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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刘邦重用了儒生，当初他拿人家的帽子当尿壶，现在却发现这些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能制定礼仪规范，帮助领导树立权威，这是当了皇帝的刘邦所急需的。
许攸跟曹操过去很熟，那时候一张嘴可能就直呼“阿瞒”，显得很亲切。但是，很多年过去了，许攸还是那个许攸，顶多是立了点儿功劳，而曹操已经不是那个阿瞒了，起码在大庭广众之下不能这么叫。
对那些职位甚高，凡人见了都敬畏有加、哆哆嗦嗦的人，你敢当众喊他一声“老张”或“老王”，旁边的人必然会对你刮目相看，只那一句话，就能代表你的资历、你的地位、你的分量。
然而，这通常是不能随便喊的，除非你跟他确实够铁，他也没把你当外人。否则，往轻了说，领导会不悦，往重了说，你就得付出代价。
许攸付出的代价是他的脑袋。
有位当过领导的人曾一针见血地说过：有本事也肯服我，我提拔；没本事但肯服我，我培养；没本事也不服我，可以留下，但决不重用；有本事但不服我，请你走人！
曹操用许攸的一颗人头表达了自己想说的话：对于有功之臣，一定会给予奖赏，但给不给、什么时候给、给多少，那不是你操心的事。不管你资格多老，不管你功劳多大，不管你本事多牛，平时都得服从领导，团结同事，不能把尾巴翘得那么高。
【四、司马懿出仕】
在这个阶段，曹操在狂占地盘的同时也狂揽人才。在各路割据势力中，曹操是人力资源战略的最大受益者，这一方面得益于他手里有天子这个得天独厚的招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最懂得人才的价值，能够尊重人才、重用人才、关心人才。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人对求才若渴的曹操都抱以积极的回应，也有人不肯买他的账，司马氏“八达”中的老二司马懿就是其中的一个。
司马懿在家里排行第二，比他兄长司马朗小了八岁，跟著名哲学家仲长统同年，比曹操小二十四岁，差了一代人都不止。
据《晋书宣帝纪》介绍，温县的司马氏家族是一个名门望族，自楚汉相争时的名将司马仰开始，历经八世，到东汉安帝时这个家族出了个征西将军司马钧；司马钧有个儿子叫司马量，做过豫章郡太守；司马量有个儿子叫司马俊，做过颖川郡太守；司马俊即曹操老上司司马防的父亲，也是司马懿的爷爷。
董卓进洛阳的时候司马懿才十岁，他的哥哥司马朗十八岁，估计他那时已经有了几个弟弟，不过年龄更小，所以司马防才叮嘱司马朗让他带弟弟们回家乡躲难。到曹操迎天子来许县时司马懿十七岁，官渡之战时他二十一岁。
《晋书》说司马懿从小有奇志，聪明过人，有雄心大略，同时博闻强识，对儒学有很深造诣（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面对乱世，他常常心怀感叹，以天下为忧。
《晋书》由唐代名臣同时也是著名史学家的房玄龄主编，这部书以司马氏为写作主体，中间有不少对司马氏的歌颂和吹捧，对于上述描写司马懿的话，不能说其全无，但也不能信其全有。
司马懿早年确有雄才大略，这在杨俊和崔琰等人对他的评价里可以看出来，但忧国忧民的部分，明显是为了塑造被晋朝尊为宣帝的司马懿的光辉形象而虚构和夸大了。
上面提过，善于识人的杨俊早年见过司马懿，这时候司马朗已经出来工作且小有名气，而司马懿还无人知晓，杨俊对司马懿评价很高，认为远远超过乃兄。崔琰跟司马朗关系很好，他也有相同看法，他曾对司马朗说：“你兄弟聪明、智慧，处事允当，并且刚断有谋，你是比不了的（非子所及也）。”
建安六年（201年），司马懿的家乡河内郡已经成为“曹统区”，二十二岁的司马懿参加了工作，被推举为郡政府驻京办主任的随从（上计掾），大约相当于一个科长吧，因而每年都要去首都许县出差。这个时候曹操正四处网罗人才，他听说司马懿有点小名气，于是派人召见他，想让他到司空府任职。
由地方抽调到中央，而且工作在曹操的身边，前途自然不可限量，这是别人打着灯笼也不好找的美事，但却被司马科长拒绝了。
这件事还是记录在《晋书》里，据称司马懿拒绝曹操征辟的理由是看到汉朝国运衰微，自己不肯屈事曹操（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这个理由很含糊，似乎是想说司马懿看到汉室不振，大权在曹操手中掌握，因而心中不平。但这种想法未必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即便如荀、孔融那样内心里十分忠诚于汉室的人，此刻不也在许县为官吗？
在成书更接近那个时代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注里，并没有这样的记载。《三国志荀传》里，列举了荀向曹操推荐的人才名单，其中就有司马懿的名字，说明司马懿是经过荀推荐出仕的。
但《晋书》坚持司马懿“拒曹”这个情节，为了让大家相信，它还编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司马懿以自己患风痹生活不能自理为由拒绝了曹操的征辟。曹操有点怀疑，认为这小子可能有诈，就派人夜里到司马懿家看看，结果发现司马懿果然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于是就信以为真，不再强迫他应征了。
讲完这个故事，《晋书》还怕有人不相信，于是又讲了一个：司马懿前面骗过了曹操的密探，但从此也就得装下去了。有一天，他们家在院子里晒书，突然来了暴雨，司马懿一着急，忘了自己在装病人，起身跑过去收书，这件事恰巧被家里的一个婢女看到了。司马懿的老婆叫张春华，她很厉害，不仅亲手把这个婢女杀了灭口，并且“亲自执爨”。“爨”的意思是烧火做饭，表面看来似乎是说婢女被杀之后，家里没人做饭，张春华亲自做饭。
但这有什么好写的呢？司马懿那时候是个二十多岁没有工作的小青年，在外人眼里还是个重病在身不能动的残疾人，老婆下厨房做个饭也值得写进史书里吗？仔细看看，这几个字里恐怕隐藏着令人恐怖的事情。
“爨”的意思还有烧和煮，张春华把人杀了，怎么藏尸灭迹呢？干脆把人弄到锅里煮了，她亲自烧火。
这种事别的女人未必能干出来，但司马懿的老婆张春华绝对可以。她也是河内郡人，父亲是个县令，母亲姓山，是“竹林七贤”之一山涛的姑奶。张春华最大的贡献是生下了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俩，她伴随司马懿一生，帮了司马懿不少忙，但也绝对是一个悍妇，把司马懿治得服服帖帖。
司马懿后来宠幸一个姓柏的小老婆，弄得张春华想见他一面都很难，张春华于是使出杀手锏：绝食。
张春华想自杀司马懿倒不怕，关键是张春华发动了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一块绝食，司马懿害怕了，赶紧赔礼道歉。司马懿对人说：“这个老太婆死了不要紧，关键是毁了我的好儿子啊（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
司马懿的这一番做派确实显眼，为了不出来做曹操的官，不惜装病杀人，看来意志是够坚定的。如果以后汉室复兴了，追记谁曾经跟奸臣曹操做过坚决斗争，这些无疑会成为他的光辉业绩。
可惜，这些故事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
一个二十二岁的郡政府上计吏的随员，即使出身名门且有点小名气，至于让曹操花这么大的心思非把他弄出来工作不可吗？司马懿与众不同且坚定无比的政治信念又来自于哪里呢？他的行为缺少说服力。
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弟弟司马孚都在曹营做事，且事业一帆风顺，他却特立独行，非要耍点酷，让人有些不解。
而且司马懿并没有酷到底，他还是出来做事了。据《晋书》说，曹操当了丞相后，征他到丞相府来当文教处处长（文学掾）。这一次曹操不客气了，命令说：“再要得瑟，就抓起来（若复盘桓，便收之）！”司马懿害怕了，乖乖出来就职。
这个故事也仅见于《晋书》，是为司马懿最终出仕圆场的。但这样一来更加说不过去了，当初不出来，现在一吓唬就出来了，这不是承认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欺骗领导吗？司马懿难道现在不害怕了？
司马懿到了曹操身边后，工作干得挺出色，一来他确实有些本事，工作也努力，二来他迅速给自己找了个好靠山，即后来当了太子的曹丕。
司马懿被人称为“太子四友”之一，这再次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他不是死读书、认死理的人，不会只拉车不看路，先前关于汉室衰微、不肯屈事曹氏的话都是假的。
假设《晋书》里的记载是真实的，那就是司马懿在做秀，通过“拒曹”抬高身价，增加知名度，目的是更好地“事曹”，他的目的基本上都达到了。
但更为可能的是，《晋书》里关于司马懿“拒曹”以及为了让这件事看起来更加真实而讲的那些故事都是编出来的，目的是塑造司马懿“反曹”的形象，以解释最后取代了曹魏的晋朝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五、可怕的分歧】
建安七年（202年）袁绍去世，他所担任的大将军一职，理论上也空了出来。袁尚虽然以袁绍的接班人自居，但许县朝廷不可能给这个年轻人发来大将军的任命。
次于大将军的军职是车骑将军，之前献帝任命他的老丈人董承担任该职，董承上任没有几个月，就被发现策划了谋反事件，董承被杀，车骑将军一职也空了出来。
在文官方面，曹操担任司空，并明确司空为三公之首。现任的三公还有司徒赵温，而太尉一职，曾给过袁绍，袁绍改任大将军后按理不会再担任这一职务，但这一职务也没再任命给其他人。曹操曾有意让荀担任三公，指的可能就是太尉，但被荀坚决拒绝了。
所以，到曹操担任冀州牧时，在职务上能与他同列的只有赵温一个人。曹操应该还有一个头衔，这是他初到洛阳迎驾时被授予的：录尚书事。这是一个加官，即兼职，以前说过这个职务很重要，类似于“主持朝廷日常工作”，官职大到三公乃至大将军，如果没有这个加官，权力也大打折扣。
献帝刘协在他位于许县的宫殿里，开始还能看到赵温、荀、孔融、赵歧、杨彪、张俭、陈纪、桓典等人，后来赵歧、陈纪、张俭、桓典等先后去世，对于朝廷里空出来的这些职位，曹操并没有及时补充的打算，所以许县朝廷班子越来越小。
曹操对司空府的建设非常重视，机构逐渐庞大，内设部门不仅涵盖了经济、民政、司法、人事等，还设置了军师、军师祭酒、参司空军事、军谋掾等军职，以服务战争的需要。此时虽然曹操没有再担任大将军或车骑将军，但他的司空府实际上具备了军政合一的职能，成为事实上帝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先后不同时期里投奔曹操的主要文士，除荀等极少数人外，都在司空府任职或曾经在司空府任职。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占邺县，兼任冀州牧。这时，有人建议他恢复古代的九州制（有说操宜复置九州者），原因是在古代九州里，冀州的面积最大，曹操现在担任冀州牧，那样一来势力范围更大，更容易为天下信服（所统既广，则天下易服）。
对于这个建议，曹操有点动心。占领冀州后，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处理与许县朝廷的关系，如果把大本营还放在许县，将会有许多不便，不管怎么样，刘协都是天下人公认的皇帝，自己作为三公之一，理应履行做臣子的本分，比如按时上朝、有事上报、天子随招随到等等，这又是曹操不可能做到的。
一想起那次南征张绣前，天子的虎贲卫士把冰凉的铁戟架到自己脖子上的情景，曹操就觉得脊背嗖嗖发凉。他已经打定主意跟许县的天子“分开过”了，但那样一来，必须给自己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和一个恰当的操作模式。而且，传统概念上的司空府也不掌兵，以司空府来统领天下的军政大权，时间长了也容易被人说三道四。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恢复古代九州制的时候，曹操认为这倒是个好主意，可以破解当前的政治难题。冀州在古代九州里面积最大，曹操担任冀州牧，从而可以更好地号令天下。
九州是人们对古代中国的另一个称呼，这其实是它的虚指；它还有一个实指，指的是九个州，即九大行政区。但是，这九大行政区指的都是哪些，一直存在不同的版本。
最早提出九州概念的是《周礼》，但它说得比较含糊，是根据大方位确定的地理概念：东南叫扬州，正南叫荆州，河（指黄河）南叫豫州，正东叫青州，河东叫兖州，正西叫雍州，东北叫幽州，河内叫冀州，正北叫并州。但周朝属于诸侯联邦的形式，九州并不是行政区划。
《吕氏春秋》认为：河、汉之间为豫州，是周天子；两河之间为冀州，是晋国；河、济之间为兖州，是卫国；东方为青州，是齐国；泗上为徐州，是鲁国；东南为扬州，是越国；南方为荆州，是楚国；西方为雍州，是秦国；北方为幽州，是燕国。但在春秋争霸的局势下，这个九州也只是一个说法，不是行政区划。
最通行的“九州说”出自《尚书》里的《禹贡篇》，九州的名字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它是用山川河流为界限划出的地理分野，也不是行政区划。
以“州”为单位的行政区划始自汉朝，但已经不是九个州，而有十来个州，陆续增加了幽州、并州、益州、交州等新的州。目前，天下共有十三个州，“梁州”的名字改为“凉州”，未设雍州，增加了一个司隶校尉部，管辖两京地区，被视为一个州。
也就是说，九州制作为行政概念从来没有施行过，现在要恢复它，依据是什么呢？仅仅为了增加冀州的面积，似乎又有点过于兴师动众了。毕竟，行政区划的调整历来都不是一件小事，涉及各方面的技术困难和各派势力的利益冲突，更何况有些地区还不在“曹统区”，能否推行下去都是一个问题。
果然，身在许县的荀听说后，立即写信给曹操，表达不同意见：“现在如果依古制，那么冀州的管辖范围将包括现在的河东郡、冯翊郡、扶风郡、西河以及幽州、并州的全部，这些地方本来人心就不稳，让他们归属冀州，将会使大家更加不自安。如果因此引起叛乱，那么天下大业就不好说了（若一旦生变，天下未可图也）。”
荀建议曹操先平定黄河以北的地区，修复旧都洛阳，之后南下荆州，讨伐刘表、刘璋等不肯朝贡的军阀（责王贡之不入），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些想法，从而人人自安。等到天下大定之后，再来议古制。
荀的这番表态，让曹操吃了一惊。
其实，曹操坚持恢复九州制的真实原因倒不是增加冀州地盘这么简单，其背后还有玄机，可惜荀没有看到。
九州制是一个地理概念，或者说是一个规划中的行政概念，它是整个古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把它与整个古制联系起来看才能洞悉曹操的心理。恢复地理或行政区划上的九州制不是曹操想法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要部分，借恢复九州制进而恢复已经废除的其它一些政治制度才是要害。
现行政治制度大都因袭于汉初，这一套制度由高祖刘邦初创，经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等君主不断改造，与最初的形制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比如目前推行的三公制与最早的丞相制就区别很大，三公分了丞相的权力，有了制衡却丧失了效率，东汉三公又长期被尚书台等内朝官分权，有时竟形同虚设。
在曹操看来，即使高祖刘邦定下的制度有些也值得商榷，比如封爵制度，以前是五等爵制，即公、侯、伯、子、男，刘邦非要来一个白马盟誓，称“非刘氏不得封王”，断了一般人的封王之路，异姓的臣子功劳再高，封到县侯也就到顶了，逼得王莽这样的人只好另立朝廷单干。
曹操想恢复九州制，行政区划调整才是第一步，后面还会陆续推行以恢复古制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目的是进一步加强自身集权，同时在爵位分封等方面有所突破。
但是，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去，便遭到了荀干脆利索的反对。
而且，继荀之后皇家事务部部长（少府）孔融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九州制是古制，王畿制也是古制，恢复九州制，王畿制要不要也恢复？
所谓王畿制出自《周礼》：“方千里曰国畿，其外五百里侯畿。”意思是：以首都为中心，方圆千里以内的是“王畿”，方圆五百里之内的是“侯畿”。“畿”的意思是直属管辖区。孔融认为，按照这个制度，以许县为中心，千里之内的地区都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