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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四十二岁时担任汉朝司空，五十四岁时担任汉朝的丞相，五十九岁时进爵为魏公，六十二岁时进爵为魏王。曹操病逝的当年，儿子曹丕代汉称帝，他被追奉为魏武帝。
曹操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南征北战中度过，较之西汉初年的刘邦和东汉初年的刘秀，曹操可能都会有生不逢时之叹。刘邦只用六年就取得了天下，刘秀用的时间更是不到四年，而曹操打了三十多年的仗，直到临终前还在四处征战。
曹操一生波澜壮阔，功业卓著，性格复杂又充满魅力。他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被称为那个时代的孙武、吴起，他也是伟大的文学家，被称为“诗史”和“改造文章的祖师爷”。
晋人张华所著《博物志》认为，曹操是个著名的书法家，可以与同时代大书法家张芝、张昶等相题并论；他还是一个音乐家，能与当时著名的音乐家桓谭、蔡邕相比；他也是围棋高手，与当时著名的棋手山道子、王九真、郭凯等不相上下。
他是一个有文治武功，也充满个人魅力的人，他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他用自己丰富的人生辉映了那个时代。
陈寿评价曹操的一生说，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袁绍虎视于四州，强大到无人可敌。曹操依靠智慧和计谋，以武力统一全国。他采用申不害和商鞅的法制、权术，吸取韩信、白起的奇思妙计，设置官职，任用人才，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干。同时曹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冷静思考问题，不计较别人的过错。
陈寿认为，曹操之所以能总揽朝政大权，完成建国大业，完全在于他的见识和谋略是那个时代第一流的，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是超世的英才（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司马光对曹操的评价是，曹操最能知人善用，能洞察人的内心。他发掘提拔那些有才能的人，无论他们出身如何卑微。他善于用兵，与敌人对阵，有时看似安闲，然而一旦时机成熟，立即发起霹雳攻击（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对于建立功勋的人，他赏赐起来不吝千金，没有功劳的分毫不与。他执法严厉（用法峻急），只要犯罪绝不轻饶，即使痛哭流涕求情，也绝不宽赦。他性情节俭，不好奢华。
司马光认为，正是由于曹操有以上这些优点，所以他才能芟灭群雄，几乎统一了中国。
【二、“分香卖履”情真切】
曹操驾崩于洛阳时，王后卞氏以及太子曹丕都不在身边，他们和曹植都在邺县，曹彰在长安。经过各方面商议之后，大家共推谏议大夫贾逵主持丧事。
据《典略》说，曹操驾崩的消息对各方面震动都很大，有人认为应该秘不发丧。贾逵认为不可，他主张立即公开发丧，并让大家前来瞻吊魏王遗容（令中外皆入临），之后命令大家各返岗位不得擅动。
只有青州军不听指挥，他们擅自击鼓离去，有人认为应该命令他们不得妄动，如果不从就派兵征讨。贾逵知道这支最早改编自黄巾军的队伍，一向军纪最差，独立性最强，除魏王之外，只有于禁能镇住局面，现在魏王驾崩，于禁身陷孙权，没有人能管得住他们。贾逵认为对青州军应该安抚，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檄文，告诫青州军自我约束，同时命人继续给青州军发放给养，局势才稳定下来。
青州军的骚动给大家提了醒，有人建议把各地的郡太守、县长都撤换成沛国或者谯县的人，对于这个愚蠢的建议，魏郡太守徐宣给予严厉驳斥，他认为：“如今大家同舟共济，每一个人都怀有忠义之心，如果全用沛谯人士，将会让那些忠臣们心寒！”这条提议才没有实行。
没几天，鄢陵侯曹彰从长安赶到洛阳，他一到就向贾逵询问魏王的印信放在什么地方，贾逵一脸严肃地说：“魏国有指定的继承人，魏王的印信不是你该问的。”
据《魏略》说，曹操临死之前曾急召曹彰来，但曹彰未到曹操已经驾崩，曹彰认为父亲肯定有什么大事给自己交代，所以很关心父亲印信的去向。对于父亲要对自己交待哪些事，曹彰认为是有关继承权的大事，后来他见到曹植时说：“先王召我，是想立你为接班人。”曹植赶忙说：“不可，没见袁氏兄弟吗？”
如果这个记载是真的，说明曹植还算清醒，袁氏兄弟的教训倒在其次，关键是他的哥哥曹丕在这一两年里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异己势力的清除。曹植明白，纵使父亲临死前把他本人找到跟前，亲手把印信交到他的手上，这个班他也接不了。
在贾逵等人主持下，魏王的灵柩运回邺县。
魏王突然驾崩的消息传到邺县时，太子曹丕及文武官员无比悲痛，曹丕号哭不止，无心过问任何事。担任太子府总管（太子中庶子）的司马孚劝道：“大王刚刚去世，正有许多国家大事需要料理，不能效法普通百姓们的孝行。”曹丕才止了哭泣。
臣属们也聚到一起放声痛哭，正常的办公秩序完全被打乱，司马孚喝斥大家：“大王去世，天下震动，你们应该赶紧拜见太子，安定人心，难道只会在一块儿哭？”大家才停下，赶紧忙正事。
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他们的大哥司马朗已经去世。在司马孚等人主持下，在魏王灵柩没有到达前，邺县已经开始筹备丧事。
对于太子何时继位，大家有了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太子继位应该先有天子的诏书，尚书陈矫认为：“大王在外面驾崩，现在人心惶惶，太子应该立刻即位，以安天下之心。”陈矫更直言不讳地说，曹彰就在魏王的灵柩前，随时可能有变化。
曹丕于是决定提前即位，只用一天时间就做完了各项准备（具官备礼，一日皆办）。第二天早上，宣布了由王后卞氏发布的诏令，命太子曹丕继承王位，大赦天下。
没过几天，献帝的诏书也来了，御史大夫华歆亲自送来丞相和魏王的印信，诏令新魏王仍兼任冀州牧，尊王后卞氏为王太后。
为了向新魏王表达祝愿，献帝下令改元为延康，使用了二十五年的建安年号结束。这样，公元220年现在便有了两个年号，正月是建安二十五年，正月以后是延康元年。
延康元年（220年）二月一日发生了日食，是上天哀悼已故魏王的离世，还是魏国新政权的不祥之兆？每个人都作着不同的解读。
二月二十一日，曹操被安葬在他生前指定的寿陵。在去年发布的《遗令》里，他对陵寝的位置已经进行过详细交待，即邺县城西西门豹祠西边的高岗上，那时候地方确定后，曹丕等人就开始修建陵墓，现在可以使用了，此处即高陵。
曹操的后事均按照他临终前的遗嘱办理。除了一年前曹操正式颁布的《遗令》外，曹操临死前还留下了遗嘱，这篇文献正史没有提及，它保存在南朝萧统编纂的《文选》中。这部书里有陆逊的孙子、晋朝著名文人陆机所写的《吊魏武文》，对这份遗嘱的大概内容有过记载。
根据陆机的记录，加上《太平御览》《宋书》等史籍补证，曹操的临终遗嘱（如今收录在《曹操集》中，被称为《终令》）大致如下：
“半夜里我觉得稍微有点不舒服，天明时喝粥出了点儿汗，服用了当归汤。我在军中坚持依法办事，这是对的，至于因为一时之怒而造成大的过失，这些不应当学（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
“天下还没有完全安定，古代的葬仪不必完全遵守。我有头痛的毛病，很早就开始戴头巾，我死后，丧服跟平时穿的一样就行，这个别忘了（勿遗）。
“文武百官来吊孝的话，只要哭十五声就行（百官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礼完毕即脱去丧服。驻守在各地的将士都不要离开驻地，各级官员要认真履行职责。入殓时不必再换衣服，不要用金玉宝器来陪葬。
“把我葬在邺城西边的高岗上，与西门豹祠紧邻（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我身边的婢妾、歌伎等，都让她们住在铜雀台上，好好对待她们。在台上安放一张六尺长的床，挂上帷幔，一早一晚供上祭物，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从早到晚向着帷幔歌舞。
“你们要经常登上铜雀台，远望我西面的陵园。我留下的香料可以分给各位夫人，不要用香料来祭祀。宫人们如果无事可做，可以学着纺织丝带、做些鞋子卖。我一生为官所得的各种绶带都存放在库房里，我留下来的衣物可存放在另外一个库房，不行的话你们兄弟就分掉吧。”
这篇遗嘱很不完整，中间可能佚失了不少内容。从语气上看，它是写给曹丕兄弟们的，中间既有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有如何安排后事的具体交代，有些地方说得很细，有点婆婆妈妈，让人感觉跟雄霸天下的曹操无法联系起来。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也善、也真，后世对曹操颇有争议，但对他之前发布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以及这篇临终遗嘱，都不约而同地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男人真性情的流露，是曹操本色的体现，这篇遗嘱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分香卖履”的典故。
【三、疑冢之谜】
曹操死后葬于高陵，其位置在邺县城西的高岗上。然而，以后朝代几经更迭，邺县兴而复衰，又过了二百多年，北周大象二年（580年）杨坚将邺城彻底摧毁，后世再也没有重建。再加上邺县临近漳河，随着漳河不断改道，城池及主要标志物荡然无存。
今天再到邺城旧址，唯一明显的地面遗迹是一座土台，它就是三台之一的金凤台，千百年来的风吹雨淋使其高度和规制已远不如从前，当年空中楼阁的盛景已被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土丘所代替，上面也不可能再现上百间屋宇的辉煌。
曹操的高陵更是如此，随着地表建筑的彻底消失，到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确认它的具体位置。
其实也不只是今天，至少在八九百年前，人们似乎已经找不到曹操墓的位置了。北宋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有一首诗叫《将次相州》，诗中写道：“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麟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
王安石把曹操比喻为“骐麟”，这是一个很新鲜的说法。诗中“八九丘”为何意，他没有交代。南宋诗人李壁给王安石诗作过注释，他在“八九丘”一词下作注：“余使燕，过相州，道边高冢累累，云是曹操疑冢也。”也许这是“曹操疑冢”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此时距曹操去世已将近一千年。
此后，“曹操疑冢”的说法影响越来越广，南宋诗人范成大奉旨出使金国，路过漳河也写了一首怀古的诗，题目叫《七十二冢》，诗中写道：“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闻说北人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
范成大担心大家看不明白，专门给这首诗作了一个注：“七十二冢在讲武城外，曹操疑冢也。森然弥望，北方金人经常来这里扫墓添土（北人比常增封之）。”这说明，到范成大时期，关于“曹操疑冢”已经越传越广，而且基本形成共识其数量为七十二个。
此后，关于“曹操疑冢”的故事传播得更广泛，不仅民间传说、戏剧曲艺中经常提及，在文人墨客的凭吊怀古之作里，大多也都将其视为正史加以评伐或歌咏。
“曹操疑冢”也被蒲松龄写进《聊斋志异》中，该书有一篇《曹操冢》：“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近崖深黯。盛夏时有人在河里洗澡，忽然像被刀斧砍了一样，尸断浮出；后来又有一个人也是这样。大家都很惊讶。地方官听到，派人把上游的闸关上，让河水流干，这才看见崖下有个深洞，中间有转轮，轮上排列利刃如霜。拿掉轮子，中有块小石碑，都是汉代篆字。仔细看，是曹孟德的墓。后来破棺散骨，殉葬的金银财宝也都被大家拿走了。”
这大概是关于“曹操疑冢”最离奇的故事了，说曹操把墓设计在了流水之下。
蒲松龄还以异史氏的名义发表了评论，他认为：有人写诗“尽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可怎么能知道曹操的尸身是不是在这七十二个墓里？曹操真是奸诈啊，然而千余年后腐朽的骨头不保，使这些诈术又有什么用呢？唉，曹操的智慧，正是曹操的愚蠢啊（呜呼，瞒之智正瞒之愚也）！
蒲松龄不是历史学家，想必他也只是把这件事成民间传说来看待，《聊斋志异》记录的大都是蒲松龄从社会上搜集来的传说故事，这则故事说明关于“曹操疑冢”的说法，到明清时期已经家喻户晓，结合当时的一些戏曲以及文人笔记小说来看，关于“曹操疑冢”也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版本。
假话连说三遍都有可能变成真的，何况被无数人连着说了上千年呢？关于“曹操疑冢”的存在，似乎可以成为定论了。
然而，有一个基本事实无法忽视：关于“曹操疑冢”的说法只是宋代以后才被提起，宋代以前的人们从没怀疑过曹操墓的真假。
作为曹操政治遗产的继承人，曹丕也是曹操丧事的主要办理者，在《艺文类聚》里保存有曹丕写的《武帝哀策文》，其中有：“卜葬既从，大隧既通。漫漫长夜，窈窈玄宫。有晦无明，曷有所穷。卤簿既整，三官骈罗。前驱建旗，方相执戈，弃此宫庭，陟彼山阿。”
意思是：在正式下葬之前进行了卜筮，宽阔的墓道通向墓室。墓室里如漫漫长夜，又如幽幽深宫，没有光明，没有尽头，多么令人悲伤呀！参加丧仪的人们已整齐站好，天、地、水三官也排列整齐，前面是高高举起的旗帜，中间还有人手执长戈。从现在起，先王将离开宫廷，到达被安葬的山岗。
也参加了曹操安葬仪式的曹植写过一篇《诔文》，相当于悼词，在这篇长达六百多字的祭文中，曹植更为详细地记录了曹操安葬的情况，其中写道：“既即榇宫，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窕玄宇，三光不晰。幽闼一扃，尊灵永蛰。”
意思是：将要入葬时，穿的还是平时的衣服，印信没有带到身上，只带了印章上的丝带。陪葬用品也没有什么华美的，最值钱的只是素色的陶器。灵柩到达西陵，墓门慢慢打开，群臣送迎，我王就这样安葬了。在幽暗的墓室里，没有日月星辰之光，墓门落下来了，至尊的魏王将永远生活在里面。
从曹丕和曹植这两位亲历者的记述来看，曹操的安葬活动是公开的，也是盛大的，曹丕和曹植不仅知道曹操被安葬的确切位置，他们都曾亲自到墓室里察看过。
亲眼看见过曹操遗嘱原件的晋人陆机生于曹操去世后四十年，他的弟弟陆云亲自到邺县参观过铜雀三台，《太平御览》中保存有他写给哥哥陆机的两封信，谈到此次邺县之行所见所闻。其中说道，他登上了三台，发现上面的房屋正在毁坏，其中一个台上还有曹操当年储藏的十万公斤煤（石墨），陆云临走还拿了点，并送给陆机一些作纪念。
这时候已距离曹操去世八十多年，曹魏政权已灰飞烟灭，铜雀三台尚在，但游人已经能随便上去参观了。陆云没有提到他是否瞻仰过曹操的高陵，但如果高陵位置是个谜的话，想必他也会多说几句吧。
又过了一百多年，被李白称为“小谢”的南朝诗人谢眺来参观过邺城故址及曹操的高陵，写下了《同谢谘议铜雀台诗》和《铜雀悲》等诗，其中写道：“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那时候曹操墓的位置应该是众所周知的。
其后，为陈寿《三国志》作注的北齐学者裴松之，《玉台新咏》的编纂者南朝诗人徐陵等，也都先后来到这里参观、瞻仰，留下了一些诗文。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即曹操去世四百二十多年后，另一位历史伟人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大军路过邺城故址，一向对曹操推崇倍致的李世民亲自撰写了祭文在曹操墓前祭奠，这篇祭文收录在《全唐文》中。其后宋之问、王勃、张说、高适、刘长卿、李白、岑参、刘禹锡、李贺、李商隐、温庭筠、罗隐、陆龟蒙等唐代诗人，或者亲自来过邺都旧址，或者写过与铜雀台、曹操墓有关的诗作，但没有一个人提到过“曹操疑冢”问题。
可见，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是宋代以后人们虚拟出来的，原因与历史上对曹操评价的变化有关。
在宋代以前，曹操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陈寿在《三国志》里对曹操一生的评价基本被大家认可，提到曹操，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个英雄，公开崇拜曹操也不会被大家非议。
但是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曹操的形象突然发生逆转，有人认为这与南宋偏安于江南的政治格局不无关系，涉及谁是历史正统的问题，曹操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变了，由英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