打听这个干什么？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