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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来登记的人数很失望，便试图恐吓老百姓胁迫他们顺从。12月30日，他们宣布所有第二天下午2点之前仍未登记的人将被枪毙。“事实证明这不过是虚张声势，”一名传教士记录了这个事件，“但是它令人们非常害怕。”第二天早晨，大批男子顺从地出现在登记地点，他们中许多人凌晨3点便起床以确保能排上队。“日本人的严厉苛刻的威胁引起如此之恐慌以至于到1月14日日本当局成功地登记了至少16万人。
接着，妇女的登记工作开始进行。12月31日上午9点，数千名中国妇女聚集在金陵学院的中央大楼前面，一名日本军官在那里向她们训话。先是用日语、然后由一名翻译译为汉语：“你们必须遵从古老的婚姻习俗，”沃特林记得他这样说，“你们不应学英语或者去看戏。中国和日本应该是一个国家。”随后妇女们排成两列纵队，通过为出售大米而准备的架子，在那儿发给她们证件。沃特林看到日本兵像放牲畜一样驱赶这些妇女，有时还把印章盖在她们的面颊上，似乎这令他们非常开心。日本兵还强迫妇女们微笑和做出高兴的样子以供日本记者和摄影师拍照，即便只不过是一次登记，却实在是把一些妇女吓病了。
在沃特林看来，日本人登记中国妇女不过是想全面地挑选出最富吸引力的女子发作为供其强奸候选人而已。就在妇女登记的第一天，日本人仔细检查了安全区的某些妇女并企图将他们带走。他们挑出了20名女孩，无疑是作妓女之用，因为她们的头发是卷曲的，或者穿得太好了。但这20人都被释放了。沃特林后来写道：“因为有一位母亲或其他的什么人替她们担保。”
登记结束后，日本便试图取缔安全区。1月底，日本人宣布他们要求所有人在月底前回到各人住处。2月4日是撤离安全区的最后限期。限期一到，日军开始搜查金陵学院，并命令剩下的女孩子及妇女离开。沃特林告诉检查者，这些女于不能离开、因为她们都来自其他城市，有的家园已被烧毁，日本人便宣布日本宪兵将承担责任保护他们。沃特林很提防这些许诺，甚至跟随日本人回来，替他们传达命令的中国翻译也悄声告诉她，他认为这些年轻妇女并不安全，她们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区不动。
然而庞大的难民人数终归还是使沃特林非常不安。数百名妇女拥挤在走席里，她们头对脚地塞满了过道，还有更多的妇女躺在外面的草地上过夜。金陵学院的科学会堂容纳了1000多名妇女，沃特林的一位朋友写道，那些妇女在这寒冷的冬日里一连几夭都并肩睡在水泥地面上！大楼里的每一节水泥台阶都是一名妇女的栖身之地——而那些台阶的长度不超过4英尺！有些人为能在化学实验室的桌子上有一块休息的地方而高兴，甚至连水管子和其他设备上也毫不例外地坐满了人。“
南京的暴行使沃特林身体非常疲乏，但她每天都要经受的精神折磨远比其休力上的消耗更为糟糕。“唉，上帝，请扼制今晚南京城日本兵的残酷兽行……”她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日本妇女知道了这些可怕故事的真相，她们将会多么地羞耻和惭愧。”
在如此之大的压力下，沃特林仍然打起精神去安慰别人，并争取重新唤起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这是多么的不寻常啊。当一个老太太到金陵学院的红十字会食堂要一碗米粥时，得知粥已经没有，沃特林立刻把自己正在喝的粥给了她并对她说：“你们不要担心，日本会失败的。中国将不会灭亡。”另一次，当她看见一个男孩戴着一个标有日本象征的图案——正在升起的太阳的袖章以保证安全时，沃特林指责他说：“你不需要戴这个有太阳图案的袖章。你是一个中国人，而且你的国家还没亡。你应该记住戴这个袖章的日子，你永远也不应该忘记。”沃特林一而再地鼓励校园内的中国难民千万不要对未来失去信心。“中国还没有灭亡，”她告诉他们，“中国将永远不会灭亡。而日本注定最终将失败。”
她工作时的勤奋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她从早到晚都不睡觉，”一个幸存的中国人回忆说，“她一直守候着，看日本人来没来……她会竭尽全力把他们赶出去，还跑出去找他们的军官请求他们不要对中国妇女和孩子犯下如此邪恶的罪行。”据说，有一次她被残暴的日本兵打了几个耳光，另一个人在他的南京大屠杀见闻中写道，“所有人都为她担心。所有人都尽力抚慰她。自始至终，她都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为保护中国妇女而斗争。”
管理安全区的工作不仅耗费休力，而且心理上也备受摧残。国际委员会的一名纳粹成员，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说，他在街上看到了太多的尸体以至于很快便被恶梦所困扰。但是即使在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环境下，安全区最终还是拯救了许多生命下面便是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例：
——抢劫和纵火造成食品极端匮乏，以至一些中国难民只能吃金陵学院校园里野生的紫菀及小黄花，或以找到的蘑菇为生。甚至连安全区的领导人也因食品缺乏而挨饿。他们不仅通过施粥所向难民免费供应大米，而且直接将米分发到难民住地，因为安全区的许多中国难民太惊恐了以至于不敢离开住地。
——大多数安全区的领导都是知书达礼、温文尔雅的，他们对于如何应付这样一群强奸犯、杀人犯及大街上的吵闹者毫无经验。可是他们竟还为中国警察充当保镖，并且像战士一样，鼓起身体力量以及异乎寻常的勇气投身到火线当中——奋力搏斗将中国男人从死刑场上救下，打败中国女人身上的日本兵，甚至还跳到大炮和机关枪前去阻止日本人开火。
——在整个过程中，许多安全区领导人几乎被枪杀，有些人还遭到挥舞着刺刀和利刃的日本兵的打击或砍杀。例如：金陵大学农业工程教授查尔斯·里格斯在试图阻止一名日本军官将被其误认为士兵的中国平民带走时，遭到了毒打。那个狂怒的日本军官“3次用刀威胁里格斯，最后朝他的心脏部位狠狠扣了两拳。”一名日本士兵则用手枪恐吓迈纳·瑟尔·贝茨教授。还有一名日本兵则是在罗伯特·威尔逊要将一个爬上一张躺着3个女孩的床的士兵踢出医院时，拔出枪对准了他。另有一名士兵向詹姆斯·麦卡勤姆和C·S·特里默开枪，但没打中。当迈纳·瑟尔·贝茨去日本宪兵司令部打听一个被日军捆绑押走的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下落时，日本人竟将他从一段楼梯上猛推了下去。就连被纳粹们当作护身符的袖章有时也不能保护他们免遭袭击。12月22日，约翰·拉贝写道，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和一位名叫哈茨的德国人试图解救一个被喝醉酒的日本兵刺伤喉咙的中国人时，他们自己也遭到了攻击。哈茨用椅子进行了自卫，但是克勒洛尔则显然是被捆住了后遭到殴打。
——安全区最终安置了20万到30万名难民——几乎占了留在城里的人口的一半。
根据后来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可看出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统计数字。有一半的原南京居民在屠杀前离开了南京。而大约一半留下的人（南京陷落时，60万到70万中国难民、当地居民和士兵中的35万人）被杀。
“如果说在大屠杀最猖狂时有一半南京人口逃入了安全区，那么另一半人——几乎是每一个未能进入安全区的人——大概都惨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第六章 世界知道些什么
关于南京的暴行，世界并非一无所知；在事态发展的同时，全球公众就不断地得到大屠杀的消息。南京沦陷前的几个月，大批住在这座都城的外国记者报道了日本飞行员对南京的空中轰炸。12月初日本逼近这座在劫难逃的都城时，记者几乎每天都提供有关战争进行情况、最后时刻的撤离和建立国际安全区的清晰的报道。令人惊愕的是，大屠杀开始的时候，日本报章刊载了把中国人驱拢起来枪决、成堆成堆的尸首在河边等候销毁、日本士兵之间进行杀戮竞赛的照片，甚至还有记者对日本人屠杀骇人听闻的评述。
显然，在国际舆论介入之前，屠杀的最初几天令日本政府极其得意。在日本，人们听到攻陷南京的消息后，举国欢庆。东京制作特别的南京面条餐，而日本全国儿童提着圆形的燃烛纸灯笼参加夜晚的游行，以象征上升着的太阳的优势。只是在帕奈号船沉没和大肆屠杀南京市民遭到国际上的谴责之后，日本政府才赶紧试图掩盖其军队的所作所为，并用宣传取代这些消息。由于几个美国记者的努力，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不久便面对一个绝大的丑闻。
美国记者
当时对西方舆论有极大影响的记者是3位美国驻外记者：《纽约时报》的弗兰克·蒂尔曼·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美联社的C。耶茨·麦克丹尼尔。这3人都生性好冒险。德丁是一个来自休斯敦的29岁的记者。为了免费坐船从美国去中国，他曾在一艘货轮上擦洗甲板和清洗绞车。一到上海，他先为一家英文日报工作，不久便转为《纽约时报》报道中日战争。斯蒂尔是位资历较深的记者，曾报道过日本侵占满洲和亚洲战争的扩大。麦克丹尼尔也许是3人中胆子最大的一个：在屠杀之前，他曾开车穿越乡下的战线，差一点在其“寻找战争”的调查中被炮弹炸死。
德丁、斯蒂尔和麦克丹尼尔在屠杀开始仅仅几天之后离去，但在逗留南京的短时间内，他们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们不仅撰写饶有兴味的报道，由美国各家最负盛名的大报登载在显著的位置上，而且参加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努力拯救生命。
南京的暴行迫使记者脱离其作为中立观察者的正常角色，而成为这出战争惨剧的正式参与者。有时他们去保护中国公民免遭日本侵略者之害，从而成为他们自己报道的主角。例如，C。耶茨·麦克丹尼尔承担起保护美国大使馆中的中国雇员的责任。大屠杀期间，他们多数害怕得甚至不肯出屋去取水，而麦克丹尼尔则花费大量时间打满一桶桶井水，费力地运回使馆给这些雇员喝。他努力帮他们寻找失散的亲人（领回来的常常只是他们的遗体），还要赶走那些试图冲进使馆的日本兵。
记者们甚至试图去救助那些显然无法挽救的人，即使仅仅是为了去安慰这些离死亡只有咫尺之遥的人们。在大屠杀期间，德丁遇到一个躺在人行道上的中国兵，他的下巴被炸飞了，身体淌着血。德丁上前握住了士兵伸出的手。几年后德丁回忆道：“我不知道该把他送去哪里或该做些什么，”所以，我只是愚蠢地决定要做点什么。我只是放了一张5美元的纸币在他手中。当然，对他毫无用处，但无论如何，不知怎的我有一种要做点什么的冲动。他只剩下一口气了。“
12月15日，多数记者离开南京去上海发送他们的报道。他们在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天是可怖的。在去码头的路上，在水西门下，记者确确实实不得不开车碾过几英尺的尸体，狗已经开始啃啮这些尸首。后来，在等船的时候，他们看到日本军人把1，OOO名中国男子排成行，强迫他们一小组一小组地跪下，并挨个地朝他们脑后开枪。在杀人的时刻，一些日本人又笑又抽烟，就像这整个场面给了他们莫大的欢乐。
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在南京多待了一天，然后乘一艘驱逐舰去上海。12月16日，在这座被毁的中国都城的最后一天，他看见了更多的死尸并经过一长串双手被缚的中国男子。其中一个从人群里挣脱出来，跪倒在地，求麦克丹尼尔救他一命。麦克尔丹写道：“我无能为力。我对南京的最后印象——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
新闻短片制作人
南京附近还有两位美国的新闻短片制作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摄下轰炸帕奈号的情景。轰炸的时候，环球公司的诺曼·艾利和福克斯公司的埃里克·迈耶尔正好在船上，摄得一组这次行动的极佳镜头。尽管他们得以完好无伤地在这次袭击中逃生，在轰炸和机枪扫射中，艾利只是一个手指擦破了皮，帽子给子弹打穿，其他新闻记者却没有这么幸运。意大利记者山德罗·圣德里在跟随艾利爬上帕奈号时，一块弹片击中他的后脑，他于几小时后死去。
艾利一面和帕奈号幸存的乘客藏在河边的芦苇中，一面用帆布把他和迈耶尔的片子裹好埋入泥中，他担心日本上岸杀害他们。后来片子安全挖出并运往美国。这一事件的部分新闻镜头在全美国的影院放映。
帕奈号沉没在美国引起了更大的骚动，超过了南京所有大规模暴行和屠杀之和。12月13日，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宣布他对轰炸感到“震惊”，并要求裕仁天皇立即赔偿。数日之后，当疲惫不堪的幸存者终于抵达文明世界时，公众的反映反而更加激烈。有些幸存者仅裹着毯子、中国棉被和破布片，又脏又冷，仍然惊魂未定或已气息奄奄。他们的遭遇和照片很快便被加上“日军整整一小时轰炸下的帕奈号受难者”和“在南京的大屠杀和掠夺性统治”之类标题出现在美国各大报上。当艾利和迈耶尔的片子在影院上映时，更加激起了美国观众的愤怒和反日情绪。
日本人的破坏性控制
外国记者离开南京的那一刻，日本人封锁了这座城市以防止其他记者进入。12月15日，乔治·菲奇亲身经历了封锁的开始。那天他开车送一些记者出城去河边地区以便他们乘一艘炮艇去上海。当菲奇试图开车从下关返回南京时，一个日本卫兵在城门外拦住了他，坚决不让他重新进城。甚至与菲奇同行的、来自上海的日本大使馆官员冈村也无法说服士兵让他们通过：“大使馆对日本的军队起不了作用。”最后冈村只好塔其中一辆车去军队司令部为菲奇取特别通行证。
当日本最终允许少数几个外国人进城时，他们严密控制他们的行动。2月，他们允许几个美国海军军官上岸进南京，但只能由日本大使馆的代表陪同乘坐日本大使馆的车。直到4月份，日本最高指挥部仍不许多数外国人自由进出该城。
为了掩盖其军队令人厌恶的暴行详情，日本甚至阻止他国外交官重返南京。然而，最终证明他们未能成功地掩盖事实，尤其瞒不过德国人和美国人。
关于南京暴行的外国情报
希特勒政府迅速得知日本人这种拖延的动机。一名德国外交官于1月份向柏林汇报：“我在上一份报告中所作的推测已被证实，日本人耽误我们返回是为了不让任何官员目睹种种暴行。根据在那里的德国人和美国人所说，外国代表返回南京的意图一经传出，那里便进行了一通紧张狂乱的清理，以消除滥杀平民、妇女和儿童的证据。”
美国政府也知道日本人试图遮掩什么。虽然一套机械密码保护了日本外交部的高层外交信息，但到1936年，美军信号情报部的密码专家已破译了日本这套密码，美国人将其称之为“红色”。因此在南京暴行期间，美国情报部门能够截取东京的日本领导层与其在华盛顿的代表之间的秘密通信。1937年12月26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传送了一份这类信息给在华盛顿的日本大使斋藤，它强调要阻拦美国外交人员，不让他们马上返回南京。这条信息说：“如果他们确实返回并从其侨民那里得到关于军队行为的报告，如果外交官一收到这类抱怨，就把这些报告呈送回国，我们将发现自身陷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此，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尽可能长时间地把他们拖住。即使这会引起某些恶感，我们相信这也好过冒当场冲突的危险。“
然而，当时美国政府并未将其所知公布于众，并甚至帮日本人审查真相。例如，环球公司的新闻短片制作人诺曼·艾利拍摄了长达5300英尺的日本人袭击帕奈号的影片，但在影院放映之前，罗斯福总统要求他剪去约30英尺的片子。这部分片子揭露日本轰炸机几乎贴着甲板向炮艇射击。这30英尺也许是全部片子中的最佳图像，而且无疑是对日本政府最有力的谴责，尽管如此，艾利同意删剪。《帕奈号事件》的作者汉密尔顿·达比·佩里认为，罗斯福要为日本的借口提供凭证：这次袭击是因为错误辨认，而不是故意策划。无疑，美国政府急于和日本达成经济与外交上的协议以平息这次轰炸事件，而它知道那30英尺的片子会使这样一种和解成为不可能。
日本的宣传
日本影响舆论的企图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在南京暴行之前，美国情报界就已看到日本标以“绝密”的计划；要在美国大做亲日宣传。日本政府还有一大笔预算，用以争取有影响的报人，在主要报章和电台上作广告，以及印刷传单和小册子。
然而，在南京暴行期间，日本人面对一场如此巨大的、公共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