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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部门的3位不同的大臣手下任政务次官，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即使针对同一问题，文官们提供给不同大臣的建议是不相同的。因此，当耐尔·麦克佛森和理查德·伍德收到的政策呈文中的建议措施与我所知提交给他们前任约翰·博伊德—卡彭特的不同时，我指出了这点，记得我接着说：“你们不是这么建议前任大臣的。”他们回答说，他们早知道他永远不会采纳这一建议。当时我即决定，一旦我负责一个部的工作，我会坚持对任何文官汇报给我的意见作出绝对坦率的评价。应由其本人陈述理由。
我还得到了另一个教训。废除针对寡居母亲的“收入规则”一事面临重重压力。我对此深为同情。作为一名新议员，这确实是我公开表明自己立场的问题之一。我认为，如果一位失去丈夫而又必须抚养子女的妇女决定外出工作以多挣点钱，她不该因此而丧失抚恤金。也许，作为妇女我更了解寡妇们所面临的问题。也许我仍然记得那令人心碎的一幕，在格兰瑟姆我父亲的店里，一个新近守寡的母亲为了节省她那点微薄的收入而购买残次的水果。面对反对党的攻击，我感到几乎无法为政府的立场辩护。我向官员们和我的大臣提出了这个问题。有一次，当首相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来给政务次官讲话时，我甚至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尽管他显得很同情，事情却没有任何进展。
部内官员们对此问题的观点总是这样：即使对这些最值得救济的人群兔用“收入规则”也会造成其他影响。从逻辑上说他们当然是对的，但我是多么厌恶“影响”这个词。大臣们如果只接受这些表面的理由而不对其作出政治判断；那么这就是错误。1964年工党政府上台伊始最初的举动之一就是对我所力争的这一问题作出了更改并因此赢得了信誉、对此我毫不惊讶。这件事对我的教训是：官僚逻辑不能代替大臣的判断。一旦忘了自己是个政治家，那么政治“影响”就会影响自己。
我在养老金部的日子过得十分忙碌，尽管我和负责战争抚恤的政务次官合用一辆车，我总是一早从法恩伯勒自己开车上班。在部内，一天的工作从两位政务次官与约翰·博伊德—卡彭特讨论重大政策问题或当前的政治形势开始。然后是一大堆需要我签字或给我提建议的信。我可能参加一个与某一负责领域有关的会议，这些负责领域由大臣分派我主管，例如，就抚恤金问题制定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安排。我也可能为准备“社会保障”前景计划的论文而会晤某些官员，这一任务既有必要又很困难。下午，一些来自压力集团的代表可能来找我要求纠正某些所谓的不正常情况或要求增加某项救济，即使在那个年代，社会服务领域中的压力集团就已层出不穷了。有时我走访地区“社会保障”办公室，与职员们谈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并聆听他们的建议；我会在议会用餐，或与政界朋友共进晚餐。厄内斯特·马普尔斯是位热情奔放、见解独特的政治家，就任交通大臣期间声誉鹊起，如应邀与他和他的妻子共进晚餐则不但可欣赏到美酒佳肴，与他们作伴也令人神抬。如果进行分组表决，我通常10点赶到议会投票，然后带着两三个装满信件草稿和政策论文的红色文件包驱车回家，晚上阅读这些信件和论文直至深夜。
我一直保持了任后座议员的两年中养成的对下院的感觉。我们的工党议员对手们很难对付。迪克·克劳斯曼有个极出色的政治头脑，但也十分捉摸不定，道格拉斯·霍顿是简短辩论的行家里手。这两人我都喜欢，可我还是决定赢得一切辩论。我喜欢在政策问答或我本人辩论时就事实与数字进行交锋，不过有时做得还不够谨慎。有一天我在议会讲台发言时有人交给我一张写着有关辩论中提到的某一点的最新数字。我得意洋洋他说：“看，我拿到了新得烫手的数字。”议会中爆发出哄堂大笑，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这句话的一语双关。
仿佛命运在安排，我们定于星期一在养老金部回答提问，这正紧接着1962年7月那次被称为“大刀横扫的一夜”的著名的内阁改组。约翰·博伊德—卡彭特离开原职改任财政部首席大臣，而耐尔。麦克佛森还未取代他在养老金部的职位。由于议程表上的多数问题与我主管的那部分活动有关，而不是涉及战争抚恤方面的，因此我必须代替大臣作近一小时的口答。对我和那些我不得不打扰的官员们来说那又是一个折磨神经的周未。工党议员吵闹异常，而伊恩·麦克劳德是当时在议会中的唯一一名内阁大臣。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对付过来了。当有人问及未来的政策时，我答道：“等有了新大臣后，我会就此事向他请教。”
第五节 重新在野
政府是否能挺过去？正如许多年后我本人经历过的一样，每一次内阁改组都蕴藏着不可预见的危险。然而我却从没遇到过比“大刀横扫的一夜”更为困难的情况，即使1989年也没有这么困难。这一夜，包括大法官和财政大臣在内的、内阁的1／3人员被撤换，包括雷吉·莫德林、基思·约瑟夫和爱德华·博伊尔在内的一代新人进入了政治前沿。此事给我的教训是：每次改组都应设法在政府中任用一些年轻人，以避免出现排长队的现象。可是，这次改组被麦克米伦笨拙的补救做法而搞砸，他的地位再也无法恢复。
因许多明显的和不太明显的原因，我们已经遇到了麻烦。通货膨胀开始急剧上升，为控制通货膨胀开始实行以“停止加薪”和“指路灯”为形式的收入政策，劳资纠纷、特别是机械和造船业的罢工，使得1962年损失的工作日比1926年大罢工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多。政府没有从问题的根源即工会权力上着手处理，而是通过成立“全国经济发展理事会”——不久又增加了一个“全国收入委员会”——与有组织的工人按照“总体主义”方式进行交易，从而对英国问题的症结从根本上接受了一种集体主义的分析。
更严重的是，全国各地已可察觉到一种新滋长的情绪，即认为保守党执政时间太长了，已走入迷途。当大多数的百姓也许只是模糊地感到应是“有所改变的时候了”，那么政府的最危险时期也就来临了。1962年秋天政府又陷入另一种麻烦之中。即撒尔间谍案，费尔比逃往苏联，这证实了对他自30年代起一直充当克格勃双重间谍的怀疑。1963年夏又出现了普罗夫莫丑闻，这一切使政府陷入关于它败落和无能的流言中。如果政府自身强壮健康，这些麻烦不足以惧，但这些使人难堪的事件所影响的是一个全面欠佳的政府。
欧洲是导致“欠佳”的主要原因之一。1961年10月，哈罗德·麦克米伦授权特德·希思为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而进行艰苦的谈判。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特德的执着和重大贡献，多数问题看起来马上就可以解决、包括如何解决英国与共同体在农业和贸易上的联系。但1963年1月，戴高乐将军对我国的加入投了否决票。那时候英国国内对欧洲没有大大的好感。我和公众的看法一样，认为过去我们低估了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潜在好处。无论欧洲自由贸易协会还是我国与英联邦和美国的关系都不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贸易前景，现在已到了我们加入欧共体的时候了。我是欧洲妇女联合会的积极成员，这一组织于1953年成立于奥地利，目的是推动欧洲一体化。我参加了联合会“司法小组”，其工作是就涉及法律与家庭的问题进行辩论。我主要把欧共体看作一种贸易框架——一个共同市场，对于那些关于“欧洲”的理想主义的说法，我既不赞同，也不认真对待。事实上，现在我才明白，戴高乐将军当时比我们更具洞察力，他如下言辞曾使我们深为恼恨，几乎招致一致的谴责：
英国实际上是个岛国，靠海生存。她通过自己的各种交往、市场和补给线与形形色色的、通常是最遥远的国家连在一起。她基本上从事产业和商业活动，而只有少量的农业……简而言之，由于其本质、结构和特殊的处境使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有深刻的差别……
但他还说：
如果布鲁塞尔谈判短期内不能成功，没有什么可阻止共同市场与英国达成一项旨在保障交流的合作协议，也没有什么可阻止英国和法国保持、寻求和发展它们间在各领域的直接合作……
显然，如果这是戴高乐提出的真正建议，这要比10年后英国成为欧共体成员时最终同意的条件更能反映英国的利益。我们也许错过了最好的一趟欧洲客车。不过，当时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他的欧洲冒险事业中已投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他的不光彩的垮台使我国的外交政策失去了主要目标，也使大众形成了政府已失去方向的印象。
1963年1月休·盖茨克尔的英年早逝对工党是个悲剧。哈罗德·威尔逊当选该党领袖。尽管他缺乏盖茨克尔已赢得的名望，威尔逊本人对我们是个致命的政治威胁。他知道如何讨好报界以产生最佳效果。他会制造那些意思含糊的词语来保持工党的团结（如：“有计划的收入增长”而不是“收入政策”），他也可以以休·盖茨克尔根本做不到的方式激怒哈罗德·麦克米伦。如果说盖茨克尔比威尔逊更具政治家风范，那么威尔逊则绝对是个更有成就的政客。
由于这些因素，当沉闷的1963年快过去时，参加竞选的保守党人的形势一落千丈。7月份时工党领先20个百分点，10月初在工党年会上哈罗德·威尔逊关于“白热化”的科学革命的华丽而浅薄的演讲使国人、或至少使评论家们横生出许多想像，没过几天又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向正在布莱克普尔召开的保守党年会宣读了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医院病床上写就的辞职声明，此事很快引发了争当领导人候选人的激烈战斗。
这就使布莱克普尔年会成为人们看到的最精彩的一次保守党会议。整个气氛是闹哄哄的，开始是拉布·巴特勒与昆廷·霍格，接着是双方的支持者作为竞争对手用尽手段以争取优势。作为一名政务次官，我处于这个魔力圈子外层的外面。但我感到拉布将稳操胜券。他是个经验丰富、有一定远见的政治家，6年前以微弱劣势失去领导人地位。昆廷·霍格（他后来受封为黑尔舍姆勋爵）是个更有眼光和雄辩才能的人，他当时也以其乖僻的判断力而知名。总之，拉布没能抓住到手的机会，最后一次集会上作的演讲平淡乏味；而昆廷抓住并抢走了原先一直不属于他的机会。因此当政客们星期六登上返伦敦的火车时，竞争仍未见分晓。
如果用军事术语比喻当时保守党领导人“产生”的微妙过程，可以说保守党领袖之争的真正战斗是在别的地方进行。最徽妙的过程是哈罗德·麦克米伦以某种方式让人们知道他在霍格与巴特勒之间更看重前者。从而遏制了后者的势头并为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伊恩·麦克劳德准备在《旁观者》上把党内魔力圈如何抛开巴特勒、按麦克米伦的意图操纵一切的经过全部揭露出来。我钦佩伊恩·麦克劳德，也钦佩伊诺克·鲍威尔，他们两人后来都拒绝进入新首相的内阁。但我不同意他们对过程和人选的批评。当时我认为，为避免公开选举将导致的党内的公开分裂，有些事有必要说一说。我一般并不主张仅仅由于有人提出合理化的要求就去改变习俗和惯例。对我来说，党的领袖选出的方式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最高领导是否是位合适的人选、而我当时认为已产生的最高领导确是位合适的人选。
会议后的那个星期一，我接到了议会督导办公室的电话，了解我对领导人的态度。我首先告诉他们在拉布和昆廷之间我支持拉布，因为他更有资格。他们随后又问我对亚历克的看法。这就向我展示了一种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可能性。“按章程这是可能的吗？”我问道。他们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于是毫不犹豫地回答：“那么我坚决支持亚历克。”
“我当时表示的唯一保留意见是，如果请求女王选择一名首相，那么要设想选举的结果就有点没把握了，亚历克可能不得不放弃他的贵族爵位而在补缺选举中一搏。但我又说，这一问题应让其他更有资格的人来考虑。反思此事，我可能还应该再加一个条件。后来的事件表明，魔力圈已不再能给予新产生的领导人以合法性。这对亚历克出任首相是个障碍。当新体制宣布产生时，我也早已看到了这种必要。
我对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的敬佩并不源于最近的一次交谈。1960年6月他任外交大臣时我向贝蒂·哈维一安德森（伦弗鲁郡东区的议员）表示过疑虑。我认为下院的大臣中理应能产生合适的候选人。此外，我还记得，安东尼·艾登基于这些理由公开反对将外交大臣的职位给予索尔兹伯里勋爵。但贝蒂告诉我，亚历克相当出色，应该得到这一职位。因此我决定在议会的汉萨议事录中读一下新外交大臣的首次演讲；讲话精辟地概述了东西方关系，强调了对苏联既威慑又谈判的必要性，也强调了与美国关系的重要性。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亚历克都不同寻常地做到了把外交技巧与清晰的见解相结合。有些渴望成为外交大臣的人有个显著特点：总是把谈判的过程看作是谈判的目的，而亚历克从没表现出这种倾向。他具备一个完美的谈判者的优雅圆滑的风度和对细节的洞察力。
更重要的是，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是个显而易见的好人，而在衡量即将担当重任的人们时，好人的品行是不应被低估的。他也是最完美地“无阶级”的。你总能感到他不是把你作为某类人、而是作为棠个人对待。当我与他谈论有关寡居母亲救济金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时，我发现他确实在注意地倾听。
但报界却残酷无情地、并几乎是矛头一致地反对他。他很容易地被丑化成一个难以接近的贵族，这意味着倒退到最反动的保守主义类型中。我一向认为，性格倒惜的势利小人比直截了当的自高自大者更令人厌恶。到1964年时，英国社会已进入了以个人自我表现为形式的自由适应主义的病态时期，只有进步的思想和人民才能得到日益自以为是和自信的舆论界的尊重。当亚历克自我贬低他说出自己用火柴棍来制定经济构想时，他们简直笑个没完。这与哈罗德·威尔逊那极富技术才华的头脑所熟知的经济学模式真是天壤之别。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英国经济的弱点是否在于其表面的复杂而本质的简单。事实上，如果政客们被迫使用更为朴实的语言和简单的举例来保证人民能明白他们的政策，那么我们可能早已使英国免于滑入相对的衰落之中。
尽管遭到舆论批评，尽管麦克米伦政府结束时吵吵闹闹，尽管在这个可怕的时刻废除了“零售价保护”，这一做法尽管是正确的但却严重冒犯了支持保守党的小企业主们，尽管发生了上述一切，我们还是差一点就赢得了1964年的大选。我们力量的恢复并不是因为经济有所好转，事实上通货膨胀情况更糟了，收支赤字也张开大口。也不是因为我们1964年的宣言，那个宣言着重强调把总体主义作为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方式，而在这一领域社会党人肯定比我们更有说服力。我们力量恢复的部分原因是越细看工党的纲领和领袖，他们就越显得不实在。但我们党的政治复苏应主要归功于亚历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人认为保守党的失败不可避免，而他早已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
有些报纸猜测我也许会失去芬奇利选区的议席。自由党人谈论自己的机会时从不有所保留，他们开始预测这将是又一个奥平尔顿。尽管1964年5月在巴尼特市政会选举中表现得不够好，他们却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老芬奇利市政会。高尔夫俱乐部丑闻还没销声匿迹。自由党新的、精力充沛的候选人约翰·帕多原则上以当地问题为竞选主题，而我则选择全国性的问题——即如何保证繁荣而又没有通货膨胀。保守党让我在伦敦市内及周围的几个选区演讲。在贝斯纳尔格林的一次闹哄哄的充满敌意的妇女集会上，我回答了对政府养老金和救济金工作情况的攻击。我在《旗帜晚报》上写的一篇文章提到“出色的当家理财”是良好政策的考验。
保守党总部也明白，我应把大部分精力投入芬奇利。我的日常竞选活动表是这样的——每天外出游说，回信，到各地参加公众集会，我感到不仅与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