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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影响了我们政治思想的基督教的一个伟大的真理。但还有另一个，即我们都是负责任的、有道德的人，要在善与恶当中作出选择。在造物主的眼里，人类是无限宝贵的。你几乎可以说，全部政治智慧就在于使这两种思想彼此之间能有正确的关系。
我一般不赞成政治家布道，但由于如此多的神职人员在宣传政治，看来在这方面似乎不应采取限制措施。所以我不时回到了这个主题，10年后的1988年5月，我在苏格兰长老会的全体代表会议上讲了类似的内容。我强调基督教没有特别赐福于集体主义，使在场的一些人感到不安。
（我们）决不能仅仅因为要社会改革和福利或要更好的生活水平而宣称信仰基督教和去教堂——而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生活的圣洁、与自由伴随而来的责任感以及基督最后的牺牲……
在我即将卸任首相职务时，我日益意识到基督教与经济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并对它越来越有兴趣。我发现我以前的议会私人秘书迈克尔·阿利森和我政策小组的负责人布赖恩·格里菲斯这两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对这些事情和我一样入迷。我所进行的讨论以及为这些讨论所准备的文章构成了一些论说文和《基督教与保守党的主张和政策》一书的基础。我为该书写了序言。该书在1990年我即将离开唐宁街时出版。
不久以前，如果设想重新出现有助于实施传统美德的理智和道德风气，那至少似乎是不现实的。可是现在，这类事情已成为严肃讨论社会问题时的重点。
在重新塑造人们看法时必须大力依靠宗教领袖们，至少他们当中有些人现在对于国家的规定和干预所带来的好的效果正在重新进行考虑，例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他的教皇通谕《一百年》中说道：
由于其直接干预和使社会失去了它的责任感，提供社会补助的国家导致了人类精力的损失和公共机构无节制的增加。这些机构更多地为官僚主义的思想方法所控制，而不是想着要为它们的救济对象服务，这也使开支大量增加。事实上，看来只有最接近这些困难户的人们和他们的近邻才了解和最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
罗马似乎从来没有如此靠近格兰瑟姆。
今天，美国的所谓“文化战争”，其结局仍不能肯定。正如其他许多事物的发展一样，在彼岸没有减弱迹象的思想与看法之间的冲突势必会影响到英国和欧洲。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保守党入有必要像在经济政策方面一样，也在社会政策方面赢得思想上的战斗。
没有这一点，即使有限的行动要取得胜利，其可能性也是很小的。但是在我所开始的社会行动的其他3个领域——犯罪、依赖福利和家庭破裂——必须要有这种首创精神。
第七节 减少犯罪
当我们转向犯罪这第二个领域时，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但是拒纳“一事无成”这种绝望的论点几乎也是同样重要的。自1979年以来，反对犯罪的手段已大大增加，包括新增了16，700名警官和20所监狱，但是，这却经常使对保守党刑事审判政策提出批评的人得以宣扬他们的论点：既然警察人员与监狱的数量都有很大增加，但犯罪仍在继续上升，因此应该试试其他未具体说明的但更加开放的办法。除非这些批评者在认真地辩论说（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人会这样做）警察人数的增加和更多的监狱设施要么不起作用，要么会导致刑事犯罪增加，否则，这自然是不合逻辑的推论。更可能的是，如果不增加这些手段，犯罪会增加得更多。
有限的证据和普通常识都表明，最在行的犯罪分子会进行他认为合理的计算，一方面要衡量被抓获的可能性以及课刑的长短和受苦的程度，另一方面他也要考虑可以设想得到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好处有多大。
在放弃传统的刑罚和纠正办法之前，必须要确切证明情况不是这样。此外，美国一位犯罪学家欧内斯特·范·登·哈格曾作过以下有说服力的重要说明：
每当受惩罚的风险下降时，犯罪率就会上升。60年代以来，犯罪的增加是因为罪犯所冒的危险减少，而且他们可能得到的纯利有增加。现在，犯罪使更多的人付出了代价。在1962年与1979年间，因严重犯罪而被逮捕的可能性减少了将近一半。逮捕后被定罪的可能性下降得更多。因严重犯罪被监禁的可能性总共减少了80％……1960年，每一千个严重犯罪人中有90人被投入监狱，但1——990年只有30人。“
正如他的结论所说：“人们可能会感到惊讶，为什么那时的犯罪率没有上升得更多。”
我不是想说，更多的警察、更严峻的刑罚和更多的监狱是对付犯罪增加的全部对策。但肯定他说，更有效的防范犯罪的措施和目标，更准确的警察行动可以取得不大多的但是真正的好处。但事实仍归是，反对犯罪最直接的办法是使可能犯罪的人和确实犯罪的人的日子尽量不好过。这不是廉价可以办到的事。增加巡逻警官的人数，提供最先进的侦破技术，兴建与整修监狱，这肯定要求在法治服务方面继续增加开支。
法治是一项社会服务。犯罪以及以犯罪相威胁所带来的恐惧会使整个社区瘫痪，使孤独无援的年纪大一些的人把自己关在家里，使年轻的生命留下创伤，并且抬高了横行霸道的暴徒们的身价，从而使他们能横行乡里。当今天的政治领袖们想从社会保障福利向法治方面调拨大量财力时——只要是他们以实际行动履行了他们关于要严惩犯罪的豪言壮语——我想他们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和较少的批评。
第八节 抑制对福利的依赖
第三，就像对犯罪要制订一个有效的保守党的对策一样，对依赖福利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把未受到应有重视的、传统的深刻见解与现代技术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在前面有一章，我叙述了因受到贝弗里奇报告的鼓舞而形成的制度及其优点。贝弗里奇主张建立一个普遍福利安全网，主要以社会保险为基础并由它提供基金，由根据经济情况调查结果确定的福利予以补充。现今社会保障的规模及其复杂性意味着要“回到贝弗里奇”的做法几乎是不实际的，可是，我们能利用贝弗里奇的想法来解决我们当前的困难。首先，他的报告假定，如果国家干预大多，就会减少个人自己赡养自己的意愿——他笃信节俭和保险原则。今天，让个人自己对疾病和老年保险作出更多的贡献，这是很可取的。其次，他强烈意识到有必要对他提出的大规模扩大福利提供殷实的基金。第三，贝弗里奇把他的目标描绘成要消灭“重建路上的5大弊病”：“贫穷……疾病、无知和懒惰”。重要的是他提出来的弊病是道德方面的，而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它们反映出了行为，而不仅仅是环境。令人鼓舞的是，我们发现这一分析与美国撰稿人对今天福利政策作出的结论非常一致。
如果主要问题是福利开支方面的负担，那么，节约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普遍福利而不是根据经济情况调查结果确定的福利。如果更广泛的“依赖心理”是重点，那么，我们对根据经济情况调查结果确立福利时会更加谨慎，因为它会降低人们去寻找工作和进行节俭的积极性。我们不会仅仅只关注社会保障与税收。某些根据经济情况调查结果确定的福利也可能使接受福利救济的人在实物方面得到一些好处，如免费取药、上学免费就餐和天冷时给予补助。如果接受福利救济的人失去了原先的福利，他也就被迫自动地失去了其他福利，这在经济方面的损失往往很大。
此外，接受福利的人可能会发现地方当局向他和他的家人所提供的住房是最破烂的，提供的学校是最糟糕的，而且可能是在秩序很坏和犯罪活动猖獗的地区。因此，依赖心理所带来的可怕的、自相矛盾的结果是，它在经济方面往往给予了人们很大的好处，促使他们过一种懒散和绝望的生活。我们应该特别敬重那些勇敢的、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的人们。但是，政府应该通过消除或至少相应地减少这些诱惑以便给予他们帮助。
已经采取了一个个的措施来克服依赖心理。1988年对低收入家庭实行的家庭信贷计划是一个重要步骤，旨在对付“失业陷阱”（在陷阱里人们不工作后生活条件反而好起来）和“贫穷陷阱”（在这一陷阱里，人们的收入增加后，他们会失去一些福利）所带来的最坏的后果。与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青年培训和重新启动计划相配套，这有助于缓和某些依赖福利的问题。它能劝说那些身体健康、年龄适于工作的人们不要退出劳动人口。是否值得进一步发展像工作福利制这样的首创行动，这是一个容许讨论的问题。原则上，那些想向社会提出许多要求的人，同样应该对社会履行一些义务。但美国的经验表明，由于官僚作风的阻碍，工作福利制的花费可能很高，而且在实践中会受到挫折。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减少管理和税收的同时，要削减一般性开支，特别是福利开支，从而使工作和挣钱更具有真实价值。
第九节 巩固家庭
我们的第四个目标——巩固家庭必须从如何对待单身父亲或母亲做起，特别是要从如何对待未婚母亲做起。重要的是，不要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为单身父亲或母亲所提供的费用上。更令人担忧的是对所有有关人员的影响，首先是孩子，但也涉及母亲和（不出面的）父亲。有可能单独将一个或更多的孩子很好地抚养成人，但失败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一个女孩怀孕了，离开了父母的家——不管是为了得到一套租金由政府补贴的市建公寓房有意这样做，或者是因为愚蠢而失足——突然面临要照管婴儿这样一个费劲的、令人精疲力竭的任务。特别是，当一个婴儿是一个小男孩，在没有父亲的照顾下长大，如果情况变得更糟，这都是可能的。当然，有些人能够自己找到办法加以应付，有些人非常幸运地能够得到专业方面的或自愿的帮助。但人类的天性既然如此，甚至沮丧和困难也可能会淹没一个母亲对她孩子的本能的爱。顺便说一句，受到损害的不仅是母亲和孩子。还有结婚时，特别是结婚和有孩子时所承担的严肃的义务，这是许多青年男子成长的过程。也许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不得不首次提高他们的视野，考虑他们对他人的责任以及实现这些责任的更长远的前景。没有这些责任感，他们往往发现只有通过闲着在外、犯罪作案和使其他年轻妇女怀孕才是表达他们男子气概的唯一方法。在美国“下层社会”，这种行为方式最为明显，但在其他阶级和其他国家也能看到它的痕迹。
虽然我认为即使道德与文化风气不具有难以估量的重要性，也是十分重要的，但福利和地方当局的房屋分配制度本身也为单身父亲或母亲的不断增加创造了条件。有时有人提出，考虑到以后一些年可能会碰到的困难，没有人会仅仅为了得到房子和福利而怀孕。但事实上，这对一个人的想法过分简单化了。例如，可能有许多更重要的或其他因素促使其作出这一决定——与父母之间的误解， 7种反常的想要“独立”的愿望，自然，既然吃了伊甸园的苹果，也会有各种本能的反应。便宜的（甚至免费的）住房和社会福利规定排除了本可以起威慑作用的制止因素和处罚。短期的打算大都会导致日后长期的不幸，但这不是说这些人没有打算或打算不切题，它仅表明他们目光短浅。
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将寡妇、离了婚但有孩子的妇女与从未结过婚的单身母亲区别开来。应该像现在这样，无论单身的母亲或父亲享有什么福利，寡妇或已离婚的妻子——不论其家里情况如何——也应享受这些福利。但是从未结过婚的单身母亲只有在某些条件下才能享受同样的福利：概略地讲，如果她仍和她父母住在一起，或者，她与其他单身母亲住在由某一志愿机构或慈善机构提供的、受到某种监督的住所里，并且在强有力的和友好的指导下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可以帮助年轻的妈妈们成为能起作用的母亲；如果母亲出外工作，幼童们每天有部分时间可得到适当的照顾，不会受到外界不良影响的干搅。再加上更快、更好的收养程序，这个办法可以保护儿童的利益，减少不顾后果的单身母亲或父亲的出现，并且仍可对无论因为什么原因而身陷困境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履行社会义务。
当然，巩固传统家庭不仅是为了改变未婚母亲的处境。离婚率的大量增加，对家庭也构成了明显的威胁。有些离了婚的妇女有存款，结婚时有现成的住房，还有适当的收入，因此，在经济上能抚养她们的孩子。但是大量的离了婚的妇女却没有什么抚养费，或者根本一点抚养费也没有，因此不得不依靠国家。新的儿童赞助署打算给予被遗弃的家庭适当的赞助，这对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帮助，虽然该署的措施明显有缺点（现正在改正中）。
在离婚的情况下，如同未结婚的母亲一样，也使儿童处于不利地位，但这类儿童主要的不幸是家庭破裂本身所带来的创伤以及后来离婚双方为了表示忠于家庭感情所带来的情感上的波动。我一向接受这一观点，即在某些情况下，对有关的人来说，最好的选择是结束不幸的婚姻，特别是在家庭里严重使用暴力的婚姻。但为了孩子们而“决裂”这一舒服概念往往掩盖了成年人的自私。最近调查证实，离婚本身对孩子们是有害的，会导致学业成绩不佳、就业差和日后会感情用事，而且不仅是贫穷家庭的孩子会这样。
60年代的改革使离婚在所有西方国家都变得更加容易，但要想取消这些改革恐怕是困难的。可是现在我们既然已知道存在着婚姻早期破裂的趋势以及它们对儿童的影响，重新考虑这整个问题是明智的。离婚不仅涉及两个人，其他人的婚姻稳定性也会受到影响。应该肯定认为这是违反了法律委员会有关在离婚中完全不需要考虑“过失”的建议。我们也应该考虑，在没有孩子或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的情况下离婚与有要抚养的子女情况下的离婚，这二者之间是否应该作出明确的区别。“孩子第一”和使家庭团圆和睦有时要求“不要离婚”。
第十六章 自由企业货币主义
第一节 在经济学的背后
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家去研究。如果说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反映了造就他这个人的非经济方面的价值观，这不是在贬低他的专业知识或正直人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一句名言是：“认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那些实干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
但是，现存的经济学家也同样是外界影响的奴隶。凯恩斯本人就是这样——他是“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子里的一位成员，这些人在自己的行为中摈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美德的同时，也微妙而肯定地在经济学中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法则和约束，因而，“凯恩斯主义”就与它成了同义词。
所以，我自己对经济学的看法也来自在我成长起来的那个世界里的个人经验。我的“布卢姆斯伯里”是格兰瑟姆——卫理公会教、食品杂货店、扶轮社以及在那种环境下培养起来的、受到尊重的所有严肃和持重的美德。毫无疑问，就像对政治或宗教信仰一样，信仰某种经济学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对我来说，在罗伯茨家庭里的生活经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因为，真实情况是家庭与政府之间的共同点比大多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愿意接受的要多得多。虽然藐视基本法则对国家和对家庭来说其结果多少有些不同，但它们仍然都是灾难性的。的确，对国家来说，灾难要更加严重一些，因为它们能使整个民族与它们一起遭殃。
对我的养育和我早期的经验不仅使我知道了政府不能做什么，我也以赞同的心理深刻了解到了我后来所认为的“资本主义”或者“自由企业制度”，对我政治上的同代人（他们年龄一般多少要大一些）来说，是大萧条中资本主义的所谓失败使他们相信必须要找到更好的什么东西；但对我来说，我们铺子生意的兴隆以及格兰瑟姆喧闹的市中心却表明情况正好相反。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是陌生的和严酷的；但对我来说，它是亲近的和有创造力的。我看到，是因为满意的顾客才使我的父亲得以增加他雇用的人员。我知道，是国际贸易才把茶叶、咖啡、食糖和香料带给了我们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