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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也认为这样打好：“我军向东北地区行动，即能调动敌人，使其两头首尾难顾。到那时，打下乐安、宜黄，又能西进渡赣江，或乘抚州空虚拿下抚州。”
周恩来转向王稼祥：“稼祥同志，你意如何？”
王稼祥：“我同意‘敌变我变’的方针，向乐安、宜黄进军。”
周恩来：“总长有什么意见？”
叶剑英：“我同意。”
周恩来：“那就请总长拟出向乐安、宜黄行动的军事训令。”
这时，有人过来，交给周恩来一封信。
周恩来一看就知道是任弼时写来的，忙打开看视……看后。他兴奋地大声告诉大家：“后方苏区中央局同意恢复毛泽东同志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
于是，中央军委发出了《通令》：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泽东同志已到军中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一致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省的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
中共军委主席 朱德
副主席王稼祥
彭德怀
八月八日
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军队的领导岗位上，给方面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十天以后，一军团和三军团强攻乐安，全歼二十七师一个旅，俘虏3000多人；四天以后，又在宜黄北歼灭二十七师一部，余部在师长高树勋的带领下，于20日夜，乘机在夜色的掩护下惶惶张张北逃。红三、红四军紧追不舍，在抚州南的龙骨渡又歼灭一部。这一战，又歼敌三个团，俘虏2000多人。
国民党的二十七师组建还不到半年时间，7天时间，乐安、宜黄二仗损失二个半旅。
乐安、宜黄战斗结束后，在龙源的方面军总部里，叶剑英指着一张军用地图对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据侦察，南城有守敌三个师十七个团的兵力。陈诚的第二路军、三个师已快速增援到达宜黄以北地区。如果我们按计划攻打南城，势必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毛泽东：“恩来，我们放弃南城之敌，置陈诚第二路军于不顾，红军主力向南，在南城、南丰、宜黄间发动群众，休整部队。”
王稼祥也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说：“我们应退让一步，再寻机歼敌。”
周恩来显然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总司令，你下命令吧。
一方面行动，一方面电告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
前方领导向后方领导发出的请示电，被后方领导给否决了。正随军转移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和叶剑英，突然接到总部骑兵通信员马全送来的急电。周恩来接过急电，看后不由浓眉聚在了一起。毛泽东见状关切地问：“出了什么情况？”
周恩来把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轻声念道：“……不攻打南城，是错误的决定。红军主力必须绕至宜黄北一带，寻机攻战陈诚部……”众人得知电报的内容愕然了。
9。宁都会议
宁都北洛口。早晨，晨雾缭绕。
毛泽东独自徘徊在树林外的竹林边，脚下便是流动的溪水。
毛泽东一直想着一个问题。前后方首脑在军事行动上，发生了三次交锋。为什么前后方领导总发生矛盾呢？他们不懂军事为什么还要瞎指挥？他们哪里晓得，蒋介石已经准备第四次对江西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了。在敌人尚未到来之前，应抓紧时间休整部队，做群众的工作，巩固根据地。
他们哪里晓得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百万组织起来的群众。
周恩来吹灭了室内的油灯，他双眼发红，看来是一夜没有休息。周恩来走出房间，来到小院中活动着四肢，渐渐速度慢了下来。
周恩来正在想着后方发来电报的内容。
“9月26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是极危险的部署，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上述行动。”他心中也在问：“前后方领导在军事行动问题上，为什么总发生顶牛？是我们错了？”他正想着，王稼祥来了。
“周书记。”王稼祥进来。
“稼祥同志，你早啊。”周恩来心中在激烈地斗争着，可他表面仍笑容满面。
王稼祥看着周恩来：“周书记，一夜没休息吧？”
周恩来正要说什么，他见王稼祥也是精力疲倦的样子：“你也一夜没休息嘛。”
“彼此彼此呀。”王稼祥扶了抹鼻梁上的眼镜框，流露出不满，说：“9月25日红一方面军下达的《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是在前方电告后方建议召开中央局会议解决目前行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情况下，是他们又借口项英、邓发二同志去闽西，我们随军行动，在中央局开不起会议，我们才发了训令。可他们又反对。我们在前方，最有发言权嘛。”
朱德这时也走了过来，刚好听到二人的谈话，插上一句：“他们那是瞎指挥啰。”
毛泽东还在竹林边徘徊着、深思着。
毛泽东也认为瞎指挥一害革命；二害群众；三害自己。
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领导为意见不统一，而大伤脑筋时，在后方的领导也为前方不听招呼，而大为恼火，尤其是对毛泽东。
顾作霖非常气愤地说：“叫他们攻打南城，他们借口南城守敌兵强，叫他们围城打援，他们又说‘攻城打增援’、‘无把握’，这不是‘右倾’是什么？”
项英后悔不已地说：“看来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是我们犯了个大错误。”
顾作霖气盛得很：“我们不能再犹豫了，一定要把毛泽东从总政委这个位置上再撤下来！”
邓发一直没发言，随口冒出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这种局面要设法扭转一下。”
顾作霖：“‘随军行动’是他说了算。现在他是总政委，更是他说了算。长此下去，我们后方怎么指挥前方？我们的权威何在？中国革命的出路何在？”
项英人比较老练，不像他们年轻气盛过火动情，提醒任弼时说：“前方不是又发来电报建议召开全体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吗？”
顾作霖马上表示：“就依他们，开中央局会议。”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方领导到了前方的宁都小源村，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会议，宁都会议。
小源村是一个山村，山村不大，依山势走向，错落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农舍。农舍多是土墙、茅草房顶。小小的山村，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人来人往，进进出出，显得很不一般。村头树荫下，有许多马匹在安静地立着；村头小溪边，有几个警卫战士在放马。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遭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批评。
任弼时主持了会议，与会的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项英、顾作霖、林彪、陈毅。周恩来因处理前方战事，迟到了一步。
顾作霖陈词激昂，像个主宰世界的救世主。他认为在毛泽东身上，多次发生同临时中央的指示相对抗，从打赣州开始，直到打南城，长达七个月时间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总强调在反“围剿”中取得的一孔之见当圣经念。他反对沿赣江两岸地区向北发展，主张向东发展是一种右倾主义、逃跑主义。
毛泽东听着批评，甚至是上纲上线的刺耳话，也不动火，只是平静地抽着烟。
项英也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说到底是等待主义，保守主义。至今对赣南会议的批评，连一丝一毫的悔改表现都没有，反而同临时中央的指示越走越远。当前，我们应当警觉起来，右倾是主要危险。
任弼时也提醒毛泽东，这个时候是应该很好地认识这个问题，尤其是要放弃“狭隘经验论”，不然是要危害革命的。
毛泽东不能再沉默了，他据理反驳：“在反‘围剿’当中，我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成功经验。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打赣州我反对过，讲过不打的原因。打赣州后，我主张向赣东闽西发展，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开展工作，打下了漳州。
这也是被事实证明了的。不打南城，是敌情变了，我们也该相应的改变，如果纸上谈兵，非吃败仗不可！照弼时、项英、作霖三同志所说，我认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的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的话则是一针见血。
顾作霖听后气色大变：“依据当时情况打赣州绝对需要，本来可以攻克，为何没有攻克，是对攻取中心城市认识不足，对敌坚守中心城市估计不足，加上我们的暴破技术的缺点，才未能克城而撤围。”
项英同他们一唱一和：“打下漳州虽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但延缓了北上任务的实现，得不偿失嘛。”
陈毅怒目而视他们。
林彪沉默缄口。
朱德气得坐转了身。
王稼祥扶扶鼻梁上的眼镜框，不紧不慢地发了言：“我来说几句。众所周知，我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到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的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讲到此，他停顿了一下。
任弼时、顾作霖和项英听到他的讲话，一下子都震惊了。
开始，他们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王稼祥看了他们一眼，已察觉到他们突变的神色，根本没有理会，继续讲道：“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能有今天，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陈毅突然插上一句：“讲得好！事实就是这样嘛！”
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同时怒目相视着。
王稼祥又讲：“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是同乡。我在这里所言，不带感情色彩，完全是出自一个普通党员的内心肺腑之话。”
朱德也站了起来，说：“我同毛泽东相处时间长，一起打仗，一起行军，深知他的思想和领导艺术。如果说打胜仗有错，我是总司令，也应该有错。如果说打赣州失败有功，我又成了功臣，啥子功臣？从井冈山发展到今天，不容易啰。前方研究的事情，变更计划，不能算在毛泽东头上，那是集体决定的事。”
会议出现了僵局，只好暂时休会。
太阳将要落下去。在小源村东北的一条山路上，周恩来和他的警卫员向西南急急赶路。由于马跑得很快，他那长须在胸前不住地飘摆。
由于会议开的既激烈又压抑，晚饭后，与会者神情各异，三三两两地出了村，向着各自选择的方向散步去了。
王稼祥在竹林旁的小溪边独行。
任弼时、顾作霖他俩人谈论着走到溪边，见王稼祥已在，俩人就转向另一个方向。
朱德、陈毅这两位经南昌起义后，转战广东最后到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的老战友，今天又走到了一起。俩人谁也没说话，各自想着心事向北走出了小村。
远处有两骑人马朝他们这里奔来，俩人停步观察了一阵。
朱德望着说：“像是恩来同志回来了。”
来人正是周恩来和他的警卫员，一直到了朱德和陈毅身边才下马。
“恩来，怎么才赶回来？”朱德上前握住他的手。
周恩来歉意地说：“在路上耽误了些时间。”他松开朱德的手，又握住陈毅的手问：“会议已经开始了吧？”
朱德心情不快地说：“开了一天，本来是研究准备第四次反‘围剿’的事宜。结果，开成了批判润芝的会。”
周恩来一怔：“情况如何？”
陈毅：“糟得很。”
朱德：“分歧还是发生在前线领导与后方领导之间。他们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不仅有表决权，还有否决权。其他与会的同志见此情况，又如何表态，现在休会，单等你来了。”
周恩来思而未答。他知道遇到了麻烦，而且是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麻烦。
朱德告诉他：“你先去吧，我们两个住在一起，润芝住在曾老爹家。”
周恩来坚持道：“一起走嘛。”
朱德执意地说：“还是你先行一步。”
周恩来不在坚持，上马而去。
朱德、陈毅并肩向回走。
晚上，周恩来听取了任弼时、项英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
任弼时声调不高，却极有分量：“……我们都是临时中央派来的，应该毫不犹豫地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我觉得你走的有些远。前后方领导有些分歧，在执行中出现偏差，你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项英坚决地说：“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所以你应该负起战争领导总责。毛泽东同志，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周恩来一直细心地听着，没有表示什么。
任弼时说：“我同项英、作霖同志意见是一致的，就看你是如何考虑的。”
周恩来突然问：“稼祥同志是什么态度？”
项英带着不满回答他：“他？态度很不明朗。”
“哦。”周恩来又陷入了不平静的思考。
翌日，会议继续进行，到了会议即将结束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迫于上面的压力，不得不讲如下的话：“……赣州撤围以来，前方和后方在认识上出现了一些偏差。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同志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泽东同志积多年的作战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会议上，出现了些争论，有些同志让泽东同志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王稼祥插话：“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泽东莫属！”
周恩来继续说：“我提个建议，供会议讨论。一是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二是泽东同志如在前方则可吸收他不少意见，仍‘随军行动’助理，或者泽东同志负责主持作战责任，我也在前方监督负责行动总责任。”
会议出现了小声议论和交头接耳。最后，由于临时中央派来代表的坚持，多数中央局委员同意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必要时到前方。就这样，这位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抚育红军成长壮大的奠基人，胜利地打退了敌人对苏区三次“围剿”的毛泽东，刚复出不到两个多月，又一次地被剥夺了军权。
毛泽东心情比较沉重，到了此时，他还能说什么。他只好闷闷不乐地走出会场，沿着房中间的小道，走进了自己临时住居的黄泥小屋。
夜。周恩来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了毛泽东居住的黄泥小屋。毛泽东抽着烟立在一边，他听到身后有响声，慢慢转过身，望着站在屋里的周恩来。周恩来立在门里，望着抽烟不止的毛泽东。两位历史巨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立着。还是毛泽东丢掉烟蒂上前跨了两步，握住周恩来的手。两双手愈握愈紧。
毛泽东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向他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是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周恩来用力摇着毛泽东的手。
翌日清晨，天刚亮，毛泽东同牵马的警卫员吴吉清悄然离开了小源村。出村后，毛泽东和吴吉清才上了马，生怕影响了熟睡的村民。他提起马缰，两腿一夹，马听话地甩开四蹄愈走愈快。
不一会，毛泽东、吴吉清渐渐在视野中消失了。他是带着遗憾、惆怅和压抑离开小源村，在望不见的天际中消失的。
第三部 血沃红土（五）
10。长汀红楼
第二天的下午，在瑞金街头出现了毛泽东和吴吉清的身影。毛泽东望着这里的一切，面容上出现了难得的一笑，自言自语地说：“只有到了这里，才感到到了家。”
他俩来到十字街口，向北是去叶坪的路，向东是去长汀的路。吴吉清问他：“主席，去叶坪吧？”
毛泽东一指：“向东，去长汀。”这是他在马上早就想好了的事。
他们出了瑞金不远，天就黑了下来，在一位老乡家里住了一夜，第二日早早起程，不到中午就到了长汀的福音医院。
毛泽东、吴吉清风尘仆仆地牵马来到福音医院大门外。他示意吴吉清将马拴在一边，自己进了医院。
毛泽东走着，迎面走过来一位年轻的女护士，他客气地问：“请问，傅医生在吗？”
女护士回过身，热情地说：“我带你去。”
毛泽东：“你忙，我自己去。”
女护士从上至下仔细打量面前这位穿灰布军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