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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都好吧？”
李卓然：“都好。都很想您，您被排挤，不再担任军队职务，大家很有看法，想不通哟。”
毛泽东点燃烟：“不谈这些了，谈谈情况吧。”
李卓然：“博古和临时中央迁入到了瑞金，同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局。不久，张闻天、陈云同志也来了。”
毛泽东毫无表情地听着，弹掉烟灰，又问：“前方仗打得如何？”毛泽东虽是隐居长汀，仍十分关注着前方的战事。
李卓然：“‘金资战役’，我军占领金溪、资溪两城，歼敌一个旅又一个团，俘虏4000人，击溃三个多师。在黄狮渡，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同志牺牲了。”
毛泽东听后一惊，自言自语地说：“自第一次反‘围剿’以来，第一个牺牲的军职干部是黄公略同志；第二个是王良同志；这次是赵博生同志。他是宁都起义的组织者、指挥者。
季振同、黄中岳被关了。“这时的毛泽东有点暗然失色。
李卓然：“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部署正在积极进行。
出动兵力40万。分为三路：左路蔡廷锴指挥6个师和一个新编第四旅；右路军余汉谋指挥六个师和一个独立二旅；中路陈诚指挥12个师，分为三个纵队，70个团，16万人；还有5个师和两个旅参战。“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部队连续作战，没有很好地休整和补充，消耗疲倦了自己。面对强大的敌人，非‘诱敌深入’不可。否则，没有出路。”
李卓然神情低落地说：“前方在准备打仗，后方也要打仗了。”
毛泽东听出话外之音，警觉地说：“后方打何仗？”
李卓然没有回答，痛苦气愤地站起来，好久才说：“罗明上报的（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中，博古发现了罗明的严重错误。”
原来，罗明从长汀出院后，在所辖的福建省，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他还向中央写了个书面报告。罗明认为闽西的上杭、永定、龙岩等边沿地区，力量薄弱，困难较多，同中心地区相比，应该有不同的工作方法、方针。他着重强调，在边沿地区要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在逐步扩大红军的同时，也应保留相当数量的地方武装。这些意见正好反映了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报告中还有刺人的字眼，让他们看了很不舒服。因此，在有一部分人员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会上博古指着罗明写来的《报告》，说：“你们听，‘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在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要批判罗明的错误。怎么能把毛泽东同斯大林、列宁相提并论？闻天同志，你要写文章，狠批这种错误的思想和观念。”
“罗明在福建搞的还是‘游击战争’，是悲观失望，是机会主义，取消主义，逃跑主义，同中央的指示相抵抗。”项英的话，无疑是火上加油。
顾作霖：“罗明执行的是受批评的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右倾主义’。要批！要狠狠地批！要发动全党来批！”
博古继续陈词：“我认为福建省委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在省委内部的一部分同志中，已经形成了以罗明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建议：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地打击！现在进行表决，同意‘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的请举手。”
就这样，罗明的省委代书记被撤销了。但是，批判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温度愈来愈高。在长汀批，使罗明心力憔悴。
他们又把罗明弄到瑞金，博古亲自单独找罗明谈话。
罗明强忍着心中的气愤，质问他：“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中央一发指示，在长汀批斗了我三天三夜，不让吃、不让喝、不让休息，究竟是为了什么？到底想干什么？我罗明弄不明白！”
博古反而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
罗明终于弄明白了，不由气怒地顶了他一句：“这还用说吗？从井冈山到反‘围剿’的胜利，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你去问问，苏区大人小孩，哪个不晓得‘毛委员’！”
“你……”博古十分生气：“你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宁相提并论呢？”
罗明不服气：“苏联有斯大林、有列宁，中国就为什么不能有个毛泽东？！领袖不是自封的，是在革命斗争中自觉形成的。有人想当领袖，还不一定当得成呢！”
“你的思想很有问题！”
博古打量着这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罗明。“你知道吗？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光是你，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所说的“更高一级的领导干部”就是指毛泽东，只是没有向他明讲罢了。罗明心中也清楚，他们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我在积极组织武装斗争，建立地方政权，发动群众，巩固苏区，扩大苏区，怎么成了‘右倾机会主义’，我不明白？”
“现在是什么形势，是一省和数省革命首先胜利，你还抱着‘游击战争’的老黄历，怎么能发展革命？怎么执行中央指示？你这不是右倾是什么？”博古理直气壮的大声叫嚷。
罗明进一步弄清楚了他们的思想和目的。
李卓然走了，毛泽东却陷入了痛苦的深思中。
天空阴云密布，冷风劲吹。毛泽东神情严肃，心情沉重地立在二楼窗前，雕塑般的一动不动。天暗了下来。吴吉清进来点燃油灯，小心地说：“主席，晚饭好了。”
毛泽东没有表示。
吴吉清有些为难，他迟疑了一下，又说道：“主席，请你吃晚饭。”
毛泽东猛然转身，发了火：“我不吃，你们要吃就吃好了。”
吴吉清碰了钉子，没趣地退下。
贺子珍见他如此这般，知道毛泽东在生气，径直上楼去。
毛泽东点燃了香烟，大口地抽着。
贺子珍进来：“润芝，该吃饭了。”
“不吃、不吃。你们吃好了。”毛泽东胸中有股怒火。
小红楼背后的北山上，毛泽东又一次地爬上山顶，坐在山顶上的岩石上，不停地抽着烟。山风，吹拂着他的头发，他也不去理一理，任凭山风吹拂。
毛泽东一直在想，前方战士们在欲血奋战，后方却在大张旗鼓地批判“罗明路线”。这哪里是批罗明，是在批我毛泽东嘛。
毛泽东就这样坐着，过了好长的时间，他才从岩石上站起身，开始一步一步，慢慢向山下走去。他的脑海里还想着一件大事，那就是前方的战事。他不住地问自己，不知反“围剿”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12。四次围剿
事情还得追朔到1932年初。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回到溪口老家。溪口在奉化县西北，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溪口东有武岭山，山上有武岭门，城楼雉堞，高耸于碧岭之间；南有剡溪，危崖兀立，曲径通幽，山脚的憩水桥，飞架在岩阙碧波其上，真是个峭壁飞虹；山腰有乐亭，重檐赤柱，掩映在参天古树之中，山顶上的文昌阁，绿树平台，四望空阔；溪口西龟、蛇二山横锁，显得俊秀挺拔；溪口镇上，长街临水，前有竹园、桃园，又有“碧潭观鱼”、“半江沉月”、“九龙飞天”、“长虹卧波”、“雷峰晚照”“仙榻卧云”等景。蒋介石表面上是不问政事，到处游山玩水，祭祖，实际上他一刻也没停顿对南京政权的操纵。杭州“栖霞洞会议”后，在1月21日，他由杭州回到南京，就洞察到日本的动向。他预料到在上海驻防的十九路军会出事，于是就派杜月笙和史良才到十九路军找蔡廷锴说是张静江有事找他，要他到杜月笙家面谈。
蔡廷锴到了杜月笙家，张静江早已在此等候。简单寒暄后，张静江就直奔主题。“十九路军一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
近来日军不断挑衅，如果不采取措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希望蔡将军能体谅中央的难处，念及中央的一贯旨意，十九路军最好撤到南翔一带，以免同日军发生冲突。再说，上海地处繁华，一开战，损失是可想而知的。蔡将军若有撤退之意，张某愿报告委座。“蔡廷锴从他的话音中已听出，一是要他避免同日军发生冲突；二是要他自动撤出上海。蒋介石派他来，说明了委座对他十九路军不放心，对他蔡廷锴不放心。他还清楚，张静江是蒋介石的谋士之一，他不好出面，要张静江出面，这越发说明蒋介石对他不放心。见面的地点选在青红帮老板杜月笙家，这又进一步说明，还有一层逼他就范的意思。蔡廷锴想到此，心中的气就一个劲地往上涌。他没有被吓倒，当即表示：”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的军队，有权在上海驻防。这同日本又有什么联系？保卫国家领土，军人守土有责。谁胆敢来犯，我十九路军将予以迎头痛击！“
蔡廷锴不吃他那一套，拂袖而去。
在南京的蒋介石接到张静江的报告，授意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出面阻止十九路军可能发生的情况。1月27日晚，他俩人禀承蒋介石的旨意，连着发了三道急电，内容大致相同，都是要求他，要“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急电接二连三的是发给了蔡廷锴，可蒋介石还是不放心，他又连夜秘密调宪兵六团在28日赶赴上海，从北站下车，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务。宪兵六团到达后，蔡廷锴指示在闸北驻守的军队拒绝移交防务。
淞沪一开战，南京政府毫无思想准备，马上迁都洛阳，躲避战乱。“一二八”事变后，在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蒋介石也不得不做出抗战的姿态。在1月30日发表了（为“一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时，乘坐的是火车，张治中到浦口迎接他，提出“中央部队必须参战，若没有别的人可去，他愿意带兵前往。”蒋介石当时满口答应。“好，很好！”
何应钦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调京沪、京杭线上的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组成第五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参加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坚持了33天，最后以妥协告终。十九路军被调离上海，驻守在沪宁线上。蒋介石又采取了他惯用的手法，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要他同红军作战。要么被红军消灭，要么消灭红军，这两种结局，对他来说，哪一种都好。
在此期间，蒋介石还逼张学良下台，让何应钦取而代之。
蒋介石在第二次上台以后，尽管他东奔西跑，摆出抗战的姿态，那是迫于民众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他是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围剿”红军作为他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当他同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后，于1932年4月7日，蒋介石乘军舰到武汉视察，听取了湖北省府主席何成浚关于湘鄂西、鄂豫皖红军的情况汇报，又于4月18日，在庐山召开了由湖北、安徽、河南、江西、湖南五省“剿匪”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围剿”的计划和战略战术。蒋介石把这次“围剿”定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军事行动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先占领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第二步东西夹击，而后由北向南推进，妄图把红四方面军挤出大别山，在湖北的英山以南、长江以北地区消灭红四方面军。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5月22日，南京在各大报纸上和电台予以公布。蒋介石又一次亲自出马，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总司令，曹浩森为参谋长，司令部设在江城的武汉。出兵30万“围剿”大别山和湘鄂西的红军。
蒋介石在鄂豫皖军事上得手后，又着手对江西红军采取“围剿”，多次电告前线将领，催逼各路兵马加快推进速度。军事布置大体上有了头绪时，蒋介石于2月6日亲自到了南昌，召开“围剿”会议。到会的有：何应钦总司令、贺国光参谋长、中路车总指挥陈诚、第一纵队指挥罗卓英、第二纵队指挥吴奇伟、第三纵队指挥赵观涛、左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右路军总指挥余汉谋等围坐在一条长形桌前，正在相互议论和私语。
“委员长到。”厅外一声长呼。
众将官霍然站起，人人昂首挺胸，精神十足。
蒋介石军装笔挺，迈着方步进到厅中，在主座位置上站定。他微笑着又不失威严地扫视着诸位将官，而后抬起双手，示意众人坐下。
众将官在蒋介石的手势下动作利索地落座。
蒋介石缓慢而又有力地讲道：“我把诸位从前线召回来，不用讲，各位司令官都明白，从民国十九年至民国二十二年初，三年多来，我们兴师动众，‘围剿’江西‘赤匪’，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奏效。这次出兵40万。”讲到此，蒋介石伸出右手张开四指，提高了声调。“当前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圣人‘攘外必须安内’。我中国五大患，乃在人心复杂散漫，精神萎靡不振，而又不能忍苦耐劳，乃至寇深匪狂，弄得国乱，民不聊生。”这时蒋介石动了情感，眼中挤出几滴眼泪，用手绢擦擦，接着陈词激昂。“望各司令官，效命党国，解救民众与水火之中。‘分进合击’，聚歼‘赤匪’，重奖作战有功人员。”
南昌军事会议后，各路兵马依令而行。
到了2月下旬，周恩来、朱德俩人正在商议作战部署，刘伯承总参谋长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匆忙进入总部。
刘伯承告诉他俩人：“敌情发生了变化。”
周恩来、朱德同时转身望着进来的刘伯承。
刘伯承走到地图前，指着地图说：“根据我们的侦察，罗卓英的第一纵队三个师，现由宜黄、乐安地区向我军后方迂回，吴奇伟的第二纵队已集中于南城，一个师到了新丰街，企图在赵观涛第三纵队的策应下，同我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
周恩来思索后说：“敌人在南丰地区集中了十一个师的兵力，妄图同我决战。在如此密集的敌人面前作战于我不利。”
朱德：“面对强大的敌人，我军主动撤出南丰地区，向南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等待时机。为了造成敌人的错觉，让周建屏、肖劲光带十一军壮大声势，在里塔圩和新丰街之间，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
这一计划果然奏效。进到乐安南某地的罗卓英纵队，在山间开阔地带竖起了无数个帐篷。连日来的疲劳，士兵都熟睡。纵队司令部的大帐篷内，却是灯火通明。罗卓英正对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讲：“据飞机侦察，共军主力已由新丰街南渡过抚河，陈司令官命令我部同二纵队、三纵队合围共军于黎川。”
李明道：“三纵在金溪，地处平原，适合于大兵团推进；二纵在南城、虽有高山，可沿抚河推进；唯我部处在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的境地。”
陈时骥建议道：“我部应合兵一处，循环渐进，虽然共军主力已经渡过抚河，还是小心以防不测。”
罗卓英：“十一师南下黄陂，你们二位率部经固岗、蛟湖到黄陂同十一师会合。”
俩人只好依令而行。这一天，蛟湖一带，山高林密，细雨朦朦，薄雾环绕。
雨雾中的李明在马上催军前进。因道路泥泞，加上视线不良，敌兵行进艰难。突然路两边的山上响起了枪声……
原来，这是林彪的红一军团，在此等候多时。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歼灭五十二师师部和一个团的兵力，活捉师长李明。接着又于3月1日，在登仙桥活捉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
当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在宁都北的红军总部听到两天两仗，活捉两位师长时，非常高兴。
而在抚州的中路军司令部里，陈诚正在为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全军覆没，伏案痛哭不止，显得十分悲切。司令部把守的士兵得到了何应钦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有几位军官求见，都被挡了回去。
陈诚满面泪痕地立在蒋介石画像前，十分虔诚地忏悔：“校长，学生无能，出师未捷，先损兵折将，愧对校长的栽培。
我还有何面目再见校长。“他说着拔出了腰间配剑，双手托在胸前，两眼长久地凝视着。
机要官手拿电报，匆匆走来。卫兵将其拦阻，机要官面带怒容地说：“南京急电。”卫兵这才将他放进。他一进去，就看见陈诚羞愧、悲痛地举起了“成仁剑”，机要官大惊失色，不由大叫一声：“司令官……”
陈诚一愣，看见拿电报的机要官，手中的“成仁剑”滑落地上。
“南京急电。