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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小型的“阵地战”，一直延续到1920年5月。
1920年5月初，波兰军队在乌克兰转入进攻，并于7日占领了基辅。局势要求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西方面军指挥部决定实施反突击。
第43团受领了在戈罗杰茨地域（现称扎斯洛诺沃）集结，并夺取列佩尔的任务。
据侦察情报得悉，敌防御阵地穿过博罗夫诺、格雷博奇察、波列维日三个湖泊（位于列佩尔市区南3至5公里处）。敌人的阵地由数条很深的堑壕组成，周围有几排铁丝网。列佩尔市由诺沃格鲁的步兵团防守，并得到炮兵分队的加强。
在研究这些情报时，我特别担心的就是铁丝网，因为我团还是首次遇到它，由于我军火炮不多，炮弹数量也有限，所以不能指望用炮火摧毁铁丝网打开通路。就是炮兵最终能够打开通路，也将丧失宝贵的时间，使敌人有可能做好抗击我军冲击的准备。
我决定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清晨进行5至10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即突然向敌人发起冲击。我对诺维茨基型手榴弹寄予很大希望。这种5俄磅重的手榴弹，用一条一米来长的结实的细绳系着，绳的另一端栓着一个铅锤。这样做对我很有用。这种手榴弹落到铁丝网上时，绳索即缠绕在铁丝网的刺上，使它不在地面爆炸，而在稠密的铁丝网外爆炸。这种武器威力很大。团里曾领来一百多枚诺维茨基式手榴弹，但是，包括指挥员在内，没有一个人会使用它。因此，我只好亲自充任教官，我集合了大约100名红军战士和指挥员，把他们带到一条叫做乌拉的小河岸边。大家在河岸上排好队，我向水中投了一枚手榴弹。轰然一声，震耳欲聋。总之，爆炸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但随后发生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水面浮起了一层被震昏了的鱼。我的战士们连衣服也未脱就跃入漩涡中去捞鱼。不是开玩笑，我真的给吓坏了，我耽心说不定有谁会在欣喜若狂之中被淹死。幸亏没有一个人溺死，而团的伙房却得到了不少鲜鱼。在当时粮食异常紧张的饥馑年代，每一块肉和每一条鱼都像金子一样非常 宝贵。
当天，我准备进行侦察。计划很简单：悄悄地潜入博罗夫诺村或村南的高地，从那里对敌人的工事、分队的驻地和各支点接头进行详细的观察研究。在敌人巡逻途经的路上设伏，力争抓获一些俘虏。
不久，一支由15名骑兵侦察员和一辆载着机枪的敞篷轻便马车组成的队伍出发了。这个侦察小分队顺利地来到博罗夫诺村。我爬上一间高草棚顶，用望远镜察看地形。突然，我发现了敌人的两支人数不多的队伍。其中的一队12人左右径直向我们开来；另一队人数稍少在南面行进，穿过扎列西耶村向诺维内方向走去。
机会难得，刻不容缓。我们冲出村子奔向树林。我让5名骑兵带机枪留在林边，等第二组敌人进入诺维内村后，我们便从后方向其发起攻击。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战斗很快结束了。我们俘虏了两名敌兵。
俘虏向我们详细地供出了守敌在列佩尔的兵力和工事情况，并在地图上指出了堑壕、机枪巢、观察所的位置。总之，向我们提供了非常 宝贵的材料。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开头还算顺利。
发起进攻的日子定在5月14日。全团在夜间就已展开，进行了冲击前的准备，我与左邻部队——我旅步兵第44团沟通了联络。乌拉河将我团与右邻第6师隔开。
在第43、第44团地段上，本应集中我师的几乎全部炮兵，以便以炮火支援我们。但是，我们在阵地上只看到一个由马特维耶夫指挥的炮兵连（早在东线时我们就经常与该连协同作战），其余的炮兵仍未到达其发射阵地。还有其它原因使我焦急不安。黎明来临了，天越来越亮，但与旅和师的指挥所仍未联系上。在我这个20岁的团长面前，出现了一个大问题：是等待炮兵到来并与上级联系上，因而坐失突袭的良机呢，还是不等炮火支援就立即将全团投入进攻呢？不管那个决定都要冒很大的风险。可是，已展开战斗队形的部队，正等待着下达命令。而在某些地方敌人已发现我军的战斗队形，并已开始对射。
团政委伊万·卡塔列夫和副官涅斯戈沃罗夫这时就站在我的身边。他们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我。情况越来越紧急。太阳马上就要升起，我们就会一清二楚地暴露在敌人面前。这样就会导致整个战役的失败。
我终于定下了决心，并通过副官向炮兵连连长马特维耶夫传达了立即向敌人的第二道防线开火的命令。该防线几乎紧贴城市而过。然后又转身对政委说：“走，到散兵线去，去参加冲击！”我满意地看到：卡塔列夫和涅斯戈沃罗夫两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兴奋的火花。他俩人均松了一口气。我心里也轻松多了。我和政委都站了起来喊道：“全团跟我来，向前冲啊！”
伏在铁丝网前的红军战士迅速地向敌人冲去。我知道，每一个战士正是等待这样的命令：立即行动。因为拖延时间只能有利于敌人，并要自己付出很大的牺牲。
实施冲击的散兵线向着敌人及其工事扑去，它犹如汹涌的狂澜，荡涤着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大威力手榴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数也数不清！）还有步枪、机枪的射击声。
在战斗中，时间很难计算，因为它转瞬即逝。但是，我认为，我们的红军战士至多只需要5分钟就可逼近铁丝网，并通过它冲向敌人的掩体。转眼之间，我看到从掩体中露出举起的手臂。看来，举手的敌人大约不少于300人。好啦！最危险的阶段总算过去了。冲击没有失去其突然性，敌人的第一阵地被我占领，守敌被俘。主动权操在我们手中。现在千万不能丢掉主动权！我向散兵线发出命令：“向列佩尔急速前进！”红军战士又像潮水般迅猛地向前冲去。俘虏被排成长长的纵队押往后方。
站在高地上已经可以看到列佩尔市。眼看从城里开出两队敌军，每队大约一个连的兵力。敌人展开成散兵线，并向第2阵地运动。可是，真见鬼！我们的炮兵在哪里？现在多么需要它的支援！我正想着，突然听到马特维耶夫炮兵连的4门火炮发出齐射，炮弹在头顶呼啸而过。烟柱和尘土冲天而起。打得很准，直接命中敌散兵，敌人当即卧倒在地。紧随第一次齐射之后是第二、第三次齐射……红军战士们抢在敌人前面，终于夺取了第二阵地。随后，又不停步地对卧倒在地的敌散兵线发起冲击。敌人抵挡不住我军迅猛而协同一致的冲击，仓惶地退向城里。敌人的军官们挥舞着手中的武器，竭力阻止逃跑的士兵，但他们的努力是枉然的。我军的战士们追击着敌人，紧紧咬住他们，一举攻入城内。
敌人全线溃退。这时，伊万·卡塔列夫政委骑马来到我这儿。顺利的战斗进程使他非常激动，他兴奋地喊道：“冲啊！”我也喊道：“冲啊！”我跃上马鞍，抽出马刀，冲上前去追击溃退的敌军。大街上响起了胜利的呼喊声“乌拉！”
我和卡塔列夫只顾向前冲，以致不知不觉地脱离了自己的战斗队形，冲到了埃萨河水闸跟前。与此同时跑到这里来的还有一个多连的波兰兵，他们极力想经由水闸跑到河对岸去。我们一边跑一边喊：“放下武器！”出乎我的意料，竟有100多支步枪扔到地上。我回头一望，我们只有4个人——我、政委卡塔列夫、连长科兹洛夫和政委的通信员。显然，其他人还在后面。突然，从退却的敌人人群中跳出七个军官，并用手枪朝着我们几个骑马的人射击。我枪法不错，第一排子弹就打倒了两名军官。可是我突然看到：政委从马上跌了下来，紧接着连长也掉下马去。他们出了什么事？我不能到跟前去，因为敌人会像打沙鸡一样把我们都打倒。转眼间，我的马也噗通一声中弹栽倒在地上。政委的通信员被惊马驮着在街上狂奔。我紧贴在一所房子的大门上，一个人对付好几个敌军官。我左右两手各持一支左轮手枪，右边挎着军刀。我决心拼了。敌人的军官们显然枪法不佳，我又打倒了他们两个。
起初，波兰士兵看着我们的决斗，就像在看马戏表演。后来，突然有几个人弯腰去拾枪。我脑子里闪现了这样的念头：这下完了！士兵会用步枪当即把我打死，因为我无处藏身。
就在这时，从拐角处飞跃出一队骑兵，为首的是队长古里亚诺夫。4连连长安德烈耶夫率领战士们也出现在相邻的胡同里。政委躺在马路上，睁着眼仍在喘气，全身抽搐着，他快要牺牲了。我蹲在他面前吻了他。他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但说不出来了……
防守列佩尔的敌军波兰团被击溃，并被赶过了埃萨河。我们在行进中夺取了一个名叫斯泰基的大村庄，该村在城西3公里处。敌人仓惶向西溃退。
我的通信员彼得·亚库舍夫又牵来一匹新马。当我抬起左腿要踏马镫时，感到马靴中有一片湿漉漉的可疑的东西，随后，膝盖上方又是一阵钻心的疼痛。回到团部，脱下靴子一看，里面都是血。原来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我被扎了一刺刀。
原在波列西耶沼泽地以北作战的西方面军的主力，现在从德里萨、波洛茨克地域向莫洛杰奇诺、明斯克方向发起进攻。敌人已经撤退到别列津纳河沿岸预有准备的阵地。
步兵第43团接到命令沿当时的主要交通大道列佩尔、佩什诺、别列津诺一线进攻，任务是强渡别列津纳河。
全团渡过莫斯科维察河，并沿公路左、右两侧各展开一个营后，随即转入进攻，同时仔细搜索莫斯科维察和别列津纳河之间的茂密森林。我们力图在行进间占领河上游的唯一的一座桥梁，因为随后炮兵和辎重就可从桥上通过。
敌人也考虑到该渡口的作用，所以修筑了坚固的桥头堡准备固守。我团的散兵线向敌人进逼到200米左右的时候，就遇到步枪的猛烈射击，敌人还用大口径火炮进行支援。我团两翼侧被压向河边的沼泽地。
进攻桥头堡和夺取渡口的战斗未能取得战果。因此，散兵线停止前进，并卧倒在潮湿的森林中。这次进攻没有得到炮兵的支援。
后来得悉，炮兵未能占领阵地。因为要在密林中选择和修筑发射阵地、设立观察所并沟通联络，大约需要两昼夜的时间。
第三天，全部炮兵终于进入阵地，进行了试射并准备支援进攻。各炮兵观察所位于我的观察所旁，就在沿别列津纳河蜿蜒向南的森林边缘。我们定于次日凌晨发起冲击。
可是，到了清晨，我们的运气并不佳：河边沼泽谷地上大雾迷漫。浓雾一直延续到下午。到3点时雾散了，我们的“战争之神”进行了短暂而猛烈的炮火准备。散兵线协同一致地发起了冲击。
我走在前面的散兵线里。行进中，我跳过了一条沟渠，那里灌满了开春后融化的雪水。跑了几步，忽然听到我的通信员彼得·亚库舍夫叫了一声。我回头一看，见他已经躺在沟边上。我明白，他受伤了。我跳到他跟前，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 彼得喃喃地说：“团长，我不行了。”我蹲到地上。鲜血从受伤战友的嘴里涌了出来。他再没说出半个字，就牺牲在我的怀中。又一个我亲近的人倒下了。一年半以来，他伴随着我南征北战、冲锋陷阵……
这时，我们的散兵线被敌人的火力阻止在铁丝网前，并开始缓慢地往后退。我抱起彼得的遗体，在坎坷不平的沼泽地上踉踉跄跄地走着，一直将他抱到观察所。四周弹片呼啸，但我全然不顾，我悲痛得喘不过气来……彼得被安葬在别列津纳河岸上，在观察所旁边的一片树林中。
我喜欢彼得，把他视为兄弟。他的死对我震动很大。 别人对我说，我在梦中还呼唤着他的名字，让他到我这儿来。后来，来了新的通信员谢苗，但我很长时间还不习惯，经常 把他叫作彼得。
这次战斗告诉我们，正面进攻不会有什么结果，必须采取别的方法。因此我们不得不沿岸重新开始侦察，无论如何要找到一个渡口和通向渡口的隐蔽接近地。
不久，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情况是这样的：第2营营长瓦西里·利托诺夫扎了一个木筏，他乘着木筏顺流而下，不断用杆子测量着河底。这样做风险是很大的，因为对岸在敌人控制之下。但这并没有难倒利托诺夫。他成功地在距别列津诺镇南5—7公里处发现了一条林间小路，这条小路可直达河边，并一直向对岸延伸。这条路看来像是过往这个地方的牲畜踩出来的。小路穿过密林通向别列津诺和利普斯克之间的丘陵地。虽然这里遍布沼泽，但步兵仍可通过，并且可以随身携带重机枪。
我将自己的计划向代理旅长彼得·谢苗诺维奇·克列诺夫做了汇报。我还请他派一个工兵连加强我团，并让预备队第44团做好横渡别列津纳河的准备，以便共同作战。
克列诺夫同意了我的计划，不久就将旅属工兵连派到我们驻地。 工兵连与利托诺夫营的战士们将小路加宽加固，一直修至河身，并扎好了一些渡河用的木筏。
利托诺夫在指定的日子里，带领自己的战士，在雾气的掩护下，一枪未发，悄悄地渡过了别列津纳河。他们于午前抵达河西2—3公里处的一个高地，并在那里设防固守。刚回到我们这里的政委伊万·普罗克希茨也在突击营里。（他是在政委卡塔列夫牺牲后不久调回来的）。
我向旅长报告了二营作战取得成功的情况，并请他尽快将第44团派往已经夺得的登陆常旅长答应我尽快将该团派往，并责成我担负组织第44团渡河和进入登陆场的工作。
傍晚，步兵第44团副团长尼古拉·尼雷奇·普罗宁和现在在他的部队服役的副官纳扎尔金来到我的观察所。尼古拉·尼雷奇过去是沙皇军队的军官，他人品出众，并且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员。在多次战斗中，我们都是友邻，我们患难与共、相互信赖。我们认真地分析判断了情况，并商定好共同作战。
指挥部同意了我们的计划，旅政委萨达科夫来到我团，以保障进攻的胜利进行。对于这位出类拔萃的人，我尽量简短地、但不能不说上几句。他个子不高，穿着一件俄罗斯式斜领衬衫，手里提着一个军用挂包，总是有说有笑，精神饱满。 彼得·萨达科夫深受战士们爱戴。他不仅教育战士们怎样战斗，而且在战斗中总是以身作则。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相互只称呼名字。
我们与H·H·普罗宁共同制定了主力渡河计划，并决定于次日到各部队去进行细致的勘察。然后，各团按计划在夜间渡过别列津纳河，以便于凌晨占领进攻出发地区。
现地勘察进行得很顺利，也很隐蔽。老实说，当我们返回时已精疲力尽，混身上下也都湿透了。
随着黑夜的降临，我军各分队开始向河边运动。我命令伊万·阿尼西莫夫指挥的1营留下，去进攻别列津诺镇旁的桥头堡，其余所有部队则渡过别列津纳河。
各分队渡河顺利。黎明前，我军各部队已展开散兵线，准备进行决定性的冲击。遗憾的是，由于沼泽地，团骑兵侦察队未能加入一线部队。他们不得不留在右岸。更令人不快的是，因地形不熟，在雾中极容易迷失方向，因而不能马上投入进攻。好在敌人肯定没有料到，突击会来自这个地域。
5月19日下午，我们终于开始进攻了。机枪从各个方向一起开火。
在利普斯克至别列津诺的公路以西，是瓦尔德马尔·多梅罗夫斯基指挥的一个营在战斗，该营迂回敌后，造成合围敌人的态势。位于该地域的敌炮兵观察所受到严重威胁。敌人的炮兵观察员丢下通信器材逃跑了。这样一来，敌步兵就失去了炮火支援，我炮兵则向敌人瞄准射击。敌人支持不住，开始溃退，急忙将部队从桥头堡工事撤到别列津纳河岸。所有这一切均暴露在我机枪的短兵侧射火力之下。敌伤亡惨重。 阿尼西莫夫营及时发现敌人撤退，并开始追击敌人，使敌人未能炸毁别列津纳河上的桥梁。
尽管溃逃的敌人遭受伤亡，但是在退却了约5公里之后，得到了增援，重又投入反冲击。一场激战开始了，最后发展为一场白刃格斗。
由于营长多梅罗夫斯基巧妙地进行了机动，傍晚时，交战以我方的胜利而告结束。这个营齐心协力，端着刺刀向敌人冲击，终于将敌人击退到普斯托谢利耶村。只是由于黑夜到来和部队的疲劳，才停止了进攻。
在别列津诺镇，我们夺取了敌人的弹药和粮食仓库。自然，这很快就引起了师和旅的采购员们的注意。他们紧随战斗队形之后，想方设法为部队搞到粮食。当这些采购员来到仓库时，正好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