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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上杭后，闽西苏区在扩大的基础上连成了一片，群众也真正发动了起来，到处是土地改革的热潮，一派分田分地的繁忙景象。一股冲动，引起了诗人的诗兴，作词一首：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红军打下上杭后，朱德将红四军军部移至官庄。部队的纪律作风一天天松弛，朱德主持召开的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重点讨论军事法规问题。会议进行到第二天，林彪找到朱德军长，提出了一个建议：“一年多来，队伍中不少人都在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我对我们的一些做法也有些看法。
是不是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你是前委代书记，能否提请在前委会上讨论一下。这仅仅是我个人的建议，请军长考虑。“
朱德望着面前快速成长起来的林彪，有一种陌生感。他告诫林彪：“革命不管多么曲折，总是会胜利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以后再讨论。”
林彪被朱德两句话打发了，怀着遗憾离开军部。
朱德望着林彪渐渐离去的背影，陷入了痛苦中的思考。他内心中说：“部队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滋长和蔓延，它不仅侵害了部队的肌体，也影响到了高一级的领导。润芝离开四军，陈毅去上海，我朱德成了孤家寡人，孤掌难鸣，独木不成林。
看来，四军不能没有润芝的坚强领导。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开了两天了，争论来争论去，毫无结果。明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翌日，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继续开会。
三纵九支队党代表罗荣桓站起来提议：“会议开了三天，争论了许多问题，至今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决议。在当前部队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说明我们缺乏党的坚强的领导。我提议请毛委员重新回到四军的领导岗位上来。”
林彪第一个站起来支持：“我同意请毛委员回来。当时，毛委员提出离开前委，我就表示过反对。”
二纵司令员刘安恭则是同林彪针锋相对。他霍然起身，大声嚷道：“我不同意。毛泽东离开四军，中央‘二月来信’就指示过。他那一套‘家长式’的领导方式，不适合红军的发展。”
不善言辞的伍中豪憋不住了，说：“我们红军离上级党远，不能及时的请示汇报，根据战争环境的需要，决定机构的组成和职能，完全是正常的。但都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下。毛委员在三湾改编时，就明确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的原则。现在有些人只讲民主，而不讲集中。谁都想说，结果，谁说了也不算。这种自由局面应该结束了。我同意罗荣桓同志的意见，恳请毛委员回到四军的领导岗位上来。”
掌声四起。伍中豪的讲话博得了大多数人的掌声，说明了大家对毛泽东的拥戴。掌声中的刘安恭，脸涨得通红，显露出愤怒。
会后根据罗荣桓的提议，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敦请信”。
信很快转到了病中的毛泽东的手里。毛泽东支撑着病体坐在桌前。他已经坐了好久，面前放着朱德写来的“敦请信”，早已看了几遍。显然，他的内心很矛盾，斗争也很激烈，一时拿不定主意。
这时，贺子珍和几名女赤卫队员高兴地一边走，一边唱闽西民歌：不怕强盗不怕偷，不怕白鬼来烧楼！旧楼烧掉不要紧，革命成功盖新楼。
打起红旗呼呼响，工农红军有力量。
共产万年打天下，反动终归不久长。
贺子珍来到自己的住处，同她们热情地分手。贺子珍脸上荡漾着喜悦跨进屋，一进来就情不自禁地、高兴地说：“润芝，群众参加斗争的积极性，可高了。”她见毛泽东雕塑般地坐在那里，脸上的喜悦随之掠去。她轻轻走到他身边，关切地问：“哪里不舒服？”
“哦。”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没有注意她进来：“你回来了？”
贺子珍含情脉脉地看着他问：“你怎么了？”
毛泽东缓缓立起身，仍思索地说：“前委来信，要我回去工作。”
“好啊。”贺子珍一阵兴奋，随之一层淡淡的愁云显露在她那娇嫩的脸上，心有余悸地说：“可你的身体还没有好。”
毛泽东一直愁眉不展地说：“身体倒是其次。问题的结症在于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打倒，我怎么好回去工作？”
贺子珍提醒他：“你可以给前委写信，讲明情况。但言辞不可过激。”
“信是要写的，原则问题不能放弃。这不是我个人闹意见，是关系到建军原则的大问题。”
不久，在上杭官庄的朱德，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他看过信后，面色变得十分严肃，原则性很强的毛泽东，不肯原谅他们。
旧历的九月，金黄遍地。
久病的毛泽东在贺子珍地掺扶下，慢慢走在田埂上。望着金黄的稻谷和密林旁边盛开的秋菊，不由勾起他许多往事。
但眼前的金秋美景，又使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久病未愈的人。
毛泽东随着他那颤微的步子，吟出一首《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随着毛泽东的吟诵，他和贺子珍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田野里的尽头。
毛泽东的病情又加重了，他躺在病床上。由于山区缺医少药，到上海买药的人还未回来，时好时坏的病情在折磨着他，高烧不止。贺子珍一直守护在他身边。警卫员又端来一盆凉水。贺子珍取下毛泽东头上的毛巾，在水中洗洗又重新给他附上。
朱德在上杭官庄的红四军军部里，接到了《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朱德仔细地研究信中的内容。
送信的是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他的目光一直在跟随着看信的朱德，时刻注视他的表情变化。朱德看完信将其放下，静静思索一会儿后又站起来，离开凳子在室内一步、一步地来回走动。
谢汉秋见朱德拿不定主意，也立起身来，作进一步地解释：“张发奎想联合李宗仁进攻广东的陈济棠，进而占领广东。
福建省委认为，在军阀混战时期，正是发展革命的大好时机。
中央对红四军前委也是这样的指示，要你们全部开进到东江，帮助和发展那里的革命斗争。“
朱德一边想、一边听。他没有表示什么，还是走动不止。
谢汉秋此行的目的一是送信，二是促使红四军开赴东江。
他见朱德迟疑着犹豫不定，强调说：“两广军阀的混战，使敌人在东江地区的设防空虚，加上海陆丰、大埔、丰顺的群众都已发动起来。四军南进东江不仅可以支援东江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且可以促使四军本身的发展，以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朱德停止走动，看看面前的年轻人谢汉秋，平静地说：“陈毅同志去上海未归，毛政委久病未愈，一时难以成行啊。”
谢汉秋听朱德之言，就知道他内心顾虑重重，难下决断，有意提醒地说：“朱军长，这可是中央和福建省委的指示信……”
“我就是考虑到了这一层。下级服从上级的命令，是军人之本能。”朱德看着他，平静地说：“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病中的毛泽东得知红四军主力要离开闽西苏区，到东江开展工作，便不顾贺子珍的反对，坚持要起来：“四军不能去东江。我要见朱军长……”他突然一阵头晕，又倒在床上。少许，他又挣扎着坐起来。
贺子珍极力劝阻他：“你都成了这个样子，怎么能去得了？”
毛泽东口气坚决地说：“我必须去。不能走，用担架抬……”
毛泽东说一不二，被担架抬着上了路。左右跟随着贺子珍和警卫员，一路不停地小跑。后面是护送的警卫排战士，他们不停地交换抬担架的人。人人脸上滚动着汗珠。
毛泽东他们以急行军的速度到了上杭官庄的红四军军部。朱云卿看见匆忙迎上前去，急忙搭把手抬着一起进了屋。
警卫战士将担架轻轻放到地上，贺子珍扶毛泽东坐起。
朱云卿看着毛泽东失去光彩的病容，急切地问：“政委，你……”
毛泽东头上渗着汗珠，贺子珍用毛巾替他擦去汗水。他有气无力地说：“你把朱军长找来。”
“来了。”朱德一阵风似地进来，屈身握住毛泽东伸出的手：“听放哨的战士讲你来了，这才匆匆赶来。你大概是为了进军东江的事来的吧？”
“我正是为此事而来。”毛泽东看着操劳过度的朱德，心中涌出一股无名的情感。他抽出一只被朱德握着的手，无力地轻拍朱德的手面。
贺子珍和其他在场的人，知道他俩有事情谈，都默默地退出屋子。贺子珍看到军部机关人员正在搬运东西，呈现出一派出发前的景象。她心里明白，进军东江的军事行动已是无可挽回。
朱德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表示：“你说的有道理。福建省委来信说四军到东江去，是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我也是考虑再三，中央的指示不可不从啊。”
毛泽东继续坚持地说：“利用敌人之间的内部矛盾，各个击破，是我们的一贯方针。问题是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有偏差，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局面。”
朱德也是有难言的苦衷，说：“前委也讨论过了，认为还是执行为好。”
毛泽东见说不动朱德，脸上呈现出失望的面容。
毛泽东没有达到目的，心情复杂地躺在担架上，被战士抬着，缓缓地往回走。他们个个垂头丧气，没有来时那种急匆匆、风风火火的局面。
32。东江失败
在闽粤边界的大山深处，红四军主力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南开进。山路两边都是高山险壑。
10月19日和20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一、二、三纵队，分别从上杭、武平南下东江。刘安恭的二纵在石下坝击溃敌人两个营，战斗中刘安恭牺牲；林彪的一纵在松口歼敌一个营。
军部移至松口，恰在这时，陈毅从上海归来。
陈毅向朱德汇报了上海的情况。他告诉朱德：“在上海首先见到了军事部长周恩来同志。在此之前，他们看到了毛泽东在4月5日的信，已经认识到了中央‘二月来信’的错误之处。为此，周恩来曾作过自我批评。中央听取了我的汇报后，委托我和周恩来、李立三组成小组，共同研究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央肯定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和正确做法……”朱德当即表示：“过去的东西我收回。”
陈毅继续说：“周恩来一再嘱托，要请毛泽东复职，仍为四军前委书记。并指示我们重新召开党代会，统一思想，分清是非，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作出决议。”
朱德不加思索地说：“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我们把他请回来。”
陈毅：“中央认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领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党的领导，作为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陈毅同朱德当即决定召开前委扩大会，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会上陈毅充满激情地说：“中央肯定了我们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认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也是中国经济的产物。明确提出了红军的基本任务，同时要求我们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在四军七大会议上，我陈毅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肯定正确的肯定的不够，批评错误的批评的不够。毛泽东提出打倒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我认为应该打倒，因为那个‘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陈毅和大家一起来打倒。中央指出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集中制的原则。不能把党的领导看成是‘家长制’，什么事情都要经过下级讨论，才能决定，那是极端民主化的表现。中央指示我们四军要维护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领导，毛泽东同志仍为四军的前委书记！”
陈毅讲到动情处，朱德带头鼓掌。
会后，陈毅亲自伏案给毛泽东写信。信是诚恳的。他告诉毛泽东他从上海回到蕉岭的松口，遇到了朱德同志，连夜在前委扩大会上传达了中央的信。他在会上作了检查。
几天以后，毛泽东在蛟洋合溪的住处，收到了陈毅派人送来的信。毛泽东立于大樟树下，展视陈毅的来信。陈毅在信中说《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严肃地批评了四军“七大”会议的缺点和危害，并决定您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现派人送去信的原文，请查收。如您病情好转，我和朱军长及四军的同志盼望您能早一些时候回到四军的领导岗位上来。字里行间处处显露出他们诚挚的心。
毛泽东看完陈毅的信，坐在一边的凳子上，仔细看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看着看着，他那凝聚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脸上也慢慢放射出了光彩。
贺子珍从外进来，见毛泽东坐在那里看东西，没有惊动他，轻手轻脚地进到屋里。毛泽东眼不离信，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铅笔，在重点部位打上标记。贺子珍端着一碗茶水来到他的面前，见他出现了两个月来从未有过的兴奋，自己多日的压抑和愁绪也渐渐雪消冰溶。
“润芝。”一声轻柔的叫声，唤醒了凝神看信的毛泽东。
“哦。”毛泽东扬起头，极力掩饰住内心的冲动，告诉她说：“陈毅从上海带来了中央的信。”贺子珍把茶水递到他手上。
毛泽东饮了几口，说：“中央指示我仍为四军前委书记，他们希望我早一些回去主持工作。”
贺子珍有些担心地说：“你的身体吃得消吗？”
毛泽东小孩似地伸出两臂，作扩胸动作，说：“你看，恢复地差不多了吧？再有几天，我看完全可以啰。”
“多亏了闽西特委的那两个同志。”
贺子珍的话引起了他的伤心，停止了扩胸动作。
毛泽东把手中的信放到一边的凳子上，心情沉重地慢慢起身，痛心地说：“为了我，到上海买药的同志，在回来的途中还牺牲了一位。”
就在这时，蔡协民和曾志夫妻俩人进来。毛泽东和贺子珍热情地招呼他们在树下落座。
“政委，您的气色好多了。”蔡协民望着毛泽东。
“我自己也觉好多了。”毛泽东话锋一转，关切地问：“根据福建省委的要求，调你们二位一同到福建省委工作，有意见吗？”
“没有。”蔡协民知情达理地说：“为党工作，在军队或是在地方，都一样。”
毛泽东转向曾志，征求意见地问：“曾志，你呢？”
曾志笑笑，大方而毫不掩饰地说：“服从需要。不过，和同志相处时间长了，真的要走，还有点舍不得。尤其是要离开您，心里总感到空荡荡的。”
“还是曾志襟怀坦白。”毛泽东又说：“从红区到白区，换了工作环境有很多地方不习惯。最主要的是在白区工作，有一定的危险性。”
蔡协民坚决地说：“请政委放心，不论到哪里，都不会忘记我们是从红四军出来的人。”毛泽东为之一振：“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啰。到时我和子珍为你们夫妇二人送行。”
第二天，毛泽东、贺子珍、黄琳、张鼎丞等给蔡协民、曾志送行，临分别时大家都有恋恋不舍之意。
东江某地的树林中，有一条潺潺的小溪，清澈而碧绿。
陈毅约林彪来到林中，俩人并肩走在树林边的小溪旁。
陈毅情真意切地说：“这次到上海，才进一步看清了我们身上和四军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中央领导希望你能在毛政委和朱军长俩人的团结上做出表率来，维护他们的声望，促进四军的工作。”
此时，林彪也很坦诚地说：“在四军的争论上，我和刘安恭各持己见，尤其是对朱军长的指责，有失实的地方，这我承认。”
两人谈了好长时间，临分手时，陈毅告诉他：“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明天就要再打梅县了，你也该回去准备一下。”
10月31日，拂晓，朱德带领红军再次攻打梅县县城。一个星期前，也就是25日，乘梅县空虚一度占领。26日，敌人从松口和三河坝抽调三个团的兵力，向梅县反扑。朱德和陈毅审时度势，及时撤出梅县，转移到梅县外围的南坑、马图山待机歼敌。这次的进攻，红四军主力全部投入战斗。一时间枪声、炮声、硝烟弥漫在梅县上空。由于敌情没有弄清楚，城内不是一个团，而是两个团。冲进城的红军战士，又被城内的敌人反冲出来，一个个后撤到安全地带。
前线指挥所设在梅县县城外的一片树林中。夕阳西下，前线指挥所中的机关人员忙忙碌碌，显得十分紧张。林彪和伍中豪急匆匆来到临时指挥所。
朱德、陈毅和朱云卿一见就知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