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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机构。1952年8月4日，毛泽东批示赞同刘少奇的建议：国家进入建设时期，由于工作繁重，需调各中央局书记来加强中央领导，同时增设某些中央机构。
彭德怀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考虑国防建设和业务上的急需，在人事和机构上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从1952年9月起，军委先后从各大军区调进一些高级干部，加强机关领导力量。到1953年3月，彭德怀在军委例会上说：“工作忙乱的原因，是军委机关不健全，这是事实，由谁来加强呢？再从各大军区调人来，是没有希望了，现在是要用点时间，把军级、兵团级干部送军事学院学习一下，逐渐增加上来。大体上5年能解决就不算慢了。”他认为眼下要健全机构，主要是确定编制、明确职责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编制还没有完全合理的确定下来，军委各部门、各特种兵、各大军区的机构编制，还没有根据现在的情况搞出来，我们各机关部门，大部分是临时感到需要，就临时增加。因此有的事情还无人管，有的事情两个部门都管。”为解决军委和大军区两级机关的编制、职责，从1953年3月25日至4月20日，彭德怀请苏联顾问作了8次报告。每次他都同各单位领导人去听课。然后，在顾问的帮助下，制定出各级机关的编制和职责，上报中央。他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在某些问题上可以，但在军队编制上却不能以量代质。中国人多，要用在生产上，打仗还是要讲战术技术，避免枉死人。又说：“编制、职责定下来，就使检查工作有了依据。”
然后，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从1954年起，军委和大军区实行了八总部体制。这对军队正规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机构庞大，分工过细，工作效率不高等缺点。通过总结经验，从1957年起到1958年又恢复为三总部（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体制，并一直延续下来。
三、建立检查工作制度。彭德怀对那些工作不负责任、不深入了解实际情况的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他到军委后，在首次全军性的会议上，就提出各级领导人和领导机关要建立检查工作的制度，每年至少深入基层两次，及时了解情况、发现并解决问题；发现积极分子，推广好的经验，纠正缺点，提高部队战斗力；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
1952年10月24日，彭德怀主持军委例会，审议海军提出的追加预算时，发现预算做得很粗糙，当年不能举办的事情做了预算，当年不能动工修建的工程，也预算购买许多材料。彭德怀说，这不仅积压了国家资金，而且材料可能放坏，造成浪费。这类现象，不光海军如此，也是各单位的共同问题。他认为这是官僚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一种表现。由此他还批评了军事领导机关检查工作差，有的是根本不检查；有的检查不深入、不及时；有的是检查的方法不细致、不彻底，满足于召开会议，或者满足于轰轰烈烈的群众揭发，而不去直接看看实际和具体情况。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于 1952年12月15日向毛泽东报告了海军党委反对官僚土义的部署。16日，毛泽东批给了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肖华和肖向荣，赞同海军党委的布置。批语说：“如彭认为有必要，请在军委例会上加以讨论。作出决定。”彭德怀于12月20日主持军委例会，决定从1953年3月到5月，在军委直属部门中普遍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检查。在这期间彭德怀利用各种机会，讲解深入基层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抓取典型事例把这项检查引向深入。到4月15日，他向毛泽东写报告说，军委机关对自身的工作检查之后，已经组织200多名干部分头下去检查工作，由军种、兵种和业务部门领导人带队。并说此项措施将要长期坚持下去，要成为制度。这次反对官僚主义的检查，明显地提高了军事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同时发扬了全军领导干部深入基层的优良作风。
50年代军委机关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工作效率，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保证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直到30年以后，1982年军委研究领导体制改革时，还有些领导干部怀念说，30年来军委领导体制几经变动，还是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期办事比较顺当，效率较高。
第26章 推进战略转变
1953年7月，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8月中旬回到北京。战争的停止，使军事工作面临新课题。
他到京的第二天，适值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结束。会议的议题之一，是解决上半年出现的二、三十万亿（旧币，相当于现币二、三十亿，以下类推）财政赤字。会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于8月28日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要求全国压缩支出12。5万亿元，其中要求军费减少3万亿元。毛泽东还提出今后的军政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中不得超过30％。《通知》具体要求“军事系统（包括公安部队）应在整顿组织、精简机构和冗员、加强技术训练、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大力缩减军费开支。”
可是在这之前，毛泽东曾提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
这种情况，就是黄克诚所说的：“又要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军队，又要使国家机构费用（包括军费）不超过总支出的30％，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一个很大的难题。可这又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现在军队就得要从这种矛盾中找出最合理的方案。”彭德怀说：“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是军队工作的依据，中央在8月28日发出的《通知》，也是依据。”这两个依据都是军队建设必须达到的目标。如何达到呢？他考虑这需要根据国家财力和科学技术情况的发展，分作若干步骤来实施，才能完成。
彭德怀认为，为此必须修改1952年制订的5年军事建设计划。那个计划是在周恩来主持下，由聂荣臻、粟裕具体研究编拟，彭德怀参加讨论，苏联顾问帮助制订的；也是在彭德怀到军委就职的前一天，由毛泽东批准要彭德怀来主持实施的。那是朝鲜战争仍在继续时的计划，技术军种、兵种的发展规模都很大。例如，空军要发展到150个飞行团，6229架飞机，建153个机场，这当然需要一笔巨款。但到1953年底只能完成72个团，其他军兵种也大致相似。要修改计划，就必须与各军兵种领导人统一认识。8月21日，彭德怀在扩大的军委例会上，向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首先传达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时说，毛主席认为，朝鲜战争重起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较大的可能是长期拖下去，停而不和，或久拖而后和。彭德怀也认为 “在目前（美国）要重新进行战争或扩大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不大”，接着，他告诉大家，根据这种看法，中央已经确定，全国的工作重点主要是集中到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上。而这一计划的重点，是要用一切办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他提出，全国的工作重点转换了，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必须转换过来，原来拟订的军队建设5年计划，虽然中央在去年7月已经批准，但是技术军种、兵种的发展计划，显然要求过高；原来准备向国外购买的武器装备，也显然过多，现在必须修改。全国的常备军员额过大，机关臃肿超编，非队列人员近60万人，必须加以精简才能把有限的军费用到军队基本建设土来。总之，朝鲜停战以后，军队的建设要巩固地前进。为使高级干部进一步了解全面经济情况，开阔视野，提高思想认识，他在一星期之后又召集了第炭次扩大的军委例会，请来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军委副主席高岗，向在京的各大单位军政首长作了一次报告，详细介绍当时国家财经状况。高岗说，1953年的财政赤字达25万亿元之多，占当年国家财政预算总收入195万亿元的12。8％。为此中央才下决心要发一个《紧急通知》。在这次例会上，彭德怀还传达了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一个建议，要求 “目前全部国家机构费用（包括军费、政费在内）最高不能超过国家总支出的30％ ”。这就是说，军费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将要比1953年大大减少。即使国家财政收入逐年增长，军费的绝对数，也不会增加多少，因此，必须下最大决心来对军队实行精简整编。
随后，彭德怀于9月4日召集了第三次扩大的军委例会，向大家提出准备采取的精简方针，让大家展开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聂荣臻介绍了军队的员额情况。他说，过去三年多，虽然前方一直在打仗，但是为着尽快争取国家财政情况基本好转，军委硬是把军队复员转业了260多万人。目前全军包括今年入伍的40多万新兵，总共还有480多万人，其中队列人员有422万多人，非队列人员（主要包括伤病员、待分配人员、家属、小孩、保姆等）有57万多人。继续保持这样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显然是非常不适宜的。
在讨论中，有些人主张多减一些。认为，只要看准形势，就应抓紧时机，尽量减少常备军，腾出人力、物力、财力增强国家应付战争的潜在力量。例如苏联，在打败14个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从1920年到1924年，把原有的550万军队，减少为56万，裁减9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1945年到1948年底，把原有的1236万，减少为287万，裁减四分之三，军区机构由33个减少为21个。这说明，摸准国际气候以后，少保留一些常备军，不会有什么危险。
另一些人认为，我国目前情况和苏联不同，不应减得太多。因为我军不仅需要继续保证有把握地打败帝国主义重新发动的侵略战争，而且还要准备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任务。大家各抒己见，议论纷纷，相互争执，气氛热烈。在大家发言中，彭德怀通过插话，着重阐明了几个观点，把争论引向一致。
一、我军建设现在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既不是相当稳定的和平环境，也不是战争即将爆发的临战状态。因此，对军事工作的安排，不能象1950年春天那样，许多部队去搞农业生产，“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也不能象朝鲜战争爆发时那样，把一切工作集中于加强部队的现实战斗力，而不注意军队的基础建设。
二、常备军的建设，只是国防力量建设的一部分。国家常备军加上国防科学技术工业能力和国家的动员潜力，才是国防力量的全部。考虑平时军队建设的时候，必须注意有利于国防工业的加强，有利于国家动员潜力的积蓄。
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国家防御力量的物质基础。没有现代化工业，没有现代化交通、通讯等设施，就不会有现代化国防，也不会有真正的现代化军队。即使有一支用现代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也不可能在现代战争中充分发挥作用。
从这些观点出发，彭德怀提出了军队的精简原则：国家武装部队的总数应保持一个适当的数量，太少会削弱国家现实的防御力量；过多则增加财政负担，影响经济建设。为了在裁减人员的同时，能够保持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建议：多减机关，少减部队；多减步兵，少减特种兵；多减战士，少减干部，增建学校。对于各军种、兵种的人员定额，他具体提出：步兵可减少几十万人，空军、防空军、装甲兵、炮兵、工程兵和铁道兵等都在现有基础上巩固提高，不增不减，海军可以略有增加。
讨论这个建议时，大家对裁减步兵是没有意见的，但对技术军种、兵种不增不减，不予扩大，表示难以理解。这就又使彭德怀费了不少口舌。
当时在军队中，存在一个普遍的想法，认为军队建设的现代化，主要是表现在技术军种、兵种的建设上。国际战争已经进入原子武器时代，技术军种、兵种的建设更加迫切。朝鲜战争已经停了下来，全国经济建设已经全面铺开，军队建设自然也需要全面展开。特别是当时在各军种、兵种工作的苏联顾问，都有扩大本军种、兵种的强烈情绪，炮兵顾问说“炮兵是战争之神”；装甲兵顾问说“装甲兵是战场上的主要突击力量”；工程兵顾问说“工兵是战场上的开路先锋”；海军、空军的顾问更加强调海、空军的重要。这些意见，也反映到会议中来。这就更增加了彭德怀的工作难度。但他对各军种、兵种的要求表示相当谅解。他很体谅部下的心情，他说，一个下属单位的负责人，要求上级重视他们的业务建设，改进工作现状，这是一种积极性和责任感的表现。组织上安排他们到那些单位工作，就是要他们去建设和发展那些业务的，如果他们唯唯诺诺，得过且过，那是十有九个不能很好完成任务的。他对那些经常强调本单位工作重要的干部，从来不多责备。
对于技术军种、兵种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他自己又何尝不了解。但是，他仍然耐心说服大家，目前不能多扩大这些技术部队。如果扩大，就必须向国外大量购买武器装备。像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庞大的军队，是用进口武器能够现代化的吗？这是个建军道路问题。我们不能走蒋介石军队现代化的道路，他那几百万军队，不光武器装备是从美国进口的，连官兵的被服和食品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可是他们这种现代化又起了多大作用呢？在讨论中有的人提出，可以把有限的装备费用集中使用，首先把某一个军种加快建设起来。彭德怀说，军队建设应有重点，现在实行的就是以空军和陆军的炮兵、装甲兵为重点。但要知道，现代战争是各军种、兵种密切协同的战争，任何单一的军种都不可能解决战争的胜负问题，任何军种也不能代替其他军种。我们军队的建设既要有重点又要照顾到一般，过分突出某一军种、兵种是不适宜的。
经过讨论，各种意见基本讲完，彭德怀最后概括说，全军必须精简，各特种兵则要在现有基础上巩固提高，减少国外订货，选择重点建设，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全部国家机构费用不超过国家总支出30％的指示，挤出钱来，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他对“各特种兵在现有基础上巩固提高”的具体耍求是：要尽量利用现有的进口武器，尽可能多的培养训练技术人才。空军飞行员的训练时间要从2年延长到3年半，使每架飞机有2 名到3名驾驶员，力求每个驾驶员的技术水平达到全天候飞行的标准。海军、装甲兵、炮兵等部队也仿照空军的技术标准，提出自己培养训练的计划，以便战争到来之前、本国现代化武器大批生产出来之前，打下技术基础，做好人才准备。
随后，彭德怀于9月8日向毛泽东书面报告，建议修改1952年的军队建设五年计划，常备军总定额定为350万人，在两年内实现；技术军兵种五年内不再扩大，只在现有基础上巩固提高，多培训技术人才。同时还提出军委和大军区两级的编制，公安部队的整编、分工，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薪金制和军事训练等问题。拟于11月下旬举行一次军事会议，由各人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出席，讨论解决上述问题。
彭德怀的报告立即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在看到批件的当天晚上，彭德怀把警卫参谋景希珍叫到办公室，向他讲了军队要精简整编的问题。然后便说，“我这里现有三个人做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太多了。我是军委负责人之一，精简嘛，应该先从我这里开始。你们三个人去商量一下，抽出两个同志去学习，留下一个人就可以了”。等到他们商定以后，他又向留下来的景希珍说：“我这里减了两个人，你的工作加重了。可是你要知道，你一个人一年所需要的费用，要农村12个老百姓劳动一年才供得起。全军如果减去几十万多余的人员，就能给国家省出很多钱。军队精简，我当然应该带头，如果我自己做不到，只要求别人去做，人家当面不说，背后也会骂我的。我自己带了头，给别人做工作也就有力量了。”
关于召开一次军事会议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以后，彭德怀即开始进行准备工作。
10月3日，他主持军委例会，讨论会议的开法。他首先谈到自己有一个新的想法说，这次会议既要检查过去4年的工作，又要讨论今后5年的建军方针和发展道路，就应当尽量给到会人员创造畅所欲言的气氛，使大家不受会议形式的拘束。所以他考虑，最好不叫军事会议，可以改为军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他还提出，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都是重大问题，只靠军委和各总部是准备不好的，单纯依靠到会人员临时发言也很难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