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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作霖认为我们赣州就拿不下来，怎么向临时中央交待？怎么落实临时中央的指示？他坚持一定要拿下赣州！
陈毅站起来则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两军对垒要知己知彼，仅仅了解自己，不了解敌人，瞎撞乱拚，是要吃苦头的。打仗，都要选择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上作战。赣州之战，一是军情不明；二是对我不利，若死打硬拚，伤亡更大。
顾作霖对陈毅的发言不满。他说，在敌人面前不敢进攻，像小脚女人。还说陈毅的观点是十分危险的观点。
陈毅也是寸步不让：“危险啥子？同敌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是你不了解，是我不了解，还是大家不了解？！”
顾作霖大为恼火，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你……”
任弼时见顾作霖败下阵来，他明确地告诉与会者：“我是赞成再打赣州的。要为夺取中心城市树立一个典范。”
毛泽东一直在抽着烟，听着争论，思考着。他突然打着手势表示，这个问题不要争了。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为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会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啃’啦。这包袱让蒋介石去背好了！
周恩来听着他们的发言，那两道密实的浓眉时而舒展，时而紧蹙。他看看一个劲抽烟不止的毛泽东，继而扫视一遍与会者，从他们神情各异的面孔上一一掠过。他清了清嗓子，提醒与会者：“赣州，易守难攻，经过33天的激战，已成定局。
对赣州，再作新的部署。下一步棋怎么走，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和行动方案。“
毛泽东看到周恩来传递过来的无声的信息，掐掉手中的烟蒂，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以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是不符合于实际的。鉴于敌强我弱，供应不足，还不是我们打攻坚战、消耗战的时候。他提出，“目前应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发展，到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
毛泽东的讲话，使任弼时、顾作霖、项英表现出极大的反感；而陈毅、周以栗却连连点头，很是赞成他的意见和观点；林彪已经从这几年的风雨中磨练出来了，他知道在什么时候能讲，什么时候不能讲。政治风云的变幻，使他渐渐地养成了较为圆滑的处事哲学。在这个充满着火药味的会议上，他不想得罪一直器重他的毛泽东，更不想得罪中央代表。他一直坐在那里思索着无任何表示；在残酷的战争事实面前，王稼祥似乎看出了什么，他欲言又止；彭德怀是这场战役的前线总指挥，军事上的失利，他心中有些内疚，一直闷闷不乐的坐着；朱德是军革委主席，他想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因此，他静静地听着，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周恩来认真地听，认真地记。
顾作霖对毛泽东的讲话表示极大的不满。他霍然站起，口气大而生硬地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同临时中央关于“争取中心城市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指示是相违背的，这是一种对抗上级的行为！他在发表意见时，还有意斜视一下毛泽东，那分明是一种挑战和蔑视。
毛泽东沉着、冷静地抽着烟。
顾作霖见状，又提高了声调。他的意见是赣州可以不打，但必须沿赣江北上，向吉安、樟树推进，进而夺取南昌、九江。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他告诉与会者要特别警惕右倾机会主义。同时，还要警惕恐敌症！
项英也不示弱。他认为在革命高潮到来之际，要充分相信我们自己，不能抱着一时一地的偶然胜利，当圣经念。为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他也赞成沿赣江向北发展，待机夺取中心城市。他这话是明显地告诉大家，对前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表示出极大的异议。任弼时又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他认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应该无条件地执行党的指示。党指示我们夺取中心城市，我们就应无条件服从！军情紧急，时不我待，这个问题就不要争论了。挥师北进，向吉安、樟树发展，形成对南昌的威慑。他转向王稼祥，突然问：“你的意见呢？”
王稼祥见点了自己的将，用手指推推鼻梁上的眼镜。他说他同意沿江向北发展。
中央派来的代表，四个人都发表了意见，其他人也不好讲什么。陈毅气得调了个方向，会议出现了冷场。毛泽东再一次受到孤立，陷于少数。
这时的周恩来对会议出现的分歧，甚至说是严重分歧，也感到很棘手。他是会议主持人，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对会议中出现的问题和意见有裁决权。照理他应该支持毛泽东，因为他也在某种程度同意毛泽东的分析和对时局的认识。可是，他看到先来的中央代表一个个都坚持另一种意见，使他陷入了十分为难的境地。他这个会议主持者又不能不表明态度，只好同身边的朱德小声商量了一阵，而后作了结论性的发言。他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工农红军应当发展革命战争。江西红军应首先贯彻临时中央的指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贯通赣江两岸的苏区。周恩来虽然很尊重毛泽东，但鉴于目前的态势，他也只能如此。他说完这番话，有意看了一眼毛泽东，见他的脸色平静如水，也就没再说什么。
会议经过充分地酝酿和讨论，基本上形成了一致的意见。
朱德根据与会者的意见和时局动向，经过归纳，他以军革委主席的名义提出了具体行动方案。鉴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红军重新编为三个军团。即一、三、五军团，分三路进发。红一军团为中路，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委，陈奇涵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从赣江东岸向北发展；红三军团为西路军，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邓萍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从赣江西岸向北发展；红五军团，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肖劲光为政委，赵博生为参谋长，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朱德随红五军团行动，在赣南苏区协调西路军和中路军。同时他还建议，毛泽东同志随中路军行动。可是，朱德的这个建议又引起了一个不小的争议。周恩来站出来，说他也同意毛泽东随军行动。他讲完这番话后，见任弼时、顾作霖还有话说，就匆忙宣布，会议就开到此。各路军的行动方针，以总政治部下达的训令为准。
会议就这样散了。
朱德回到自己的临时住处，一家农院，季振同早已在此等候。他见朱德进来，迎上前：“朱总司令，我有事想向您汇报。”
朱德见他吞吞吐吐的样子一定有大事，热情地说道：“来，屋里坐。”
他俩人进到屋里，朱德问他：“有啥子事，你尽管讲。”
季振同犹豫一下后，鼓起勇气说：“总司令，我出身不好，吃不了苦。同时又缺乏指挥能力。这五军团总指挥，我胜任不了，我想到苏联去学习一段时间。请组织放心，我已是在党的人了，一不去投蒋介石，二不靠冯玉祥。”
朱德一直仔细听着，细细品味他的话。
季振同见总司令没有表示什么，就加重了语气，渴求地说：“我请求组织上能批准我的意愿。”
朱德思忖后说：“这是一件大事，你已是军团总指挥了，我个人定不下来，还要请示一下苏区中央局的领导。请你稍等。”
季振同看着朱德走出，既安心又不放心，他思绪复杂矛盾地在屋内走动。过了一会，他怕有意外，转身出屋，同进来的朱德险些相撞。
朱德告诉他：“你的请求，我同苏区中央局的几个同志研究了一下，同意你个人的请求。同时，任命董振堂同志为五军团总指挥，赵博生由参谋长改为副总指挥，周子昆任参谋长。”
季振同的请求被批准，显得十分感动，连声说：“谢谢！谢谢领导！”
他说着大步离去。
朱德望着季振同离去的背影，也未往深处想。因部队马上就要行动，他还有很多军情需要处理，就忙别的去了。
毛泽东到了红一军团，有一股说不出的情感。红一军团是他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又从井冈山到古田会议，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红军队伍。红一军团中的中高级领导都是他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他到了这里，才真正感到自己到了家。
他指挥着这个家庭成员，千里驰骋，南征北战，东拼西杀，使这支革命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多，愈滚愈强大3月18日，红军发出了今后行动方向的训令。
这时，从洛阳回到南京的蒋介石，一直处在四面楚歌的氛围中。因上海的“一二八”事件，同日本谈判破裂，国内民众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一日，蒋介石在自己官邸里穿着浅兰暗花长衫，不停地在室内缓缓走动。突然停住，问一旁站立的何应钦：“怎么不讲了，接着往下说。”
何应钦继续说：“‘赤匪’撤出赣州后，兵分三路。彭德怀率‘匪’三军团由良口渡过赣江；林彪率‘匪’一军团在赣江东岸，向北窜犯；朱德留在‘匪’五军团坐阵指挥……”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又问：“那位润芝先生，在何处指挥啊？”
何应钦小心谨慎地回答：“据探知，毛泽东受到了批判，好像……”
“不要好像，我要知道那位润芝先生现在干什么？在哪里指挥？”蒋介石紧追不放。
何应钦自知失职，有些难为情地说：“委座，目前尚不清楚。”
蒋介石脸上现出一丝奸笑：“他们兵力分散，由赣江流域向北窜犯，这正是歼灭‘赤匪’的有利之机。命令朱绍良兵团、陈诚兵团、余汉谋军团、公秉藩二十八师，寻机歼灭向北窜犯的‘共匪’！”
蒋介石所关切的毛泽东，此时正随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从贡水北岸，沿赣江东向北出发了。三月的天气，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满山遍野都是青草、油菜花儿黄。
毛泽东同林彪、聂荣臻在行军途中，边走边谈时局的发展，谈论更多的是红军目前的处境和今后发展的方向，观点基本趋相一致。他还找过参谋长陈奇函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没想到他的意见和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对在心中酝酿已久的方案付诸行动，有了充分的把握。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行军，红一军团，来到了兴国、泰和与永丰三县交界处的一个村庄，毛泽东找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陈奇函，讲出了自己埋藏心头已久的意见。他指着一张地图，详细地分析了当前敌对双方的形势。当前的局势是：从赣州到吉安，有蒋介石七个师，近十多万兵力；赣州南的信丰、大余和广东的南雄，有粤军三个师又一个旅，近七万多兵力；在广东东北与福建接合处有粤军三个师；福建从龙岩经金山到漳州仅有张贞的四十九师，力量最薄弱。根据这么一个态势，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大本营就在南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粤军主力造成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力，向东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很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他把目光投向这几个凝思的爱将，问道：“你们看，是不是这么一种局势？”他讲完，离开地图点着烟只顾抽起来，目的是想给他们一个考虑的机会。
聂荣臻首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当革命的力量处于劣势之时，面对强大的敌人，应该向敌人薄弱的地区发展，以求壮大自己。按着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向闽西发展最为有利”
罗荣桓指着地图说：“应该改变推进方向，向东发展，进军闽西。”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十分赞同。在当前，尤其是受到排挤、批评之际，难得遇上知音。
“我们应抓住这个机会，向东发展，也就是说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闽西发展，夺龙岩，下漳州。这样一来我们的根据地就东西连成了一片，还可以筹到更多的粮饷，以备军需。”毛泽东讲到此，用右手在空中划了个大圈。他对这样一个前途，充满信心。
林彪不仅在情绪上受到了毛泽东的感染，而且他也感到照这样再继续向北推进，势必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难得出现一次笑脸的林彪，这一次他那呆板的面孔却露出了笑意。最近几次的会议上，有些人向毛泽东发难，他是有看法的。只是出于一种明哲保身的目的，才有意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摸透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带有总结的口气说：“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就是采取‘避实就虚’的打法，‘诱敌深入’，吃掉他的一部，造成敌人的恐慌，追上去再咬他一口。”
陈奇函也同意红一军团改道向东发展的意见。
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军团几位领导都同意了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毛泽东说：“我建议红一军团改道向东，到闽西发展。”
林彪、聂荣臻听后，都同意向苏区中央局发报请示。
在新田某地的五军团司令部里，季振同就要离开五军团去瑞金了。临走时，他将自己多年使用的手枪、望远镜，双手托着放在董振堂面前的桌子上。“振堂兄，我们相处多年，彼此是互相了解的。我这次离开弟兄们，是想到苏联学习，别无他意。我将我喜爱的东西留下，请老兄转交组织，还有那匹青鬃马，我也牵来了。”青鬃马温顺地立在院里。它知道主人将要离开他了，好像也有一种失落感，头伸得低低的，几乎都接触到了地面，立在那里一动不动。
季振同又表示：“我也讲了，走时只带两个警卫员。我到瑞金，等待组织安排出国。”
董振堂深情地握住他的手。两位相处多年又一同走向光明，关键时刻他要走了，董振堂心中很难过。俩人默默地握着手。
季振同的要求，虽然被批准了，可他行动的本身难以让人理解。王稼祥在向周恩来反映季振同的情况。
“季振同早年跟随冯玉祥，是手枪旅的旅长，这个人比较高傲。宁都起义是经过做工作勉强参加的。起义后入了党。在部队整编中他能积极配合。他这次思想的突然变化，与他一贯的思想分不开。”
周恩来：“这么说，他的思想变化与他的历史原因有关。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我们改造旧军队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是呀，一个从旧军队过来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甚至几个月，一下子转变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同志，也是不客观的。他提出到苏联学习，是发自内心的话？“
王稼祥：“最近在五军团传说很多。”
周恩来警觉起来问：“什么传说？”
王稼祥：“有的说他‘革命’是假，借道红区，经广东找冯玉祥是‘真’；还有的说他是投机分子，等等。”
周恩来回味着他的话，少许，又问：“还有什么？”
王稼祥：“在教育整编中，五军团就有逃离部队的，甚至有营级干部，一个连集体反水，虽被追回来。同时还发生了殴打军政委左权同志的事件。他和现在的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很要好，是结拜把子……”
周恩来一怔：“这样吧，你再找季振同同志谈一谈，让他到瑞金去，等机会出国。”
王稼祥离去后，周恩来陷入了不平静的思索。他在室内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最后坐在桌前。刘参谋手拿电报稿走进农家院，房中亮着灯，他上前轻轻敲门。“进来。”室内传出周恩来的声音。刘参谋推门而入。
“报告首长，一军团发来的电报。”刘参谋说着将电报放在周恩来面前。
周恩来仔细阅读了电报的内容后，后背靠在椅背上，拿电报的右手也搭在椅子的扶手上。他静静地想了想，而后对刘参谋说：“你去把朱总司令叫来，说是有事商量。”
“是。”刘参谋转身就走。
“等一等。”周恩来站起身，对走到门口的刘参谋说：“还是我亲自去吧。”周恩来尚来作风严谨，办事认真，每事亲躬。
这是一封事关全局的重要电报。他要亲自去，起码是对总司令的尊重。
朱德在灯光下正在全神贯注地缝补衣服。周恩来进到屋里他都未发觉。
“总司令做针线活，还是一把好手哩。”
“哦，恩来。”朱德放下手中的衣服：“这么晚你还没休息？”
“彼此彼此嘛。”周恩来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