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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坚的这个女儿实在算不上淑女，简直是一个野蛮女友。据《三国志法正传》记载，她很有才，但也很有男人气（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身边有一百多名侍卫婢女，个个执刀弄枪，刘备每次见了都心惊胆颤（刘备每入，内常觉凛然惊惧）。
不过在当时，这桩政治婚姻让孙刘联盟更加巩固。婚后刘备告别孙权，携新婚妻子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返回公安（今湖北公安），对刘备而言此行超额完成了既定任务，不仅借到了地盘，还有了意外收获。
据《江表传》记载，刘备临行前孙权在“飞云大船”上与张昭、秦松、鲁肃等十余人共同送别刘备，在船上举行宴会话别。张昭、鲁肃等人走后，孙权和新妹夫刘备进行了长谈，他们在谈话中还说到了周瑜，叹息于他的早逝。
但是刘备心里并不轻松，他知道此行是冒了极大风险的，要不是曹操的军事行动给孙权施加了压力，无意中帮了他的忙，此行能否顺利回去都很难说。据《江表传》记载，后来庞统到了刘备那里，刘备知道他曾经在孙吴任职，就问他当初在孙吴做客，是不是有人打算扣留自己。当得知确有此事后，刘备不禁十分后怕，认为当初赴孙吴是一步险棋，不是万全之计。
据《山阳公载记》记载，刘备一离开京口，就对左右说：“孙权长得上身长下身短，这样的人不会居于人下，我不能再见他了（孙车骑长上短下，其难为下，吾不可以再见之）。”于是他们昼夜兼行，恨不得马上回到公安。
不管怎么说，这一段时间是孙刘结好的蜜月期，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曹操，双方尽量搁置分歧，互相让步，让联盟不断巩固，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与曹操真正抗衡。
【二、濡须口】
建安十七年（212年）九月，孙权正式把大本营从京口（今江苏镇江）移到秣陵，改名为建业，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此后一段时间，孙吴的政治中心就放在了这里，孙权以后还将在这里称帝。
孙吴最早以吴县（苏州）为基地，后来迁到京口，现在又迁到建业，战略重心一步步靠前，目的是在长江一线与曹操展开争夺。孙权在长江边上的石头山（今清凉山）上筑城，号为石头城，以此扼守长江的咽喉。
孙权迁址于建业的想法早就在规划中，为了保障建业上游的安全，一年前，孙权接受吕蒙等人的建议，在距建业上游数百里处的濡须口修筑了一处军事要塞，即著名的濡须坞。
曹操目前以合肥新城为进攻孙吴的基地，合肥新城与长江之间隔着巢湖，这是一片比现在面积还要广阔的水域，在巢湖与长江之间通有一条河，名叫濡须河，史称它发湖于巢湖，流入长江。
合肥新城有一条叫施水的河与巢湖相连，也就是说，战船由合肥新城出发，经过施水、巢湖、濡须水，可以很轻松地到达长江，成为曹魏的一条黄金水道，这也就是刘馥当年花大力气修筑合肥新城的原因，合肥新城的地理位置对曹魏来说太有利了。
为了变被动为主动，孙权想在江北修建一处军事基地，他看中的地方是濡须水的入江口，即濡须口。据《吴录》记载，孙权想在此修建军用码头（坞），但是大部分将领认为在长江对岸修工势没有必要，孙吴擅长的是游击战，上岸杀敌，转身上船，有没有固定的码头无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何用坞为）。
在孙权手下担任副军长（偏将军）的吕蒙认为修建这个军用码头十分重要，他说：“打仗有胜就有败，如果打了败仗，仓促之间都来不及上船（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于是孙权下决心修筑濡须坞，作为建业上游最重要的军事基地。
濡须水流入长江的地方两边都是山，孙权依托它们夹水筑城，下了很大功夫，把濡须坞修筑得很坚固，同时储存大量军用物资，来抵御曹军的进攻（夹水口立坞，所以备御甚精）。濡须坞成了一把锁，牢牢地锁住曹军入江的门户，让曹军手中的黄金水道发挥不出作用。
孙权在江北修建的军事基地也成为在扬州的庐江郡、九江郡一带拓展势力的战略支撑点，有了这个基地，孙权就能随时寻找机会攻击曹魏。
所以吕蒙的见解是高明的，在江北设立军事基地，无形中把双方共有的长江天险变成了自己独家拥有，进可攻、退可守，在战略上完全处于主动。
赤壁之战后吕蒙在年轻将领中进步得最快，尤其是鲁肃代替周瑜负责前线指挥以后，对吕蒙特别欣赏。据《三国志吕蒙传》介绍，鲁肃赶赴陆口上任时路过吕蒙的辖区，当时鲁肃对吕蒙还不完全了解，也不够重视（肃意尚轻蒙），但经过与吕蒙的一次谈话，鲁肃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二人在饮酒之间，吕蒙突然问鲁肃：“您接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采取什么战略以备不虞之需？”鲁肃没有多想，顺口说：“临时应变吧。”吕蒙显然不满意这样的回答，他说：“现如今跟刘备虽然名为一家，但关羽实乃熊虎之人，哪能不预先制定好应对的策略？”
吕蒙于是向鲁肃提出了五项应急预案（因为肃画五策）。鲁肃听罢吃惊不小，再也不敢轻视吕蒙，他激动得越过坐席跳到吕蒙那边，拍着吕蒙的背说（于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子明，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才略原来比你差得这么多（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
鲁肃于是跟吕蒙结为挚友，并拜见了吕蒙的母亲。
据《江表传》说，吕蒙开始并不喜欢读书，有一回孙权对他和另一个青年将领蒋钦说应该多读读书，这样有好处（宜学问以自开益）。吕蒙回答说军中事务繁忙，根本没有时间读书（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孙权于是耐心地给吕蒙上了一课，从自己的读书体会讲起，说明勤学的重要。这次谈话打动了吕蒙，改变了他对读书的看法，于是开始发愤向学，手不释卷，经过长期坚持和积累，学问居然超过了一些文人（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鲁肃跟吕蒙熟悉后，对他的进步感到不可思议，跟他开玩笑说：“现在你的学识这么好，既有武力又有谋略，再也不是吴下阿蒙了。”吕蒙回答：“一个人分别三天，就应该另眼相待（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这就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出处。
后来，鲁肃去世前向孙权推荐吕蒙接替自己，使吕蒙成为孙吴军队里继周瑜、鲁肃之后最重要的统帅。
孙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主动态势让曹操不能坐视不管，就在孙权迁址于建业的次月，即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他亲率大军前来合肥，与孙权争夺长江天险。
这一仗规模不小，但打得时间不长，在《三国志武帝纪》里只记载了几句话，在曹魏一方的其他各人传记里也基本上没提，具体有哪些人参加了这次会战不得而知。而在记录孙权一方的传记、史料中，对此战记载得很详细，这是因为此战曹军无功而返，虽然不像赤壁之战那样惨败，但也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失败。
据《江表传》说，曹操此行带来了四十万人马，很快打到了长江岸边，与孙权对峙（曹公出濡须，号步骑四十万，临江饮马）。四十万的数字显然有点夸张，或者是曹操又在故意虚张声势。孙权得到报告，不敢怠慢，立即率领七万人马应战，这个数字如果是真实的，那基本上就是孙权的全部家底了。
《江表传》的政治立场亲吴，说曹军四十万，自己一方七万，更能突出此次战果。孙权派折冲将军甘宁率三千人为前锋，并给甘宁下达秘密指令，让他一到前线就发起攻击，打曹军一个措手不及。
这是孙吴惯用的手段，人数既然不占优势，就得先发制人，先取得小胜，鼓舞士气，甘宁圆满完成了任务。
据《三国志甘宁传》记载，甘宁挑选了一百多名勇士组成敢死队，孙权赐给大家米酒和饮食，吃完，甘宁用银碗盛酒，自己先喝了两碗，然后再斟满交给敢死队队长（都督）喝。这个队长可能有点紧张，伏在地上起不来了，甘宁火了，拔刀横在队长的膝上，大声呵斥他。队长见他神情严厉，赶紧接过酒喝了，后面的敢死队员每人也都喝了一银碗的酒。二更时分，甘宁率敢死队悄悄出发（衔枚出斫敌），杀往敌营。据《江表传》记载，他们拔掉曹营的鹿角，潜入营垒，杀了几十名曹兵。曹营一片混乱，不知道有多少敌人攻进来了，乱了好大一阵，等到慢慢平静下来，甘宁等人已顺利返回自己的大营。
这时孙权也到了，甘宁连夜拜见孙权。孙权高兴地说：“这下子一定吓着曹操这老家伙了吧，让他也看看我们甘宁的胆量（足以惊骇老子否？聊以观卿胆耳）。”孙权还对大家说：“孟德有张辽，我有兴霸（甘宁字兴霸），足以匹敌！”
据《吴历》记载，濡须口附近的长江中有一个叫中洲的沙洲，曹操看到可以利用，于是命人乘油船率兵趁夜渡到洲上。哪知此举被孙权侦察到，立即调集水军前来围攻，曹军不是孙吴水军的对手，仅被俘虏的就有三千人。
曹军两战皆负，孙吴士气大振，反而主动在曹营外发起挑战，曹操下令坚守不出。《吴历》说有一次孙权亲自来挑战，乘轻船从濡须口前往曹军营寨，曹军将领要发起攻击，曹操说：“这是孙权前来观阵，后面没准有阴谋。”于是下令军中整齐军容，严阵以待，弓弩不得妄发。孙权又向前行进了五六里才回去，在船上吹吹打打，故意气曹军（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
《魏略》记载了另一次孙权来挑战的情形，这一次孙权是乘大船来的，曹操倒不客气，下令射箭，弓弩乱发，箭射到船身上。射中得太多，把船身都压偏了，孙权下令掉转船头，让另一面受箭，等船只恢复平衡后下令回去（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这大概才是真实版的“草船借箭”。
对曹操来说，这一仗打得实在窝囊，整体实力虽然占优，但在场面上却处于劣势，以至于孙权频频挑战都不敢应。曹操手下有个“泰山帮”，由于不是嫡系，曹操经常派他们南下扬州参战。据《魏书》记载，“泰山帮”的主将之一、曹操任命的青州刺史孙观也参加了这次濡须口会战，他在战斗中被流矢射中左脚，但仍然坚持战斗。事后曹操对他进行了嘉奖和慰问，把他由偏将军升为振威将军，但孙观够倒霉的，本来只是被冷箭射中了一只脚，结果伤势越来越重，居然死在军中。
此战再次暴露出曹军不善水战的弱点，随着春季到来，江水渐涨，孙权的水军优势将进一步发挥出来，形势对曹军更加不利。
据《吴历》记载，曹操在江上看到孙吴舟船整齐，军伍整肃，感叹道：“生个儿子就应该像孙权这样，刘表的那几个儿子要比起来都如猪狗一样（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这就是“生子当如孙仲谋”的由来。
孙权大概也洞悉了曹操的心理，他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说：“春水马上就要涨起来了，您应该赶紧撤退（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在这封信里孙权还另外夹了一张字条，上面只写了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接到孙权的信后，对将领们说：“孙权没有骗我（孙权不欺孤）。”曹操于是下令撤退。
这是一次劳而无功的战事，据《三国志孙权传》记载，曹军撤退后孙权趁机攻占了江北的许多地方。曹操担心沿江的各郡县被孙权占领，下令官民内迁，造成大面积恐慌，沿江的庐江郡、九江郡以及蕲春、广陵等地有十多万户渡江逃到孙吴，曹魏在合肥以南只剩下皖城了。
一般认为濡须坞故址在今天安徽省无为县境内，《资治通鉴》和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等书认为“无为”地名的由来与曹操有关，是说曹操多次用兵于此但始终无所作为。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中也有曹操“四越巢湖而不成”的话，据说说的也是同样的事。
【三、刘备的机会】
在孙权与曹操争锋于濡须口的时候，刘备早已离开了公安，他趁曹操、孙权相持不下之机，率兵进入益州。刘备此行竟然是应邀前往，邀请他的是益州刺史刘璋。
前面说过，在曹操南下荆州前后，刘璋曾先后派出三个战地观察团前往荆州考察形势，最后一个观察团的团长是张松。由于没有受到曹操的重视，张松对曹操很不满，加上曹操随后在赤壁打了败仗，张松回到益州后竭力劝说刘璋联络刘备。
曹操西征关中前曾派钟繇攻打汉中，不仅汉中的张鲁感到紧张，刘璋也深受震动。他意识到曹操迟早要拿下汉中，进而徐图益州，对此必须早作筹划。张松反复劝说刘璋邀请刘备来益州，增加益州的防卫力量，张松认为刘备有两大优势，一个是刘汉的宗室，也就是刘璋的本家，另一个是他是曹操的“深仇”，在抗曹这件事上刘备比谁都坚定。
张松说动了刘璋，刘璋问他派谁出使刘备，张松推荐了法正。
刘璋手下派系林立，有益州本土派，还有随刘璋入川的东州派，除了这两派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小的帮派，法正属于一个叫“扶风派”的帮派。他们都是关中地区扶风（今陕西眉县）人，除了法正外，还有孟达、射坚、射援、上官胜等人，都是建安初年由关中逃难到益州的。
张松是蜀郡人，应该属于益州本土派，但他平时与法正、孟达等人关系不错，政治上倾向于扶风派，所以关键时候推荐了法正。这其实是他们商量好的，但为了不引起刘璋的疑心，法正还假模假样地推辞了一番，之后受命出使刘备。
对于张松、法正、孟达等人主张引入刘备的建议，刘璋身边有不少人表示反对，刘璋属下的州政府办公室主任（主簿）黄权说“一国不容二君”，希望刘璋慎重考虑。对刘备有所了解的刘巴也认为，刘备不是能屈居于人下的，把他弄来必然是引狼入室（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纳也）。刘璋手下有个叫王累的做得更绝，据《华阳国志》记载，这位仁兄为了劝说刘璋，不惜自刎于州政府大门外，希望刘璋能够警醒，但刘璋不为所动。
这让人想起了多年前韩馥引袁绍入主冀州的那一幕，不是袁绍或刘备多有能耐，而是韩馥和刘璋太糊涂，再者就是跟前有一帮人太能忽悠。当初忽悠韩馥的是高干、郭图和辛评那伙人，现在忽悠刘璋的是张松、法正和孟达。
扶风派之所以卖力地替刘备公关造势，根本出发点还是为自己着想，他们既不是强龙也不是地头蛇，虽然个人能力都很强，但在益州一直受排斥。如法正当年在关中的时候就很有名气，但当他跟同乡孟达一块来到益州时，只谋到了一个新都县令的职务，后来无缘无故被调职，又一直没有安排新的工作，就是因为自己是外来户没有后台，因此长期不被重用（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
扶风派想通过引入刘备改变益州的政治格局，至于将来由谁主政益州他们倒不在乎，如果刘备取代刘璋他们没准也欢迎。现在，有这帮兄弟在里面帮忙，刘备不想要益州都不可能了。
要说明的是，刘备占有益州后这个扶风派仍然存在，他们依旧大行其事，法正、孟达的权势一度盖过诸葛亮，并且后来又有一位祖籍扶风的重量级人物到来，使这个小集团更加了得，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马超。
现在，受刘璋派遣，法正来到公安面见刘备，他一到就立刻暗中倒向刘备，他对刘备说：“以将军的英才，应该乘刘璋懦弱之时有所作为。张松在益州是个重要人物，他可以在内响应您（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得手之后您就拥有了益州的殷富，以及天府之国在地理上的险阻，以此成就大业易如反掌。”
刘备大喜，决定率军溯江而上，进入益州。这是建安十六年（211年）的事，大概在孙曹第一次濡须口战役之前。
当时，刘备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守荆州，自己率数万人进入益州。在随军队伍里还有庞统，此前他在孙权那里任职，现在投奔到刘备阵营，刘备开始并未重视他，后来得知他与诸葛亮齐名，就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结果大为高兴，任命他也担任军师中郎将，与诸葛亮职务并列。此次率军到益州，诸葛亮和关羽守荆州，刘备就让庞统随行。
刘璋派法正率四千人前往接应，随后又亲率三万人马赶到涪县（今四川涪陵）迎接刘备，二人相见甚欢，刘璋大摆宴席招待刘备及其手下将士，“欢饮百余日”。
张松认为在涪县就可以解决掉刘璋，他让法正向刘备转达这项建议，庞统也认为现在正是机会，但刘备经过考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