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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江湖牙医一样随便撤了一个谎，因为我不想被人看成什么也不懂的乡下小姑娘。博伊提醒我说：
——你在撒谎，你说的都是你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
——我只是作了一些小小的编排。
——你最好还是讲实话。
我是大家议论最多的人，但我自己却一无所知。所有的人都想认识我，都想知道我的衣服是哪里做的。一个可憎的时代即将结束，一切丑陋的东西都要改变。女人们穿得很差，一件紧身裙就是她们最好的衣服了。这种衣服挺胸凸臀，裹得很紧。这就是服装，这就是装扮妇女的服装！时尚是由喜剧女演员和风尘女子们创造的。那些可怜的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跟在后面。那时的帽子插各种羽毛，到处流行假发，裙子长得拖地。
我记得一位名叫马尔特·勒泰莉埃的漂亮女人，她穿的就是一袭白色呢料长裙，裙摆上镶着毛皮，可以把地上的灰尘扫得一干二净。在奥特伊尔还是在隆尚，我记不清了；我穿的是很难看的平跟鞋。但是，如果穿高跟皮鞋，我就连路也不会走了，甚至还会摔跤。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突然成了知名人物。我不知道什么叫名望，也从来没有去追逐过。对我来说，名望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瞧，为了名望我推出了一种时尚：现在裁缝们也都在赶时髦了，而在我之前，他们可不是这样的。人们对杜塞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一无所知，只要看一下他的书架，您就可以知道他曾经为艺术家们做过多少漂亮的服装，但是就因为他是一个裁缝而没有被人知晓。即使与他交管而过，他的那些女主顾们也不会向他致意。这种事情很奇怪，但却是真的。幸而在1914和1919年间，人们的生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战争帮了我的大忙。灾难使人显出了本来的面貌。我发现自己是在1919年出了名的。当时如果我懂得什么叫出名，我一定会躲在桌子底下哭了。我真傻，太容易动感情了，真是愚不可及。
科科在巴黎的初创阶段很艰难，但很快就获得了成功。这不仅是因为她做的帽子式样独特，而且围巾和骑士外罩都很有新意。她把阿德里安娜和妹妹安托瓦内特都叫到身边。穆兰的“美惠三女神”在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又相聚了。她们把巴尔桑留下的单身公寓改作店铺，在那里营造着一种自由的氛围。但是这个店铺不久就显得太小，需要搬迁了。1910年她们搬到了康邦街。科科觉得这里很不错，是她的事业之路。这几年里她生活得很愉快。博伊·卡佩尔常常带着他心爱的人外出。他们的生意很好，在生活上也可以说结成了伴侣。战前在多维尔和战时在比亚里茨开设的两家店铺对科科来说意义重大。由于战争的原因，多维尔和比亚里茨先后成为特权阶层，即“快活的少数人”的幸运的避风港。从生活乐趣上来说，相当于今天的蒙特卡洛、列支敦士登这些花钱天堂。当时科科没有去当护士为苦难的祖国效力的念头。她为战争出力主要是给几个当兵的兄弟寄些包裹，而她在事业上却已～下于发达了。科科是这样描绘她当时装店老板的初期生活的。
我将一件旧毛织套衫的前片剪开，装上一条饰带，这样就可以不必从头上套下去了（她用拇指和食指在上衣上做了一个从上到下的动作）。
我又在套衫上装了一个领子和一个领结，大家都赞叹不已。有人问：
“您是从哪里弄来这件衣服的？”
我说，如果您喜欢，我可以卖给您。
他问我要多少钱，我说我得打听打听行情。这样的衣服我一下子卖了10件。亲爱的，这件套衫是因为多维尔天气冷我才穿的，而我就是靠了这件套衫发了一点小财。在英国这样还行，没有人会注意这件套衫，也不会有人对我说您穿这身衣服真漂亮。一天，我在看一些英国人玩马球，我感到有些冷，就穿了一件男式套衫，我不知道这件套衫是谁的。后来我用手帕把它捆扎了起来“原文如此”。战争爆发了，大家都在谈论战争，但多维尔的生活仍一如既往。我讨厌战争，但我一点也没有想过德国人发动战争会影响我卖帽子。我只想靠工作获得自身独立，别的都不关心。夏奈尔的式样诞生了。当时有一位名叫罗迪埃的面料制造商，他有大量浅灰色针织面料积压在仓库里，担心卖不出去。夏奈尔找到了这位供应商。这个故事让人想起让·普鲁沃斯特的故事。普鲁沃斯特说他的报纸是因为用了造纸商贝甘用不完的库存上光纸而赚了钱的。博伊很会做生意，他大胆果断。他在191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法国大革命是一批年龄不到30岁的男人搞起来的，这是因为老年人扼杀了青年人。而科科则相反，她凭着在马球场上偶然构思出来的松腰长裙一举成名，难道不该受到赞誉吗？一位美国记者也许就是在比亚里茨注意到这～点的。1916年有一期《哈泼市场》杂志独家刊登了夏奈尔设计的第一个款式：“迷人的夏奈尔衬衫式连衣裙”。这种款式在战后才出现在法国报纸上，美国人则是在1954年夏奈尔回归法国后才知道的。在美国人眼里，夏奈尔就是第三街服装商日夜盼望的时装救世主。
为什么科科没有嫁给博伊·卡佩尔？1918年胜利即将到来时，博伊娶了一个漂亮的英国姑娘黛安娜·利斯特。她是里布尔斯戴尔男爵的女儿，是一名野战医疗救护人员，丈夫已在战时牺牲。这是不是四海为家的卡佩尔的蓄意报复？婚礼在博福特堡洛瓦特勋爵的私人小教堂里举行，与巴尔桑和埃米莉埃娜·达朗松的婚礼明显不同。在巴尔桑一家欢天喜地安排的婚礼上，埃米莉埃娜穿着白色婚纱，两旁站着穿着撒马利亚服装、扮作男演员的科科和女演员的多尔齐亚特。卡佩尔跟在后面。鲁瓦亚利厄到处喜气洋洋，但婚礼多少有点土气。这时博伊在博福特堡的教堂里想些什么？对他来说是功成名就。他有钱了，妻子又以嫁妆的形式使他得到了贵族的头衔。科科是怎样对待他的？订婚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每当博伊为煤炭生意到巴黎去时，她就和他住在一起。不是住在博伊家里就是住在科科那里。她早已偿清了博伊给比亚利茨店铺的贷款，至于多维尔那里的店铺，贷款是否已经偿还不得而知。他们之间在经济上是否有书面协议？博伊在遗嘱里写着留给科科的是3万英镑，数目巨大。多么奇怪的结合！他们什么事都在一起，但却是同床异梦。
“我们彼此相爱，本来可以结婚的，”科科咕咕嚷嚷地说。
我们本可以……但是……博伊心明似镜，科科尤其清楚。博伊在经过了一段与艾蒂安两人同恋科科的时期后，令人惊奇地替代了艾蒂安的地位，为艾蒂安对他说起过的暧昧的往事承担起了责任。艾蒂安·巴尔桑说了些什么？第一次相会？小咖啡馆？在莫夫人家里度周末？也许是接生婆的故事？这些都是科科想用枯枝败叶掩盖起来，不愿记起的往事。她要与～鳞半爪地知道她的身世、而这些往事对她的传奇人生不利的朋友（不管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断绝交往。巴尔桑在她心目中消失后，她能不能和博伊在一起？合法地在一起？她爱他，是的。他也爱她。科科也深信他是爱自己的。他是否提出过要娶她？不能肯定，甚至很不可能。他～直想跻身于英国绅士圈，在上流社会取得一席之地。科科显然不能为他创造这些条件，更不能为威斯敏斯特公爵生一个他希望的继承人。所以，她在和威斯敏斯特、博伊结婚的问题上部退却了，她觉得不能胜任这个角色。
但她一生中曾经对博伊·卡佩尔有过最诚挚的爱，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在得知他结婚的消息，被他背叛了后，科科有没有再见过他？只要知道他爱我，我也爱他，为什么非得要在手指上套戒指？
她对自己的爱情生活作过一番总结，觉得巴尔桑和卡佩尔是互为补充的。她肯定地说，巴尔桑从巴西回来时，眼中含着热泪。
“你能肯定爱他吗？你不能再回到我的身边吗？”
有人说她把巴尔桑给她的首饰都还给了他，只保留了一只普通的镶有一小块黄玉的金戒指。
她在把首饰交给他的哥哥雅克·巴尔桑时说：“这只戒指我一生都要戴着。”
如果说这只是皮埃尔·德库塞尔小说中的～段故事，那么这段故事还是证明了科科已经摆脱了束缚她的桎梏。但是我确实看到科科戴着一枚戒指。
科科说：“这是一个吉祥物，是我很小的时候一位女友送给我的第一枚戒指。”
那么她保留了博伊·卡佩尔的什么东西呢？他们从不互赠礼物。他们一起做生意，生意很好，两人都获得了成功。是生意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
博伊死于一次车祸，地点是蓝色海岸。（科科也许该去找他？）博伊死后，科科感到自己成了一个寡妇。这种感觉真是奇怪。她认识博伊的妻子，替她做过衣服（后来还继续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科科是这个女孩的教母。黛安娜·卡佩尔在事故发生几个月后又有了第二个孩子。
科科晚年喋喋不休令人疲倦（有时是颠三倒四），她在谈话中难免不为这场还算成功，后来却又突然变成悲剧的恋爱添油加醋。请看她是怎么说的：
我的感情生活完全被打乱了，因为我爱的人死了，除了隐秘的东西外，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塞尔特一家①待我很好，他们救了我。也许不救我还要更好些。他们硬把我带到了意大利，而我原来是决定不去的。我一直哭，整天、整周、整月地哭，到了意大利还是哭。他们在一座教堂的深处发现了泪流满面的我。米齐妞说出现了一个奇迹，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她对我说：
——我们该去看一下帕多瓦的圣安东尼教堂。
当时我们在威尼斯，而帕多瓦就在威尼斯附近。
——这对你会有好处的，米齐妞说，去看看圣安东尼教堂吧。去摸摸它，如果你向他祈求宁静……他就……
我只祈求宁静，宁静地死去。我和塞尔特一家就去了帕多瓦。圣安东尼和我们不是同一时代的，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知名人物。塞尔特一家钱不多，但出手很大方，出门必坐车。和他们在一起生活真有点无序。我们什么时候起床只有天知道。他们很邋遢，从不洗澡。而我，每天晚上都要洗澡，因为我知道早上是没有时间的。而他们从不洗澡，他们是乐天派，都还没有结婚，因此也没有什么社交活动，只是后来才频频参加社交活动的。他们两人对我极好，极友善，和他们一起旅行真是开心极了。我们参观了博物馆。他们喜欢绘画，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那时我心情极其忧郁，如果没有他们，我会像傻子般地死去的。
——跪下吧，向他祈求宁静，会有应验的。
我跪下了，但想的却是别的事，因为我不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只是有点迷信罢了。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很不幸的人，他的脸上全是失望和无奈……我觉得自己是有罪的，真想责备自己！真想问这个男人：
——先生，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告诉我，什么事情使您这样痛苦，说出来您会感到轻松些的。
当然我自己也很不好过，因为我心爱的人已经离我而去，但我知道他没有真正离开我，只是在另一个世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神智学是不可缺少的。我不断地对自己说：
他在那里，他在等我。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但他没有离开我。我知道他希望我幸福，我之所以敢跪在墓里的男人面前责备自己是因为他对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期望了。
从教堂里出来时我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午餐时我吃得很香。这是很久以来没有过的事。米齐妞立刻发现我笑了。
——你笑了！
——是的，我笑了，我还要再笑，因为奇迹已经出现了，我再也不哭了。
我真的不再哭了，我和讨人喜欢的塞尔特去了罗马。他问我是去参观竞技场还是先去吃晚饭。我们还是先去了竞技场，又在罗马市内到处溜达，直至凌晨3时。我从来没有到过罗马，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生机勃勃。
我是一个很果断的人。我给巴黎打电话，但是没有打通，于是就打了一个长长的电报，要他们把我住所里的东西搬到后来我再也没有去过的那个住所。回到巴黎后，我还是住在里兹饭店。里兹饭店就是我的家，是我住过的第一家旅馆。我曾在圣·奥诺雷区的一条街上住过，但那里早晨太喧闹，我受不了。佣人们的脾气也很坏，都显得无精打采。屋子里很脏，非得彻底整理不行。后来我离开了那里，在里兹饭店住了三天。我躲开了脾气很坏、爱唠叨、令人讨厌的人，我不希望看到不幸的事。当然，如果不幸的事落在你的头上，你也只好承受。但是我不希望看到它，不管它落在我头上还是落在别人头上。我不像有些人那样幸灾乐祸，不幸就应该落在他们的头上，譬如无名的病痛，无谓的悲剧什么的。
这也是情结！什么叫情结？我从来没有过情结。如果说有，那就是优越感。对人我从来没有自卑过。我很讨厌情结。情结是个新词，没有人有什么情结，只有身体好坏。缺陷会变成病态和令我讨厌的情结。我宁愿要缺陷，有缺陷的人别人都能知道。但是，今天这种人做什么事都必须有非凡的情结，连孩子也是这样……有些事没有人会提起。不知道是爱男人还是爱女人的人是无可救药的。对这一切我一无所知。
我认识一个可怜的家伙，他不知道是否爱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许也不知道是否爱另外一个年轻的男人。我对他说，你去上吊吧。我身边围着不少怀有情结的人，如果他们都是病人，那么把他们关进疗养院去好了。
生活变得十分令人烦恼。但是，说实话，我害怕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有朝一日服装引不起我的兴趣了，那才真是最大的烦恼。情结悄然转向另一个方向的时刻即将来到了。
害怕烦恼……这一恐惧心理使她离开了卡佩尔。她爱他，他们原本可以……不错，是这样的。但是创办夏奈尔公司几乎是幻想。她承认她的第一批服装是和女工们一起做的，因为她不知道精通这一新工作的专业设计师大有人在。当然，她有些夸大其词。她雇用她熟悉的女工是因为真正的服装设计师技术高超会使她望而却步的（如果能这样说的话）。她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起点，到1938年时，她在欧洲、中东和南美洲的服装销量已达28000套，雇用工人4000人。
她咕咕嚷嚷地说：“我不知道这一切我是怎么应付过来的；又是怎么享受到比我见到的大部分女人更充实的爱情生活的。”
但是应当说，她在这一切和充实的爱情生活之间平衡得并不好。
闯荡巴黎
保罗·莫朗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举足轻重的人物约有700位，不比督政府时期的凡尔赛多。他们都没有去过康邦街上的科科家里，但可以想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希望在某个什么时候去上一次。这一愿望常常能够得以实现。这些人中有季洛杜、德里厄·拉罗歇尔等作家，萨蒂、奥里克等音乐家，电影艺术家，棒球冠军，受科克托保护的拳击手，也有公爵和俄国的上层移民。一套好的时装要有高档的衬衣、皮靴和相称的裘皮帽子巧妙搭配。科科很少提到这些往事，她只对当天或前一天发生的事感兴趣。她的记忆中只有能留下痕迹的东西。
她在巴尔桑家里的生活就像一个隐士。人们谈到她却看不到她，或者很少看到她。博伊·卡佩尔喜欢巴黎的夜生活，喜欢看戏、看芭蕾舞，参观展览会。她常和博伊同进共出。博伊还常常带她去马克西姆饭店就餐。她对在那里的最初几次很有意思的晚餐记忆犹新。
那时我还是个姑娘。三个人陪着我，其中一个是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的英国人。坐在我们旁边的是一对夫妇。这时来了一位妇女，她对男的说：
——你出来一下。
男的把她撵走了。她打碎了一只酒杯，用残留的杯底划破了他的脸。男人血流满面，吓得我立刻进了。我登上了旋转式楼梯，走进了一个房间，躲在一张有桌布的桌子下（她做了一个钻进桌子底下的动作）。真可怕！我哭了，因为伴我的三个人一个也没有出来，他们都怕沾上血污。
那位很爱我的英国人竟然不知道我消失在哪儿了。
——她回去了，另外两个人说。
他去找我了。
——和她在一起，应当预料意外。
他在桌子底下找到了我（她掀起自己桌子上的台布）
——科科，出来！
还有一次，我们去马克西姆餐厅吃饭时，一个家伙握着手枪闯了进来，强迫大家举起双手。从此以后，30年里我再也没有去过马克西姆餐厅。
这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