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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等于是在对着干了。
而张伯驹，却以为这是在为革命做贡献，年届六旬，他反倒更觉年轻了。
七
文化部开了整整一下午会。
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大家为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购买公债。
晚饭后，在部机关的大会议室，又继续开小会。参加会的，除了几位部领导外，还有一些文化界的知名人士。
晚上的会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因为下午部里已经开过全体大会，部长茅盾做了动员报告。购买公债的意义，就不必再重复了。今天晚上的任务，是抓落实。在许多时候，数量也反映了态度。
解放后，中央各部都吸收了一些民主人士担任各种职务。从经济状况来说，大家的收入都不高。解放初，实行供给制，从部长到科员，都是挣分。1950年，实行包干制，大部分东西都是统一发的，现金津贴很少。自1955年，供给制和包干制才改为工资制，大家的手中多少有了一点钱。工资制才实行一年多，钱很有限，所以，要搞好这次买公债的工作，也不那么简单。
小会是座谈式的，没有什么程序，大家随便议论。文化部文人居多，古来便是“穷文富武”，便是旧时出名的文人，也没有几个是真正有钱的。靠“爬格子”挣稿费，终是有限的几个钱。而那些工业部、商业部之类，留用人员的经济基础则好多了。
先是部长茅盾带头。他的稿费多一些，在文化部算是“大财主”了，一上来，先自报买五千元的公债，接下来是夏衍副部长，自报了四千。郑振铎的经济基础好一点，又是党外人士，头一定是要带的，报了八千元。接着，会场便沉默了。
沈部长笑笑说：“没关系，大家量力而行，条件好的就多报一点儿。支援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人有责。今天在座的，都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扭脸看看夏衍和郑振铎：“包括我们几个，也算是知名人士吧？”说完他又把目光在会场上扫了一圈，继续说道：“自古‘人怕出名’，为什么呢？因为时时处处有人在看着你。名人的‘名’不是在家里，而是在社会。所以说，当了一个名人，便不仅仅属于你那个家庭，而是属于社会了。全国的文化工作者干千万万，最出名的今晚差不多都在这儿了。希望大家都能带个好头，别让人家在后面戳脊梁骨。”
会场又是一阵静寂。
郑振铎的目光落在了张伯驹的身上。
今晚在座的几十个人中，他是公认最有钱的人了。关于他倾家荡产买古字画的事，还很少有人知道。
“丛碧先生，你来讲几句巴。”郑振铎笑着说。？
张伯驹如坐针毡，让郑振铎这么一叫，更有点儿不知所措了。
憋了好一会儿，他才吃力地说：“我……一定带头，一定。回去，我和内人商量一下，争取……买多一点儿。”
会又开了半个多小时，散了。后来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张伯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他有口难言。谁相信他会没有钱呢？
当年的“四大公子”，哪个不是家财巨富、挥金如土？若在以往，十万八万，绝不在话下。可如今，让他凑一千块钱出来，也是太难了。而且，又能找谁去借呢？从前，凭他的一个名字，随便到哪个银行、钱庄，都可以借几万块钱，可如今，谁会借给他呢？
终不能只报一千元吧？
而这一千元，已经是在“瘦驴屙硬屎”了。能不能凑够，还难说呢。
话说回来，堂堂张伯驹，买公债只报一千块钱，还不会让人笑掉下巴！大家会怎么看，又会怎么说呢？
他这个人，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此番，才生平第一次尝到了“阮囊羞涩”的滋味。
散会了，大家三三五五地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外走。张伯驹双腿发沉，脑子发木，也往外走，心里乱糟糟的，真的，这又不是硬朝你要，而是买公债，和在银行里存款差不多，到时候既还本，又付利息，个人是一点儿也不吃亏的。最难的，是他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
郑振铎跟在他身侧，关切地问：“丛碧兄，你怎么了，不舒服？”
“没……没什么。”张伯驹闷闷地答道。
他说不出口，因为一言难尽。
“有什么顾虑么？”郑振铎关切地问：“商业部有位民主人士，担心买多了，政府会没收。其实，根本不会。买得越多，越表明你爱国。这方面，当然也因人而异。周扬部长不是才买了两千块钱么他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没有钱的。”
张伯驹回到家，便一头扎进书房里，一个人愣愣地出神。能想到的主意都想遍了，也想不出个办法来。家中，除了那些字画外，真是别无长物了。桌椅板凳，就是卖，又能值几个钱？
可是，卖字画……他觉得不可思议。
他早就抱定了一个宗旨：无论怎样，也不卖字画的。这话，他对亲戚、朋友，对慧素，都讲过许多次。
况且，解放前夕，他已经留下遗嘱，把包括《平复贴》、《游春图》在内的最珍贵的二十件古董字画给了慧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便已是属于慧素的东西了。既然已经给了慧素，又怎么往回要呢？这就像他送给妻子一件首饰一件衣服一样，送出去以后怎么能再要回来呢？
当然，他没死，财产依旧属二人共有。可这个大家庭中，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复杂，还有前两房夫人在世。慧素年轻，把东西卖了，慧素将来怎么生活呢？自己已是半截子入土的老人了，可慧素还年轻，才四十岁出头，孩子又小。将来，她们靠什么维持生活呢？
若在以往，他可以不去顾忌这些。有房子，有地，租出去，一年总可以收到万儿八千块的租息。如今，只剩下这么一个自己住的小院子了。以前大手大脚惯了，现在只靠那么一点儿工资——加起来只有二百多块钱，月月花光。将来自己死了，她们怎么办呢？
再有，女儿已经大了要给她今后的婚事考虑了。没一份像样的嫁妆，在他们这么样的一个家里是很丢人的……
他要强了一辈子，如今老了老了，却要丢人现眼了呢！
慧素见他闷闷不乐，知道一定是有了什么解不开的心事。她已经有好多年没见他这种样子了。他这个人心宽，一般的事，从来不会皱眉头。
“吃饭了？”她小声地问。
“唔。”他随意应了一句。
她在桌角放了一杯绿茶，一只手搭到了他的肩上。
他心中一阵酥暖。
人一老，便更觉得妻的可贵了。这么多年了，她总能理解他，总能帮助他。可自己，却总给她添事。
不知为什么，他感到深深的内疚，似乎做了什么错事。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么？”妻子的声音分外柔和，充满了关心。
“没……没有。能有什么呢？”他勉强地一笑，没有再说下去。
因为他自己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办。
“老傅今天下午来了，说是谭先生故去了，死的时候很孤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噢！”张伯驹若有所思，应了一声。
谭得侃也算是个精明人呢。对古董字画，称得上是个真正的行家。若是不那么贪心，何至于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上次谭得侃从这里走后，不久，他便听说了，谭得侃被划成了漏网的地主。在新社会，地主是很让人憎的。谭得侃在上海那些房子的事，张伯驹也向陈毅问过了，其中的情况比谭得侃讲得还复杂。陈毅告诉他：那是一批官僚买办的资产，中间的内容很肮脏，政府已按规定全部没收了。
也许，这就叫“鸡飞蛋打”吧？
人世间，有没有“命运”这种东西呢？如果有，一定和人的品质相联系。能说谭先生是一时糊涂、走火入魔么？他本来是可以很有发展的，他的收藏之丰富，是罕见的。然而，从一开头，他的心术便不正，为的是钱，是待价而沽……
这么多年，他也算是阅尽沧桑了。光他认识的人名字写出来，也够挺厚的一本书了。老谋深算的大帅张作霖，英雄一世，盖棺却仍无法定论；力主封建的大文豪辜鸿铭，反对白话文，却提倡纳妾。还有张勋的辫子军，袁世凯的筹安会，陈独秀的激进，蔡元培的宽容，胡适的风流，曹锟的滑稽；鲁迅、郭沫若和一班旧派人物的论战，周作人、张资平的鸳鸯蝴蝶派，胡秋原、苏汶的“第三种人”。文坛上，有郭沫若、蒋光赤提出的“革命文学”，马上便有了王平陵、朱应鹏、傅彦长、黄震遐的“民族主义文学”。哦，让人眼花缭乱呢！《玩偶之家》，《温少奶奶的扇子》，林语堂，严复，易卜生，陀斯妥耶夫斯基。几十年中，社会像个大戏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人都变得警觉，也变得麻木了。每一种爱，都像一个裂得很深的伤口，充满了痛楚；而每一种恨，却又像吸剩下的烟头，马上就被丢在了脑后。人人身如不系之舟，进，身不由己；退，身不由己，不但失去了选择，而且失去了自身的存在。从光怪陆离的上海十里洋场，到老气横秋的北京遗老遗少，都让中国这幅大画儿变得让人无法理喻、也无法琢磨了。兵荒马乱，勾心斗角，腐败，堕落，面上的夸夸其谈，实际的口是心非。人们为意气、也为主义而争着，为面子、也为实惠而打着。三民主义，总理遗训，联合政府，国共合作，有真诚相见，也有同床异梦，有听天由命，也有恬不知耻。三十多年的民国史，就这样走马灯似地一场又一场地演着，终于轰然一声大幕落下，让共产党坐了江山。开始，他以为恐怕也是一阵子的事。到底江山谁坐，还不一定呢。历史上，大凡根基牢一点的朝代，灭亡之后，都是要好好乱上几年的。汉朝完了，有三国，魏、蜀、吴，打了几辈人，归到了晋朝的司马氏坐天下。两晋一百五十六年，亡了，又是一场大乱，南北朝，斗了一百七十年，归到了隋朝。隋朝短命，权归李唐。唐朝二百九十年，气数尽了，出了五代，梁、唐、晋、汉、周，都是昙花一现。大清二百多年，亡了，谁知道会乱多少年呢？可是……
共产党倒真是替天行道呢！这江山，看样子真会坐下去了呢。当初，真是把共产党看小了！
北京还是从前的北京，不过名字变了。中央公园改成了中山公园，从前的社稷坛改成了文化宫。可大街上，扬眉吐气的，是从前的那些泥腿子了。这朝代真是变了呢！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国民党没能实现，却让共产党实现了。天下事，就是这么让人不可琢磨……
他微微一叹，闭上了眼睛。
八
整整一天，张伯驹没去上班，关在书房里，一个人闷坐。
他只觉欠慧素的太多了。他不忍把这个帐再增加，因为他恐怕来不及偿还。
毫无疑问，他的心中还有很浓厚的旧的意识，认为女人同男人不一样，即便不叫男尊女卑，终是女人更软弱一点儿。况且，他从未把慧素当成妾，而一直把她作为夫人。慧素嫁给他这么多年，几乎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自古以来，大户人家的女眷，从来都是什么都靠男人的。可如今……
他看了那么多书，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二十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三百五十四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首。没点儿本事，又怎能名登“四大公子”？然而，今天，他却没了一点儿主张。
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这个家，还没有真正穷过呢。
慧素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身边，也不知已经站了多久。
“告诉我。”她的语气平稳而坚定，不容有别的选择。
他顿了一下，长出了口气，低声说道：“部里开会，动员大家带头买公债。西谛一次就买了八千，以后还准备再多买一些。”
慧素心中一宽。
“那就买嘛，何必愁成这样子，让我担心了一天，昨天夜里也没敢睡。”语气从容而轻松，全无一点儿顾忌。
“可是，我们……哪儿有多少钱？千把块钱，怎么拿得出手？”
慧素淡淡一笑，看着他，似乎也在等着他。
她已经猜到他的想法了。
“实在不行，恐怕……就得卖……卖点儿字画了。”他的语气实在艰难。“咱们……可不能丢这个人，不能的，慧素。让人家在后面指手划脚，我心里……不安稳。”
“卖《平复帖》？”慧素故意问。
张伯驹嗫嚅，不知说什么好。
“你打算卖给谁呢？谁有那么多钱？”慧素又问道。
张伯驹立时怔住了。这一点，他竟完全没有想到。
慧素又道：“另外，你打算把这些字画传给谁呢？”
“那些，我都已经做嘱，留给你了……”
“给我？”慧素一笑道：“我可背不了这么重的包袱，也操不起这份心。就算是天下太平了，不怕人来抢，可万一虫蛀了，霉坏了，我也负不了责。”
张伯驹有些茫然。
藏在老家的那些古画，他们去年已经全部取回来了。有一部分因为保管不当，让虫咬坏了。所幸埋在地下的那些完好如初。一点没变。不过，张伯驹也明白，放在家里，终非长久之计。汉唐以来，人们画了多少画，可以说数也数不清。一个画家，一辈子能画几千张画。一千个画家，就是几百万张。然而，真能传到后世的，又有几张呢？据史书记载，最早的画家可考的，是三国时代吴国的曹不兴。相传，孙权命他画屏风，他不小心将一个墨点溅到屏风上，便随手绘成了一只苍蝇。孙权见了，以为是真的，竟用指去弹呢。但在当时，曹不兴的画已属珍品，为人们所珍藏，名气甚大，可是，在南北朝时代，他的画便已经失传。唯有南朝的谢赫，在秘阁中见过一个曹不兴画的龙头，赞曰：观其风骨，名岂虚成！在记载中居第二名的，是西晋时的画家卫协，师法曹不兴，擅画神佛及人物，据传笔法细如蛛丝，尤工人物点睛。古人曾评道：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迨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颇得壮气。他一生作画甚多，但亦已全部失传。排在第三的是东晋画家戴逵，第一次有了卒年的记载，殁于公元396年。他是安徽宿县地方人，擅画人物山水走兽，被誉为“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名重一时，可是，作品也全部失传了。再接下来，是东晋时的画家顾恺之，比戴逵略晚，时称“才绝、画绝、痴绝”。他在建康瓦棺寺绘《维摩诘像》壁画，光彩耀目，据说三天便为该寺募捐款几十万。存世的《女史箴图》，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被劫去英国，现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可惜的是，这张图只是后人的摹本，原画早已失传。他的另一幅《洛神赋》，其实是宋朝人画的，不过伪托了他的名而已。再往后，是南朝画家宗炳（375～443）、陆探微、张僧繇，都是名噪一时的大画家。像那古传“画龙点睛，破壁飞去”的故事，便说的是张僧繇，然而，这几位画家，传世的真迹也已经一件也没有了。因此，比他们都晚的隋朝画家展子虔，才领受了“传世第一”的荣誉。由此，亦可见保存之艰难。千千万万珍贵的古画，被无情的历史、沧桑的岁月，一点点地吞噬了，因而才使得传下来的东西那般稀少而珍贵。
这件《平复帖》，这件《游春图》，又能传多久呢？
想起来让人心颤。
两幅东西都传了一千多年了，被无数的人珍玩过，占有过，几千几万只手拿过它。它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历史本身。万一有了什么不测，前人心血尽失，后人又将如何评论！
它们真真都是有灵性的呢！否则，为什么单单它们能传下来？
不难想见，便是那权倾天下的帝王将相，在观赏它们的时候，也会肃然起敬，屏住呼吸，在遐思中作冥冥之想，仿佛面对着神圣的祖先一般。再有，那天他去看《伯远帖》，不是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吗？那种神圣，那种庄严，那种忘我的劲头，便是在大雄宝殿里，也难以得到。
那么，谁又能保证它们以后的命运呢？
他感到周身长久的震颤。
慧素的话听上去很平淡，细一想，却包含了更深刻的东西。
“我……只是担心你……和孩子……”
“我？”慧素粲然一笑道：“我有两只手，可以自食其力。如今是新中国了，解放七年，天下安宁，四宇和平，你却担心有一天我会吃不上饭、靠卖画过日子？伯驹，别忘了你自己也曾说过：有些时候，财产其实是一种负担。所以，许多有钱人家的孩子才那么笨，念不好书；贫穷人们的孩子，反倒聪明伶俐，干成了大事。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