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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个长谈，你不答应我就不走。田畴知道夏侯的来意，任凭你怎么说，就是一言不发。
夏侯没招，临走时拍着田畴的背说：“老兄，主公情谊殷切，能不能给点面子呀（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顾乎）！”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田畴仍然不松口：“为何说得这么过分呢！我田畴只是个负义逃窜的人罢了，幸蒙主公恩典才得以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难道是通过出卖卢龙塞来交换赏禄吗？即使国家照顾我，我也于心中有愧（纵国私畴，畴独不愧于心乎）。将军你是一向了解我的（将军雅知畴者），居然也这样说。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求自刎于将军面前吧！”田畴一边说，一边涕泣横流。
夏侯看确实毫无余地，具实报告了曹操。曹操慨叹无语，此事只好作罢。不久之后，曹操以献帝的名义征调田畴任议郎，五年后田畴去世，死时四十六岁。
田畴或许确实是个不慕功名利禄的人，所以一再让封。田畴举动的背后，没有对曹操或者朝廷的不满，相反田畴一再恳切表示，自己对现状已经很满足，对曹操充满了感激之情。
对于田畴的忠诚曹操未必会多想，但是这件事让他有了另外的想法。他想到的是，田畴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名士，如果有才能的人都效仿他，干脆连出来做事也不屑一顾，那问题可就大了。
曹操一向认为，人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尤其是当前诸雄对峙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人才流动的方向就是霸业的走向。
为了消除田畴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年）春天专门发布了一道《求才令》：
“自古以来受命于天或者中兴之君，何尝不想得到贤才君子来一块儿治理天下呢？那时他们得到这些贤才都不用走出闾巷，这难道是有幸相遇吗（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这是上面的人不去主动征求他们呀。如今天下尚未平定，正是求贤若渴之时（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作赵氏和魏氏的家臣适合，但当不了滕国、薛国的大夫。’如果一定是高洁之士才能用，那么齐桓公如何能成霸业呢？现在天下真的没有穿着粗布衣服、怀有大才在渭水之滨垂钓的人吗（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或者没有像陈平那样私通嫂子、接受贿赂而无人推荐的人？你们要替我发现那些出身卑微的贤才，只要有才能就加以引荐，以便给予任用（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这条命令很重要，提出了“唯才是举”的著名观点，是曹操人才观的集中体现。为了阐述什么是“唯才是举”，他举了四个古人做例子，他们分别是孟公绰、管仲、吕尚和陈平。
孟公绰是春秋时期鲁国大夫，令文中关于孟公绰的那两句话是孔子说的，原文是“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语出《论语·宪问篇》。孔子的意思是说，以孟公绰的才能，当个家臣可以，当大夫则能力就不够了。
曹操引这两句是反着说的，意思是人各有所长，不要求全。
如果只有高洁之士才能重用，那么齐桓公成就不了霸业，这是因为促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关键人物是管仲。管仲这个人很有能力，是个改革家，但他也有缺点，早年他与朋友合伙经商时经常欺骗对方，不诚实，这些事被记录在《史记》中。
吕尚就是姜子牙的原型，以平民之身垂钓于渭水，终于被周文王发现，受到重用，辅佐周文王一举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朝。
陈平是刘邦手下的能人，是西汉的开国功臣，担任汉朝的丞相。但是在《史记》和《汉书》等史料中，记载着陈平接受贿赂、与嫂子私通等劣迹。
曹操用他们的故事想说的是，人不能求全，不能求其出身，也不能苛求道德品质的完美，只要他有才能，就可以加以任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不凡的功业。
曹操要求有关部门发现孟公绰、管仲、吕尚和陈平这样的人才时，一定要及时举荐，不要让人才埋没和流失了。
曹操的人才观在那个时代是与时俱进的，是进步的。汉代以来，品评人才时最看重的是名节，即孝与廉、忠与义等，强调的都是思想品质，以至于选拔人才还专门有“孝廉”这样的科目，靠着一般人做不出来的孝行或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廉洁，很多人不仅获得了声誉，而且走上了仕途。
先不说这样的选拔是否科学，是否给那些沽名钓誉、善于做秀的人提供了机会，就是真正孝与廉的人，未必都是人才，仅思想品质好却没有工作能力、干不出业绩，古往今来都是白搭。
尤其在诸雄争霸中，庸才不仅干不成事，还会误事，这时最需要的是确实有能力的人，才能应该成为选拔人才的首要标准，至于其它方面，能兼有更好，如果不能兼有，则不必求全。
这条命令的发布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后曹操又发布了两次类似的求才令，使曹魏在人才争夺战中进一步占据了优势地位。
【四、“自明本志好文章”】
但是，田畴让封事件还是让曹操有所不安。他想到，会不会有一部分人对自己有看法，不明着说，而用不合作、不入仕、不受封来表达？
曹操心里有点没底，这件事又发生在赤壁失败之后，时机相当微妙。建安十五年（209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曹操一直在邺县度过。虽然不打仗了，但他心里一点都不轻松。
他心里在打仗，但不太清楚那是一些什么样的敌人。
曹操相当苦恼。《求才令》颁布后，这种苦恼的心境仍然没有得到排解，这倒不完全是由田畴事件引起的，而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曹操内心里都存在着一些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在此时集中爆发了。
事情的核心，实际上是一个人，如何处理与这个人的关系，如何摆正自己与这个人的位置，下一步如何继续相处，这些都像缠绕不清的枯藤一样，纠结在曹操的内心深处。
有谁会让曹操如此上心和伤神？这个人今年二十八岁，自身没有任何实力，顶多算一介文士吧，但足以让曹操感到头痛和不安，因为他是当今天子、献帝刘协。
曹操把刘协迎接到许县已有十年了，当时刘协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如今眼看也快三十岁了。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刘协才是这个帝国发号施令的人，曹操是帝国的丞相，刘协是他的顶头上司。
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先不说刘协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曹操有没有这样的意愿，即使刘协敢干、曹操愿意，曹操手下众多文臣武将也不会答应。跟着领导奔事业，领导的事业也就是大家的事业，同在一条船上就是命运共同体。韩馥的悲剧告诉人们：无论领导还是部属，保守和退却都是自杀行为。
但是，如果长期不能还政于天子，总会有人多想，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有这样想法的人数正在一天天增多，有的出于忠君的习惯认识，有的出于对曹操的不了解而产生的不理解，有的则别有用心。
自从南征张绣前曹操到许县最后一次拜见天子，五六年过去了，曹操再也没有见过天子的面，他以天子名义发布命令的事，都交给荀办了。而最近以来，曹操交给荀办的具体事项也越来越少了，更多的事情都由御史中丞郗虑出面办理，御史中丞被称为“副丞相”，既是曹操的助手，又是朝官的领袖之一，名义上更是荀的上级，由他出面办理朝廷事务，也没什么不妥。
曹操把丞相府放在邺县，并安排梁习、董昭等人调集北方各州郡的人力、物料对邺县进行大规模改建，摆出了一副长期扎根在此的架式。但是，大家仍然会认为，丞相应该跟天子在一块儿，曹操如果另起炉灶明显缺乏先例，即使情况特殊，也必须给出一个说法来。
建安十五年（209年）冬天，献帝下诏增加曹操的食邑。曹操目前的封爵是武平侯，武平是豫州刺史部陈国所属的一个县，这个县侯是十五年前献帝刚到许县时下诏封赏的，当时曹操的食邑是一万户。
十五年来，在曹操的主持下不少人先后封侯，有的一再增加食邑，而曹操的武平侯却一直没有变过。在目前的爵位分封制度里，刘姓以外的人到了县侯一级也就没有了，如果再增加的话，就只能增加食邑数了，按说以曹操的资历和实力，增加食邑是正常的。
不知是出于荀的想法还是郗虑等人的主意，或者是献帝本人的意思，献帝下诏在曹操原有武平县一万户食邑的基础上，再增加阳夏县、柘县和苦县三个县各一万户作为曹操的食邑，使曹操总食邑数达到四万户。这三个县都属于豫州刺史部的陈国，与武平县相邻，地理位置大体在如今的豫东地区，介于太康、柘城、鹿邑等几个县之间，其中苦县是老子李耳的故乡，与曹操的老家谯县相距仅几十里。
所谓食邑，就是享受封地内一定规模户数的赋税，这是一项可以世袭的政治和经济特权。食邑一万户即“万户侯”，几乎是人臣享有此项特权的极致，四万户的食邑规模在本朝历史上属于空前的。
面对这项荣誉，曹操却不打算接受。十五年来他从未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曹操非常看中实际，对于这种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反倒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进行攻击的事，他当然不会做。
他让手下的秘书们拟了一份上表进行推辞。这一点都不难，田畴为这些事刚刚上过好几道表，有陈琳等大笔杆子在，这份例行公事的上表一定会一挥而就。但是曹操看了并不满意，他不想总说那些冠冕堂皇的大话，他想换个写法。
曹操本人就是优秀的文学家，他的文章和诗歌水平都很高，在曹操本人亲自主持下，或者干脆就是由他亲自动的笔，写下了这篇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
“我开始被举为孝廉，那时候还年轻，自认为不是隐居深山获得名望的人（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只是担心被天下人当成无能之辈，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郡太守，建立政绩，获得声誉，让天下知名人士都知道我（使世士明知之）。所以我在济南除残去秽，整顿官场。不过，也因此得罪了宦官，又被当地强豪所恨，我害怕给家族招来祸患，于是称病辞官。
“辞官之后我年纪还不大，环顾一同被举为孝廉的人中，有人已经年满五十了，还不觉得自己老，我自己心里暗想，再过上二十年，等天下清平了，我才跟他们年龄相仿（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所以我回到故乡，在谯县以东五十里的地方筑精舍，想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在低洼之地，用泥土封住四面的墙以自闭（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断绝与外界的来往。但是，这也不能如愿。
“后来我应征为都尉，又升为典军校尉，想在讨伐黄巾军的过程中为国家立功，最大的理想是封侯、被拜为征西将军，死后墓碑上刻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也就是这样的志向了。不想却遇到了董卓之乱，各地都大举义兵，当时我本可以召募到更多的人马，不过我常常提醒自己，不愿意多招（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兵多了必然骄纵，与强敌相争容易招来灾难（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所以，汴水之战我有数千人，后来到扬州募兵，也不过三千人，这是因为我本身的志向有限呀（此其本志有限也）。
“后来当了兖州牧，破降黄巾三十多万。袁术在九江郡僭号，他手下人都纷纷称臣，城门改名为建号门，袁术穿的衣服都按天子形制制作，两个老婆争当皇后（两妇预争为皇后）。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有人劝袁术即帝位，并公告天下。袁术回答：‘曹公还在，我不敢这样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来我讨伐他，俘虏了他四个部将和不少人马，让袁术走投无路，最后病死（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后来袁绍盘据河北，兵势强盛，我考虑自己敌不过他，但为国家考虑，决心以义灭身，留取后世的英名。所幸打败了袁绍，诛杀了他的二个儿子。还有刘表，自认为是宗室，包藏奸心，摇摆不定（乍前乍却），占据荆州坐视天下，我又消灭了他，天下于是基本平定。作为宰相，人臣所能达到的对我来说已经到顶了，已经超过了我之前所有的理想（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今天我说这些，好像很自大，实是想消除人们的非议，所以才无所隐讳。假使国家没有我，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霸呢（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可能有的人看到我势力强大，又生性不相信天命事，恐怕会私下议论，说我有夺取帝位的野心，这种胡乱猜测，常使我心中不得安宁。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名声被传颂至今，是因为他们的兵势强大，仍能够尊重周朝天子啊。
“《论语》说‘周文王虽已取得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但仍能尊奉殷王朝，他的道德可说是最崇高的了’，这是因为他作为强大的诸侯仍能侍奉弱小的天子啊。从前燕国的乐毅投奔赵国，赵王想与他图谋攻打燕国。乐毅跪在地上哭泣，回答说：‘我侍奉燕昭王，就像侍奉大王您，我如果获罪，被放逐到别国，哪怕死了，也不忍心谋害赵国的普通百姓，何况是燕国的后代呢。’秦二世胡亥要杀蒙恬的时候，蒙恬说：‘从我的祖父、父亲到我，长期受到秦国的信任，已经三代了。现在我领兵三十多万，按势力足以背叛朝廷，但是我自知就是死也要恪守君臣之义，不敢辱没先辈的教诲，忘记先王的恩德。’我每次阅读有关这两个人的书，都会被感动得悲伤流泪。从我的祖父、父亲直到我，一直担任皇帝的亲信和重臣，可以说是被信任的，到了曹丕兄弟，已经超过三代了。
“我不仅对诸位来诉说这些，还常常将这些告诉妻妾，让她们都深知我的心意（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我告诉她们说：‘待到我死去之后，你们都应当改嫁，传述我的心愿，使人们都知道。’我这些话都是出自肺腑的至要之言。我所以这样勤勤恳恳地叙说这些心腹话，是看到周公恐怕别人不相信，有《金》之书可以表明他的心迹。但要我就此放弃所统率的军队，把军权交还朝廷，回到武平侯的封地去，这实在是不行的啊。
“为什么呢？实在是怕放弃了兵权会遭到别人的谋害（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既是为子孙打算，也是考虑到一旦自己垮台，国家将有颠覆的危险。因此不能贪图虚名而使自己遭受实际的祸害，这是不能干的啊。先前，朝廷恩封我的三个儿子为侯，我坚决推辞不让他们接受，现在我改变主意打算接受它。这不是想再以此为荣，而是想以他们作为外援，从确保朝廷和自己安全的角度着想（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
“每当我读到介子推逃避晋文公的封爵、申包胥逃避楚昭王的赏赐，每次都放下书本感叹，以此用来反省自己。我仰仗着国家的威望，代表天子出征，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想要办到的事，做起来无不如意，心里有所考虑的事，实行时无不成功。就这样扫平了天下，没有辜负君主的使命。这可说是上天在扶助汉家皇室，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的啊（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
“然而我的封地占有四个县，享受三万户的赋税，我有什么功德配得上它呢？现在天下还未安定，我不能让位。至于封地，可以辞退一些。现在我把阳夏、柘、苦三县的二万户赋税交还给朝廷，只享受武平县的一万户，姑且以此来平息诽谤和议论，稍稍减少别人对我的指责吧！”
这篇文章很长，之所以全文引录，实在因为它太重要了，也写得太好了。曹操从回顾自己的奋斗历史写起，边叙边议，有点像口述自传，把参加工作、当太守、参军、起兵反董卓、消灭袁绍等群雄这些事一一道来，像一份自传，他回顾历史不虚饰，也不回避内心每一个真实想法，所以读来真诚可信。
这篇文章虽是由让封引起的，但曹操最想表达的是自己对权力的看法，他说自己并不是贪慕权贵，而是情不由己。
曹操发布这篇命令，借让封三县之名表明自己的志向，回击那些谤议。单从文章本身来说，也是相当的精彩，体现出曹操的一贯文风。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曾登临许昌城外的汉魏故城遗址，在毓秀台上与罗章龙联句：“横槊赋诗意飞扬，自明本志好文章。萧条异代西田墓，铜雀荒沦落夕阳。”
鲁迅曾这样评价曹操：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