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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lO月5日，日军越长城南下，猛攻崞县，进逼忻口。忻口为太原平原的北大门，相传因汉朝的第一个皇帝刘邦在平城（今大同东北）被匈奴围困40日，脱险后回师驻扎该地，将士忻然而得名。现在，这里却硝烟弥漫，成了华北战场最吃紧的地方。阎锡山以50个团守忻口中央阵地；以lO个团为右翼，归朱德、彭德怀指挥，实行侧击。由中央军之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任忻口前敌总指挥。
10月6日黎明时分，在搏动着中国共产党心脏的延安凤凰山下，毛泽东坐在窗前，尚未就寝。忻口战役即将开始，他经过一夜熟虑，提笔同意前方总部积极出击，配合阎锡山、卫立煌正面阵地作战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以一一五师主力北越长城，从东线袭击敌人后方交通线，与一二○师主力在西线之行动配合，阻止日军向山西正面之攻击。他估计：如此，则一一五师“因转移与作战频繁，要准备付出相当代价，即准备减员二千至二千五百”。毛泽东支持华北作战较长久之战略目的，有很大意义。
10月上旬的后几日，八路军英勇挺进敌后，不断出击；中央军卫立煌部由平汉前线源源开赴忻口布防；从抗战以来，华北战场上相持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随即在忻口以北展开。
当日军在忻口正面遭到守军抗击之际，八路军一一五师把从代县经平型关、灵丘至张家口的敌后东路交通要道完全破坏，收复灵丘、广灵等数座县城，并以一部深入河北，收复冀西数县，直逼保定。一二○师卡断了日军从代县到大同的西路交通，两度攻占雁门关，收复雁北数县，使忻口之敌陷于孤立无援、前后被包围的困境。10月24日，卫立煌在给蒋介石之密电中称：“敌自雁门关被截断，粮秣极感困难。”
10月8日，彭德怀赴忻口，陪同周恩来与卫立煌商谈忻口布防及八路军配合问题。卫立煌心情焦灼地谈到，敌机每日清晨即来我方阵地侦察，继即以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对阵地威胁最大，一天几乎要损失一个团的兵力。
当夜，彭德怀返回总部。翌晨，天色微明，彭德怀就到院子里，仔细谛听在重峦叠嶂中隐隐回响的敌机声。原来，大家以为敌机是从北平飞来。彭德怀根据飞机的航速、续航能力和轮番到达忻口的时间判断，忻口附近必有日军的临时机场，即下令侦察。12日，朱德、彭德怀电告蒋介石、阎锡山等：“代县已有敌机着陆场，因我袭击敌人后方交通，故连日敌机运输粮弹中。”同时，彭德怀命令刚开入晋北的一二九师之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进入代县，实地侦察。19日，七六九团的赵崇德第三营夜袭阳明堡机场，一举烧毁敌机20余架，取得平型关之捷以来又一次振奋人心的胜利。忻口上空一度日机息影，消息传至友军营连，“官兵闻讯，高兴欢呼：”中华民族万岁！“
日军受阻于忻口，乃采取大迂回战术，集中平汉路兵力强攻娘子关，沿正太路西进，太原市腹背受敌。 11月2日，忻口友军被迫撤离，转移太原。8日，太原失守。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各军争路西退南逃。阎锡山脱下戎装，换上棉袍马褂，坐在汾河西岸的一座天主堂内收容溃散部属。一度兴奋乐观的舆论，陡然冷下来。
11月12日，华东战场上上海失守，南京危急。国民政府准备着西迁重庆。华北的前途又将如何？全国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消息。
1937年11月15日，几个满怀抗日热忱的青年，来到晋东南前线沁县开村八路军总部驻地，会见彭德怀，希望得到他的回答。从黄昏到深夜，彭德怀详细回答青年提出的问题，从中国目前的形势，抗战的前途，山西的局面，到八路军的任务、决心。他告诉青年们：“我们决定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要留在山西、河北和整个华北，一直到把日本帝国主义者赶出华北、赶出满洲的时候为止。我们愿意和华北人民共生死，和他们亲密合作，来与侵略者周旋。”“第八路军决定永远不过黄河”。
“虽然日本强盗占领了太原和其他几座空城。可是我们并没有后退，我们的军队还是整个占领了晋东北、晋西北……，加上察哈尔和河北西部。”“这些地方，合计有近千万人口。”“我们正在组织和武装华北的男女，我们要使得华北一万万人民的每一个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敌人！”
在仔细聆听彭德怀这一庄严宣告的青年中，有一个名叫周立波的，用他的笔，将“第八路军决定永不过黄河”的决心传遍了全中国。
彭德怀的讲话使来访的青年深受鼓舞，周立波在结束他的访问记时，写道：“归来时，骑在牲口上，觉得很冷，但路上是满天星星。我们也真感觉到，光明是在我们的面前。”
11月26日，彭德怀从前方回到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延安的记者报道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从前方回来了，这消息迅速的雷鸣似的传遍了延安城，使大家兴奋而愉快，忙着慰劳、欢迎。那位跟普通士兵形式上并无特异之处的彭德怀将军，也相当的忙于接待客人。”
彭德怀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发表了《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著名演说。在演说中，彭德怀分析中国在持久战争中，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能够由弱变强的条件，和日本帝国主义必将从各方面由强变弱的根据。他指出，中国将由现在的劣势地位逐渐地转变为优势地位，最终战胜日本强盗。彭德怀提出的敌我双方在战争过程中强弱关系相互转化的论断，在以后毛泽东著名的《论持久战》著作中，得到系统的阐述和高度的理论概括。
在这篇演说中，彭德怀还提出了对整个抗日战场的作战方针的设想。他强调要争取抗日战争的主动权，通过“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与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小块的根据地，来分散敌人的力量，削弱和疲惫敌人。这是从战略上着眼的争取主动，以造成战役上各个击破敌人、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根据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第一期作战的教训，他提出，在正面战场使用兵力上，当前，“主力应用于突击方面，而不应以多数或半数兵力作用于防御与箝制方面。在防御时，主力应控制为预备队，待机出击。在进攻时，主力应用在突击方面，不必多留预备队，以求一举而歼灭敌人，以大步前进的战术原则，深入敌人后方，攻敌要害，调动敌人，在敌后方左冲右突，破坏敌人的作战计划，争取主动”
彭德怀痛心地说：“但是不幸的很，在华北抗战的已往三个月中，我们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敌人展开正面进攻时，我军亦逐渐延伸抵抗，消耗于敌飞机大炮的火力下。”
怎样才能求得以强攻弱的战术原则呢？彭德怀答道：“很简单。假设敌我都是四百人作战，这是相等的兵力，我们应该采取进攻的战术，以小部（百人）向敌积极进攻，吸引敌人主力应战，我以少数兵力箝制敌人的主力，以自己的主力采取迅速、坚决、勇猛的手段从敌侧后突击，首先消灭敌一部。假设首先消灭了敌之一百人，敌已由均势而变为劣势，则我集四百人再以同样手段，最后解决敌人。如此，虽是相等兵力作战，我仍维持战术上的优势。”
在彭德怀的军事生涯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这一战术思想的巧妙运用和出色战绩。
关于正面战场的防御，彭德怀认为：“我国原无巩固要塞，多半是野战筑城。我们一般的防御，在于保持战略战役上的重点，及经济政治中心和交通枢纽。在防御的配备上，应该是纵深的、据点式的、不整齐的、极隐蔽的和独立自主的”。“工事的本身，应避免线式的”，“采用圆周形或马蹄形，以班排为单位，火力能互相交叉、互相支援。各个工事本身要能独立”。“敌即包抄到侧背，亦能与正面一样，发挥防御作用，我守兵并不必因之而恐慌”。
“控制强大的突击队（预备队）于自己纵深侧翼之适当地点，待敌向我包围、暴露其侧翼时，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给以猛烈的突击；工事纵深内控制的预备队，采取适时的配合，施行反突击。这样常常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也只有这样的防御，才能完成殇御本身的任务，”
在这篇演说中，彭德怀还详细论述了发动游击战争与全民抗战的意义和方法。
彭德怀的这篇演说发表后，曾被广泛刊载，和他以前发表的《论游击战争》一文，成为他在抗战初期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
1937年12月初，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飞回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具有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的王明，在会上批评了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路线，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王明的发言使彭德怀第一次在一个重大的是非前保持了沉默。一边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在彭德怀当时的心目中，是应当遵从的；一边是毛泽东，这是从遵义会议以来，使他越来越敬佩的、党的事实上的领袖。一向对问题态度明朗，直爽敢言的彭德怀所以沉默，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成熟的看法。
但当王明对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方针的意见提出批评时，彭德怀表示赞同。他认为，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
彭德怀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在前方协助朱德总司令分管军事工作，八路军的作战部署，多由彭德怀行之。毛泽东必须使彭德怀完全了解并执行他的战略方针。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毛泽东和彭德怀详细讨论研究了八路军4个月来的作战情况，和华北战场的形势。毛泽东向彭德怀再次阐述了他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八路军应采取的作战方针。彭德怀以后回忆他对毛泽东制定的八路军的战略方针的认识过程时说：“八路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洛川会议这一原则指示是正确的。我在洛川会议是同意这一方针，可是‘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老记得这一句。在一个时期中，运动游击战或者游击运动战，把两个概念主次不分的混淆起来。”
1938年5月，经过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8个月的战争实践，毛泽东在其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中明确提出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从红军时代的运动战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从认识上到实践上完成这一转变，赖于毛泽东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英勇战斗实践的结合。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战略部署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体现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凝聚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军委、八路军前方将领的经验智慧，也反映了当时党的领导集团中民主讨论，服从真理，集思广益的良好气氛。
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彭德怀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就要启程回前方了，在延安城北门的宿舍里，他看到了离别近lO年的妻于刘坤模。刘坤模泣不成声，彭德怀安慰她：“这些年，你吃苦了咯！”
然而，他们未能团圆。1928年7月彭德怀在平江举行起义后，刘坤模在国民党官府的追查迫害下，经过7年的颠沛流离，无奈与人另组家庭，已经有了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儿。
他等了近lO年，她为他经受了多年的困苦。她没有怨他，他又怎能怨她呢？
彭德怀回前方去了。临行，他勉励刘坤模好好学习，追求进步。
几十年后，当彭德怀谈起和刘坤模的这一段往事时，说：“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
1938年秋，彭德怀从前方再赴延安，参加中共第六届第六次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受到了批评，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略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取得完全的胜利。经过一年的实践，中共中央委员会在上述重大问题上取得新的统一，增强了党的团结，设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内的全会会场，气氛远较去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活跃开朗。
会场外，彭德怀还另有一番喜氛。
一天，彭德怀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去。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邀请从前方和大后方回延安开会的几个领导干部在那里聚会，中央组织部的一些青年干部也在座，彭德怀高兴地坐下来，和大家打招呼。
座中一个曾在北平师范大学上学的姑娘似乎引起了彭德怀的注意。她面目清秀，仪态文静，在北平念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21岁的年纪，已经有3年党龄，经历了在北平做党的秘密工作的严峻考验。
她就是不久后成为彭德怀妻子的浦安修。彭德怀和浦安修初逢之后，李富春做了他们之间婚姻的介绍人。滕代远拿出自己一个月的津贴费——5元钱为老战友祝贺新婚。几个消息灵通的战友一起来吃了一餐较平素略为丰盛的晚饭，热闹了一番。
几天后，战争又把彭德怀召回太行。他新婚的妻子也很快去到前方，在中共北方局工作，和他共度敌后漫长的烽火岁月。
1938年2月初，日军从太原沿同蒲路两侧大举南下。17日，阎锡山把同蒲线东曾万钟（第三军）、李家钰（第四十七军）等外省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朱德、彭德怀，自己到黄河边上的吉县去了。
日军在沿同蒲线南下的同时，又以大迂回的战术，用平汉路的第一军一○八师团自邯（郸）长（治）路直趋临汾。日军的目的在于打通同蒲线，夺取风陵渡，逼中国军队渡过黄河，以占领整个华北。面对日军的三面进攻，朱、彭决定八路军总部向晋东南敌人的后方挺进。这是朱德、彭德怀根据中共中央“与华北共存亡”的号召，为挽救华北危局做出的一个极具胆略的重大决定。
2月24日，从长治向洪洞猛扑的2000余日军，在安泽县府城镇东10余里处，遇到了一支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骄横的日军万万想不到，他们遇到的是将使他们在这块土地上陷于泥淖、最后陷于灭顶之灾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威名赫赫的朱德总司令，正率领着这个司令部和总部特务团向他们进攻矛头的逆方向前进。左权副参谋长指挥总部特务团和抗敌决死队一部与日军激战两日，掩护总部安全转移。这时，彭德怀正以第二战区右翼集团野战司令部的名义，在高平、晋城地区，部署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出击日军侧背，帮助在上党地区陷入危境的友军转入太行、太岳和中条山中。
正面战场呈瓦解之势，阎锡山、卫立煌对在同蒲路东正太路南的国土和各部队实际已无法顾及，遂进一步将分散在这一地区的中央军、地方军和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决死队的一、三纵队，划为二战区的东路军，请朱德、彭德怀分任总、副指挥。
3月1日，彭德怀从高平前线赶回驻安泽县南山交镇的八路军总部，带回了国民党友军的情况：徐州吃紧，潼关告急，蒋介石恐华北日军南下，增加中原战场的压力，严令华北各军一兵一卒不许过黄河，全部留在山西打游击。但国民党将领从来没有打过无后方的仗，对运动战、游击战更感神秘莫测，十分惶恐，希望得到八路军的帮助。
一周前，毛泽东、任弼时曾致电朱德、彭德怀，要八路军力劝近百万友军“万万不可过河”；要八路军和友军协同坚持晋南晋西战局，转入外线，反过采攻敌之背。
为鼓励和帮助友军坚持山西，3月24日，朱德、彭德怀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国民党将领李家钰（第四十七军军长）、李默庵（第十四军军长）、曾万钟（第三军军长）、朱怀冰（第九十四师师长）、武士敏（第一六九师师长）、赵寿山（第十七师师长）、八路军将领刘伯承、张浩、徐海东、李达、王新亭和决死队薄一波等38人从各地赶来开会。阎锡山和卫立煌的代表、蒋介石的联络参谋也赶到会所。
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处在黄金时代，过去在战场交手的人，今日济济一堂，共商御敌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