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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灵帝刘宏推出了一项新的干部选拔任用政策，给一心想调动工作的曹嵩提供了一个机会。
当初，黄巾起义爆发，刘宏不得已拿出自己的小金库用来平乱。谁都知道打仗是最烧钱的事，前线一开打每天都要消耗大量金钱，灵帝多年来积攒的私房钱一下子用掉了许多。刘宏看在眼里，心疼得睡不着觉。
不过灵帝也颇会理财，他很快想出了挣钱的新招。这一招很简单，不用投资，没有风险，见效快。这招儿就是：卖官。
在人们的印象中，买官卖官都是贪官污吏之间干的勾当，一般都是悄悄地干，天知地知你我知，很少有人公开进行。
刘宏作为天子带头干这种事，在古代帝王中十分少有。而且他不干则已，一干就弄得轰轰烈烈，不仅打广告，明码标价，亲自做动员，还为此设立了专门机构，办公地点就设在皇家花园西园内。刘宏按照拟任官职的品秩进行标价，品秩一石合一万钱，比如品秩六百石的县令，标价六百万钱，品秩二千石的太守，标价二千万钱，至于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公，品秩通常是一万石，标价达到空前惊人的一亿钱。
灵帝还搞了一些促销和优惠活动，对于那些被认为声誉好的人，经过灵帝批条子，可以给个优惠价，最低能打到五折。而对于郡太守等一些竞争比较激烈的职位，灵帝再次发挥了他的金融天才，创造了公开拍卖的办法，由亲信宦官当拍卖师，出价最高者才能得到这个职位。
尽管有打折促销活动，但价位也实在太高了点，有人很想买官，可没有那么多现金，这种情况一度影响到销售活动的开展。这没有难倒刘宏，他再次创新营销理念，开发出分期还款的方式，先上任，再付款。
大鸿胪卿曹嵩赶了趟时髦，买了个太尉的职务，花费是一亿钱，而且一次性付现，没有讨价还价，没有办理按揭。
对此，有人认为曹嵩当了回冤大头，因为此时的太尉已经完全成为荣誉性职务，还没有州刺史、郡太守实惠。但曹嵩不那么看，他认为三公的职位长期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营销总监刘宏常常为此犯愁，就差挥泪大甩卖了。此时他慷慨解囊，无疑带了个好头，说明这个职位还是有市场前景的，足以让那些整天跟天子侃价的家伙们羞愧。
如此，灵帝对曹嵩无疑将有更佳的印象，这是用金钱无法估量的。
理财高手兼投资专家曹嵩在投资问题上的判断一向准确，灵帝不仅对他的表现很满意，而且很快送来了回报。
【三、一群“奔走之友”】
就在曹嵩花费一亿钱的天价买下太尉一职的几个月后，是中平五年（188年）春天，在家赋闲三年的曹操再次接到朝廷的任命，职务是帝国刚刚组建的新军师长（都尉），品秩仍然是二千石。这是曹操再次担任军职。
黄巾起义的第一次高峰被压制下来以后，各地仍不平静，为了加强帝国的军事力量，防备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出现，在大将军何进的主持下，一系列军事扩充计划得以实施，组建新军就是其中之一。
曹操没有拒绝这个任命，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观察，他发现原打算隐居二十年的想法太不切实际。如果天下大乱，唯一能拯救自己和国家的办法，就是奋起抗争，成为中流砥柱。
与地方行政官员相比，曹操觉得在军队里发展更有价值。近三年来，他阅读了大量兵法和相关著作，迫切需要在军事实践中进行检验。
于是，他离开谯县前往洛阳上任。他有意带卞氏和曹丕一快走，但曹丕刚出生不久，想想还是算了。
到了洛阳，曹操刚一上任，就有人前来拜访。这个人是老相识，好多年没有见了。这些年来曹操一直注意打听他的消息，但得到的信息总是很少，仿佛他已经失踪了一样。
如今这个人精神焕发地来到他面前，从此之后，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部分，他们二人影响了那个时代的进程。
这个人就是袁绍，在曹操担任都尉的时候，他在大将军何进手下任职，是何进最倚重的亲信。
出身于汝南袁氏家族的袁绍，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之一，但是近十年来，他好像没有太大的作为。党锢事件中被迫害的党人里没有他，与宦官作斗争的人里没有他，黄巾起义爆发后上前线打仗的人里也没有他。
鼎鼎大名的袁绍在做什么？答案是：在家乡汝南郡守孝。
袁绍字本初，豫州刺史部汝南郡汝阳县人。这个家族自袁绍的高祖父袁安以下，前后有四代人位居三公的高位。袁绍不仅拥有这个令人炫目的高贵出身，还有堂堂的仪表（姿貌威容），在那个时代要想受追捧，这些都是必要条件。
袁绍出生于何时，史料没有明载，一般认为他出生于本初元年（146年），所以他字本初，大概比曹操大九到十岁。
与曹操一样，袁绍也是首先从“郎”，即天子身边的侍卫做起。在曹操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之前的几年，袁绍获得了第一个正式的行政职务，东郡濮阳县县长。濮阳坐落在黄河岸边，据说袁绍在这里干得还不错，几年后，他离开了这里。
党人被禁锢时，袁绍面临着一生重要的人生考验，他与著名党人李膺有姻亲关系，李膺被杀后，袁绍也有受牵连的危险。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帮他化解了危机。
袁绍的母亲死了，按照规定，袁绍将解除公职，回家乡为母亲守孝三年。
袁绍母亲下葬的事在史书中有具体记载，袁绍故意把丧仪搞得很大。通常这个时候死者家属都是被同情的一方，袁绍用哀痛换来了同情，没有人再追究他与党人的关系了。
袁家办丧事惊动了各路豪杰，大家纷纷前来吊唁，乘坐的各式车辆竟达数千辆，其中也包括特意赶来的曹操和好朋友王俊。
曹操与袁绍最早相识大概也正是在此时。当时袁绍、袁术兄弟的名气已经很大，曹操不仅年龄要小得多，还是个无名小辈。
在这些吊唁的人中，还有几位不速之客，其中一位是朝廷通缉的政治犯何，也就是那位曾经盛赞过曹操的党人领袖。这个神秘人物此刻正被宦官们高价悬赏捉拿，此时却秘密地现身于袁府。何是来吊丧的，还是另有目的呢？
自从遭党锢之祸而被中官们通缉，何的行踪就变得十分诡秘，但是周围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都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实际上在到处串联立志干一番事业的各路英雄豪杰。借着袁绍为母亲办丧事的时候，何密潜而至，有更重要的事与袁绍面谈。
他们商谈的内容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但是袁绍行完母丧后决定追行父丧，时间也是三年。其实他是借服丧之名继续隐居，这一决定很可能与何商谈的内容有关。
袁绍早年丧父，可能没有来得及行父丧。现在主动提出追服三年父丧，于情于理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朝廷批准他延长三年丧假，袁绍的名声因为孝心进一步扩大。
当然，再隐居三年不是为了换取声名。何等一帮人认为，现在时机还不到，为了干一番大事业，还必须等待和准备，洛阳耳目众多，反倒不如汝南郡这里便于活动。于是袁绍在父亲袁逢的墓前修了一座草庐，大家看到他一整天都在看书或深思，而到了晚上，他开始接待秘密的访客。
行完父丧后，袁绍回到洛阳，按惯例他可以继续因行父母丧而中断的仕途，要么接受朝廷的任命，要么接受公府的征辟。回到洛阳后，袁绍的行为方式更加低调，虽然也有公府征辟，可全被袁绍谢绝。他过着一种隐居式的生活，“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
能经常接触到袁绍的，除何外，只有张邈、许攸、伍孚、吴子卿等几个人。这几位都不是普通人物，王粲在《英雄记》里，把他们称为“奔走之友”。
张邈、许攸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们与曹操早年相识，这些年来，与袁绍的来往更密切。伍孚字德瑜，跟袁绍是同乡，都是汝南郡人，是侠士一类的人。吴子卿的情况不太清楚，应该跟伍孚相类似吧。
这些人应该算党人和士人的新生代，与前辈不同，他们对社会和汉室朝廷的看法更清醒、更深刻，因而也更绝望。他们都有参与救世的大志，但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天子或者现有官僚体系身上。比如何，早年与李膺、陈蕃互相引为同志，但一夜之间，重要的党人或被杀戮，或被禁锢，其本人也被朝廷长期通缉。
血的事实不断教育着他们，使他们在斗争中更加理性和现实，他们在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不是杀几个宦官或权臣那么简单，要干就干彻底一点，改朝换代也再所不惜。
在他们眼中，袁绍是可以高举的一面旗帜，政治上的志同道合，又具有无与伦比的号召力。现在需要的是，尽可能多地联系同志和豪杰，把准备工作做到最充足，一旦最佳时机到来，立即出手，一举而成。
于是，他们的活动中心随着袁绍回归京师也转到了洛阳，除了以上骨干分子外，他们还秘密联系了各地的豪杰志士，史书记载竟然达到上千人之多。但这样一来，无论做得多么机密，也不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了。
一天，新的宦官首领之一中常侍赵忠对下面的人说：“袁绍这个人只顾抬高自己的身价，不断招募、私养侠士，不知要想干什么（此儿欲何所为乎）？”这话后来传到了袁绍的叔父、本朝太傅袁隗耳朵里。袁隗立刻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把袁绍痛责了一番，限袁绍马上断绝与那些江湖朋友的来往，应公府征辟老老实实出来做事，以绝他人非议，不给袁家带来灾祸。袁绍也预感到有树大招风之虞。刚好在这个时候，大将军何进征袁绍为属下（掾吏），袁绍这一回不再扭捏作态，痛快地应征了。
袁绍到大将军府上班以后，深受何进的倚重。他本人利用这个舞台，变得更加活跃。听说老朋友曹操重新复出担任军职，袁绍立即前来拜访。
袁绍给曹操透露了一些他的想法，但他不会说得太深，因为曹操还不能算他们的核心成员。不过，袁绍很清楚，曹操可以视为“自己人”。
【四、政变未遂】
黄巾起义成就了一大批英雄，他们即将在历史的舞台上大展拳脚。大将军何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黄巾起义所成就的，在其后的若干年中他成为帝国最具实力的人物。
中平四年（187年）河南尹治下的荥阳县发生小股农民起义，当时担任河南尹的是何进的弟弟何苗，他组织力量镇压了这次起义。这本不算多大的功劳，但因为主角是何苗而被大大渲染了一番，何苗居然被封为车骑将军，从一名地方干部直接挂上了中将军衔。
皇甫嵩、朱俊等名将们看了肯定会气个半死，因为在他们南征北战辛苦了大半辈子时，也不过才到准将、少将这个层次。但大家都很无奈，谁让人家宫里宫外都得势呢？
何进心里也很明白，外戚的身份就是那么回事，不能太当真，实力才是一切。如果不在朝廷内外建立起稳固的根基，名位越高越容易出事，一觉醒来可能会稀里糊涂地被满门抄斩。前一个外戚窦家，窦家之前的梁家，都是前车之鉴。
要想根基牢固，必须培养自己的势力。这时候袁绍在家乡服完丧回到洛阳，何进听说袁绍的大名，觉得可以拉拢和利用，于是主动提出征辟。
袁绍也把何进看做是成就大事可以借用的一面旗帜，于是二人一拍即合。何进告诉袁绍，可以把他的朋友都介绍过来，想担任什么职务只管提。袁绍也不客气，立即开出了一张有二十多个人的名单来，上面不仅有“奔走之友”里的何、张邈、许攸，还有袁术、荀攸、郑泰、王允等。何进给他们分别任命了官职，都是要害职位。其中，何为北军联合参谋长（北军中侯），袁绍的弟弟袁术为虎贲卫队司令（虎贲中郎将），荀攸为天子的机要秘书（黄门侍郎），郑泰为尚书，王允被何进任命为身边的参谋（从事中郎）。这些人里，除“奔走之友”外，郑泰是著名的党人，王允即前面讲过的曾经担任豫州刺史被宦官迫害险些杀头的那个人。这里重点介绍一下袁术和荀攸。
袁术也是袁逢的儿子，在血统上是袁绍同父异母的弟弟，但在法律上却是袁绍的堂兄弟。因为袁绍已经过继出去，当了袁术伯父袁成的嗣子。
虽然都是一个父亲，但袁术为袁逢正室所生，袁绍为袁逢的妾或丫环所生，因为这一点袁术一向看不起袁绍。
袁术在仕途上也很顺利，像曹操一样先在家乡汝南郡被举为孝廉，因为出身好，分配到一个好工作，到尚书台担任尚书，后来担任军职，成为北军五营之一的长水营指挥官（长水校尉）。何苗升任车骑将军后，把空下来的河南尹一职给了袁术，之后他再次升迁，担任更重要职务，成为准将一级的天子近卫军指挥官（虎贲中郎将）。
荀攸字公达，出生于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小曹操两岁。他是著名的颖川郡荀氏家族成员，是荀的侄子（但却比荀大六岁）。荀攸的祖父叫荀昙，做过广陵郡太守。史书上说荀攸外表愚钝懦弱，内心却机智勇敢。若干年后，荀攸和荀都成为曹操重要的谋士。
曹操这次回京成为新军的将领之一，主要精力放在军队的训练上。袁绍对曹操的能力十分欣赏，尽管袁术多次在他面前流露出对曹操的不屑，但袁绍始终认为曹操是一个可以合作、能够一起商议大事的人。袁绍与曹操之间的联系，主要靠双方的老朋友许攸、张邈等人从中传递。
许攸还经常到外地去，按照袁绍的安排四处活动。他们联络的对象是各地的豪杰，以及地方上的要员，冀州刺史王芬就是他们发展的对象之一。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冀州刺史王芬手里积攒了一定实力，活跃在他周围的几个人，包括已故太尉陈蕃之子陈逸，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术士襄楷，一个叫周旌的沛国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梦想着改朝换代。
许攸到达冀州后，与王芬建立了秘密联系。许攸带来了一个重要情报，灵帝刘宏正打算回河间国老家看看，时间可能就在当年夏天。由洛阳到河间国，必须路过冀州刺史部的辖区。
许攸带来的消息让大家一阵激动，王芬让襄楷占卜一下吉凶。襄楷的拿手好戏是星象学，他看了看天象，说天象出现了变异，预示着宦官和小人将要灭亡。
于是王芬决定大干一番，他们迅速制定了一个计划，想在灵帝回乡的路上发动兵变，挟持灵帝，之后另立刘氏宗族里的合肥侯为帝。
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计划，以区区一个刺史部的力量完成这样的大事根本不可能。更不靠谱的是，这些人还闹出来好大的动静，一方面由王芬出面以黄巾余部闹事为由向朝廷上书要求扩充军队，另一方面由许攸、襄楷等人四处活动，拉拢更多的人参加。
他们也找到了曹操。曹操给许攸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完整地收录在王沈所撰的《魏书》里。曹操在信中引用了霍光、伊尹的例子，说明废旧帝立新帝是“天下最不吉祥的事”，劝他们不要作此打算。
曹操心里很明白，靠王芬、许攸等人的实力很难完成这么大的事，其结果必然身败名裂，所以他不会参加。
这件事后来很神秘地结束了。据史书记载，当年夏天，有一天夜里一道赤气从东到西贯穿天际，太史令上书灵帝，说北方隐藏阴谋，千万不能前往。灵帝于是打消了回故乡一游的计划，同时命令王芬解散新招募的军队，并征王芬来洛阳汇报工作。王芬以为密谋败露，弃官而逃，逃到平原国时自杀。
这段记载很蹊跷，中间漏洞百出。太史令难道会对天象看得那么准？抬头望望天，就能把王刺史搞的政变阴谋看出来？方位、时间、参加人员都判断得那么精确，这基本上不可能。
即便计划失败，王芬又凭什么判断出灵帝已经洞悉一切？他已经逃到了很远的平原国，干嘛还要自杀呢？
种种奇怪现象的背后只隐藏着一种可能：有人告密。
王芬、许攸好像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们要搞政变似的，四处放风，到处招人，就连还是布衣身份的华歆和陶丘弘都接到了入伙邀请。搞政变不保密，最后的结果必然失败。
灵帝取消北行计划，一定是得到了秘密情报，才要把王芬召回来审讯。王芬逃亡，进一步证明情报的准确。王芬逃到平原县后，一种可能是朝廷派出的人从后面追来，王芬感到前途无望，于是自杀。
另一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把王芬杀了。计划败露以后，一块儿参与密谋的人都面临着危险，王芬死了，就可以把这些秘密带到地下。
不管怎么说，这起意外事件很快平息了下来。
【五、帝国的新军】
曹操担任的都尉一职，是灵帝组建新军计划的一部分。经过黄巾起义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